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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韩明士的《道与庶道：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仰和神灵模式》以宋、元时期源于江西抚州华盖山的三仙信仰、道教天心派为例，探讨了中国宗教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民间诸神是否为现实官僚的投影？最后令人信服地提出中国人眼中的神祗有两种模式——官僚模式与个人模式，即“道”与“庶道”。本文就以书中结论为导向，以四川梓潼的文昌信仰为例，与书中的内容进行对话，进一步印证民间信仰的两种模式是以何种方式存在的。
关键词：道与庶道；文昌信仰；道教；官僚模式；个人模式
古有“北有孔子，南有文昌”之说，“文昌”是中国乃至世界整个华人圈中的“文曲星”，是全国性的主管人间文运考试、功名利禄的大神。文昌信仰作为民间信仰中广泛存在的一种，民众崇信“文昌”的模式也是在“道与庶道”不断转换。
1、文昌信仰的起源
文昌信仰起源于四川省梓潼县的七曲山大庙。最初源于星宿信仰，称文星或文曲星，是天上的星宿中主文运的星宫名。之后与梓潼神张亚子合而为一，构成了文昌信仰的。而梓潼神张亚子，因为其身世传奇，自幼聪明又善习礼仪，后又精通医术，悬壶济世，行医治病，孝顺父母，多行善举，因而深受梓潼百姓的爱戴，视之为孝德楷模。他去世后人们为祭奠他，最先是将张亚子作为雷神来供奉的。后经过历代皇室不断追封，逐渐从梓潼神衍化成了“文昌帝君”， 成为了读书人心中的偶像和保护神，文昌信仰的核心神祇。
2、道教与文昌信仰的关系
道教在文昌信仰形成过程中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书中提到道教天心派的教义、发展，道士，道士礁仪中的地位作用等等，道教始终就和民间的三仙信仰关系重大，分不开。其实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曾被封为“国教”，在相当长的历史上对中国各地的各种民间信仰都起到过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文昌信仰形成过程中，道教就有显而易见的两次重大贡献。一次是道教将天上的文昌星视为吉星，将其尊为主宰功名禄位之神。这奠定了后来文昌信仰的实质基础。一次是借由普天下文人学子希望天上的文昌星走向人间的美好愿景，利用扶乩降鸾的方法编写了一套完整的道教书籍，不光满足了学子们的祈求，也从理论和舆论上为文昌星从天而降与梓潼神合二为一诞生“文昌帝君”提供了合法依据。自此，文昌帝君就成了掌管天下文运禄籍，主管考试、功名的文教之神，文昌信仰的实质也在于此。千百年来直至今日，文昌帝君仍然受到人们虔诚的崇敬与信仰。
在如今七曲山大庙的官方祭祀中，仍然是按照道教的科仪来进行的。道场中的神职人员全部身着道服，至今如此。“醮”，设坛祭祷神灵，被广大信众接纳，并丰富了民间信仰仪式的程式化。因而，道教对文昌信仰的影响是显而易见，并起到很大促进作用的。
4、文昌信仰中的“道”与“庶道”
书中指出“道”与“庶道”就是中国人眼中民间信仰的两种神祇模式——官僚模式和个人模式。“信众固然会将神祗当作官员，但更常见的是以个人化方式向神祗祈求、许愿。神祗是官僚还是个人化的保护者，一直取决于信奉者、陈述者在何种语境，以及出于何种目的。”
4.1主要神祇比较
其实作为韩明世书中的神祇或是文昌信仰的神祇，首先他们都是人，不是杜撰出来的，是有原型的。“文昌帝君”是地方上的一个人，这和华盖山的三仙一样，而且都是都是地方精英。不同的是三仙是神仙，是道士，而張亚子是一个有传奇经历的普通人。在民间，一开始都是人们自发地信奉、追祀他们的。关于信仰的神祇，不同的地方还体现在史料上。
4.2官僚模式与个人模式的比较与分析
在书中，关于信仰的官僚模式和个人模式，都具备一些因素，在书中曾给出了界定 。作者在分析两种信仰模式选择的同时，主要是探讨在宗教信仰领域，并不只存在一种崇拜模式或信仰模式，是随着环境及信仰者需要的改变而改变的。
在文昌信仰中，神祇文昌帝君本身就是特异之人，出身就不同于常人，一生有着传奇的经历，除此他的形象又是帝王的样貌，信众固然将他当做官员。文昌帝君自身同时符合官僚模式以及个人模式中对神祇的界定，因此决定了信众可以把他当成官僚也可以把他当成个人来信仰。如从七曲山大庙九级台阶的设置都可以看出其规格是按照皇宫的规格扩建的。除此，在文昌祭祀大典中，祭品的选用，道场的设置，科仪的选用都是按照最高的规制操办的，而且神祇体系套用的正是一整套的官僚体系。
在梓潼七曲山大庙中信众的个人模式就是说信众不在正式的祭祀大典之中，不按照科仪的过程自主游览祭拜的模式。这就有很多仪式及表现形式了：如给文昌和魁星献锦旗，献鸡，捐功德，认养树，点灯，烧纸，提油等等，这种模式下随时随处可以许愿还愿，直接与之沟通，告知心愿，奉上祭品即可，这就是文昌信仰中的个人模式。在庙里，大多数信众选择的是个人模式，认为直接可以和神灵相通，不需要借助中介如道士，而且不受时间限制。
一般来说文昌祭祀一年有两次，分别为文昌的生日和成仙之日。除了官方祭典以外，也有极少数人为个人目的来请道士做一场法事的，这时道士充当的就是中介的作用，信众是普通人无法与文昌帝君直接沟通，需要道士的帮助。道士就相当于低级的官员由他代信众向文昌帝君陈述愿望，所以说这也是官僚模式的一种体现。
文昌帝君自身同时符合官僚模式和个人模式的要求，这就决定了信众可以在两种模式中进行转换。而在信仰模式的选择中，信众是可以根据环境的变化和个人需求的改变来自由选择的。一般不是选择了个人模式就是选择了官僚模式，因为在一个特定地点特定时间段一个人只能选择中一种。过了时间换了地点又可以进入另外一种模式。如信众在文昌正殿捐了功德，献了祭品，对文昌帝君进行了跪拜病许下了心愿，这时候就是个人模式。等到了桂香殿，他又找高功做了一场法式，就是官僚模式了。就这样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场景中，信仰模式的选择是不同的，也是自由的。
5、结语
道与庶道，是韩明世提出的民间信仰模式的两种形式，为研究民间信仰提供了理论支持。在文昌信仰中，信众同样在官僚模式和个人模式之中切换，两种模式相辅相成，构成了完整的信仰模式。文昌帝君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通过比较以及与书中理论的对话，很好地印证了理论的合理性，理论反过来也为文昌信仰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1]黄枝生、黄瑞，《文昌节会民俗》，中国文史出版社。
[2]韩明士，《道与庶道：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仰和神灵模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
作者简介：刘晓庆（1989.10--），女，26，汉族，籍贯湖北省当阳市，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2012级民俗学硕士，研究方向：民族民俗文化与旅游资源。
关键词：道与庶道；文昌信仰；道教；官僚模式；个人模式
古有“北有孔子，南有文昌”之说，“文昌”是中国乃至世界整个华人圈中的“文曲星”，是全国性的主管人间文运考试、功名利禄的大神。文昌信仰作为民间信仰中广泛存在的一种，民众崇信“文昌”的模式也是在“道与庶道”不断转换。
1、文昌信仰的起源
文昌信仰起源于四川省梓潼县的七曲山大庙。最初源于星宿信仰，称文星或文曲星，是天上的星宿中主文运的星宫名。之后与梓潼神张亚子合而为一，构成了文昌信仰的。而梓潼神张亚子，因为其身世传奇，自幼聪明又善习礼仪，后又精通医术，悬壶济世，行医治病，孝顺父母，多行善举，因而深受梓潼百姓的爱戴，视之为孝德楷模。他去世后人们为祭奠他，最先是将张亚子作为雷神来供奉的。后经过历代皇室不断追封，逐渐从梓潼神衍化成了“文昌帝君”， 成为了读书人心中的偶像和保护神，文昌信仰的核心神祇。
2、道教与文昌信仰的关系
道教在文昌信仰形成过程中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书中提到道教天心派的教义、发展，道士，道士礁仪中的地位作用等等，道教始终就和民间的三仙信仰关系重大，分不开。其实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曾被封为“国教”，在相当长的历史上对中国各地的各种民间信仰都起到过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文昌信仰形成过程中，道教就有显而易见的两次重大贡献。一次是道教将天上的文昌星视为吉星，将其尊为主宰功名禄位之神。这奠定了后来文昌信仰的实质基础。一次是借由普天下文人学子希望天上的文昌星走向人间的美好愿景，利用扶乩降鸾的方法编写了一套完整的道教书籍，不光满足了学子们的祈求，也从理论和舆论上为文昌星从天而降与梓潼神合二为一诞生“文昌帝君”提供了合法依据。自此，文昌帝君就成了掌管天下文运禄籍，主管考试、功名的文教之神，文昌信仰的实质也在于此。千百年来直至今日，文昌帝君仍然受到人们虔诚的崇敬与信仰。
在如今七曲山大庙的官方祭祀中，仍然是按照道教的科仪来进行的。道场中的神职人员全部身着道服，至今如此。“醮”，设坛祭祷神灵，被广大信众接纳，并丰富了民间信仰仪式的程式化。因而，道教对文昌信仰的影响是显而易见，并起到很大促进作用的。
4、文昌信仰中的“道”与“庶道”
书中指出“道”与“庶道”就是中国人眼中民间信仰的两种神祇模式——官僚模式和个人模式。“信众固然会将神祗当作官员，但更常见的是以个人化方式向神祗祈求、许愿。神祗是官僚还是个人化的保护者，一直取决于信奉者、陈述者在何种语境，以及出于何种目的。”
4.1主要神祇比较
其实作为韩明世书中的神祇或是文昌信仰的神祇，首先他们都是人，不是杜撰出来的，是有原型的。“文昌帝君”是地方上的一个人，这和华盖山的三仙一样，而且都是都是地方精英。不同的是三仙是神仙，是道士，而張亚子是一个有传奇经历的普通人。在民间，一开始都是人们自发地信奉、追祀他们的。关于信仰的神祇，不同的地方还体现在史料上。
4.2官僚模式与个人模式的比较与分析
在书中，关于信仰的官僚模式和个人模式，都具备一些因素，在书中曾给出了界定 。作者在分析两种信仰模式选择的同时，主要是探讨在宗教信仰领域，并不只存在一种崇拜模式或信仰模式，是随着环境及信仰者需要的改变而改变的。
在文昌信仰中，神祇文昌帝君本身就是特异之人，出身就不同于常人，一生有着传奇的经历，除此他的形象又是帝王的样貌，信众固然将他当做官员。文昌帝君自身同时符合官僚模式以及个人模式中对神祇的界定，因此决定了信众可以把他当成官僚也可以把他当成个人来信仰。如从七曲山大庙九级台阶的设置都可以看出其规格是按照皇宫的规格扩建的。除此，在文昌祭祀大典中，祭品的选用，道场的设置，科仪的选用都是按照最高的规制操办的，而且神祇体系套用的正是一整套的官僚体系。
在梓潼七曲山大庙中信众的个人模式就是说信众不在正式的祭祀大典之中，不按照科仪的过程自主游览祭拜的模式。这就有很多仪式及表现形式了：如给文昌和魁星献锦旗，献鸡，捐功德，认养树，点灯，烧纸，提油等等，这种模式下随时随处可以许愿还愿，直接与之沟通，告知心愿，奉上祭品即可，这就是文昌信仰中的个人模式。在庙里，大多数信众选择的是个人模式，认为直接可以和神灵相通，不需要借助中介如道士，而且不受时间限制。
一般来说文昌祭祀一年有两次，分别为文昌的生日和成仙之日。除了官方祭典以外，也有极少数人为个人目的来请道士做一场法事的，这时道士充当的就是中介的作用，信众是普通人无法与文昌帝君直接沟通，需要道士的帮助。道士就相当于低级的官员由他代信众向文昌帝君陈述愿望，所以说这也是官僚模式的一种体现。
文昌帝君自身同时符合官僚模式和个人模式的要求，这就决定了信众可以在两种模式中进行转换。而在信仰模式的选择中，信众是可以根据环境的变化和个人需求的改变来自由选择的。一般不是选择了个人模式就是选择了官僚模式，因为在一个特定地点特定时间段一个人只能选择中一种。过了时间换了地点又可以进入另外一种模式。如信众在文昌正殿捐了功德，献了祭品，对文昌帝君进行了跪拜病许下了心愿，这时候就是个人模式。等到了桂香殿，他又找高功做了一场法式，就是官僚模式了。就这样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场景中，信仰模式的选择是不同的，也是自由的。
5、结语
道与庶道，是韩明世提出的民间信仰模式的两种形式，为研究民间信仰提供了理论支持。在文昌信仰中，信众同样在官僚模式和个人模式之中切换，两种模式相辅相成，构成了完整的信仰模式。文昌帝君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通过比较以及与书中理论的对话，很好地印证了理论的合理性，理论反过来也为文昌信仰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1]黄枝生、黄瑞，《文昌节会民俗》，中国文史出版社。
[2]韩明士，《道与庶道：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仰和神灵模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
作者简介：刘晓庆（1989.10--），女，26，汉族，籍贯湖北省当阳市，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2012级民俗学硕士，研究方向：民族民俗文化与旅游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