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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花儿它内容丰富，从各个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示了大西北地区农民的日常生活状况。本文将通过对花儿与《诗经》作品中的部分女性生活状况、行为表现的研究对比，深入探究她们当时的精神世界。并在此基础上那个时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做一浅谈，以期能了解当时当地妇女们生活的真实面貌及其复杂精神世界。
【关键词】花儿 诗经 女性
我们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缔造了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并且各民族秉承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美好理想与信念，铸造出了独属自己本民族的精神气质与个性。笔者这里所说的“花儿”作品大多数出自于土生土长的农民百姓之口，是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花儿”它把回族、东乡、撒拉、土族、保安、藏族、裕固族、蒙古族等民族人民的生活和他们对生活的态度真实地记录了下来。
“花儿”民间歌谣所歌唱内容包罗万象、时空上跨越上千年，记录着中国唐、宋、元、明、清、民国以及新中国以来的社会面貌及贫民百姓的情感世界。其创作中广泛使用的修辞手法与《诗经》中的“赋”、“比”、“兴”相媲美， 同时，花儿与《诗经》中的作品都是来自现实生活的诗，是出自诗人内心深处的歌谣，有着朴实自然的艺术风格，闪耀着现实主义的光辉。
众所周知，花儿和《诗经》一样，最令人过目难忘的还要数其中塑造的众多千姿百态又富于个性化的女性形象，这些女子活脱脱的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心动情恰。这些女性人物形象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劳动中的妇女、婚恋中的妇女、社会生活中的妇女。
1 劳动中的妇女
花儿中有“月亮上来车轱辘大，日头出来是碗大。刀子斧头是奴不怕，单怕的阿哥们丢下。”[1]写出了当地妇女们出外干农活时的艰辛，刀子斧头以及暴晒都是江南农村采桑女子们所不曾经历过的。诗经中亦出现过女子田间劳动的场景：如《周南·苯苢》描写的一群采摘苯苢女性：“采采苯苢，薄言采之。采釆苯苢，薄言有之。采采苯苢，薄言摄之。采采苯苢，薄言捋之。采采苯苢，薄言裙之。采采苯苢，薄言擷之。”苯苢即车前草，药材名，古人用所结之子治疗妇人的不孕和难产。这是当时人们采车前时所唱的歌瑶。诗中的一群女子采集车前菜，越采越多，越采越欢，一面劳动，一面歌唱，最后满载而归，劳动热情洋溢而出。我们读起来可以明白地感受到她们当时劳作时的欢快心情。无论是花儿中还是诗经中劳动中的妇女都不怕苦不怕累，但是西北女性似乎在干活时没有江南女性这样子的欢愉，这可能还是要追究到西北僻远地区严重的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及男人的大男子主义思想，西北少数民族女性明显要比南方女性承受更多的来自社会家庭的压力，她们不敢做错事，不敢大声的据理力争自己的权利，生怕自己的言行会触怒丈夫，而被其无情抛弃。相比之下，在诗经中的女性所处的环境中，大男子主义不会像西北偏远农村那样严重。这样子一来，女性去田间地头干活自然也会比较愉悦，不会整天总是提心吊胆的生怕自己被抛弃。在这方面，西北的少数民族女性则显得较为老成，少了一点诗经中女性嬉闹灵动的场面，更多的则是沧桑与久经磨难的忍耐与包容。再者，由于地处西北地区，山大沟深，黄土高原千沟万壑的地质特征，花儿中的女性一般去干活时都只能独自一人，休息打发时间时只能大声的和对面山头上的人进行对歌。而相比诗经中出现的女性，由于多处于平原地区，故出去劳作时可以呼朋引伴，结伴同行，劳作时便也不会觉得那么孤单。
2 婚恋中的妇女
爱情可谓是古今中外民歌永恒的主题，“花儿”歌谣也不例外，现在笔者就花儿中婚恋女性的形象与诗经中此类女性形象作一比较。花儿中所涉及反映到的女性受封建社会和传统观念束缚，和男性比起来更没有婚姻自主权利，饱受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的痛苦，所以也更加渴望幸福和自由。如：“吃蒜要吃红皮蒜，不吃那山里的小蒜；维阿哥要维个美青年，不维那白头的老汉”[2]这首歌谣的女主人公直言不讳地道出了“维阿哥要维个美青年”的愿望，好比吃蒜要吃个大、貌美、味道十足的红皮蒜，而绝不嫁给像山里的小蒜那样又瘦又小又没味道的“白头老汉”。在过去的西北偏远山区，由于家庭贫困，父母做主把年轻姑娘嫁给“白头老汉”以得到对方钱财救济生活的情况屡见不鲜。这位泼辣的女主人公率直地表明了自己不想重蹈覆辙，向往自由、美满婚姻的坚定决心。再如：“高高的山上一眼泉，泉沿上有一棵树呢；过路的阿哥喝水呢，尕妹子招手着叫呢。”[3]泉边的树伟岸挺拔，像“过路的阿哥”，泉水清澈甜美，像“尕妹子”。水和树相映成趣，青年男女以水传情，悠扬的“花儿”在山涧回荡。这首花儿有情有景，情景交融，有很强的感染力，同时也表现了西北青年淳朴、甜蜜的爱情表达方式。
自由恋爱看起来好像是现代人的专利。一说起古时候的爱情，人们脑海里立刻浮现的就是锁在深庭高院、不敢正瞧男子一眼的富家小姐，还有见了美女就心如鹿撞、却非要满口孔仁孟义，正襟危坐的公子。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错误的印象。因为，《诗经》产生的周代是封建社会的初期，礼教初设而古风犹存的时代，社会环境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松的，这就滋生了男女之间的自由恋爱。而女性因较少的受到礼教的约束，当到了一定的年龄，如果还没有男子追求，她们就会大胆、直接地去向男子主动求爱。这些爱意并不刻意加以掩饰，就如河中小洲上的雉鸠，必大胆歌之唱之，发心之所想，可谓天真自然，爱意直露，却又不让人觉俗，更无一丝邪念。如《召南·標有梅》诗云：標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造其吉兮。標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造其今兮。標有梅，顷筐塱之。求我庶士，造其谓之。诗中描写的一位女子，她盼望着追求她的男子能及时来娶，不要耽误了婚期。这是女性对爱的大胆表白，显示出少女的豪爽与天真。她们这种渴求爱情的热切心声并没有受任何礼法约束，自然而然的流露出真情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典型的西北少数民族女性还是诗经中出现的女性，在表达爱情方面都很爽朗。区别在于西北的少数民族女性在说唱花儿时还要看周围的环境，一般要避开长辈、老人和阿訇，到野外演唱，就像花儿中所唱的“到了庄子里不要唱，胡唱时老人骂哩。野滩滩里没大小，唱了嘛也就唱了”，故女性在唱花儿表达心声时是带着思想精神上的负担的，与诗经中的女性相比还是少一点她们的那种轻松与明朗，有着较多的顾忌。 另外，对于中国人而言，真正的爱也许不是怦然心动、激情澎湃，而是相互谦让、相互理解、相互关爱与怜惜。《女曰鸡鸣》短短几句诗，就把中国幸福家庭的场景和价值观精要地摹写了出来。可见，诗经中的女性受中华传统文化滋养较为明显，花儿中这种场景的温馨画面出现较少，故也可看作是苦情的花儿，这些还都可以归根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落后保守的思想观念所致，男人普遍大男子主义思想严重，夫妻直接更多的是上与下、尊与卑的关系。由于生活贫困，也就少了许多夫妻之间的情调，诸如“戈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意即：妻子说，打来了鸟儿，就给你做顿美餐，再给你备些美酒，这样的生活愿与你过到老。弹琴奏瑟，这生活没有什么不好！）”
3 社会中的妇女
“十八的姑娘要出嫁，配给了十岁的尕娃；又受孽障者又挨打，把我当长工者雇下。”[4]这首花儿描写的是童养媳迫不得已的婚姻。童养媳是旧中国的陋习，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尤为明显，富贵人家在儿子还小时就领养贫苦人家的女孩子，等待儿子长大以后成婚。这样的女孩与其说是新娘，倒不如说是佣人，要照料未成年的丈夫并承担许多家务劳动。西北少数民族女性不仅要受自己丈夫的欺负，还要承受来自社会上其他方面的压力。相比之下虽然南方女性较少有这种童养媳的情况。但她们遇到的情况也多是由于社会等级制度造成的，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与公子同归。”中所描述的，是一幅和平的劳动画面，背着筐儿的妇女，结伴儿走在田间小路上，她们去采摘饲香用的嫩桑叶。她们的劳动看似很愉快，但心中也颇有隐忧。当她们看见贵族公子正朝她们走来时，便开始担心、害怕被掳去而遭受凌辱。她们爱他们的丈夫，但是不免还是要受当地贵族权势的欺负。末句揭示出了当时阶级压迫的本来面目，反映了当时贵族蛮横无理的霸道表现。
《诗经》中《邺风·泉水》一首描写卫女怀念亲人、思念祖国的诗歌：“逾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怀于卫，靡日不思。娈彼诸姬，聊与之谋。出宿于诛，饮饯于祢，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问我诸姑，遂及伯姊。出宿于干，饮饯于言。载脂载辖，还车言迈。遍漆于卫，不瑕有害？我思肥泉，兹之永叹。思须与灌，我心悠悠。驾言出游，以写我忧。”便充分展现了古代人常说：“嫁出去的女儿，拨出去的水。”这句话，女子没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出嫁后，除了归宁或者其他特殊节日，或者父母亡时奔丧外，远嫁的妇女是不能自由地自己单独回娘家的。而那些嫁到其他国家的女子，回国回家几乎就更成了奢望。这首诗表现出的是的当时女子自己都没办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世事就是如此，即使是一位抱着理想，明白事理的女子，往往也会被无奈地淹没在漠然的盲群当中，只能听从命运的摆布。从社会中女子的形象这一方面来看，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出现西北少数民族花儿中的女性还是诗经中的女性都处于被压制的地位，丝毫没有人生自由，与个人权利，她们的命运从出生开始就已经被这个无情的社会给安排好了的，她们对此却没有一点反抗的能力，能做的只有无尽的顺从。女性都是当时那个社会时代的牺牲品，她们善良淳朴并没有意识到导致她们悲惨命运的其实是压在她们头上的让她们喘不过气来的封建落后的腐朽制度。
【参考文献】
[1]张亚雄.《花儿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2]徐兴亚.《六盘山花儿两千首》[M].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
[3]唐文著.《原来诗经可以这样读》[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
[4]《中国歌谣集成·宁夏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6.
[5]滕晓天.《青海花儿话青海》[M].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2002.
[6]张亚雄.《花儿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第183页
[7]徐兴亚.《六盘山花儿两千首》[M].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第2页
[8]《中国歌谣集成·宁夏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6，第65页
[9]滕晓天《青海花儿话青海》p428香港银河出版社2002
【关键词】花儿 诗经 女性
我们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缔造了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并且各民族秉承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美好理想与信念，铸造出了独属自己本民族的精神气质与个性。笔者这里所说的“花儿”作品大多数出自于土生土长的农民百姓之口，是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花儿”它把回族、东乡、撒拉、土族、保安、藏族、裕固族、蒙古族等民族人民的生活和他们对生活的态度真实地记录了下来。
“花儿”民间歌谣所歌唱内容包罗万象、时空上跨越上千年，记录着中国唐、宋、元、明、清、民国以及新中国以来的社会面貌及贫民百姓的情感世界。其创作中广泛使用的修辞手法与《诗经》中的“赋”、“比”、“兴”相媲美， 同时，花儿与《诗经》中的作品都是来自现实生活的诗，是出自诗人内心深处的歌谣，有着朴实自然的艺术风格，闪耀着现实主义的光辉。
众所周知，花儿和《诗经》一样，最令人过目难忘的还要数其中塑造的众多千姿百态又富于个性化的女性形象，这些女子活脱脱的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心动情恰。这些女性人物形象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劳动中的妇女、婚恋中的妇女、社会生活中的妇女。
1 劳动中的妇女
花儿中有“月亮上来车轱辘大，日头出来是碗大。刀子斧头是奴不怕，单怕的阿哥们丢下。”[1]写出了当地妇女们出外干农活时的艰辛，刀子斧头以及暴晒都是江南农村采桑女子们所不曾经历过的。诗经中亦出现过女子田间劳动的场景：如《周南·苯苢》描写的一群采摘苯苢女性：“采采苯苢，薄言采之。采釆苯苢，薄言有之。采采苯苢，薄言摄之。采采苯苢，薄言捋之。采采苯苢，薄言裙之。采采苯苢，薄言擷之。”苯苢即车前草，药材名，古人用所结之子治疗妇人的不孕和难产。这是当时人们采车前时所唱的歌瑶。诗中的一群女子采集车前菜，越采越多，越采越欢，一面劳动，一面歌唱，最后满载而归，劳动热情洋溢而出。我们读起来可以明白地感受到她们当时劳作时的欢快心情。无论是花儿中还是诗经中劳动中的妇女都不怕苦不怕累，但是西北女性似乎在干活时没有江南女性这样子的欢愉，这可能还是要追究到西北僻远地区严重的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及男人的大男子主义思想，西北少数民族女性明显要比南方女性承受更多的来自社会家庭的压力，她们不敢做错事，不敢大声的据理力争自己的权利，生怕自己的言行会触怒丈夫，而被其无情抛弃。相比之下，在诗经中的女性所处的环境中，大男子主义不会像西北偏远农村那样严重。这样子一来，女性去田间地头干活自然也会比较愉悦，不会整天总是提心吊胆的生怕自己被抛弃。在这方面，西北的少数民族女性则显得较为老成，少了一点诗经中女性嬉闹灵动的场面，更多的则是沧桑与久经磨难的忍耐与包容。再者，由于地处西北地区，山大沟深，黄土高原千沟万壑的地质特征，花儿中的女性一般去干活时都只能独自一人，休息打发时间时只能大声的和对面山头上的人进行对歌。而相比诗经中出现的女性，由于多处于平原地区，故出去劳作时可以呼朋引伴，结伴同行，劳作时便也不会觉得那么孤单。
2 婚恋中的妇女
爱情可谓是古今中外民歌永恒的主题，“花儿”歌谣也不例外，现在笔者就花儿中婚恋女性的形象与诗经中此类女性形象作一比较。花儿中所涉及反映到的女性受封建社会和传统观念束缚，和男性比起来更没有婚姻自主权利，饱受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的痛苦，所以也更加渴望幸福和自由。如：“吃蒜要吃红皮蒜，不吃那山里的小蒜；维阿哥要维个美青年，不维那白头的老汉”[2]这首歌谣的女主人公直言不讳地道出了“维阿哥要维个美青年”的愿望，好比吃蒜要吃个大、貌美、味道十足的红皮蒜，而绝不嫁给像山里的小蒜那样又瘦又小又没味道的“白头老汉”。在过去的西北偏远山区，由于家庭贫困，父母做主把年轻姑娘嫁给“白头老汉”以得到对方钱财救济生活的情况屡见不鲜。这位泼辣的女主人公率直地表明了自己不想重蹈覆辙，向往自由、美满婚姻的坚定决心。再如：“高高的山上一眼泉，泉沿上有一棵树呢；过路的阿哥喝水呢，尕妹子招手着叫呢。”[3]泉边的树伟岸挺拔，像“过路的阿哥”，泉水清澈甜美，像“尕妹子”。水和树相映成趣，青年男女以水传情，悠扬的“花儿”在山涧回荡。这首花儿有情有景，情景交融，有很强的感染力，同时也表现了西北青年淳朴、甜蜜的爱情表达方式。
自由恋爱看起来好像是现代人的专利。一说起古时候的爱情，人们脑海里立刻浮现的就是锁在深庭高院、不敢正瞧男子一眼的富家小姐，还有见了美女就心如鹿撞、却非要满口孔仁孟义，正襟危坐的公子。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错误的印象。因为，《诗经》产生的周代是封建社会的初期，礼教初设而古风犹存的时代，社会环境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松的，这就滋生了男女之间的自由恋爱。而女性因较少的受到礼教的约束，当到了一定的年龄，如果还没有男子追求，她们就会大胆、直接地去向男子主动求爱。这些爱意并不刻意加以掩饰，就如河中小洲上的雉鸠，必大胆歌之唱之，发心之所想，可谓天真自然，爱意直露，却又不让人觉俗，更无一丝邪念。如《召南·標有梅》诗云：標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造其吉兮。標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造其今兮。標有梅，顷筐塱之。求我庶士，造其谓之。诗中描写的一位女子，她盼望着追求她的男子能及时来娶，不要耽误了婚期。这是女性对爱的大胆表白，显示出少女的豪爽与天真。她们这种渴求爱情的热切心声并没有受任何礼法约束，自然而然的流露出真情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典型的西北少数民族女性还是诗经中出现的女性，在表达爱情方面都很爽朗。区别在于西北的少数民族女性在说唱花儿时还要看周围的环境，一般要避开长辈、老人和阿訇，到野外演唱，就像花儿中所唱的“到了庄子里不要唱，胡唱时老人骂哩。野滩滩里没大小，唱了嘛也就唱了”，故女性在唱花儿表达心声时是带着思想精神上的负担的，与诗经中的女性相比还是少一点她们的那种轻松与明朗，有着较多的顾忌。 另外，对于中国人而言，真正的爱也许不是怦然心动、激情澎湃，而是相互谦让、相互理解、相互关爱与怜惜。《女曰鸡鸣》短短几句诗，就把中国幸福家庭的场景和价值观精要地摹写了出来。可见，诗经中的女性受中华传统文化滋养较为明显，花儿中这种场景的温馨画面出现较少，故也可看作是苦情的花儿，这些还都可以归根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落后保守的思想观念所致，男人普遍大男子主义思想严重，夫妻直接更多的是上与下、尊与卑的关系。由于生活贫困，也就少了许多夫妻之间的情调，诸如“戈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意即：妻子说，打来了鸟儿，就给你做顿美餐，再给你备些美酒，这样的生活愿与你过到老。弹琴奏瑟，这生活没有什么不好！）”
3 社会中的妇女
“十八的姑娘要出嫁，配给了十岁的尕娃；又受孽障者又挨打，把我当长工者雇下。”[4]这首花儿描写的是童养媳迫不得已的婚姻。童养媳是旧中国的陋习，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尤为明显，富贵人家在儿子还小时就领养贫苦人家的女孩子，等待儿子长大以后成婚。这样的女孩与其说是新娘，倒不如说是佣人，要照料未成年的丈夫并承担许多家务劳动。西北少数民族女性不仅要受自己丈夫的欺负，还要承受来自社会上其他方面的压力。相比之下虽然南方女性较少有这种童养媳的情况。但她们遇到的情况也多是由于社会等级制度造成的，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与公子同归。”中所描述的，是一幅和平的劳动画面，背着筐儿的妇女，结伴儿走在田间小路上，她们去采摘饲香用的嫩桑叶。她们的劳动看似很愉快，但心中也颇有隐忧。当她们看见贵族公子正朝她们走来时，便开始担心、害怕被掳去而遭受凌辱。她们爱他们的丈夫，但是不免还是要受当地贵族权势的欺负。末句揭示出了当时阶级压迫的本来面目，反映了当时贵族蛮横无理的霸道表现。
《诗经》中《邺风·泉水》一首描写卫女怀念亲人、思念祖国的诗歌：“逾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怀于卫，靡日不思。娈彼诸姬，聊与之谋。出宿于诛，饮饯于祢，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问我诸姑，遂及伯姊。出宿于干，饮饯于言。载脂载辖，还车言迈。遍漆于卫，不瑕有害？我思肥泉，兹之永叹。思须与灌，我心悠悠。驾言出游，以写我忧。”便充分展现了古代人常说：“嫁出去的女儿，拨出去的水。”这句话，女子没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出嫁后，除了归宁或者其他特殊节日，或者父母亡时奔丧外，远嫁的妇女是不能自由地自己单独回娘家的。而那些嫁到其他国家的女子，回国回家几乎就更成了奢望。这首诗表现出的是的当时女子自己都没办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世事就是如此，即使是一位抱着理想，明白事理的女子，往往也会被无奈地淹没在漠然的盲群当中，只能听从命运的摆布。从社会中女子的形象这一方面来看，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出现西北少数民族花儿中的女性还是诗经中的女性都处于被压制的地位，丝毫没有人生自由，与个人权利，她们的命运从出生开始就已经被这个无情的社会给安排好了的，她们对此却没有一点反抗的能力，能做的只有无尽的顺从。女性都是当时那个社会时代的牺牲品，她们善良淳朴并没有意识到导致她们悲惨命运的其实是压在她们头上的让她们喘不过气来的封建落后的腐朽制度。
【参考文献】
[1]张亚雄.《花儿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2]徐兴亚.《六盘山花儿两千首》[M].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
[3]唐文著.《原来诗经可以这样读》[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
[4]《中国歌谣集成·宁夏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6.
[5]滕晓天.《青海花儿话青海》[M].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2002.
[6]张亚雄.《花儿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第183页
[7]徐兴亚.《六盘山花儿两千首》[M].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第2页
[8]《中国歌谣集成·宁夏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6，第65页
[9]滕晓天《青海花儿话青海》p428香港银河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