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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70年代末，浪漫主义在中国再度兴起。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中通过对生命意识的礼赞、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加之莫言奇特的想象，将浪漫主义发挥到极致。本文从新时期的浪漫主义角度分析和探讨《红高粱家族》中的浪漫主义书写。
关键词：新时期浪漫主义；《红高粱家族》；生命意识；精神自由；想象；象征
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创作于1986年，作品以抗战为背景，描叙战争题材的寻根文学小说。作者通过对高密东北乡的回忆挖掘了中华民族的生命意识和性格底蕴，深深感受到了人性的美与丑、善良与邪恶。作者用浪漫主义手法将草莽英雄儿女和家族血泪史生动而真实地揭示出来，表现了中国农民的血气与精神。同时也开启了新时期作家的艺术想象。
浪漫主义是文艺创作手法之一，而中国的文学理论中始终无视浪漫主义。杨春忠和石兴泽则提出了一个“转型时期中国浪漫主义文学[1]”的概念，提出中国新的浪漫主义的出现。而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则属于浪漫主义文学范畴，具有浓重的浪漫气息。
一、中国新时期的浪漫主义
我国浪漫主义曾经销声匿迹，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浪漫主义才再度萌芽。浪漫主义小说再度兴起，无论从形式还是题材都有了一个新突破。刘忠和杨金梅将转型时期的浪漫主义分为低调的浪漫和悲凉的浪漫。其中悲凉的浪漫主要是指寻根作家的浪漫，说他们寻求民族文化之根，选择边塞、草原、森林、荒溪，借助于古老的神话传说和率真质朴的乡风民俗抒发浪漫激情，“外在的、客观的真实让位于主观的、想象的、憧憬的真实，苍凉沉郁、荒诞神秘的艺术氛围中，现实的痛楚、道德的约束、文化心理的禁忌、社会契约的戒律统统失去了原有的尊严。”[2]因而格调有些悲凉。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就属于这种浪漫。
新时期的浪漫主义与之前相比确实有很多超越。杨彬在《浪漫主义小说在新时期的超越》中提出：情感方面，肯定、讴歌、赞颂大自然，并赋予理想化色彩；取材上，背向现实，面对过去，描写古老的传统、遥远的过去、逝去的青春，退避政治，反映人性；艺术表现上经常运用浓郁的抒情、奇特的想象、大胆的夸张、深邃的意境、隐奥的象征等手法，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新时期的浪漫主义，在故事叙述或细节上描写上采取了浪漫主义手法，尤其是描写爱情上的浪漫主义。在塑造人物形象上主要表现为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赋予人物英雄的性格、坚定的信念、崇高的追求、辉煌的业绩、宽广的胸怀，作品也因此表现出浪漫主义情怀。在创作上运用奇特的想象并采用比喻、象征和极其夸张的表述。其中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创造精神、奇特想象，人们身上那顽强的生命力、原始野性及其震撼力寄托了作家的民族精神和性格理想。
二、《红高粱家族》的浪漫主义色彩
莫言以惊世骇俗的叛逆性显示出粗野的浪漫主义特色。草莽英雄无所畏惧的豪迈性格，杀人越货、精忠报国的传奇故事，英勇悲壮的战争场面，淋漓尽致的叙事风格，无边无际的红高粱所形成的红海洋般的生命意象，无一不表现着作品的浪漫主义色彩，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一）生命意识书写浪漫主义
朱寨、张炯在论书莫言的《红高粱》中指出，“在汪洋恣肆的浪漫主义笔墨中，作家淋漓酣畅地发掘中华民族生命深处那种百年来被封建文明驯育而昏睡着的生命血性，高拔健迈的红高粱意象与蓬勃茁壮的生命精神互映，融而为一，汇聚成汹涌澎湃的生命洪流。”[3]这里指出“生命思潮”表现出浪漫主义气息，指出“生命意识”书写表现了浪漫主义精神。这部作品和第一章分别以红高粱家族和红高粱命名，开篇营造了一个有生机的氛围，“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4]红高粱是高密东北乡的生命食粮，他是高密人生活的地方，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悲壮传奇、爱恨情仇等所有的一切幸福和悲剧都是在这火红的高粱地里发生的。红高粱表现了民间原始的生命力和野性，并在这高粱世界里体现出狂野而又坚韧的生命意识。生活在这片红高粱里的人，他们面临饥饿、贫穷，以及日本人带来的灾难，但是苦难并没有击垮他们，反而激发起他们身上如红高粱般奔腾的血液、红高粱般高昂的斗志。“香气馥郁”的高粱酒中也跳动着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精神，这里的人们酣畅淋漓地喝酒、醉酒、祭酒，任情地享受生命，在高粱酒的浸染下，演出了一幕幕豪壮场面。爷爷往酒里撒尿偶得更加香醇的独门配方，象征着强悍生命酿造的本色。
莫言还讲述了一个个野性生命，塑造以余占鳌为代表的一批具有独特个性和民族精神的人物形象，展现了其粗犷豪放、性情彪悍、狂放不羁、生命力强的性格。余占鳌是名满天下的抗日英雄，在抗战中他失去了弟兄，失去了最亲最爱的人，余占鳌就是带领“连聋带哑连瘸带拐”的队伍豁出生命去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爷爷余占鳌的豪放不羁、奶奶戴凤莲的泼辣果断、罗汉大爷的不屈不挠、东北乡人的彪悍粗野等，都张扬着独立人格和生命欲望，傲然地活出生命的强度，浑身散发着生命意识。
（二）追求精神自由的爱情浪漫主义
单家儿子有麻风病，单家用钱权把戴凤莲强娶回家，半路上遭到抢劫并遭到土匪头子余占鳌奸淫。他以一种既不道德也不光彩的方式得到了我奶奶。这种情节在一贯的作品中，女性会上演悲惨的一幕，但是在莫言笔下，戴凤莲是一个勇敢地反抗封建习俗和礼教观念的女性，一个敢于和命运抗争、义无反顾地决定自己命运的女性。正如莫言所说，“她老人家不仅仅是抗日的英雄，也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5]她“大行不拘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心比天高，敢于反抗，敢于斗争，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性。正是她的反叛，才成就了她和余占鳌的爱情。她和余占鳌不顾封建礼教，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野合，作者将二人的结合淋漓尽致得书写出来，表现了人的力量和人的自由。莫言也肯定了这种性和野合，这种性爱礼赞就是对民族精神和生命的礼赞，显示出极强的浪漫主义色彩。
我爷爷和奶奶在这红高粱中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人格自由。尤其我奶奶戴凤莲行为不拘、情感放纵、思想前卫，她的逍遥自在、为所欲为谁也无法阻挡，她的个性同时也征服了我爷爷和我父亲。莫言在描写临死前的戴凤莲时，有一段极其精彩的自白： “天，你认为我有罪吗？你认为我跟一个麻风病人同枕交颈，生出一窝癞皮烂肉的魔鬼，使这个美丽的世界污秽不堪是对还是错？天，什么叫贞洁？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6]
这些话直白的表露出戴凤莲对封建礼教的抗争，对生命自由的追求。她“蔑视着人间的道德和堂皇的说教，表现着人的力量和人的自由、生的伟大爱的光荣。”
（三）奇特的想象
高粱地并非出自莫言的童年情绪记忆。“我确实不曾看到过如此浩瀚的高粱地，小说中的世界是我创造的。”高粱地是作者的主观遐想。读完整本《红高粱家族》后我明白了作者为什么创造红高粱的世界。我们知道，高粱是我们祖先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中华民族依靠他繁衍生息，它养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它枝繁叶茂象征着中华民族的生命活力，它色泽鲜红象征着中华民族的精气血性，它纤维粗硬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不屈性格。作者之所以有意将红高粱与中国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其目的就是要讴歌融入自然的生命现象与朴实无华的民族精神。这种回归自然去塑造民族精神绝不是莫言个人随心所欲的想象，而是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就共同追求的思想信仰。
他在运用修辞手法上体现想象力更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比喻和想象能力联系紧密，好的比喻正证明了作家想象力的丰富，给人带来一种美的享受。莫言酷爱比喻，这种修辞在《红高粱家族》中随处可见，而且他总是能比喻出新意来，常常出奇制胜，别有一番滋味。喻体常常是乡间随处可见的动物或植物。如莫言在《高粱殡》中写道：“这个人的脸像一条漫长的道路，路上铺满土黄色的傲慢灰尘，灰尘中弥漫着狡诈的狐狸气味。”莫言把人的脸比作漫长的路，感觉两者没有共同之处。我们知道这里描写的是一个长途跋涉、脸上布满灰尘的八路军，他们已经很劳累，将脸比作路，由路联想到灰尘，在联想到灰尘中的狐狸气息，一个劳累而用聪明的人物形象就展现在人们眼前。莫言就是这样，有时本体和喻体完全不合常理，让人们觉得很荒诞。如：“马骡驴粪像干萎的苹果，牛粪像虫蛀过的薄饼，羊粪稀拉拉像震落的黑豆”[7]也只有莫言能把让人觉得恶心厌恶的东西和吃的联系在一起。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莫言自己也说：“我对自己的想象力，使用语言的能力还是有自信的。感觉还是能够把一件简单的事情还是有自信的。感觉还是能够把一件简单的事情经过想象编成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除了特色鲜明的比喻，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中还运用了拟人修辞手法。莫言怀着一颗万物都有生命的想象之心把动物植物都描写到出神入化的境界。红高粱代友生命的气息，长着“沉甸甸的头颅”，“每一穗高粱都是一个深红的成熟的面孔”，它们“合成一个壮大的集体，形成一个大度的思想，它们会“滋滋乱叫”，会发出“嚓嚓啦啦的幽鸣声”，它们“与人一起等待着时间的花朵结出果实”。当我爷爷和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时，它们“把头伸到路当中，向着我奶奶弯腰致敬。当日本人侵入时。高粱把”暗红色的高粱头颅擎在浑浊的黄水里，顽强地向苍天呼吁”。莫言真的是把高粱给写火了，在他笔下，高粱如人一样生存，把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
（四）象征手法的运用
象征是浪漫主义中的常用修辞手法。莫言曾说过：“我认为，没有象征和寓意的小说是清汤寡水。空灵美、朦胧美都难离象征而存在。”这种手法在《红高粱家族》中贯穿着全文，显示出了高密东北乡人如红高粱般的血色精神和生命力。
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为我们展示了高密东北一片片火红的高粱地，就在这片高粱地上记载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爱情，在这片高粱地上我们感受到了一种顽强的生命力。他们在高粱地里野合，敢于为了朋友去反抗日本军队，为了争取自己的独立敢于反抗一切。而这些恰恰是莫言所赞美的东西。这种大片大片的红高粱一直贯穿其中，在夸张的语言下渲染出蓬勃的生命力。而莫言在描写戴凤莲死时，也将她与红高粱相连在一起，这更多是一种自由精神的传达。在戴凤莲眼里，她在死亡的瞬间感受是回顾了“三十年红高粱般充实的生活”，她是幸福的。
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中对生命力的张扬、对自由精神的追求、象征手法的运用加之以奇特的想象，将浪漫主义书写得淋漓尽致。他所要传达的感情通过他独到的笔法传达给读者，让我们每一个读者心中都回荡着那片火红的红高粱，那是“家族的光荣的图腾和我们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的象征”[8]。他的红高粱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让人眼前一亮，是极其震撼人心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作者单位：北华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石兴泽、杨春忠.转型时期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 刘忠、杨金梅.新时期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及其走向[J].学习与探索，2001（1）
[3] 朱寨、张炯.当代文学思潮[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339页
[4] 莫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3页
[5] 莫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12页
[6] 莫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64页
[7] 莫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5页
[8] 莫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351页
关键词：新时期浪漫主义；《红高粱家族》；生命意识；精神自由；想象；象征
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创作于1986年，作品以抗战为背景，描叙战争题材的寻根文学小说。作者通过对高密东北乡的回忆挖掘了中华民族的生命意识和性格底蕴，深深感受到了人性的美与丑、善良与邪恶。作者用浪漫主义手法将草莽英雄儿女和家族血泪史生动而真实地揭示出来，表现了中国农民的血气与精神。同时也开启了新时期作家的艺术想象。
浪漫主义是文艺创作手法之一，而中国的文学理论中始终无视浪漫主义。杨春忠和石兴泽则提出了一个“转型时期中国浪漫主义文学[1]”的概念，提出中国新的浪漫主义的出现。而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则属于浪漫主义文学范畴，具有浓重的浪漫气息。
一、中国新时期的浪漫主义
我国浪漫主义曾经销声匿迹，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浪漫主义才再度萌芽。浪漫主义小说再度兴起，无论从形式还是题材都有了一个新突破。刘忠和杨金梅将转型时期的浪漫主义分为低调的浪漫和悲凉的浪漫。其中悲凉的浪漫主要是指寻根作家的浪漫，说他们寻求民族文化之根，选择边塞、草原、森林、荒溪，借助于古老的神话传说和率真质朴的乡风民俗抒发浪漫激情，“外在的、客观的真实让位于主观的、想象的、憧憬的真实，苍凉沉郁、荒诞神秘的艺术氛围中，现实的痛楚、道德的约束、文化心理的禁忌、社会契约的戒律统统失去了原有的尊严。”[2]因而格调有些悲凉。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就属于这种浪漫。
新时期的浪漫主义与之前相比确实有很多超越。杨彬在《浪漫主义小说在新时期的超越》中提出：情感方面，肯定、讴歌、赞颂大自然，并赋予理想化色彩；取材上，背向现实，面对过去，描写古老的传统、遥远的过去、逝去的青春，退避政治，反映人性；艺术表现上经常运用浓郁的抒情、奇特的想象、大胆的夸张、深邃的意境、隐奥的象征等手法，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新时期的浪漫主义，在故事叙述或细节上描写上采取了浪漫主义手法，尤其是描写爱情上的浪漫主义。在塑造人物形象上主要表现为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赋予人物英雄的性格、坚定的信念、崇高的追求、辉煌的业绩、宽广的胸怀，作品也因此表现出浪漫主义情怀。在创作上运用奇特的想象并采用比喻、象征和极其夸张的表述。其中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创造精神、奇特想象，人们身上那顽强的生命力、原始野性及其震撼力寄托了作家的民族精神和性格理想。
二、《红高粱家族》的浪漫主义色彩
莫言以惊世骇俗的叛逆性显示出粗野的浪漫主义特色。草莽英雄无所畏惧的豪迈性格，杀人越货、精忠报国的传奇故事，英勇悲壮的战争场面，淋漓尽致的叙事风格，无边无际的红高粱所形成的红海洋般的生命意象，无一不表现着作品的浪漫主义色彩，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一）生命意识书写浪漫主义
朱寨、张炯在论书莫言的《红高粱》中指出，“在汪洋恣肆的浪漫主义笔墨中，作家淋漓酣畅地发掘中华民族生命深处那种百年来被封建文明驯育而昏睡着的生命血性，高拔健迈的红高粱意象与蓬勃茁壮的生命精神互映，融而为一，汇聚成汹涌澎湃的生命洪流。”[3]这里指出“生命思潮”表现出浪漫主义气息，指出“生命意识”书写表现了浪漫主义精神。这部作品和第一章分别以红高粱家族和红高粱命名，开篇营造了一个有生机的氛围，“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4]红高粱是高密东北乡的生命食粮，他是高密人生活的地方，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悲壮传奇、爱恨情仇等所有的一切幸福和悲剧都是在这火红的高粱地里发生的。红高粱表现了民间原始的生命力和野性，并在这高粱世界里体现出狂野而又坚韧的生命意识。生活在这片红高粱里的人，他们面临饥饿、贫穷，以及日本人带来的灾难，但是苦难并没有击垮他们，反而激发起他们身上如红高粱般奔腾的血液、红高粱般高昂的斗志。“香气馥郁”的高粱酒中也跳动着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精神，这里的人们酣畅淋漓地喝酒、醉酒、祭酒，任情地享受生命，在高粱酒的浸染下，演出了一幕幕豪壮场面。爷爷往酒里撒尿偶得更加香醇的独门配方，象征着强悍生命酿造的本色。
莫言还讲述了一个个野性生命，塑造以余占鳌为代表的一批具有独特个性和民族精神的人物形象，展现了其粗犷豪放、性情彪悍、狂放不羁、生命力强的性格。余占鳌是名满天下的抗日英雄，在抗战中他失去了弟兄，失去了最亲最爱的人，余占鳌就是带领“连聋带哑连瘸带拐”的队伍豁出生命去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爷爷余占鳌的豪放不羁、奶奶戴凤莲的泼辣果断、罗汉大爷的不屈不挠、东北乡人的彪悍粗野等，都张扬着独立人格和生命欲望，傲然地活出生命的强度，浑身散发着生命意识。
（二）追求精神自由的爱情浪漫主义
单家儿子有麻风病，单家用钱权把戴凤莲强娶回家，半路上遭到抢劫并遭到土匪头子余占鳌奸淫。他以一种既不道德也不光彩的方式得到了我奶奶。这种情节在一贯的作品中，女性会上演悲惨的一幕，但是在莫言笔下，戴凤莲是一个勇敢地反抗封建习俗和礼教观念的女性，一个敢于和命运抗争、义无反顾地决定自己命运的女性。正如莫言所说，“她老人家不仅仅是抗日的英雄，也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5]她“大行不拘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心比天高，敢于反抗，敢于斗争，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性。正是她的反叛，才成就了她和余占鳌的爱情。她和余占鳌不顾封建礼教，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野合，作者将二人的结合淋漓尽致得书写出来，表现了人的力量和人的自由。莫言也肯定了这种性和野合，这种性爱礼赞就是对民族精神和生命的礼赞，显示出极强的浪漫主义色彩。
我爷爷和奶奶在这红高粱中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人格自由。尤其我奶奶戴凤莲行为不拘、情感放纵、思想前卫，她的逍遥自在、为所欲为谁也无法阻挡，她的个性同时也征服了我爷爷和我父亲。莫言在描写临死前的戴凤莲时，有一段极其精彩的自白： “天，你认为我有罪吗？你认为我跟一个麻风病人同枕交颈，生出一窝癞皮烂肉的魔鬼，使这个美丽的世界污秽不堪是对还是错？天，什么叫贞洁？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6]
这些话直白的表露出戴凤莲对封建礼教的抗争，对生命自由的追求。她“蔑视着人间的道德和堂皇的说教，表现着人的力量和人的自由、生的伟大爱的光荣。”
（三）奇特的想象
高粱地并非出自莫言的童年情绪记忆。“我确实不曾看到过如此浩瀚的高粱地，小说中的世界是我创造的。”高粱地是作者的主观遐想。读完整本《红高粱家族》后我明白了作者为什么创造红高粱的世界。我们知道，高粱是我们祖先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中华民族依靠他繁衍生息，它养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它枝繁叶茂象征着中华民族的生命活力，它色泽鲜红象征着中华民族的精气血性，它纤维粗硬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不屈性格。作者之所以有意将红高粱与中国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其目的就是要讴歌融入自然的生命现象与朴实无华的民族精神。这种回归自然去塑造民族精神绝不是莫言个人随心所欲的想象，而是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就共同追求的思想信仰。
他在运用修辞手法上体现想象力更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比喻和想象能力联系紧密，好的比喻正证明了作家想象力的丰富，给人带来一种美的享受。莫言酷爱比喻，这种修辞在《红高粱家族》中随处可见，而且他总是能比喻出新意来，常常出奇制胜，别有一番滋味。喻体常常是乡间随处可见的动物或植物。如莫言在《高粱殡》中写道：“这个人的脸像一条漫长的道路，路上铺满土黄色的傲慢灰尘，灰尘中弥漫着狡诈的狐狸气味。”莫言把人的脸比作漫长的路，感觉两者没有共同之处。我们知道这里描写的是一个长途跋涉、脸上布满灰尘的八路军，他们已经很劳累，将脸比作路，由路联想到灰尘，在联想到灰尘中的狐狸气息，一个劳累而用聪明的人物形象就展现在人们眼前。莫言就是这样，有时本体和喻体完全不合常理，让人们觉得很荒诞。如：“马骡驴粪像干萎的苹果，牛粪像虫蛀过的薄饼，羊粪稀拉拉像震落的黑豆”[7]也只有莫言能把让人觉得恶心厌恶的东西和吃的联系在一起。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莫言自己也说：“我对自己的想象力，使用语言的能力还是有自信的。感觉还是能够把一件简单的事情还是有自信的。感觉还是能够把一件简单的事情经过想象编成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除了特色鲜明的比喻，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中还运用了拟人修辞手法。莫言怀着一颗万物都有生命的想象之心把动物植物都描写到出神入化的境界。红高粱代友生命的气息，长着“沉甸甸的头颅”，“每一穗高粱都是一个深红的成熟的面孔”，它们“合成一个壮大的集体，形成一个大度的思想，它们会“滋滋乱叫”，会发出“嚓嚓啦啦的幽鸣声”，它们“与人一起等待着时间的花朵结出果实”。当我爷爷和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时，它们“把头伸到路当中，向着我奶奶弯腰致敬。当日本人侵入时。高粱把”暗红色的高粱头颅擎在浑浊的黄水里，顽强地向苍天呼吁”。莫言真的是把高粱给写火了，在他笔下，高粱如人一样生存，把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
（四）象征手法的运用
象征是浪漫主义中的常用修辞手法。莫言曾说过：“我认为，没有象征和寓意的小说是清汤寡水。空灵美、朦胧美都难离象征而存在。”这种手法在《红高粱家族》中贯穿着全文，显示出了高密东北乡人如红高粱般的血色精神和生命力。
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为我们展示了高密东北一片片火红的高粱地，就在这片高粱地上记载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爱情，在这片高粱地上我们感受到了一种顽强的生命力。他们在高粱地里野合，敢于为了朋友去反抗日本军队，为了争取自己的独立敢于反抗一切。而这些恰恰是莫言所赞美的东西。这种大片大片的红高粱一直贯穿其中，在夸张的语言下渲染出蓬勃的生命力。而莫言在描写戴凤莲死时，也将她与红高粱相连在一起，这更多是一种自由精神的传达。在戴凤莲眼里，她在死亡的瞬间感受是回顾了“三十年红高粱般充实的生活”，她是幸福的。
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中对生命力的张扬、对自由精神的追求、象征手法的运用加之以奇特的想象，将浪漫主义书写得淋漓尽致。他所要传达的感情通过他独到的笔法传达给读者，让我们每一个读者心中都回荡着那片火红的红高粱，那是“家族的光荣的图腾和我们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的象征”[8]。他的红高粱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让人眼前一亮，是极其震撼人心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作者单位：北华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石兴泽、杨春忠.转型时期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 刘忠、杨金梅.新时期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及其走向[J].学习与探索，2001（1）
[3] 朱寨、张炯.当代文学思潮[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339页
[4] 莫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3页
[5] 莫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12页
[6] 莫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64页
[7] 莫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5页
[8] 莫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3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