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久，诗人胡风将这一天写进了组诗《时间开始了》，用最美好的汉语歌颂新政权的领袖：
　　毛泽东
　　一个新生的赤子
　　一个初恋的少女
　　一个呼觅的难主
　　一个开荒的始祖
　　……
　　无独有偶，在日本，一位诗人也写下了一首题为《毛泽东》的颂歌：
　　疾光闪电爱恋着山冈
　　在拂晓前的水罐儿边
　　
　　汲出苍白的水
　　那面色如同磐石
　　
　　他宽阔的后背正在倾泻一场崩溃
　　那是死刑场上雪的优美
　　
　　丰满今天的每一个日子
　　点燃熔岩般喷发的怒火
　　
　　明天在地层深处再次轰鸣
　　毛同志的大耳朵凝神低垂
　　
　　一个震撼大地的回声飞翔俯瞰
　　村庄里悲苦的人们叫喊声裸露碰撞
　　
　　于是老朽的木头与昏聩的绳索
　　刮起粗砺的风暴
　　
　　像一条苦难的光河
　　毛同志，伫立
　　这首诗1954年甫一发表，立刻震撼了当时的日本诗坛。有论者说，《毛泽东》像一幅静谧的宗教画，呈现出延安时代的毛泽东，因为“毛同志”是基督式的救世主，所以“像一条苦难的光河”。
　　1995年，《毛泽东》一诗的作者谷川雁去世，日本各大媒体的报道可谓众口一词：“新左翼的精神煽动者之死预示了红色时代的结束”广归根到底是诗歌特派员活动家——以诗作幌子进行党的特派工作”；“日本最后一个古董破碎了”……其实，谷川雁并不是一位为政治而写作的诗人，他明确表示：“对于诗，我是政治派。而且是反政治的政治派。我认为我的大多数作品不过是非政治诗。一部分带有政治气味的诗只需两三年就会发霉……‘诗是诗，政治是政洽’与‘诗为政治服务’两者都是偏激派。”(《诗与政治的关系》，1956年)
　　谷川雁(1923年12月～1995年2月)，原名谷川严，后来改“严”为“雁”，原因或许正如少年时代的他在一首诗里所述——“吾似雁，雁似吾，洛阳城里，翅影背花还”。他与明治维新时代的豪杰西乡隆盛同为九州熊本县人，骨子里也有西乡隆盛的叛逆精神，上高中时就因为批判日本的盟友希特勒，被老师斥为“这家伙迟早是个赤色分子”。
　　日本战败前夕，正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的谷川雁被征人千叶县陆军野战重炮队，在出征前的壮行会上慷慨陈词：“即使做了奴隶，同样可以用寓言来讽刺时政、揭露丑恶，伊索不也是奴隶么?”结果，在当兵的八个月里，他因为“作风不像皇军的士兵”三次被禁闭。
　　战后，谷川雁像许多日本知识分子一样，一度陷入消沉绝望的情绪之中。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给日本知识界带来了巨大的震荡与鼓舞。当时日本在美军的占领下，正经历着黑暗的颓废时期，亟需一种浪漫主义的激情重振民族精神。日本知识分子渴望了解毛泽东是如何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占领天然要塞井冈山”，开展土地革命；又是如何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延安，进行抗日战争，最终打败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政权，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
　　1951年，著名学者竹内好出版了《毛泽东》一书，从理论上回答了上述问题。竹内好在书中断言：“井冈山的毛泽东几乎是个鲁滨逊。”他认为，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已经形成。“当他将内外生活的一切归之于‘无’；当他不再固守那本该失去的一切，而未来的一切可能性都被他所拥有；他思想的原型已经形成。至此他改变了知识、经验的存在方式，从求诸外物变为反求诸己，凝结于自身。因此，本是党的一部分的他成为党的本身。党，不再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成为全部。世界改变形状，或者说，毛泽东改变了世界的形状”。竹内好将中国革命视为不断改变“世界形状”的“永续革命”，这给当时正在与结核病抗争的谷川雁带来了很大启发。
　　诗人谷川雁和诗人毛泽东可谓心有灵犀：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这就是八路军的战略。只有日本帝国陆军参谋的简单头脑才会觉得无法理解。“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日译本译为“站在这里的人替换了”，非原诗之意，“换了人间”四个字是他对魏武帝的宣言，用最后的决定性的嘲笑猛然一击——人世间换了，人变了!……他不是幻影式的屹立荒野的圣者，他是在文明的真正焦点——东洋的无名村镇建筑土墙的农人……诗歌方面，毛泽东追求的是与自己的旧体诗具有完全抵抗的方向性诗歌，两个方向从正面冲突，交锋处产生新的诗歌。
　　——谷川雁《毛泽东的诗与中国革命》(1958年)
　　竹内好在读到吉川幸次郎翻译的《沁园春·雪》时惊呼：“色彩的跃动中蹦出历史英雄!”诗人毛泽东对色彩的运用向来为人称道，除了《沁园春·雪》里“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雪白世界里“分外妖娆”的“红装”，还有《菩萨蛮·大柏地》里的“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忆秦娥·娄山关》里的“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与此相似，谷川雁也在诗中大量使用极端的色彩表现手法，诸如象征流血革命的“赤”、“红”，象征冥界的“青”，象征惨剧的“白”，等等。
　　诗人决不能认为自身已经获得了完全解放。如果持有‘自我救济已经完成’的观点，从任何意义上他都不是一个诗人。只要这世界上还存在一个，哪怕唯一一个麻风病人，诗人就仍然患有同样的麻风病。只要革命运动中还潜藏着哪怕是瓦片大小的颓废，那么，认为这颓废与己无缘的革命诗人，其内心就已经被颓废浸润。
　　——谷川雁《诗与政治的关系》(1956年)
　　诗人谷川雁也是革命者谷川雁，他在《农村与诗》一文中写道：“我拳头紧握的是东洋的村庄思想。”任何让古老的“村庄”共同体解体的“主义”——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他一概强烈反对。而在他看来，毛泽东的“革命根据地”理论和“东洋的村庄思想”可以达到完美的结合，这是他憧憬毛泽东的根本原因。他说：“日本民众大部分是农民出身，覆盖日本文明的是农民的感情。劳动工人阶级的母体仍然是农民，因此不追溯母体的革命就不是彻底的革命。”“大部分劳动者在感性的领域内、在(村庄)共同体的碎片和记忆中顽强地生活着，在日本文明的最下层生活着……我主张以感性的、自由的、温暖的新共同体为基础，让碎片与记忆觉醒。”
　　毛泽东的成功经验在于“农村包围城市”，谷川雁的革命斗争则是从位于农村和城市边缘的煤矿开始。煤矿工人多为农家子弟出身，怀有朴素的“东洋的村庄思想”。五十年代末，谷川雁在日本最大的煤矿——三井三池煤矿中组织“大正行动队”、“大正矿业退职者同盟”，号召矿工团结起来，“干一场充满热浪与气味的革命，让三池斗争成为日本革命的序曲”。身为日共党员的他把党组织晾在一边，主张“反对一切由多数决定主义，一个人可以决定一条方针”，结果被日共除名。1960年3月，三井三池煤矿举行大罢工，谷川雁热情呼吁：“战后十五年，八路军精神终于在日本劳工运动中开始登场，并试图扎根……”
　　在同年出版的《谷川雁诗集》中，谷川雁宣布罢笔。从1954年出版处女诗集《大地的商人》开始，他在诗坛上只不过活跃了短短六年时间，但正如评论家松本健一所说：“谷川雁因写诗而成为诗人，因不写诗而成为大诗人。”他的著述，为日本六十年代安保斗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对整个新左翼阵营以及“全学连”、“全共斗”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称为“精神教祖”和“天才组织家”。
　　1966年，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再次给日本知识界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和鼓舞。新一代日本知识青年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红卫兵运动，他们相信“毛同志”说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相信以暴易暴，用革命手段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不少热衷于日本革命的年轻人给“毛同志”写信，宣誓终身以宣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为己任o、就在一片火红的革命热潮中，十二年前便把“毛同志”比喻成“一条苦难的光河”的谷川雁却选择了退守和沉默。这一年，他宣告说：“诗歌已经灭亡。”此后便投身漫长的教育生涯，直至生命终结。
　　他为何退守?为何沉默?
　　1960年以后，池田勇人内阁的“所得倍增”经济高度成长计划，使得日本“前卫与后卫”、“都会与农村”、“中央与地方”三大对立显著缩小，“经济奇迹”开始走上前台，日本的主要能源由煤炭改为石油，“大正行动队”败北。而日本乡村城市化的步伐迅速加快，农业人口锐减，更使传统的“东洋的村庄思想”成为过时的梦想。
　　早在1954年，发表《毛泽东》的同一年，谷川雁评论法国诗人兰波：
　　他放弃诗作是对巴黎公社失败后的西欧世界的唯一抵抗，他逃往非洲大陆，是他最后一纸绝缘书。为了再次寻找与公社的太阳相似的极地之光，他做了徒劳而悲壮的努力。
　　可以说，个二年后他宣告“诗歌已经灭亡”，是像兰波一样，“再次寻找与公社的太阳相似的极地之光。”虽然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日本的红卫兵运动正方兴未艾广熔岩般喷发的怒火”又一次点燃，“老朽的木头与昏聩的绳索”再度“刮起粗砺的风暴”，但那并不是他所期待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