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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侵袭人类五周年之际，对SARS的研究还在继续，围绕SARS仍有很多待解之谜
2008年4月8日， 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俗称“非典型性肺炎”）侵袭人类五周年之际，一场关于SARS诊断以及抗病毒研究的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市中德科学中心举行。偌大的会场，零星坐了几位记者，场面显得有些冷清。
显然，此次发布会的主题——SARS研究，在今天已热度不再。遥想五年前中国乃至世界面临的那场巨大考验，恍如隔世。
2002年11月，广东省佛山市出现全球首例SARS病人。这种被简称为“非典”的传染病，此后迅速袭击了全球五大洲。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到2003年7月，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有8000多人感染SARS，近800人丧生。
第二年，又有零星案例出现。此后SARS销声匿迹，远离了公众视野。
然而，在很多科学家看来，无论SARS是否会卷土重来，对于这种病毒的记忆和关注都不应当中断。
毕竟，围绕SARS还有太多的未解之谜。德国吕贝克大学的希根菲尔德(Rolf Hilgenfeld)教授就在此次新闻发布会上提醒说，SARS研究不能半途而废，“我们需要随时做好应对SARS病毒或其他病毒袭击的准备。”
果子狸是否蒙冤
自从SARS爆发以来，科学家们一直试图寻找SARS这种冠状病毒的源头。如果找到了源头，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其爆发规律，探求根治之道。
2003年5月，香港大学微生物系教授管轶与深圳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同行，公布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发现：从深圳野生动物市场出售的果子狸标本中分离出的冠状病毒，其基因序列与人类SARS病毒具有99.8％的同源性。这意味着，果子狸是人类SARS的一个重要传染源。
2003年5月，几乎在香港大学管轶等人揭示果子狸携带SARS病毒的同时，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所、解放军军需大学等机构专家组成的农业部动物冠状病毒疫源调查组也表示，从果子狸中检测到与SARS病毒基因序列几乎一致的冠状病毒。
很快，各地禁止在餐馆出售果子狸，并且开始清理野生动物市场。
2003年12月至2004年1月，广州又有四人相继感染SARS，还有一起无症状的病例，所幸没有出现人际传播的感染。其中，有两人分别是同一家果子狸餐馆的女服务员和顾客；而从该餐馆果子狸中分离到的SARS病毒，与从病人身上分离到的SARS病毒高度同源。
于是，广东在全省范围内，对市场上养殖销售的果子狸采取灭杀行动，成千上万只果子狸在这次大规模的公共卫生行动中被捕杀。
但在学术界，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果子狸传播SARS病毒的主张。最近的“翻案者”来自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生物医学信息学中心。2008年2月，该中心助理教授詹尼斯（Daniel Janies）在《遗传分类学》（Cladistics）杂志发表文章，分析了SARS病毒在动物和人类传播的途径。
通过对病毒传播链条的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果子狸并没有传播SARS；恰恰相反，是人类将SARS传播给了果子狸。
詹尼斯博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所研究人员在2005年2月《新发传染病》杂志发表的论文曾经提到，天津一个村子发现有猪感染SARS病毒，而将病毒传给猪的很可能是人——因为猪吃了来自餐馆的泔水。同样地，人也有可能将SARS病毒传给果子狸。
对于詹尼斯的观点，多位中国学者表示难以赞同。管轶教授就对《财经》记者表示：“假如果子狸不是传染源，清除市场上的果子狸以后，SARS疫情也不会停止的。”
不过，SARS疫情未再出现，是否可以完全归功于扑杀果子狸，仍然存在争论。实际上，研究人员在浣熊、貉、獾等野生动物体内，也均检测出与人类SARS病毒高度同源的冠状病毒。
蝙蝠传播链
退一步说，即使人从果子狸感染了SARS可以定论，那么，果子狸又从哪里感染了SARS？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张树义对《财经》记者表示，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
一些科学家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了蝙蝠。作为惟一可以飞行的哺乳动物，蝙蝠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占到所有哺乳动物种类的五分之一。而且，之前蝙蝠就有过传播尼巴（Nipah）病毒、亨德拉（Hendra）病毒等人畜共患病的“前科”。
于是，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动物所担任研究员的张树义，与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石正丽等，开始搜集蝙蝠；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教授袁国勇等人也在从事类似工作。2005年10月，他们分别发表文章，称在菊头蝠等蝙蝠中检测出类似SARS病毒的冠状病毒。不过，这些病毒与人类SARS病毒的同源性只有92％到96％，也就是说它和人之间的关系，要比果子狸和人之间的关系更远。
此后，科学家进一步探求冠状病毒演化的奥秘。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教授管轶及其同事在《病毒学学报》先后发表的两篇论文指出，在健康的蝙蝠中找到大量新的冠状病毒，蝙蝠可能是冠状病毒最古老的自然宿主。所有在人类、家禽及野生动物等体内的冠状病毒，均起源于从蝙蝠家族中分离到的冠状病毒。
2007年10月，已在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任教的张树义和国内外多位研究人员合作，在《新发传染病》杂志发表论文认为，从蝙蝠家族分离到的冠状病毒处于进化早期，而人类SARS冠状病毒处于进化晚期。
不过，科学家目前还无法确定，从蝙蝠这个源头，需要经过怎样的“中场盘带”，或者说经过哪些中间宿主的传递，SARS病毒才能到达果子狸或者人。
张树义教授对《财经》记者坦言，果子狸是SARS病毒的易感者、孵化器和中间宿主，但并不是自然宿主，或者说最原始的来源；蝙蝠带有类SARS病毒，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些类SARS病毒能够直接感染果子狸或者人。
“在这个传播链条上，还缺乏中间环节。可以说，SARS的来龙去脉仍然没有彻底搞清楚。”他补充说。
SARS遁形
2003年7月，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SARS已经得到控制。
之后，中国科技部曾专门召开会议，预测2003年冬至2004年春再次爆发SARS的可能性。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赵国屏在2007年6月29日《伦敦皇家学会哲学汇刊B辑：生物科学》的SARS分子流行病学回顾文章中透露，他当时在会上曾经提出，如果再度出现SARS病例，也并不奇怪。
他还提到，如果病毒直接来自野生动物，传染性不会太强，只要及时诊断和隔离患者，就比较容易控制。但如果来自实验室泄漏，考虑到实验室保存的病毒株系大多已经适应人类，传染性强，就很容易造成人际传播，甚至夺走患者性命。
此前在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的会议上，也有科学家表达过类似担心。世界卫生组织也特地呼吁各国不要放松警惕。
事实证明，SARS并未走远。在广东省省会广州，2003年12月至2004年1月间，就出现了几起散发的SARS病例。而香港大学的研究团队在第一轮疫情结束之后，并未中断对广东野生动物市场的监测。他们的监测结果，帮助广东及时发出第二轮疫情预警并采取有力措施。根据赵国屏及其同事后来的分析，这一轮传播中检测到的SARS病毒都源于动物，病人病情较轻，病毒尚未通过变异获得人际传播的能力，因此并未造成大面积扩散。
然而，2004年4月，北京和安徽出现的SARS疫情，却要严重得多。而其源头，恰恰是赵所担心的实验室病毒泄漏。
造成京皖两地疫情的SARS病毒，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的实验室。其中，一位女研究生在实验室被感染后，回安徽探亲期间将SARS传给母亲，返回北京后被误诊为肺炎，又传染一名护士，而这名护士又传染了更多的人。这名女研究生的母亲最终医治无效而去世。
此后，全球尚未发现新的SARS患者。那么，SARS是已经彻底消失了呢，还是有可能重新爆发？
在张树义看来，如果果子狸的确是传播人类的罪魁祸首、人类继续吃果子狸等野生动物的话，SARS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仍然比较大。而《南方日报》记者在2007年底的一次采访中发现，广东市场上依然有不少商贩偷偷销售果子狸。
不过，管轶教授对《财经》记者强调，随着对野生动物市场监管和检疫等措施的加强，SARS病毒正失去在人类社区持久生存的条件；即使SARS再度袭击人类，估计也很难形成2002年到2003年那样的规模了。
不应是休止符
无论如何，由于围绕着SARS病毒仍然有着太多的未知数，现在就完全解除SARS的警报或许为时过早。
希根菲尔德教授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就提醒说，对于SARS病毒以及其他RNA病毒，绝不能掉以轻心。像原本于数十年前销声匿迹的基孔肯亚（Chikungunya）病毒，就在2006年重新袭击了印度，造成上百万人染病，并于次年登陆意大利等国。
然而，一些中国研究人员对《财经》记者抱怨说，当SARS研究“受宠”时，政府投入了大量研究经费；那时一些根本没有研究能力的人也从中获利，不少钱被白白浪费掉。而今，SARS研究却似乎被打进了“冷宫”，很多非常重要的课题也难以申请到科研经费。
2008年4月刚刚出版的《病毒研究》杂志“SARS专辑”中，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石正丽和胡志红就呼吁，应该对蝙蝠和果子狸的生态链进行研究，同时在其他野生动物中，持续调查与SARS病毒类似的病毒。
赵国屏研究员也对《财经》记者表示，寻找SARS病毒从蝙蝠传递到果子狸或者人的中间环节，以及其他与SARS相关的后续研究，无论对于预防控制SARS，还是禽流感等其他传染病的流行，“都很有价值”。
希根菲尔德教授也认为，中国政府在SARS研究上其实并不需要投入太多经费，只要能够支持一些优秀的研究小组长期跟踪就足够了。即使像德国这样并未遭受过SARS之劫的国家，也仍然保持着对于SARS研究的高度重视。应对病毒的威胁，很多时候都必须未雨绸缪。
在2004年5月欧盟斥资启动的“中欧SARS诊断及抗病毒研究项目”中，希根菲尔德教授出任了欧方首席科学家。通过这一项目，来自中国和欧洲多个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已经筛选出几个抗SARS病毒的候选化合物。其中，有的化合物还可能具有广谱抗病毒的功效，对其他的RNA病毒，如柯萨奇（Coxsakie）病毒和诺瓦克（Norwalk）病毒也有一定作用。
但如今，随着该课题结束，参与项目的中方研究者又很可能陷入“断奶”状态。
对于SARS，我们是否已经有效地汲取了科研和管理上的经验和教训，并且还在保持足够的警惕？这个疑问或许并不多余。
同SARS一样，禽流感也属于人兽共患病，寻找传播病毒的中间宿主显得至关重要。但是，在中国国内发生的多起人禽流感病例中，均未找到动物传染源。
管轶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警告说，现在虽然已经可以及时诊断出人禽流感病例，但如果不能发现人禽流感病例的动物传染源，就等于给病毒多一些变异的机会，增加大流感爆发的风险，“连病毒溯源都没有搞清楚，怎么去控制？”
或许，对于决策者而言，希根菲尔德的忠告绝对值得用心去听：“我们不能松懈，因为病毒流行的时钟还在回响。”
2008年4月8日， 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俗称“非典型性肺炎”）侵袭人类五周年之际，一场关于SARS诊断以及抗病毒研究的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市中德科学中心举行。偌大的会场，零星坐了几位记者，场面显得有些冷清。
显然，此次发布会的主题——SARS研究，在今天已热度不再。遥想五年前中国乃至世界面临的那场巨大考验，恍如隔世。
2002年11月，广东省佛山市出现全球首例SARS病人。这种被简称为“非典”的传染病，此后迅速袭击了全球五大洲。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到2003年7月，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有8000多人感染SARS，近800人丧生。
第二年，又有零星案例出现。此后SARS销声匿迹，远离了公众视野。
然而，在很多科学家看来，无论SARS是否会卷土重来，对于这种病毒的记忆和关注都不应当中断。
毕竟，围绕SARS还有太多的未解之谜。德国吕贝克大学的希根菲尔德(Rolf Hilgenfeld)教授就在此次新闻发布会上提醒说，SARS研究不能半途而废，“我们需要随时做好应对SARS病毒或其他病毒袭击的准备。”
果子狸是否蒙冤
自从SARS爆发以来，科学家们一直试图寻找SARS这种冠状病毒的源头。如果找到了源头，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其爆发规律，探求根治之道。
2003年5月，香港大学微生物系教授管轶与深圳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同行，公布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发现：从深圳野生动物市场出售的果子狸标本中分离出的冠状病毒，其基因序列与人类SARS病毒具有99.8％的同源性。这意味着，果子狸是人类SARS的一个重要传染源。
2003年5月，几乎在香港大学管轶等人揭示果子狸携带SARS病毒的同时，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所、解放军军需大学等机构专家组成的农业部动物冠状病毒疫源调查组也表示，从果子狸中检测到与SARS病毒基因序列几乎一致的冠状病毒。
很快，各地禁止在餐馆出售果子狸，并且开始清理野生动物市场。
2003年12月至2004年1月，广州又有四人相继感染SARS，还有一起无症状的病例，所幸没有出现人际传播的感染。其中，有两人分别是同一家果子狸餐馆的女服务员和顾客；而从该餐馆果子狸中分离到的SARS病毒，与从病人身上分离到的SARS病毒高度同源。
于是，广东在全省范围内，对市场上养殖销售的果子狸采取灭杀行动，成千上万只果子狸在这次大规模的公共卫生行动中被捕杀。
但在学术界，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果子狸传播SARS病毒的主张。最近的“翻案者”来自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生物医学信息学中心。2008年2月，该中心助理教授詹尼斯（Daniel Janies）在《遗传分类学》（Cladistics）杂志发表文章，分析了SARS病毒在动物和人类传播的途径。
通过对病毒传播链条的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果子狸并没有传播SARS；恰恰相反，是人类将SARS传播给了果子狸。
詹尼斯博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所研究人员在2005年2月《新发传染病》杂志发表的论文曾经提到，天津一个村子发现有猪感染SARS病毒，而将病毒传给猪的很可能是人——因为猪吃了来自餐馆的泔水。同样地，人也有可能将SARS病毒传给果子狸。
对于詹尼斯的观点，多位中国学者表示难以赞同。管轶教授就对《财经》记者表示：“假如果子狸不是传染源，清除市场上的果子狸以后，SARS疫情也不会停止的。”
不过，SARS疫情未再出现，是否可以完全归功于扑杀果子狸，仍然存在争论。实际上，研究人员在浣熊、貉、獾等野生动物体内，也均检测出与人类SARS病毒高度同源的冠状病毒。
蝙蝠传播链
退一步说，即使人从果子狸感染了SARS可以定论，那么，果子狸又从哪里感染了SARS？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张树义对《财经》记者表示，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
一些科学家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了蝙蝠。作为惟一可以飞行的哺乳动物，蝙蝠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占到所有哺乳动物种类的五分之一。而且，之前蝙蝠就有过传播尼巴（Nipah）病毒、亨德拉（Hendra）病毒等人畜共患病的“前科”。
于是，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动物所担任研究员的张树义，与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石正丽等，开始搜集蝙蝠；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教授袁国勇等人也在从事类似工作。2005年10月，他们分别发表文章，称在菊头蝠等蝙蝠中检测出类似SARS病毒的冠状病毒。不过，这些病毒与人类SARS病毒的同源性只有92％到96％，也就是说它和人之间的关系，要比果子狸和人之间的关系更远。
此后，科学家进一步探求冠状病毒演化的奥秘。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教授管轶及其同事在《病毒学学报》先后发表的两篇论文指出，在健康的蝙蝠中找到大量新的冠状病毒，蝙蝠可能是冠状病毒最古老的自然宿主。所有在人类、家禽及野生动物等体内的冠状病毒，均起源于从蝙蝠家族中分离到的冠状病毒。
2007年10月，已在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任教的张树义和国内外多位研究人员合作，在《新发传染病》杂志发表论文认为，从蝙蝠家族分离到的冠状病毒处于进化早期，而人类SARS冠状病毒处于进化晚期。
不过，科学家目前还无法确定，从蝙蝠这个源头，需要经过怎样的“中场盘带”，或者说经过哪些中间宿主的传递，SARS病毒才能到达果子狸或者人。
张树义教授对《财经》记者坦言，果子狸是SARS病毒的易感者、孵化器和中间宿主，但并不是自然宿主，或者说最原始的来源；蝙蝠带有类SARS病毒，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些类SARS病毒能够直接感染果子狸或者人。
“在这个传播链条上，还缺乏中间环节。可以说，SARS的来龙去脉仍然没有彻底搞清楚。”他补充说。
SARS遁形
2003年7月，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SARS已经得到控制。
之后，中国科技部曾专门召开会议，预测2003年冬至2004年春再次爆发SARS的可能性。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赵国屏在2007年6月29日《伦敦皇家学会哲学汇刊B辑：生物科学》的SARS分子流行病学回顾文章中透露，他当时在会上曾经提出，如果再度出现SARS病例，也并不奇怪。
他还提到，如果病毒直接来自野生动物，传染性不会太强，只要及时诊断和隔离患者，就比较容易控制。但如果来自实验室泄漏，考虑到实验室保存的病毒株系大多已经适应人类，传染性强，就很容易造成人际传播，甚至夺走患者性命。
此前在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的会议上，也有科学家表达过类似担心。世界卫生组织也特地呼吁各国不要放松警惕。
事实证明，SARS并未走远。在广东省省会广州，2003年12月至2004年1月间，就出现了几起散发的SARS病例。而香港大学的研究团队在第一轮疫情结束之后，并未中断对广东野生动物市场的监测。他们的监测结果，帮助广东及时发出第二轮疫情预警并采取有力措施。根据赵国屏及其同事后来的分析，这一轮传播中检测到的SARS病毒都源于动物，病人病情较轻，病毒尚未通过变异获得人际传播的能力，因此并未造成大面积扩散。
然而，2004年4月，北京和安徽出现的SARS疫情，却要严重得多。而其源头，恰恰是赵所担心的实验室病毒泄漏。
造成京皖两地疫情的SARS病毒，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的实验室。其中，一位女研究生在实验室被感染后，回安徽探亲期间将SARS传给母亲，返回北京后被误诊为肺炎，又传染一名护士，而这名护士又传染了更多的人。这名女研究生的母亲最终医治无效而去世。
此后，全球尚未发现新的SARS患者。那么，SARS是已经彻底消失了呢，还是有可能重新爆发？
在张树义看来，如果果子狸的确是传播人类的罪魁祸首、人类继续吃果子狸等野生动物的话，SARS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仍然比较大。而《南方日报》记者在2007年底的一次采访中发现，广东市场上依然有不少商贩偷偷销售果子狸。
不过，管轶教授对《财经》记者强调，随着对野生动物市场监管和检疫等措施的加强，SARS病毒正失去在人类社区持久生存的条件；即使SARS再度袭击人类，估计也很难形成2002年到2003年那样的规模了。
不应是休止符
无论如何，由于围绕着SARS病毒仍然有着太多的未知数，现在就完全解除SARS的警报或许为时过早。
希根菲尔德教授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就提醒说，对于SARS病毒以及其他RNA病毒，绝不能掉以轻心。像原本于数十年前销声匿迹的基孔肯亚（Chikungunya）病毒，就在2006年重新袭击了印度，造成上百万人染病，并于次年登陆意大利等国。
然而，一些中国研究人员对《财经》记者抱怨说，当SARS研究“受宠”时，政府投入了大量研究经费；那时一些根本没有研究能力的人也从中获利，不少钱被白白浪费掉。而今，SARS研究却似乎被打进了“冷宫”，很多非常重要的课题也难以申请到科研经费。
2008年4月刚刚出版的《病毒研究》杂志“SARS专辑”中，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石正丽和胡志红就呼吁，应该对蝙蝠和果子狸的生态链进行研究，同时在其他野生动物中，持续调查与SARS病毒类似的病毒。
赵国屏研究员也对《财经》记者表示，寻找SARS病毒从蝙蝠传递到果子狸或者人的中间环节，以及其他与SARS相关的后续研究，无论对于预防控制SARS，还是禽流感等其他传染病的流行，“都很有价值”。
希根菲尔德教授也认为，中国政府在SARS研究上其实并不需要投入太多经费，只要能够支持一些优秀的研究小组长期跟踪就足够了。即使像德国这样并未遭受过SARS之劫的国家，也仍然保持着对于SARS研究的高度重视。应对病毒的威胁，很多时候都必须未雨绸缪。
在2004年5月欧盟斥资启动的“中欧SARS诊断及抗病毒研究项目”中，希根菲尔德教授出任了欧方首席科学家。通过这一项目，来自中国和欧洲多个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已经筛选出几个抗SARS病毒的候选化合物。其中，有的化合物还可能具有广谱抗病毒的功效，对其他的RNA病毒，如柯萨奇（Coxsakie）病毒和诺瓦克（Norwalk）病毒也有一定作用。
但如今，随着该课题结束，参与项目的中方研究者又很可能陷入“断奶”状态。
对于SARS，我们是否已经有效地汲取了科研和管理上的经验和教训，并且还在保持足够的警惕？这个疑问或许并不多余。
同SARS一样，禽流感也属于人兽共患病，寻找传播病毒的中间宿主显得至关重要。但是，在中国国内发生的多起人禽流感病例中，均未找到动物传染源。
管轶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警告说，现在虽然已经可以及时诊断出人禽流感病例，但如果不能发现人禽流感病例的动物传染源，就等于给病毒多一些变异的机会，增加大流感爆发的风险，“连病毒溯源都没有搞清楚，怎么去控制？”
或许，对于决策者而言，希根菲尔德的忠告绝对值得用心去听：“我们不能松懈，因为病毒流行的时钟还在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