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明在《记忆里的死亡》末尾这样写道：“回到老家，餐桌上常会有村里谁又‘走了’的消息。管治保的‘老牌’，后排老屋的‘老顽固’，打篮球的‘草鞋袜’，或生病，或经不住大的变故，走了。生命因为各种原因而谢幕。”作者叙述的是活生生的人的生命的逝去，令我想到的是更为宏阔的，你原本熟悉但日渐陌生的，并最终离你远去的带着生命体温及记忆的人、事、物的离去，这个更宏阔的背景，也就是乡土，也是作者在《村事五章》中以残存的记忆碎片所拼接的，那个你我共同拥有的大地。
　　近年来，书写主体及非物质文化虚空的乡村，关注乡土现状及现实问题，追忆乡村人事的散文并不鲜见。但每个人选择的角度，由生命经验所引发的乡土书写各有侧重。比如，阎连科意在为普通的人事加冕，揭示的仍然是平凡人生的沉重现实。梁鸿更为关注的是乡村目前的发展情形，留守与外出农民的生存状况。田瑛拷问的是逝去故乡所带来的精神隐忧，具体地说，是作为信仰和精神疗养的传统的不在，与现代人魂归何处的问题。他们所叙述的都是基于乡村的破败现实，固然都来源于个体的记忆及情感，基于这一现实的忧心冲动，进而都指向更为严峻尖锐的问题，或者关乎形而上的现代人的精神信仰与灵魂安妥，这些叙述在散文的缜密细节和直白情感中更容易凸显伏贴于大地的厚实。与此相反，方向明选择的是个体记忆的小叙事，更多的是来源于这种记忆的细处勾勒，一个生活场景，一种味道，一种心情，彰显的是有限的碎片记忆。有限的记忆视点对照的是个体的，民间的，而非集体的，政治形态的。因而也是日常的，生命经验的感知。
　　恰恰在这样的叙述中，我读出了回忆的清淡，这是在岁月的淘洗后人与事达成的和解。比如，作者讲到家族历史，在天灾中沦为赤贫，却因祸得福，躲过了后来屡屡发生的政治动乱，父亲回忆这些时，只是笑笑，大风大浪过后自有着体悟命运变幻的豁然。比如，在写到杀人犯阿通时，当年抓阿通的场景还让母亲心有余悸，而隔了很多年之后，“我”再见到他时，已是内心平静，无法再把往事与眼前的人联系起来。这些在岁月中与人事达成的和解，我想，亦是来自生命本身的智慧。这样一种呈现，让我们感受到散文背后那个咀嚼岁月与往事的人，他的知、情、意，都在文章的字眼里。对于过往，哪怕是灾难的血腥与恐惧，个体成长的后怕与愁苦，没有激越之词，没有情绪波澜，一切都是淡淡的回忆。
　　这样的叙事语调，透着散文失散已久的冲淡风格。它不是一种冷漠寡淡的索然，而是在经过情感的导向、叙事的筛选、语词的挑拣之后，所融炼而成的哲思。
　　当然，方向明所呈现的有限的记忆感知也是在为曾经的社会及历史形态作证。村里的祠堂在政治运动中失去了其传统功能及意味，却成为了村里人议论时事、闲聊家常的聚焦地。泽山庵里的供销社，在作者眼里就是一种生活的味道，亦是一个时代的物质记忆，也可从中看到乡邻的生活习俗。《翁山麓大屋》关于屋主翁山麓的故事，也是在试图揭开历史尘埃掩盖的事实，被政治意识形态歪曲的真相，一切都是从“我”的认知感悟出发。可见，作者并不刻意铺陈宏大的历史背景，牵引沉重的历史故事，而只是经由考证过的旧碑，未考证的家族传说，可见的残垣断壁，不可知的生命情思，娓娓道来乡村过往人事的生成变迁。但是，我们又可从中感受到无处不在的历史云烟，或者说，时刻处于社会及政治变动中的村庄，直到它成为现在的这个样子，空了，静了，老了。这样，故乡的人事所经历的一切也就都打上了历史的烙印，村庄作为一种社会的遗迹存在着，并且是作为人生命本身的一段逝去时光而存在。
　　记得玛格利特在《记忆的伦理》一书中有过这样一个问题，什么事情是我们应当记住的吗？我想，作为生命经验之一部分的乡土是理所应当被记住的，何况乡愁也是我们无需多言的共同记忆。那么，倘若说对一个社会及个体的生命记忆存在一种存储方式的话，文学所赋予自身的大概是一种可资借鉴的记忆伦理。方向明的《村事五章》也正让我看到了这种记忆的力量，哪怕是一种残存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