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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中国学”简单的来讲就是中国以外的各国学界对中国各个领域进行的学术研究总称，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研究的主体是外国学术界，多为西方国家的学者。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其企图支配世界的野心膨胀，导致了美国学界加大了对中国的研究，中国学在美国蓬勃发展。但长期以来美国的中国学界充斥着狭隘的种族主义偏见和殖民主义价值观，“美国人是他们（中国）的救世主”成为了固定的思维模式。自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正身陷越战泥潭不可自拔、国内的反战运动高涨，而这一时期的中国如火如荼的开展“文化大革命”以及中美关系逐渐改善的时期。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美国的中国研究出现了对主流中国研究的批判、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转变以及注重提升中国学研究质量的新走向。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出现了“学术化”的趋势。
一、对主流中国研究的批判
一直以来，美国的中国学界充斥着狭隘的种族主义偏见和殖民主义价值观，“美国人是他们（中国）的救世主”成为了固定的思维模式。越南战争造成的痛苦和失望，对部分亚洲研究者产生极大的震动。许多美国人尤其是青年学生对自己国家以自由与荣誉的名义在东南亚做出的可怖行径深感不安。1968年，部分对美国亚洲政策及亚洲研究现状强烈不满的学者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成立了“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成立后，成员们对美国的亚洲研究的现状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委员会的成员觉察到，“除极少数的美国外交政策专家以外，从事亚洲研究的学者和社会科学家在“越战”初期几乎都对美国的越战政策缄默。”委员会的成员认为这些从事亚洲研究的专家保持“缄默”的主要原因在于，二战以来的美国亚洲研究完全服务于美国的内外政策，成为政府的实用工具；亚洲问题专家则是美国官方对亚洲现实世界形成看法的帮凶和唆使者。甚至当其它领域的学者已经重新审视或放弃对共产主义扩张的防御观念，并且把它视为理解美国新的全球战略态势的障碍时，亚洲研究者仍然固守观念，止步不前。［1］哈佛大学研究生詹姆斯·佩克认为，20世纪50年代美国自由主义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当时的右翼理论家是一丘之貉，“他们都接受反共的观点，都对世界采取说教式的两极分法，都美化美国的权力，从而为美国担任世界宪兵以及建设其它国家的首领寻找借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甚至于可以把这批自由主义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和杜勒斯结成夫妇的原因。”［2］詹姆斯·佩克的批判在美国中国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其矛头震撼了整个中国研究领域，“佩克的攻击象征着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3］自此以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开始了由冷战思维转向到反省与理性。
二、研究观念和方法的转变
任何学术研究都受限于现实的政治环境。越战之前，美国人对其制度、价值观念及道德终极优越性充满着无限的自信。越战造成的痛苦，引发了美国人对其价值体系、政治道德优越感的怀疑和反省，促使着中国问题研究者对其学术研究的反思。柯文曾对越南战争冲击下美国中国史专家研究观念的转变作了精辟的论述，“这次战争迫使我们正视自己力量的局限性，看到美国要想随心所欲的摆弄世界，将受到真正的制约。在我看来越南战争的这种含意，对美国研究中国的史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揭露了美国在政治、道德、文化全面领先的神话，越南解放了美国史家，使他们也许是第一次，放弃了西方衡量历史重要性的标尺，转向一种更加真正以对方为中心的史学，一种植根在中国而不是西方的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4］美国中国学的观念“放弃了西方的准绳与西方衡量历史重要性的标尺，转向一种更加真正以对方为中心的史学，一种植根在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4］
与此同时，中国问题的研究方法发生变化。注重以区域、省份或地方而不是整个中国为研究单位的研究方法成为趋势。通过将中国从空间上分解为较小的、较易掌握的单位，寻求各地变异的内容和程度，以期对中国整体有一个轮廓更加分明、特点更加突出了解的方法为中国学者各领域的学者所接纳。以当代中国研究为例，20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的中国学家的研究方法是对中国的政策、主要机构和新政权和新政权的理论原则等进行概括性及描述性的研究。进入70年代以后，学者开始转变研究重点，即从总体性、概括性研究转向专题化研究，强调个案、部分、“点”的研究，尤以针对特点地区或某个城市、某一省区的研究最为突出。［5］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问题研究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方法就是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在中国研究中的运用。40、50年代，费正清等中国学家就倡导中国研究与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融合。进入20世纪70年代，社会科学家介入中国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中国研究中的运用渐成趋势。如人类学家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的晚期的城市》，则是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学科理论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城市的典范之作。统计结果显示，624部研究中国的著作中，当代中国经济的有63部，中国法律的11部，当代中国教育的有23部，当代中国农业、农村经济以及农学技术的有34部；就涉及的学科而言，涵盖了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法学、医学、教育学、科学技术、人口学等。
三、注重提升中国研究的质量
基于冷战的需要，20世纪70年代前，美国的中国研究出现了跨越式发展，政府对于中国学的研究提供了雄厚的财政资助。中国学的研究就数量而言可谓成果丰硕，但其质量却不尽人意。费正清曾经指出“博览多种风格的中国文言书籍是我们多数人所无法胜任的。没有人将文章略加浏览便知其意。谁也不能和同时代的中国人一样熟悉中国的文献，因而也不能轻而易举地重述中国人的思想。在创造性地再现过去这方面，错误一直相当严重，而涉及中国时尤为严重”。［6］1971年，林德贝克则慨叹道：“有关现当代中国的大多数研究著作是肤浅抽象的；没有一个非华裔的美国学者真正精通汉语；全美仅有不超过2至3人能够用汉语写出适于刊载在中文期刊上的文章。”［7］70年代开始，由于美国在越战当中正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痛苦，“拯救”世界的信心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对国外的注意力大为减退，导致政府向中国研究的财政资助逐渐消退。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基金会都大幅削减对外国语言及区域研究的财政资助金额，转而注重对美国国内都市问题和民族传统研究的资助。接替费正清担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傅正高，对中国研究所面临的财政资助潮的消退深有感触，“我必须承认，1973年当我接替费正清成为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后，我发觉这并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中国研究领域获取基金会资助的十五年光辉岁月无可奈何花落去。”［8］中国研究的困境及所存在的问题，，使美国中国学界开始呼吁重视中国学的研究质量。林德贝克在对美国中国学界深入研究后，指出“要更深入的理解中国，主要依赖的不是教育和研究的数量，而是提高质量”，他认为“中国问题研究队伍发展已经不少，今后要注意提高质量，关键是提高汉语水平和增进对中国历史文化及社会现象的全面掌握。”［9］中国学者在研究中亦较之前更为趋向精细化。如柏金斯的《中国的农业发展》作者广泛运用各种类型的中国史料，包括地方志、农书近代中国政府的报表等。该引的大量史料中，仅各省地方志即近200种之多。
越战以来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出现的这三个的新变化，使中国学家从外来势力中独立出来，学者得以专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使研究质量和学术性有很大的提高，使美国“中国学”发展呈现出“学术化”趋势。
参考文献：
[1][5] Edward Friendman and Mark selden,America' Asia:Dissenting Essays on Asia-American Relatians,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1.
[2]John k.Fairbank and James Peck,“An Exchange”,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Vol.2No.3,(April-July 1970).
[3][4]［美］保罗·柯文.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北京：中华书局，2002.
[6]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7][9]Lindbeck,John.M.H,Understanding China:An Assessment of American Schoarly Resources,NY:Praeger,1971.
[8]［美］保罗·柯文,默尔·戈德曼主编.朱政慧，陈雁，张晓阳译. 费正清的中国世界——同时代人的回忆［M］.上海：东方出版社中心，2000.
一、对主流中国研究的批判
一直以来，美国的中国学界充斥着狭隘的种族主义偏见和殖民主义价值观，“美国人是他们（中国）的救世主”成为了固定的思维模式。越南战争造成的痛苦和失望，对部分亚洲研究者产生极大的震动。许多美国人尤其是青年学生对自己国家以自由与荣誉的名义在东南亚做出的可怖行径深感不安。1968年，部分对美国亚洲政策及亚洲研究现状强烈不满的学者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成立了“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成立后，成员们对美国的亚洲研究的现状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委员会的成员觉察到，“除极少数的美国外交政策专家以外，从事亚洲研究的学者和社会科学家在“越战”初期几乎都对美国的越战政策缄默。”委员会的成员认为这些从事亚洲研究的专家保持“缄默”的主要原因在于，二战以来的美国亚洲研究完全服务于美国的内外政策，成为政府的实用工具；亚洲问题专家则是美国官方对亚洲现实世界形成看法的帮凶和唆使者。甚至当其它领域的学者已经重新审视或放弃对共产主义扩张的防御观念，并且把它视为理解美国新的全球战略态势的障碍时，亚洲研究者仍然固守观念，止步不前。［1］哈佛大学研究生詹姆斯·佩克认为，20世纪50年代美国自由主义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当时的右翼理论家是一丘之貉，“他们都接受反共的观点，都对世界采取说教式的两极分法，都美化美国的权力，从而为美国担任世界宪兵以及建设其它国家的首领寻找借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甚至于可以把这批自由主义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和杜勒斯结成夫妇的原因。”［2］詹姆斯·佩克的批判在美国中国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其矛头震撼了整个中国研究领域，“佩克的攻击象征着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3］自此以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开始了由冷战思维转向到反省与理性。
二、研究观念和方法的转变
任何学术研究都受限于现实的政治环境。越战之前，美国人对其制度、价值观念及道德终极优越性充满着无限的自信。越战造成的痛苦，引发了美国人对其价值体系、政治道德优越感的怀疑和反省，促使着中国问题研究者对其学术研究的反思。柯文曾对越南战争冲击下美国中国史专家研究观念的转变作了精辟的论述，“这次战争迫使我们正视自己力量的局限性，看到美国要想随心所欲的摆弄世界，将受到真正的制约。在我看来越南战争的这种含意，对美国研究中国的史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揭露了美国在政治、道德、文化全面领先的神话，越南解放了美国史家，使他们也许是第一次，放弃了西方衡量历史重要性的标尺，转向一种更加真正以对方为中心的史学，一种植根在中国而不是西方的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4］美国中国学的观念“放弃了西方的准绳与西方衡量历史重要性的标尺，转向一种更加真正以对方为中心的史学，一种植根在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4］
与此同时，中国问题的研究方法发生变化。注重以区域、省份或地方而不是整个中国为研究单位的研究方法成为趋势。通过将中国从空间上分解为较小的、较易掌握的单位，寻求各地变异的内容和程度，以期对中国整体有一个轮廓更加分明、特点更加突出了解的方法为中国学者各领域的学者所接纳。以当代中国研究为例，20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的中国学家的研究方法是对中国的政策、主要机构和新政权和新政权的理论原则等进行概括性及描述性的研究。进入70年代以后，学者开始转变研究重点，即从总体性、概括性研究转向专题化研究，强调个案、部分、“点”的研究，尤以针对特点地区或某个城市、某一省区的研究最为突出。［5］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问题研究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方法就是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在中国研究中的运用。40、50年代，费正清等中国学家就倡导中国研究与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融合。进入20世纪70年代，社会科学家介入中国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中国研究中的运用渐成趋势。如人类学家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的晚期的城市》，则是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学科理论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城市的典范之作。统计结果显示，624部研究中国的著作中，当代中国经济的有63部，中国法律的11部，当代中国教育的有23部，当代中国农业、农村经济以及农学技术的有34部；就涉及的学科而言，涵盖了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法学、医学、教育学、科学技术、人口学等。
三、注重提升中国研究的质量
基于冷战的需要，20世纪70年代前，美国的中国研究出现了跨越式发展，政府对于中国学的研究提供了雄厚的财政资助。中国学的研究就数量而言可谓成果丰硕，但其质量却不尽人意。费正清曾经指出“博览多种风格的中国文言书籍是我们多数人所无法胜任的。没有人将文章略加浏览便知其意。谁也不能和同时代的中国人一样熟悉中国的文献，因而也不能轻而易举地重述中国人的思想。在创造性地再现过去这方面，错误一直相当严重，而涉及中国时尤为严重”。［6］1971年，林德贝克则慨叹道：“有关现当代中国的大多数研究著作是肤浅抽象的；没有一个非华裔的美国学者真正精通汉语；全美仅有不超过2至3人能够用汉语写出适于刊载在中文期刊上的文章。”［7］70年代开始，由于美国在越战当中正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痛苦，“拯救”世界的信心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对国外的注意力大为减退，导致政府向中国研究的财政资助逐渐消退。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基金会都大幅削减对外国语言及区域研究的财政资助金额，转而注重对美国国内都市问题和民族传统研究的资助。接替费正清担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傅正高，对中国研究所面临的财政资助潮的消退深有感触，“我必须承认，1973年当我接替费正清成为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后，我发觉这并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中国研究领域获取基金会资助的十五年光辉岁月无可奈何花落去。”［8］中国研究的困境及所存在的问题，，使美国中国学界开始呼吁重视中国学的研究质量。林德贝克在对美国中国学界深入研究后，指出“要更深入的理解中国，主要依赖的不是教育和研究的数量，而是提高质量”，他认为“中国问题研究队伍发展已经不少，今后要注意提高质量，关键是提高汉语水平和增进对中国历史文化及社会现象的全面掌握。”［9］中国学者在研究中亦较之前更为趋向精细化。如柏金斯的《中国的农业发展》作者广泛运用各种类型的中国史料，包括地方志、农书近代中国政府的报表等。该引的大量史料中，仅各省地方志即近200种之多。
越战以来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出现的这三个的新变化，使中国学家从外来势力中独立出来，学者得以专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使研究质量和学术性有很大的提高，使美国“中国学”发展呈现出“学术化”趋势。
参考文献：
[1][5] Edward Friendman and Mark selden,America' Asia:Dissenting Essays on Asia-American Relatians,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1.
[2]John k.Fairbank and James Peck,“An Exchange”,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Vol.2No.3,(April-July 1970).
[3][4]［美］保罗·柯文.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北京：中华书局，2002.
[6]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7][9]Lindbeck,John.M.H,Understanding China:An Assessment of American Schoarly Resources,NY:Praeger,1971.
[8]［美］保罗·柯文,默尔·戈德曼主编.朱政慧，陈雁，张晓阳译. 费正清的中国世界——同时代人的回忆［M］.上海：东方出版社中心，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