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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历经近30年的改革，我国竞技体育逐渐形成了实行计划管理；政府投入为主，社会为补充；强调目标的高度一致性；坚持组织实施一体化；政府（职能部门）管办结合等特点。这些特点与当前竞技体育改革所确立的“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育管理体制”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冲突，从而导致在改革实践中引发了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得竞技体育改革进一步深化所面临的问题从微观、操作层面的战术问题上升为宏观、整体层面的战略目标的选择问题。基于此现状，本研究认为，对于目前竞技体育改革来说，首先必须从战略高度依据国家社会总体改革目标明确竞技体育改革的价值取向和战略目标，才能为解决当前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供认识基础和理论依据，也才能为深化竞技体育改革，实现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指明方向、提供动力。
关键词：竞技体育；改革；演进；反思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8-1032-03
Adjustment of Tactics and Localization of Strategy
——On the Introspection of Athletics Sports Reforms' Gradual Progress and History
HE Qiang, ZHAO Heng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 China)
Abstract:In the past 30 years, our athletics has formed planned management; The government bear the main investment, supplemented by the society; Emphasize the high consistency goal; Insist on organizing and integrate; The government (functional department ) is in charge of doing the characteristic of combining etc. In the market economics, this model caused some implacable contradictions in practice, make the reform faced from the microcosmic further, choice question of strategic objective that the tactics question of operating the aspect becomes the macroscopic, whole aspect. So at present, We must define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reform and strategic objective from the social reform goal, and then, could offer for solving various kinds of problems appearing in the reform and realize the foundation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in order to deepen the athletics sports reform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thletics sports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 offers motive force too.
Key words: athletics sports; reform; gradual progress; review
竞技体育改革，其实质是根据特殊的时代背景对其发展所作的战略调整。这一调整，既包含了战略目标的定位，也包含了战术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其中，目标反映了改革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改革的方向和措施的制定、实施；而改革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在验证目标价值取向正确与否的同时，更为修正目标提供了直观的参照。因此，为了“盘整和反思改革”，我们也必须从这两个层面来审视近30年的竞技体育改革历史。
1 我国竞技体育改革历史的回顾
文革结束后，为了迅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满足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1979年全国体工会做出了“国家体委和省一级体委在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侧重抓提高”的战略调整［1］。这样，50、60年代形成的“竞技体育赶超发展战略”逐步演变为以奥运会为核心的“竞技体育优先发展战略”［2］，吹响了竞技体育改革的号角。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胜利在极大的振奋民族精神的同时也对我国竞技体育改革注入了强大的动力。1985年全国体工会正式出台了“奥运战略”，统领我国竞技体育的各项改革和发展。1986年国家体委下发了《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在肯定“现行领导体制基本可行”这一大前提下，依据“建设社会主义体育强国”的目标和“以革命化为灵魂、以社会化和科学化为两翼，实现体育腾飞”的指导思想，重点就领导体制、训练体制、竞赛体制等与实际工作不相适应的方面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从而在原有基础上完善了在50、60年代形成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发展模式，初步形成了以发展竞技体育为先导，带动体育事业全面发展的战略布局［3］。
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确立以后，国家体委也开始了以“改革体制为关键、转化机制为核心、足球改革为突破口”探索体育改革道路。1993年国家体委下发了《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明确了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体育改革的战略总目标与总任务：改变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纯依赖国家和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办体育的高度集中的体育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现代体育运动规律，国家调控，依托社会，有自我发展活力的体育体制和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形成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格局。力争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新体制［4］。在这一目标指导下，竞技体育各项改革也在战术层面具体展开，主要表现在以协会实体化和项目管理中心组建为主要标志的机构调整和职能转变，以及以足球职业化为突破口所进行的产业化改革等。此外，为了在最大程度上减轻改革给奥运战略带来的震荡，1995年专门制定了具有“滚动性质”的《奥运争光计划纲要（1994-2000年）》［5］，从项目布局调整、结构优化、新型国家队建制等方面对训练体制进行改革；从全运会入手对竞赛体制进行大幅度改革，以及建立效益投资体系，保证资源的供给。通过这些强制性的措施保证奥运战略的顺利实施。
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举国体制在竞技体育，尤其是奥运争光中的突出作用得到一致公认，虽然在雅典奥运会前后，针对举国体制出现了大规模的讨论，并且形成了两种泾渭分明声音——支持与反对，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到举国体制的地位确位。此后，举国体制也频频出现在一些重大文件以及领导人的讲话中。如《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奥运争光计划纲要（2001-2010年）》以及《体育事业“十一五”规划》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文件都明确表示“坚持和完善举国体制”。在学术界，也针对如何“坚持和完善举国体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因此，这一时期竞技体育改革明显地出现了一种思潮，那就是围绕竞技体育的改革从上世纪末期提出的“构建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新体制”转变为“坚持和完善举国体制”，体育改革由“战略转型”演变为“战术调整”。
2 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的特点
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是在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举国体制基础上,历经上世纪80、90年代改革延续下来的。虽然在这40余年演变过程中，依据不同的时代背景，也不断对这一模式进行调整和改革，但是大多数是在其原有框架内进行的调整和补充，基本架构和运行机制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即使在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大变革中，我们也仍然用奥运争光计划纲要的形式对这一模式进行了确认，因此，对这一模式的详细解读是认识竞技体育改革的前提和基础。杨桦等认为,举国体制是在特定时期和资源约束双重背景下,出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殊需要,或为了应对某种突发事件,运用的较大规模的调配资源的组织方式和运行体系,其本质特征是国家利益目标至上性”［7］。归纳以上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结合举国体制的实际运作模式，从管理的角度分析，这一模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2.1 实行计划管理 “计划”是对发展目标进行的任务分解、措施选择和步骤安排，是“举国体制”的实施纲领。没有“计划”，也就没有“举国体制”。新中国成立之初，体育就被视为“为生产和国防服务”的重要手段而纳入国家建设的整体规划之中。1952年为了备战赫尔辛基奥运会，中央组织部和团中央联合发出了《选拔各项运动选手集中培养的通知》，集中训练、集中管理。在上世纪60年代的调整中，竞技体育划归体委管理，专门设立运动竞赛司，负责竞技体育具体事务，制定详细的计划安排。
文革结束后，在1980年全国体工会对建国以来30年体育工作的总结报告中，计划管理方式得到一致认同：“在我国，体育纳入国家计划，能够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按比例有重点地分配财力、物力。这样就能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使体育上得更快一些。”［6］。特别是为了满足参加奥运会竞争的需要，对竞技体育实施计划管理的趋势进一步加强。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竞技体育也开始探索适应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和发展模式。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形成了体委（总局）集中领导下的“双轨制”管理模式。主要表现在：在管理体制上，强化总局宏观管理与事业单位具体负责相结合；项目管理按照“奥运项目”和“非奥项目”分别实施国家为主和社会为主的投入方式；人才培养采用体委系统内与系统外不同培养模式并存；队伍管理采用专业管理和职业管理；以“奥运争光”为龙头的竞赛管理模式和职业联赛、商业竞赛模式等。通过计划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相结合的“双轨制”管理模式，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计划管理的色彩。但是“双轨制”管理下，“奥运争光”的竞技体育目标模式并未发生变化，因此计划管理仍然保持着相对的优势，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2.2 政府投入为主，社会为补充 在竞技体育高度国际化、组织化的大趋势下，权威而强有力的发展主体是推动竞技体育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尤其是在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竞技体育的发展更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体育改革以前,国家通过支付全额经费来发展竞技体育，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8］。在资源紧缺时期，国家体委通过“部门负责制”的社会化分工，将群众体育、学校体育分解到相关部门，把国家拨给体委的经费主要用于发展竞技体育，缓解经费不足的矛盾。上世纪90年代引入市场机制以后，虽然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是资源总量不足仍然是制约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瓶颈。为此，国家体委提出产业化的发展思路，以职业竞赛为主要渠道积极吸引社会资源进入竞技体育领域，同时将非奥项目推向社会，寻求发展出路。但就奥运争光而言，主导思想仍然是依靠“扩大国家拨款的主渠道”，加大政府投入力度。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竞技体育竞争的日趋激烈，政府投入为主的资源供给方式已经形成共识。
2.3 强调目标的高度一致性 在我国，由于近代以来的特殊历史背景，现代体育的引进一开始就承载着强国强种、救亡图存历史重任。新中国成立以后，竞技体育又成为为国争光、重塑中华民族形象的重要手段，这是我国发展竞技体育的强大动因与旨归，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在这样一个选择过程中，无论是60年代的“精神原子弹”还是80年代响彻寰宇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都深刻反映了历史赋予中国竞技体育神圣而特殊的使命。为此，1979年的体工会就要求省以上体委以奥运会为主，侧重抓提高，“奥运战略”出台后，国家体委要求“各级体委都应该立足本地区，面向全世界，为奥运会作贡献，全国范围内都要以奥运会项目为重点”；在1986年体育体制改革中，国家体委也再次强调领导体制、训练体制和竞赛体制改革都要全面落实“奥运争光”的战略部署。上世纪90年代在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育改革中，国家为实现“奥运争光”出台了具有“滚动性质”的《奥运争光计划纲要》，通过项目布局调整、全运会改革等措施整合体育资源，贯彻以“奥运争光”为最高目标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就连旨在探索“新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为主要目标的足球职业化改革也提出了奥运会成绩指标，把不同类型竞技体育发展目标同构于奥运争光目标之中。进入21世纪，特别是北京申奥成功，“奥运争光”更是成为我国整个体育事业的中心目标。
2.4 坚持组织实施一体化 资源配置中的政府主体地位和发展目标的高度一致性同时也决定了政府在竞技体育发展中采用组织实施一体化的竞技体育管理模式。自上世纪80年代奥运战略出台以来，国家体委就试行项目布局向奥运会看齐、竞赛组织以奥运会竞赛为标准的竞技体育管理模式。1993年体育改革以后，国家体委更是通过《奥运争光计划纲要》，以制度的形式通过制定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在训练体制改革中以资源配置为手段重新调整全国各地区的项目布局，重点向奥运会优势项目靠拢；竞赛体制改革则运用全运会的杠杆调节作用，按照奥运会设置竞赛项目，并且在积分奖励中实行奥运会金牌带入全运会团体积分，并逐步加重积分比例，通过这些举使，整合各地方竞技体育资源，使国家整个竞技体育发展全面向奥运会靠拢。从而逐步形成了当前以体委（体育总局）为组织领导核心、以全运会竞赛体制为杠杆、以“一条龙”三级训练网为保障的“组织实施一体化”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
2.5 政府（职能部门）管办结合
政府管办结合是我国竞技体育管理的一大特征。虽然在50年代我国就形成了在体委统一领导下，国家办（体委）、部门办（行业）和单位办的格局，但是在60年代的调整中这种格局不复存在，竞技体育改由体委集中管理，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管办结合”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在80年代，曾经以“社会化为突破口”对这一体制进行了调整，但是并未对其基本结构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同时一些已经进行的调整也未能以机构设置和法律规范的形式予以确定使得改革成果缺少法律和制度保障。上世纪90年代中期改革中，虽然国家按照“精简、效能、统一”的原则改革体委机构设置，但是相应的职能转变却未能跟上。机构改革后新组建的项目管理中心同时兼具两种身份：既是国家体育行政机构的直属事业单位，具有一定的行政职能；同时又是单项协会的办事机构。虽然中心的双重身份有利于新旧体制的平稳过渡和竞技体育的稳步发展，但是同时也容易造成两种角色的混淆和职能错位，使得总局、中心、协会三者之间关系难以理清，矛盾难以协调，从而引发了备受批评的“既要制定规则、又要上场比赛、还要当裁判”现象。
3 当前我国竞技体育改革的价值取向
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总体改革目标的确立，竞技体育改革也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为目标构建新型体育管理体制”的价值取向，1993年颁布的《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所设计的体育改革总目标就集中反映了这一价值取向。此后也没有专门的体育改革目标出台，因此就目前看来，1993年所确定的改革目标是我国进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具有代表性的总体改革目标。即使当前高度强化举国体制，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学术界，不仅没有否认93改革目标，反而各种文件都强调和肯定了这一改革价值取向，因此从这一点来讲，当前的改革目标是清晰的。如果仔细分析93改革目标的表述，我们可以提取反映其基本价值取向的三组关键词，分别是：1) 改变高度集中的体育体制——建立与市场相适应的体育体制；2) 国家调控——依托社会——自我发展活力；3) 国家办——社会办——相结合。
第一组，表述了我国体育事业改革的价值取向，即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重新构建体育体制，选择新的体育发展模式［10］。第二组，应包含两层意思。首先从职能上做出了界定：政府宏观管理、调控，社会具体运作；其次是对基本运行机制的要求，以市场为体育资源的基本配置手段，增强体育自身生存与发展能力。《体育事业“十一五”规划》也对政府与社会发展体育的作用提出相同的要求。第三组，是对发展体育的组织结构与组织形式提出的要求。“国家办、社会办”中的“办”，如果理解为“投入”，就不存在问题；如果是“办事”的“办”，就与“管办分离”不一致。但从当时的几个附件，好像属于后者。不过《体育事业“十一五”规划》对此做出了区别：“明确政府在发展体育事业中的基本责任，强化政府的政策规划和公共服务职能，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兴办体育事业的积极性。”进一步明确了“管、办分离”的改革取向。
因此，通过分析这一目标的价值取向，我们可以大致把握当前竞技体育改革的整体战略思路：即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育发展模式。其要点是：1) 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国家宏观管理，社会具体运作；2)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谁投资谁受益；3) 运动项目协会成为具有法人地位的实体，是发展竞技体育的实施主体；4) 运动项目实行分类管理，属于公共产品的需求，国家投入为主。
4 结 论
我们也应该理性地看到，虽然在中国现实发展的需求下，我们还必须依靠竞技体育的金牌来振奋民族精神，提升国际地位，因此在短时间内奥运争光仍然会是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最高目标。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改革进程的加快，以举国体制为核心的竞技体育管理毕竟只是一种非常态的发展模式，它具有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的同时也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此竞技体育不能一直以自身的特殊性为借口来逃避改革，改革已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备战北京奥运会的紧要关头，我们同样不能忽略“后北京奥运会”时代竞技体育改革发展目标的重构，只有这样，竞技体育改革和发展才有前进的方向和动力。
参考文献：
［1］ 1979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C］.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主编，1989：133.
［2］ 肖林鹏，杨志勇.中国竞技体育发展观与发展模式的演变［J］.体育学刊，2003（2）：135-136.
［3］ 伍绍祖，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271-272.
［4］ 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C］.体育改革文件选编（1992-1995）国家体委政法司编 第146页.
［5］ 唐炎.对我国“奥运争光计划”的多维审视［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7（2）：16-21.
［6］ 王猛同志在1980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C］.体育运动文件汇编 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主编，1989：149.
［7］ 李元伟，等.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研究［J］.中国体育科技,2003(8)：1-5.
［8］ 秦椿林，张春平，魏来，等.再议“举国体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28（4）：437-439.
［9］ 郝勤.论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概念、特点与功能［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4（1）：7-11.
［10］ 熊晓正.关于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历史审视［J］.体育科学学科发展的现状与未来［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2：17.第31卷 第8期
关键词：竞技体育；改革；演进；反思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8-1032-03
Adjustment of Tactics and Localization of Strategy
——On the Introspection of Athletics Sports Reforms' Gradual Progress and History
HE Qiang, ZHAO Heng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 China)
Abstract:In the past 30 years, our athletics has formed planned management; The government bear the main investment, supplemented by the society; Emphasize the high consistency goal; Insist on organizing and integrate; The government (functional department ) is in charge of doing the characteristic of combining etc. In the market economics, this model caused some implacable contradictions in practice, make the reform faced from the microcosmic further, choice question of strategic objective that the tactics question of operating the aspect becomes the macroscopic, whole aspect. So at present, We must define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reform and strategic objective from the social reform goal, and then, could offer for solving various kinds of problems appearing in the reform and realize the foundation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in order to deepen the athletics sports reform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thletics sports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 offers motive force too.
Key words: athletics sports; reform; gradual progress; review
竞技体育改革，其实质是根据特殊的时代背景对其发展所作的战略调整。这一调整，既包含了战略目标的定位，也包含了战术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其中，目标反映了改革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改革的方向和措施的制定、实施；而改革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在验证目标价值取向正确与否的同时，更为修正目标提供了直观的参照。因此，为了“盘整和反思改革”，我们也必须从这两个层面来审视近30年的竞技体育改革历史。
1 我国竞技体育改革历史的回顾
文革结束后，为了迅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满足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1979年全国体工会做出了“国家体委和省一级体委在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侧重抓提高”的战略调整［1］。这样，50、60年代形成的“竞技体育赶超发展战略”逐步演变为以奥运会为核心的“竞技体育优先发展战略”［2］，吹响了竞技体育改革的号角。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胜利在极大的振奋民族精神的同时也对我国竞技体育改革注入了强大的动力。1985年全国体工会正式出台了“奥运战略”，统领我国竞技体育的各项改革和发展。1986年国家体委下发了《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在肯定“现行领导体制基本可行”这一大前提下，依据“建设社会主义体育强国”的目标和“以革命化为灵魂、以社会化和科学化为两翼，实现体育腾飞”的指导思想，重点就领导体制、训练体制、竞赛体制等与实际工作不相适应的方面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从而在原有基础上完善了在50、60年代形成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发展模式，初步形成了以发展竞技体育为先导，带动体育事业全面发展的战略布局［3］。
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确立以后，国家体委也开始了以“改革体制为关键、转化机制为核心、足球改革为突破口”探索体育改革道路。1993年国家体委下发了《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明确了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体育改革的战略总目标与总任务：改变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纯依赖国家和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办体育的高度集中的体育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现代体育运动规律，国家调控，依托社会，有自我发展活力的体育体制和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形成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格局。力争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新体制［4］。在这一目标指导下，竞技体育各项改革也在战术层面具体展开，主要表现在以协会实体化和项目管理中心组建为主要标志的机构调整和职能转变，以及以足球职业化为突破口所进行的产业化改革等。此外，为了在最大程度上减轻改革给奥运战略带来的震荡，1995年专门制定了具有“滚动性质”的《奥运争光计划纲要（1994-2000年）》［5］，从项目布局调整、结构优化、新型国家队建制等方面对训练体制进行改革；从全运会入手对竞赛体制进行大幅度改革，以及建立效益投资体系，保证资源的供给。通过这些强制性的措施保证奥运战略的顺利实施。
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举国体制在竞技体育，尤其是奥运争光中的突出作用得到一致公认，虽然在雅典奥运会前后，针对举国体制出现了大规模的讨论，并且形成了两种泾渭分明声音——支持与反对，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到举国体制的地位确位。此后，举国体制也频频出现在一些重大文件以及领导人的讲话中。如《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奥运争光计划纲要（2001-2010年）》以及《体育事业“十一五”规划》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文件都明确表示“坚持和完善举国体制”。在学术界，也针对如何“坚持和完善举国体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因此，这一时期竞技体育改革明显地出现了一种思潮，那就是围绕竞技体育的改革从上世纪末期提出的“构建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新体制”转变为“坚持和完善举国体制”，体育改革由“战略转型”演变为“战术调整”。
2 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的特点
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是在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举国体制基础上,历经上世纪80、90年代改革延续下来的。虽然在这40余年演变过程中，依据不同的时代背景，也不断对这一模式进行调整和改革，但是大多数是在其原有框架内进行的调整和补充，基本架构和运行机制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即使在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大变革中，我们也仍然用奥运争光计划纲要的形式对这一模式进行了确认，因此，对这一模式的详细解读是认识竞技体育改革的前提和基础。杨桦等认为,举国体制是在特定时期和资源约束双重背景下,出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殊需要,或为了应对某种突发事件,运用的较大规模的调配资源的组织方式和运行体系,其本质特征是国家利益目标至上性”［7］。归纳以上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结合举国体制的实际运作模式，从管理的角度分析，这一模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2.1 实行计划管理 “计划”是对发展目标进行的任务分解、措施选择和步骤安排，是“举国体制”的实施纲领。没有“计划”，也就没有“举国体制”。新中国成立之初，体育就被视为“为生产和国防服务”的重要手段而纳入国家建设的整体规划之中。1952年为了备战赫尔辛基奥运会，中央组织部和团中央联合发出了《选拔各项运动选手集中培养的通知》，集中训练、集中管理。在上世纪60年代的调整中，竞技体育划归体委管理，专门设立运动竞赛司，负责竞技体育具体事务，制定详细的计划安排。
文革结束后，在1980年全国体工会对建国以来30年体育工作的总结报告中，计划管理方式得到一致认同：“在我国，体育纳入国家计划，能够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按比例有重点地分配财力、物力。这样就能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使体育上得更快一些。”［6］。特别是为了满足参加奥运会竞争的需要，对竞技体育实施计划管理的趋势进一步加强。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竞技体育也开始探索适应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和发展模式。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形成了体委（总局）集中领导下的“双轨制”管理模式。主要表现在：在管理体制上，强化总局宏观管理与事业单位具体负责相结合；项目管理按照“奥运项目”和“非奥项目”分别实施国家为主和社会为主的投入方式；人才培养采用体委系统内与系统外不同培养模式并存；队伍管理采用专业管理和职业管理；以“奥运争光”为龙头的竞赛管理模式和职业联赛、商业竞赛模式等。通过计划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相结合的“双轨制”管理模式，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计划管理的色彩。但是“双轨制”管理下，“奥运争光”的竞技体育目标模式并未发生变化，因此计划管理仍然保持着相对的优势，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2.2 政府投入为主，社会为补充 在竞技体育高度国际化、组织化的大趋势下，权威而强有力的发展主体是推动竞技体育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尤其是在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竞技体育的发展更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体育改革以前,国家通过支付全额经费来发展竞技体育，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8］。在资源紧缺时期，国家体委通过“部门负责制”的社会化分工，将群众体育、学校体育分解到相关部门，把国家拨给体委的经费主要用于发展竞技体育，缓解经费不足的矛盾。上世纪90年代引入市场机制以后，虽然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是资源总量不足仍然是制约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瓶颈。为此，国家体委提出产业化的发展思路，以职业竞赛为主要渠道积极吸引社会资源进入竞技体育领域，同时将非奥项目推向社会，寻求发展出路。但就奥运争光而言，主导思想仍然是依靠“扩大国家拨款的主渠道”，加大政府投入力度。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竞技体育竞争的日趋激烈，政府投入为主的资源供给方式已经形成共识。
2.3 强调目标的高度一致性 在我国，由于近代以来的特殊历史背景，现代体育的引进一开始就承载着强国强种、救亡图存历史重任。新中国成立以后，竞技体育又成为为国争光、重塑中华民族形象的重要手段，这是我国发展竞技体育的强大动因与旨归，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在这样一个选择过程中，无论是60年代的“精神原子弹”还是80年代响彻寰宇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都深刻反映了历史赋予中国竞技体育神圣而特殊的使命。为此，1979年的体工会就要求省以上体委以奥运会为主，侧重抓提高，“奥运战略”出台后，国家体委要求“各级体委都应该立足本地区，面向全世界，为奥运会作贡献，全国范围内都要以奥运会项目为重点”；在1986年体育体制改革中，国家体委也再次强调领导体制、训练体制和竞赛体制改革都要全面落实“奥运争光”的战略部署。上世纪90年代在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育改革中，国家为实现“奥运争光”出台了具有“滚动性质”的《奥运争光计划纲要》，通过项目布局调整、全运会改革等措施整合体育资源，贯彻以“奥运争光”为最高目标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就连旨在探索“新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为主要目标的足球职业化改革也提出了奥运会成绩指标，把不同类型竞技体育发展目标同构于奥运争光目标之中。进入21世纪，特别是北京申奥成功，“奥运争光”更是成为我国整个体育事业的中心目标。
2.4 坚持组织实施一体化 资源配置中的政府主体地位和发展目标的高度一致性同时也决定了政府在竞技体育发展中采用组织实施一体化的竞技体育管理模式。自上世纪80年代奥运战略出台以来，国家体委就试行项目布局向奥运会看齐、竞赛组织以奥运会竞赛为标准的竞技体育管理模式。1993年体育改革以后，国家体委更是通过《奥运争光计划纲要》，以制度的形式通过制定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在训练体制改革中以资源配置为手段重新调整全国各地区的项目布局，重点向奥运会优势项目靠拢；竞赛体制改革则运用全运会的杠杆调节作用，按照奥运会设置竞赛项目，并且在积分奖励中实行奥运会金牌带入全运会团体积分，并逐步加重积分比例，通过这些举使，整合各地方竞技体育资源，使国家整个竞技体育发展全面向奥运会靠拢。从而逐步形成了当前以体委（体育总局）为组织领导核心、以全运会竞赛体制为杠杆、以“一条龙”三级训练网为保障的“组织实施一体化”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
2.5 政府（职能部门）管办结合
政府管办结合是我国竞技体育管理的一大特征。虽然在50年代我国就形成了在体委统一领导下，国家办（体委）、部门办（行业）和单位办的格局，但是在60年代的调整中这种格局不复存在，竞技体育改由体委集中管理，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管办结合”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在80年代，曾经以“社会化为突破口”对这一体制进行了调整，但是并未对其基本结构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同时一些已经进行的调整也未能以机构设置和法律规范的形式予以确定使得改革成果缺少法律和制度保障。上世纪90年代中期改革中，虽然国家按照“精简、效能、统一”的原则改革体委机构设置，但是相应的职能转变却未能跟上。机构改革后新组建的项目管理中心同时兼具两种身份：既是国家体育行政机构的直属事业单位，具有一定的行政职能；同时又是单项协会的办事机构。虽然中心的双重身份有利于新旧体制的平稳过渡和竞技体育的稳步发展，但是同时也容易造成两种角色的混淆和职能错位，使得总局、中心、协会三者之间关系难以理清，矛盾难以协调，从而引发了备受批评的“既要制定规则、又要上场比赛、还要当裁判”现象。
3 当前我国竞技体育改革的价值取向
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总体改革目标的确立，竞技体育改革也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为目标构建新型体育管理体制”的价值取向，1993年颁布的《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所设计的体育改革总目标就集中反映了这一价值取向。此后也没有专门的体育改革目标出台，因此就目前看来，1993年所确定的改革目标是我国进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具有代表性的总体改革目标。即使当前高度强化举国体制，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学术界，不仅没有否认93改革目标，反而各种文件都强调和肯定了这一改革价值取向，因此从这一点来讲，当前的改革目标是清晰的。如果仔细分析93改革目标的表述，我们可以提取反映其基本价值取向的三组关键词，分别是：1) 改变高度集中的体育体制——建立与市场相适应的体育体制；2) 国家调控——依托社会——自我发展活力；3) 国家办——社会办——相结合。
第一组，表述了我国体育事业改革的价值取向，即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重新构建体育体制，选择新的体育发展模式［10］。第二组，应包含两层意思。首先从职能上做出了界定：政府宏观管理、调控，社会具体运作；其次是对基本运行机制的要求，以市场为体育资源的基本配置手段，增强体育自身生存与发展能力。《体育事业“十一五”规划》也对政府与社会发展体育的作用提出相同的要求。第三组，是对发展体育的组织结构与组织形式提出的要求。“国家办、社会办”中的“办”，如果理解为“投入”，就不存在问题；如果是“办事”的“办”，就与“管办分离”不一致。但从当时的几个附件，好像属于后者。不过《体育事业“十一五”规划》对此做出了区别：“明确政府在发展体育事业中的基本责任，强化政府的政策规划和公共服务职能，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兴办体育事业的积极性。”进一步明确了“管、办分离”的改革取向。
因此，通过分析这一目标的价值取向，我们可以大致把握当前竞技体育改革的整体战略思路：即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育发展模式。其要点是：1) 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国家宏观管理，社会具体运作；2)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谁投资谁受益；3) 运动项目协会成为具有法人地位的实体，是发展竞技体育的实施主体；4) 运动项目实行分类管理，属于公共产品的需求，国家投入为主。
4 结 论
我们也应该理性地看到，虽然在中国现实发展的需求下，我们还必须依靠竞技体育的金牌来振奋民族精神，提升国际地位，因此在短时间内奥运争光仍然会是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最高目标。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改革进程的加快，以举国体制为核心的竞技体育管理毕竟只是一种非常态的发展模式，它具有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的同时也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此竞技体育不能一直以自身的特殊性为借口来逃避改革，改革已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备战北京奥运会的紧要关头，我们同样不能忽略“后北京奥运会”时代竞技体育改革发展目标的重构，只有这样，竞技体育改革和发展才有前进的方向和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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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郝勤.论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概念、特点与功能［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4（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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