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温家宝总理所言,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就在眼前。
　　“底”在何处以及何时触及,本质上是一个“假问题”,真正重要的是趋势在继续向下。经济增长骤然失速发生在2008年三季度,持续向下的动力才刚刚发挥作用。三个月前中央政府出台“4万亿”计划,经济学界普遍松了一口气;当时的共识是,2009年达到8%的增长率当可无虞。今天的共识又已向下调整,保持8%增长之难将有如1998年或更甚。更悲观的预测则比比皆是,如高盛预测增长率为6%——它不是最悲观的。
　　对于习惯了高增长的中国来说,这就是危机。从三个月来出台刺激计划和“保增长”政策之频密,从领导人形势判断措辞之峻急,可以看出决策层也已进入了危机应对的状态。
　　危机是变革最好的催化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加入WTO,与世界订下“世纪之约”,实现跃迁式的对外开放。当时反对开放的各种部门利益盘根错节、根深蒂固,与今天无异;但危机推动决策者超越蜗角纷争,作出有风险但必需的大决断,奠定了中国后来十年的发展之轨:惊人的生产潜能得以在全球体系中释放,使中国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今天的中国需要另一个决断。如果说十年前的决断推动了对外开放市场骤然加速,现在中国经济急需加快对内开放的大决断。加快对内开放,意味着市场的进一步自由化;意味着搞对价格,放松乃至放开对资本投入品的价格管制;意味着进一步解除垄断,对各种性质的投资资本平等开放准入。中国仍有以改革挖掘制度红利的空间,这足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未来的新动力。
　　中国也要学着告别“全天候增长”的阶段。过去30年,无论外部世界经济阴晴,凭借制度转轨所释放出来的巨大动力,中国经济保持着持续增长;但今天中国经济及其与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已经大到中国经济不可能在世界经济之外独善其身。中国经济周期将更为明显地与世界经济周期同步脉动,这意味着经济下行也将成为常态事件。正因如此,对于那些特别易于被经济下行所伤害的群体,政府有责任善为之谋,早为之谋。建立更为有效的、普遍的社会保障网,已不能等待;候鸟式往返于农村与城市的农民工群体,应得到更公平的对待。
　　正如接下来一整套由《财经》记者撰写的“中国2009”报道所揭示的那样,我们所讲述的现实,我们所期待的变革,盖不超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的宏大视野。我们都知道,乡愿无法滋养和谐,当此之时,不管看上去多么困难,中国需要作出大决断。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