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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现象级的文化现象
2016年夏天，暨南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羊城晚报》等单位联合举办“文学评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生成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的近百名学者和文艺理论批评家与会。会上，笔者作了《“粤派批评”的可能性》的专题发言;居鄂的粵籍评论家古远清教授则以“学术相声”的形式，提出应当有粤派批评。随后，《羊城晚报》于2016年6月5日推出整版的“粤派批评”讨论版，发表了笔者的《“粤派批评”一说成立吗？》一文，并配发了洪子诚、杨匡汉、蒋述卓等著名学者的赞同或反对意见，受到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慎海雄同志的肯定，并针对《羊城晚报》这一版作了批示：“此版耐看！这样的交锋、交流、交融极有意义，目的是活跃广东的文学评论。我省的文学评论工作者们敢于在‘批评’上下工夫，敢于用实力打响‘粤派批评’”。随后，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肖风华邀请笔者策划并实施出版“粤派批评丛书”，后又有蒋述卓、林岗、贺仲明、郭小东、宋剑华等著名学者加盟任总主编和执行主编。这样，“粤派批评丛书”便于2016年底正式启动了。“粤派批评丛书”计划出版50本。丛书分两个方面：一是文选38本。精选近代、现代与当代以来各时期38位最有代表性的粤籍批评家，每人出一本代表性文论集，分四个版块出版。分别为：“大家文存”;“名家文丛”;“中坚文汇”;“新锐文综”。二是专题著作12本，如《中外粤籍批评》《“粤派批评”视野中的“打工文学”》《“粤派”网络评论》《“粤派批评”与现当代文学史》《“粤派批评”与港台及海外华文文学》等。目前，第一批18本，第二批12本，共30本已出版。
从目前的发展态势看，“粤派批评”口号的提出与围绕这一概念的讨论，以及“粤派批评丛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广东改革开放以来一次较有广度和深度的文学事件，它的影响已超越了地域局限，甚至“是一个现象级的文化现象”。其根据是：一、《羊城晚报》自从2016年6月5日打出“粤派批评”的旗号后，迄今已组织了几十个版面讨论粤派批评，并专门成立了“粤派批评·陈桥生工作室”。2017年12月1日在珠岛宾馆举办了“‘粤派批评·陈桥生工作室’成立暨研讨会”，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慎海雄同志全程参会并作了指示，认为广东文学批评应敢于“开宗立派”，“理直气壮打出粤派批评旗号”。二、“粤派批评丛书”第一批18本书出版后，广东省文联、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与中国文艺批评家协会，于2018年1月13日联合在北京举行“粤派批评与中国当代文艺研讨会”，中国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仲呈祥等专家学者给予充分肯定。仲呈祥指出，流派要有旗帜，要旗帜鲜明地打出理论主张;要有围绕着理论主张的一大批作家和批评家的著述和成果;要代代相传，形成一支重要力量，作出突出贡献。若从这三个方面来看，粤派批评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庞井君认为，粤派批评早已形成其独特气质，“广东的文艺评论家、文艺理论家思想活跃，著述颇丰，既重视传统文化的积淀、积累和积蓄，又注重针对现实、面向未来的实践性、开放性和创造性，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三、2017年6月27日，《文艺报》理论与争鸣版，整版发表了古远清教授《“粤派批评”批评实践已嵌入历史》文章，这意味着关于“粤派批评”的讨论已从广东走向全国，成为当下文艺评论界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四、自从《羊城晚报》打出“粤派批评”旗号后，广东各大媒体，省、市各相关文艺部门纷纷召开“粤派批评”研讨会，仅省作家协会，便召开3次相关会议，共议粤派评论的历史与现状，共商广东文学批评的发展大计，以期“粤派批评”掀起更大热潮。
粤派批评的社会影响之所以超过了发起与参与者的预期，在创作、研究、传媒、管理等领域引发强烈而广泛的反响，形成多点开花的局面，主因是一种文化焦虑感的推动。长期以来，广东经济总量全国领先，媒体又比较发达，但文化和文学话语权相对较为薄弱。为此，广东一些文化人和文化主管领导一直比较焦虑，一直在寻找加强文学话语权的契机，而“粤派批评”的提出正是这样的契机。正因有了文化的焦虑感，才有希望通过粤派批评催生广东文化和文学发展的期待。另一个原因是，“粤派批评”的提出其实是一种文化策略。长期以来，广东的学者和评论家基本上都处于单兵作战的状态。尽管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毕竟势单力薄，站位不高，容易为外界忽略。现在，借助“粤派批评”这个平台，既可以更好发挥个体的才智和优势;又可以在“粤派批评”的旗帜下重新整装出发，形成一种氛围和契机，发挥群体的力量，带动更多的人接续岭南的人文传统。此外，还应看到，粤派批评更多的是描述一个客观的文学事实，即粤派批评作为一个实践在先，命名在后的批评范畴，并非主观臆想、闭门造车的结果。实际上，它是一次迟到的思想碰撞，一次话题集中，各方都有话可说，乐于参与，既可“接着说”，也可“反着说”的多元文学建构。可见，“粤派批评”旗号的亮出正当其时。它是广东批评界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的体现，是近代以来绵延不断的对于建立广东学派的时代与历史的双重呼唤。
二、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
在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坛，“京派批评”“海派批评”以及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闽派批评”已是大家公认的文学现象，但“粤派批评”却极少被人提起。其实，不论从地域精神文化气质，从文脉的历史传承，还是批评的影响力来看，粤派批评都有着自己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有它的优势和辉煌。只不过，由于历史、现实、文化和地域的诸多原因，粤派评论一直被低估、忽视乃至遮蔽。有鉴于此，《羊城晚报》率先亮出“粤派批评”旗号。接着，广东省作家协会与广东人民出版社，以“粤派批评”为切入点，联合出版“粤派批评丛书”，挖掘被历史和某种文化偏见所遮蔽的粤派批评的文学价值，彰显“粤派”文化的独特内涵和深厚底蕴，不仅能更好地展示广东文学批评的力量，让粤派批评发出更响亮的声音，而且有助于增强广东文化的自信，提升广东文化的影响力，促进区域文化发展，从而在当前打造广东“文化强省”的进程中发挥积极的文化效应。从这点看，粤派批评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重大的文化意义，有重要的传承价值和出版价值。 粤派批评的提出和“粤派批评丛书”的推出，一方面是现实的需要;另方面亦有厚实的、充分的历史、现实、文化和地域等方面的基础与依据。
其一是传统文化的影响。岭南文化明显不同于北方文化。如汉代以降以陈钦、陈元为代表的经学注释，便明显不同于北方经学的严密深邃与繁复，呈现出轻灵简易的特点，并因此被称为“简易之学”。六祖惠能则为佛学禪宗注进了日常化、世俗化的内涵。明代大儒陈白沙主张“学贵知疑”，强调独立思考，提倡较为自由开放的学风，逐渐形成一个有粤派特点的哲学学派。这种不同于北方的文化传统，势必对粤派批评的形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其二是文论传统的依据。粤派批评的起源可追溯到晚清，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他们丰富的学术活动尽管并非以文艺批评为主业，却在客观上参与了对中国文学与美学现代性的开启。比如，被公认为“睁眼看世界”之先行者的黄遵宪，倡导“诗界革命”，在“新派诗”的写作经验和批评实践中追求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其艺术理念在近代诗坛大放异彩。再如，倡导并身体力行“趣味主义”的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高举“新小说”“新文体”的旗帜，其实强调的是文学革命与政治改良的内在关联。可以说，黄遵宪、梁启超的文学倡导，开创了一个时代的风潮，在全国产生了普泛的影响。黄药眠、黄秋耘、萧殷等人可视为粤派批评第二波的代表。如众所知，在当代批评史上，黄药眠的学术主张具有一定的开拓性，是连接创作与批评、传统与现代的一个文化样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黄药眠在《创造周刊》发表大量倡导文艺大众化，诗歌民族化文章，产生了很大影响。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的《诗歌的民族形式之我见》《战斗者的诗人》等发表于1940年代的文论依然有其生命力。钟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研究民间文学，被视为中国民间文学的创始人。新中国建立后的“17年”，粤派批评的代表人物是黄秋耘、萧殷和梁宗岱。黄秋耘在“百花时代”勇猛向上，慷慨悲歌，疾恶如仇，高举着“写真实”与“干预生活”两面旗帜，大声呼吁“不要在人民疾苦面前闭上眼睛”。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萧殷也许不是一流的评论家，但却是一流的编辑家。王蒙曾说过：“我的第一个恩师是萧殷，是萧殷发现了我。”而梁宗岱通过中西诗学的贯通，建立起了现代性与本土经验相融汇的诗歌理论批评体系。客观地说，上述这些批评家的研究范式和文学观念尽管并不新颖，但其对苦难的同情、对文学批评的执着，以及对良知的坚守，不仅让后来者心存敬意，也在客观上提升了粤派批评的伦理品格。
新时期以来，粤派批评群体中也涌现出不少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的批评家。如在广东本土，“30后”的有黄修己、黄树森、饶芃子、黄伟宗;“40后”的有谢望新、李钟声;“50后”的有蒋述卓、程文超、林岗、陈剑晖、郭小东、金岱、宋剑华、江冰、徐肖楠;“60后”“70后”的有谢有顺、贺仲明、钟晓毅、申霞艳、胡传吉、世宾、陈桥生;“80后”有李德南、陈培浩、杨汤琛、唐诗人，等等。在北京及香港等地则有杨义、洪子诚、温儒敏、陈平原、黄子平、古远清等，其阵容和影响力虽不及“京派批评”和“海派批评”，但其深厚力量堪比“闽派批评”，超越国内大多数地域的文学批评。如果批评的视野和范围再开放拓展，加上饶宗颐、王起、黄天骥等老一辈学者的纯学术研究，则“粤派批评”更是蔚为壮观。
其三是地理环境上的优势。从地理上看，广东占有沿海之利，在沟通世界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广东处于边缘，这既是劣势也是优势。近现代以来，粤派学者在中西文化交汇的背景下，感受并接受多种文明带来的思想启迪。他们视野开阔，思维活跃，不安现状，积极进取，敢为人先，因此能走在时代变革的前列。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们秉承中国学术的传统，又开创了粤派批评的先河。这种地缘、文化土壤的内在培植作用，在粤派批评的发展过程中是显而易见的。
提出“粤派批评”，不但因其有着较为充分的历史、现实、文化和地域等方面的依据与基础，还因为它有着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
从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方面看，粤派批评除发生期的梁启超、黄遵宪外，粤派批评家不像北京、上海的批评家那样关注现代性、全球化、后殖民等宏观问题，也不似“闽派批评”那样积极参与到“朦胧诗”“方法论”“主体性”等的论争中。粤派批评家有自己的批评立场、批评观念，亦有自己的学术立足点和生长点。他们师承的是梁启超、黄遵宪、黄药眠、钟敬文这些大家的治学批评理路。他们既面向时代和生活，感受文艺风潮的脉动，又高度重视审美中的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既追求批评的理论性、学理性和体系建构，注重文学史的梳理阐释，又强调批评的实证，注重感性与诗性的个性呈现。比如，饶芃子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郭小东的中国知青文学研究，陈剑晖的散文研究，蒋述卓的城市诗学研究，宋剑华对经典的阐释重构，贺仲明的乡土文学研究与文学经典研究，江冰的“80后”文学研究，都各有专攻，各擅胜场，且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可以说是粤派批评最为鲜亮的一道风景线。在这方面，粤派批评几乎占了文学史写作的半壁江山，而且处于前沿位置，有的甚至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高地。比如20世纪80年代，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联合发表的著名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其中的陈平原、黄子平均为粤人。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以方法先进，富于问题意识，善于整合中西传统资源和吸纳同时代前沿研究成果著称，它与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被学界誉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南北双璧”。杨义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是比较方法运用文学史写作的有效实践，该著材料扎实，眼光独到，分析文本有血有肉，堪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比肩。此外，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黄修己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古远清的港台文学史写作，也都各具特色，体现出独到的史观史识和史德。
粤派批评还有另一个独特的文化品格，即注重文学批评的日常化、本土经验和实践性。粤派批评家追求发现创新，但不拒绝深刻厚重;追求实证内敛，而不喜凌空高蹈;追求灵动圆融，而厌恶哗众取宠。这就是前瞻视野与务实批评结合，经济文化与文学批评合流，全球眼光与岭南乡土文化挖掘齐头并进，灵活敏锐与学问学理相得益彰，多元开放与独立的文化人格互为表里。这种将实践美学、生活美学和大众美学融为一体，在精神和感情结构上呈现出根性、脉性、血性与智性互融的批评趋向，既是广东本土批评家的批评践行，也是他们的共性和个性特征，是广东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可贵品格。比如活跃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批评家黄树森，其批评便紧密联系现实，及时地回应当前的社会生活。他积极组织讨论“商界现象”;提出“珠江大文化圈”“经济文化时代”“第三条道路”理论;主编“流行蛊”丛书;出版《手记·叩问——经济文化时代猜想之子丑寅卯》;策划出版“叩问岭南”大型理论书链，提出“岭南文化新发展”讨论;主编《广东九章》系列，挖掘并推动“莞香”文化，探索“白先勇范式”……这一系列的“小叩”与“大鸣”，立足本土，立足广东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精神，又不乏高屋建瓴的国际眼光和全球视野。因此，这些“小叩”“大鸣”既是对广东“文化沙漠论”的有力回击，又为我们确立广东文化在全国文化中的处境与地位，重建文化自信提供了一个切入点和反思的契机。再如黄伟宗将批评与“海上丝路”的开发结合在一起，开辟了文学批评的新天地。此外，蒋述卓、刘斯奋、金岱、徐南铁、谭运长等人还提出“第三种批评”“岭南宣言”等口号和宣言，这都体现出粤派批评家关注当下，善于捕捉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并将这些问题放在现实生活中思考的务实品格。 总体来看，粤派批评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表现在：一是精神底色的求变、求新、求真;二是精神气质的自在、自得、自为;三是精神气度的包容、开放、平和。蒋述卓教授用“严谨的态度、得体的尺度、开放的角度、优雅的风度”（《中国艺术报》2018年4月3日）来归纳粤派批评的气质。笔者以为，还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粤派批评的特色，这就是：创新、实证、内敛、精致。先说创新。从六祖慧能，到陈白沙心学标榜“贵疑”“自得”，再到康梁，粤地便一直有创新的传统。这种创新精神在现当代的粤派批评中也得到充分的践行和展示，这一点在当下应受到特别的重视。其次是实证。康有为的老师朱九江，其著述被称为“实学”，他倡导经世致用的实证研究，这一批评立场和方法，在后来的许多粤派批评家身上也清晰可见。还有内敛。这是不容忽视的粤派批评的一个精神品质。即是说，粤派批评虽注重创新，强调质疑批判精神，但它不事张扬作秀，它的总体基调是低调务实，是内敛型的。正是因此，它往往容易被忽视，被低估，甚至在某些时段被边缘化。最后是精致。粤派批评比较个人化，偏重民间的立场和姿态，也不热衷于宏观问题的发声和庞大理论体系的建构，但粤派批评家的批评实践具有“博”与“精”并举，“广”与“深”兼备，“奇”与“正”互补的特点，这样就形成了粤派批评的独特魅力与风致。
三、流派、“粤派批评”之辩及其他
“粤派批评”从提出那天起，质疑的声音就一直没停止过。这在意料之中，也是正常的。因粤籍学者普遍低调，不愿意抱团，彼此之间保持一定距离。这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与历史上的流派和学派不同。当然，认为粤派批评不能成立，最主要的理由还是粤派批评没有一面旗帜，没有一个一呼百应的领袖，也没有一套共同或相近的文学理论主张。此外，从历史上文学流派的构成来看，还应有一批题材、主题、风格相同或相近的作品或论著来体现这些理论主张，有的文学流派或学派甚至还有自己的刊物以及社团，等等。显然，这些流派和学派的必备条件，粤派批评都不具备。因此有的学者不赞同打出粤派批评的旗号自有其道理，其学术立场也无可厚非。但笔者认为，衡量粤派批评能否成立，不能用传统的、固化的文学流派观念来界定。事实上，如众所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生产体制和文学语境下，除了“马克思主义学派”之外，其他纯粹的、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流派或学派是不存在的。所以，在当下这样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在需要加快构建中国学派，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基于复兴实践构建中国学派》，《人民日报》2017年9月24日）的大背景下，粤派批评的建构不能沿袭传统的流派范畴与标准，而应立足当下，持相对宽泛的尺度，以发展的眼光来评价和界定这一文学现象。
首先，应看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粤派批评虽具有地方身份标识，却不是局限于一地之见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群体的简单相加。粤派批评的概念是宽泛的，其内涵十分丰富，且具有极大的弹性。它不是一堵自我封闭的“围墙”，而是混合着“珠气”与“海风”“海味”，具有开放包容的胸怀，宽松的学术氛围，因此在本质上是突破了地域范畴的批评集结地。其次，粤派批评只是一个松散的地域性文学批评概念。它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鲜明、统一的理论主张，而更偏重在具体的文艺批评中呈现出地域色彩与创新意向;它不是一个具有特定文学立场、主张和追求趋向一致性，以及自愿自觉结社的文学流派或学派，而是因特定地域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文化氛围，以及日常生活方式的熏陶影响，自然而然形成的。总之，粤派批评不是一个狭义的流派或学派口号，而是一个相对宽松、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概念。正因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反而给粤派批评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阐释空间。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如何通过对粤派批评这一文学现象的讨论，进一步凸显岭南批评的特点和价值，从而让全国认识它，使其真正成为中国文艺批评当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并在中国文艺批评版图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没有必要对概念过于执着，纠结于“粤派批评”究竟是一个流派学派，还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因为说到底，粤派批评的命名多少有权宜的一面。这一话题的提出，与其说是学理的、逻辑的，不如说是一种策略，一种现实的需要，一种文学批评的实践。
与上述的认识相联系，确立粤派批评家的入选标准可相对宽泛一些，灵活一些。即只要具备如下的身份标识，就可视为粤派批评家：一是长期生活、工作于粤地的批评家;二是虽不是粤人，但在粤地工作超过5年的批评家;三是出生、早年受教育于粤地，后到外地求学、工作，从事学术研究和批评的批评家。虽然这些批评家走的道路各种各样，文学观念、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尽相同，但他们的性格、语言、修养、表达方式与行事风格，还是多少可以看出岭南地理环境与早年教育的印痕，因此将其列入粤派批评家应是说得过去的。而有些批评家，虽原籍隶属广东，但出生、受教育及工作均不在广东，如上海的陈思和、吴亮、程德培等，这些批评家尽管成就斐然，也不应列入粤派批评阵容。概言之，在外地工作的粤籍学者是否属于粤派批评家，要客观公允、实事求是，以其有没岭南文化与文学基因作为考量标准，而不要一概而论，死扣住粤派批评家是否在广东生活和工作，论著是否产自于广东本土。笔者以为，相对宽松灵活的标准，既符合粤派批评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品格，也有利于扩大粤派批评的影响。
四、“粤派批评”在路上
粤派批评在路上。“粤派批评丛书”的出版，一方面团结了一批粤派批评家;另方面一改以往粤派批评家“单兵作战”、布不成阵的状况，让粤派批评面向全国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处于建构中的粤派批评要真正走出广东、走出五岭，要进一步提升粤派评论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不能满足于提口号，不能仅仅有学术的气魄和野心，或停留于粵派批评合法性的探讨，而是要将粤派批评进一步上升到理论形态，推动其进入当代学术史视野，使其成为具有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的岭南批评学派。
构建粤派批评，关键是要抓住开放与务实两端。开放，就是不要局限于一隅，更不要用凝固、静止眼光看待新事物。即是说，粤派批评一方面要注重传统文化的积淀，注重面向未来的开创，继承岭南文化海纳百川、融会贯通的精神;另方面还要牢牢把握住时代的变革脉搏，用中国理论阐释广东改革开放的实践，解决广东文艺的问题。务实，指的是在开放精神引领下，注重文艺批评的日常化、本土经验和实践性，力图通过立足本土经验和放眼世界，形成自己独特的品格和气质。 其次，粤派批评要建立自身的评论体系。这方面要考虑几点：一是进一步阐释粤派批评的内涵和外延，厘清粤派批评的内在品质和外在使命，并通过丰富粤派批评的学术空间，使其更合理科学，更易于为外界接受。二是提出自己的理论或批评主张。一个学派的形成需要地理环境和文化氛围，还要有自己的理论主张和批评风格。近年来，一些粤派批评家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但这些理论主张还未上升为粤派批评的共识和集体行动，更没有获得国内同行的普遍认可。三是凝练粤派批评关键词。如“开放”“务实”“实证”“贵疑”“内敛”“优雅”“自得”等，这些关键词需结合具体文本，进行充分而深入的论证。四是在研究地域性文学差异的基础上，通过文化自觉意识和不断反省，寻找粤派批评的不足，进而强化粤派批评的特色，以及处理好整体的批评观念与个体价值的关系。除了上述几点，还必须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1.以“现实导向”和“问题导向”为引领。努力实现“名”与“实”的统一。不能解释实践的理论，不可能有效指导实践。当代中国学术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名实不符、名实分离的问题，其根源是理论滞后于实践、理论脱离了实践。粤派批评需要的不是以名正实，以西方理论来校准中国实践;而是要以“实”正名，基于中国和广东实践创新中国文学理论，再以中国文学理论创新成果来指导广东具体的文学实践。
2.摆脱学徒状态。由“岭南人文”“广东精神”提炼出相应的学术方法，进而将粤派批评理论形态化。构建粤派批评要有方法论自觉，摆脱学徒状态、形成自我主张，从“接轨”研究转向“自主”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东的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总体上都是紧随西方和国内发达地区的学术和文学批评，即自甘边缘，以别人的是非为是非，以别人的标准为标准，这种学徒状态在特定历史时期有积极的一面，但更多的是无奈的一面。但任何一个地域的学术和文学批评要走向成熟并产生一批杰出成果，都必须树立自主精神，强化主体意识，并形成自己的特色与风格。从这个意义上，构建“粤派批评”，关键在于彰显其独特的学术精神和文学批评风格，并处理好总体与个体、边缘与中心的辩证关系。
3.立足岭南，跨越岭南。构建粤派批评，要立足于广东的传统文化和现实语境，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立足岭南”不等于偏安一隅，小富即安。而是要有“跨越”的眼光和勇气，即“跨越岭南”，具有全国性乃至全球性视野，敢于对全国性的学术话题发出自己的声音，敢于建构自己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
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和学术环境，以利于建设“学术中的广东”“批评中的广东”，这是粤派批评的使命和目标。当然，粤派批评的构建不是某一学科流派的建构，而是一场涉及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等多学科的范式变革，也是广东学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有意义实践。同时，构建粤派批评的过程，也将是嶺南传统文化不断发展创新的过程。而构建粤派批评的目标，在于用事实证明：广东不但是中国经济先行者与排头兵，是“岭南文化”的中心，也是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生力军，是中国学术的创造者与重要的支撑力量。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文学思想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周西篱
2016年夏天，暨南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羊城晚报》等单位联合举办“文学评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生成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的近百名学者和文艺理论批评家与会。会上，笔者作了《“粤派批评”的可能性》的专题发言;居鄂的粵籍评论家古远清教授则以“学术相声”的形式，提出应当有粤派批评。随后，《羊城晚报》于2016年6月5日推出整版的“粤派批评”讨论版，发表了笔者的《“粤派批评”一说成立吗？》一文，并配发了洪子诚、杨匡汉、蒋述卓等著名学者的赞同或反对意见，受到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慎海雄同志的肯定，并针对《羊城晚报》这一版作了批示：“此版耐看！这样的交锋、交流、交融极有意义，目的是活跃广东的文学评论。我省的文学评论工作者们敢于在‘批评’上下工夫，敢于用实力打响‘粤派批评’”。随后，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肖风华邀请笔者策划并实施出版“粤派批评丛书”，后又有蒋述卓、林岗、贺仲明、郭小东、宋剑华等著名学者加盟任总主编和执行主编。这样，“粤派批评丛书”便于2016年底正式启动了。“粤派批评丛书”计划出版50本。丛书分两个方面：一是文选38本。精选近代、现代与当代以来各时期38位最有代表性的粤籍批评家，每人出一本代表性文论集，分四个版块出版。分别为：“大家文存”;“名家文丛”;“中坚文汇”;“新锐文综”。二是专题著作12本，如《中外粤籍批评》《“粤派批评”视野中的“打工文学”》《“粤派”网络评论》《“粤派批评”与现当代文学史》《“粤派批评”与港台及海外华文文学》等。目前，第一批18本，第二批12本，共30本已出版。
从目前的发展态势看，“粤派批评”口号的提出与围绕这一概念的讨论，以及“粤派批评丛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广东改革开放以来一次较有广度和深度的文学事件，它的影响已超越了地域局限，甚至“是一个现象级的文化现象”。其根据是：一、《羊城晚报》自从2016年6月5日打出“粤派批评”的旗号后，迄今已组织了几十个版面讨论粤派批评，并专门成立了“粤派批评·陈桥生工作室”。2017年12月1日在珠岛宾馆举办了“‘粤派批评·陈桥生工作室’成立暨研讨会”，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慎海雄同志全程参会并作了指示，认为广东文学批评应敢于“开宗立派”，“理直气壮打出粤派批评旗号”。二、“粤派批评丛书”第一批18本书出版后，广东省文联、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与中国文艺批评家协会，于2018年1月13日联合在北京举行“粤派批评与中国当代文艺研讨会”，中国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仲呈祥等专家学者给予充分肯定。仲呈祥指出，流派要有旗帜，要旗帜鲜明地打出理论主张;要有围绕着理论主张的一大批作家和批评家的著述和成果;要代代相传，形成一支重要力量，作出突出贡献。若从这三个方面来看，粤派批评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庞井君认为，粤派批评早已形成其独特气质，“广东的文艺评论家、文艺理论家思想活跃，著述颇丰，既重视传统文化的积淀、积累和积蓄，又注重针对现实、面向未来的实践性、开放性和创造性，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三、2017年6月27日，《文艺报》理论与争鸣版，整版发表了古远清教授《“粤派批评”批评实践已嵌入历史》文章，这意味着关于“粤派批评”的讨论已从广东走向全国，成为当下文艺评论界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四、自从《羊城晚报》打出“粤派批评”旗号后，广东各大媒体，省、市各相关文艺部门纷纷召开“粤派批评”研讨会，仅省作家协会，便召开3次相关会议，共议粤派评论的历史与现状，共商广东文学批评的发展大计，以期“粤派批评”掀起更大热潮。
粤派批评的社会影响之所以超过了发起与参与者的预期，在创作、研究、传媒、管理等领域引发强烈而广泛的反响，形成多点开花的局面，主因是一种文化焦虑感的推动。长期以来，广东经济总量全国领先，媒体又比较发达，但文化和文学话语权相对较为薄弱。为此，广东一些文化人和文化主管领导一直比较焦虑，一直在寻找加强文学话语权的契机，而“粤派批评”的提出正是这样的契机。正因有了文化的焦虑感，才有希望通过粤派批评催生广东文化和文学发展的期待。另一个原因是，“粤派批评”的提出其实是一种文化策略。长期以来，广东的学者和评论家基本上都处于单兵作战的状态。尽管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毕竟势单力薄，站位不高，容易为外界忽略。现在，借助“粤派批评”这个平台，既可以更好发挥个体的才智和优势;又可以在“粤派批评”的旗帜下重新整装出发，形成一种氛围和契机，发挥群体的力量，带动更多的人接续岭南的人文传统。此外，还应看到，粤派批评更多的是描述一个客观的文学事实，即粤派批评作为一个实践在先，命名在后的批评范畴，并非主观臆想、闭门造车的结果。实际上，它是一次迟到的思想碰撞，一次话题集中，各方都有话可说，乐于参与，既可“接着说”，也可“反着说”的多元文学建构。可见，“粤派批评”旗号的亮出正当其时。它是广东批评界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的体现，是近代以来绵延不断的对于建立广东学派的时代与历史的双重呼唤。
二、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
在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坛，“京派批评”“海派批评”以及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闽派批评”已是大家公认的文学现象，但“粤派批评”却极少被人提起。其实，不论从地域精神文化气质，从文脉的历史传承，还是批评的影响力来看，粤派批评都有着自己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有它的优势和辉煌。只不过，由于历史、现实、文化和地域的诸多原因，粤派评论一直被低估、忽视乃至遮蔽。有鉴于此，《羊城晚报》率先亮出“粤派批评”旗号。接着，广东省作家协会与广东人民出版社，以“粤派批评”为切入点，联合出版“粤派批评丛书”，挖掘被历史和某种文化偏见所遮蔽的粤派批评的文学价值，彰显“粤派”文化的独特内涵和深厚底蕴，不仅能更好地展示广东文学批评的力量，让粤派批评发出更响亮的声音，而且有助于增强广东文化的自信，提升广东文化的影响力，促进区域文化发展，从而在当前打造广东“文化强省”的进程中发挥积极的文化效应。从这点看，粤派批评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重大的文化意义，有重要的传承价值和出版价值。 粤派批评的提出和“粤派批评丛书”的推出，一方面是现实的需要;另方面亦有厚实的、充分的历史、现实、文化和地域等方面的基础与依据。
其一是传统文化的影响。岭南文化明显不同于北方文化。如汉代以降以陈钦、陈元为代表的经学注释，便明显不同于北方经学的严密深邃与繁复，呈现出轻灵简易的特点，并因此被称为“简易之学”。六祖惠能则为佛学禪宗注进了日常化、世俗化的内涵。明代大儒陈白沙主张“学贵知疑”，强调独立思考，提倡较为自由开放的学风，逐渐形成一个有粤派特点的哲学学派。这种不同于北方的文化传统，势必对粤派批评的形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其二是文论传统的依据。粤派批评的起源可追溯到晚清，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他们丰富的学术活动尽管并非以文艺批评为主业，却在客观上参与了对中国文学与美学现代性的开启。比如，被公认为“睁眼看世界”之先行者的黄遵宪，倡导“诗界革命”，在“新派诗”的写作经验和批评实践中追求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其艺术理念在近代诗坛大放异彩。再如，倡导并身体力行“趣味主义”的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高举“新小说”“新文体”的旗帜，其实强调的是文学革命与政治改良的内在关联。可以说，黄遵宪、梁启超的文学倡导，开创了一个时代的风潮，在全国产生了普泛的影响。黄药眠、黄秋耘、萧殷等人可视为粤派批评第二波的代表。如众所知，在当代批评史上，黄药眠的学术主张具有一定的开拓性，是连接创作与批评、传统与现代的一个文化样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黄药眠在《创造周刊》发表大量倡导文艺大众化，诗歌民族化文章，产生了很大影响。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的《诗歌的民族形式之我见》《战斗者的诗人》等发表于1940年代的文论依然有其生命力。钟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研究民间文学，被视为中国民间文学的创始人。新中国建立后的“17年”，粤派批评的代表人物是黄秋耘、萧殷和梁宗岱。黄秋耘在“百花时代”勇猛向上，慷慨悲歌，疾恶如仇，高举着“写真实”与“干预生活”两面旗帜，大声呼吁“不要在人民疾苦面前闭上眼睛”。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萧殷也许不是一流的评论家，但却是一流的编辑家。王蒙曾说过：“我的第一个恩师是萧殷，是萧殷发现了我。”而梁宗岱通过中西诗学的贯通，建立起了现代性与本土经验相融汇的诗歌理论批评体系。客观地说，上述这些批评家的研究范式和文学观念尽管并不新颖，但其对苦难的同情、对文学批评的执着，以及对良知的坚守，不仅让后来者心存敬意，也在客观上提升了粤派批评的伦理品格。
新时期以来，粤派批评群体中也涌现出不少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的批评家。如在广东本土，“30后”的有黄修己、黄树森、饶芃子、黄伟宗;“40后”的有谢望新、李钟声;“50后”的有蒋述卓、程文超、林岗、陈剑晖、郭小东、金岱、宋剑华、江冰、徐肖楠;“60后”“70后”的有谢有顺、贺仲明、钟晓毅、申霞艳、胡传吉、世宾、陈桥生;“80后”有李德南、陈培浩、杨汤琛、唐诗人，等等。在北京及香港等地则有杨义、洪子诚、温儒敏、陈平原、黄子平、古远清等，其阵容和影响力虽不及“京派批评”和“海派批评”，但其深厚力量堪比“闽派批评”，超越国内大多数地域的文学批评。如果批评的视野和范围再开放拓展，加上饶宗颐、王起、黄天骥等老一辈学者的纯学术研究，则“粤派批评”更是蔚为壮观。
其三是地理环境上的优势。从地理上看，广东占有沿海之利，在沟通世界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广东处于边缘，这既是劣势也是优势。近现代以来，粤派学者在中西文化交汇的背景下，感受并接受多种文明带来的思想启迪。他们视野开阔，思维活跃，不安现状，积极进取，敢为人先，因此能走在时代变革的前列。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们秉承中国学术的传统，又开创了粤派批评的先河。这种地缘、文化土壤的内在培植作用，在粤派批评的发展过程中是显而易见的。
提出“粤派批评”，不但因其有着较为充分的历史、现实、文化和地域等方面的依据与基础，还因为它有着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
从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方面看，粤派批评除发生期的梁启超、黄遵宪外，粤派批评家不像北京、上海的批评家那样关注现代性、全球化、后殖民等宏观问题，也不似“闽派批评”那样积极参与到“朦胧诗”“方法论”“主体性”等的论争中。粤派批评家有自己的批评立场、批评观念，亦有自己的学术立足点和生长点。他们师承的是梁启超、黄遵宪、黄药眠、钟敬文这些大家的治学批评理路。他们既面向时代和生活，感受文艺风潮的脉动，又高度重视审美中的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既追求批评的理论性、学理性和体系建构，注重文学史的梳理阐释，又强调批评的实证，注重感性与诗性的个性呈现。比如，饶芃子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郭小东的中国知青文学研究，陈剑晖的散文研究，蒋述卓的城市诗学研究，宋剑华对经典的阐释重构，贺仲明的乡土文学研究与文学经典研究，江冰的“80后”文学研究，都各有专攻，各擅胜场，且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可以说是粤派批评最为鲜亮的一道风景线。在这方面，粤派批评几乎占了文学史写作的半壁江山，而且处于前沿位置，有的甚至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高地。比如20世纪80年代，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联合发表的著名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其中的陈平原、黄子平均为粤人。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以方法先进，富于问题意识，善于整合中西传统资源和吸纳同时代前沿研究成果著称，它与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被学界誉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南北双璧”。杨义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是比较方法运用文学史写作的有效实践，该著材料扎实，眼光独到，分析文本有血有肉，堪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比肩。此外，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黄修己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古远清的港台文学史写作，也都各具特色，体现出独到的史观史识和史德。
粤派批评还有另一个独特的文化品格，即注重文学批评的日常化、本土经验和实践性。粤派批评家追求发现创新，但不拒绝深刻厚重;追求实证内敛，而不喜凌空高蹈;追求灵动圆融，而厌恶哗众取宠。这就是前瞻视野与务实批评结合，经济文化与文学批评合流，全球眼光与岭南乡土文化挖掘齐头并进，灵活敏锐与学问学理相得益彰，多元开放与独立的文化人格互为表里。这种将实践美学、生活美学和大众美学融为一体，在精神和感情结构上呈现出根性、脉性、血性与智性互融的批评趋向，既是广东本土批评家的批评践行，也是他们的共性和个性特征，是广东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可贵品格。比如活跃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批评家黄树森，其批评便紧密联系现实，及时地回应当前的社会生活。他积极组织讨论“商界现象”;提出“珠江大文化圈”“经济文化时代”“第三条道路”理论;主编“流行蛊”丛书;出版《手记·叩问——经济文化时代猜想之子丑寅卯》;策划出版“叩问岭南”大型理论书链，提出“岭南文化新发展”讨论;主编《广东九章》系列，挖掘并推动“莞香”文化，探索“白先勇范式”……这一系列的“小叩”与“大鸣”，立足本土，立足广东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精神，又不乏高屋建瓴的国际眼光和全球视野。因此，这些“小叩”“大鸣”既是对广东“文化沙漠论”的有力回击，又为我们确立广东文化在全国文化中的处境与地位，重建文化自信提供了一个切入点和反思的契机。再如黄伟宗将批评与“海上丝路”的开发结合在一起，开辟了文学批评的新天地。此外，蒋述卓、刘斯奋、金岱、徐南铁、谭运长等人还提出“第三种批评”“岭南宣言”等口号和宣言，这都体现出粤派批评家关注当下，善于捕捉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并将这些问题放在现实生活中思考的务实品格。 总体来看，粤派批评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表现在：一是精神底色的求变、求新、求真;二是精神气质的自在、自得、自为;三是精神气度的包容、开放、平和。蒋述卓教授用“严谨的态度、得体的尺度、开放的角度、优雅的风度”（《中国艺术报》2018年4月3日）来归纳粤派批评的气质。笔者以为，还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粤派批评的特色，这就是：创新、实证、内敛、精致。先说创新。从六祖慧能，到陈白沙心学标榜“贵疑”“自得”，再到康梁，粤地便一直有创新的传统。这种创新精神在现当代的粤派批评中也得到充分的践行和展示，这一点在当下应受到特别的重视。其次是实证。康有为的老师朱九江，其著述被称为“实学”，他倡导经世致用的实证研究，这一批评立场和方法，在后来的许多粤派批评家身上也清晰可见。还有内敛。这是不容忽视的粤派批评的一个精神品质。即是说，粤派批评虽注重创新，强调质疑批判精神，但它不事张扬作秀，它的总体基调是低调务实，是内敛型的。正是因此，它往往容易被忽视，被低估，甚至在某些时段被边缘化。最后是精致。粤派批评比较个人化，偏重民间的立场和姿态，也不热衷于宏观问题的发声和庞大理论体系的建构，但粤派批评家的批评实践具有“博”与“精”并举，“广”与“深”兼备，“奇”与“正”互补的特点，这样就形成了粤派批评的独特魅力与风致。
三、流派、“粤派批评”之辩及其他
“粤派批评”从提出那天起，质疑的声音就一直没停止过。这在意料之中，也是正常的。因粤籍学者普遍低调，不愿意抱团，彼此之间保持一定距离。这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与历史上的流派和学派不同。当然，认为粤派批评不能成立，最主要的理由还是粤派批评没有一面旗帜，没有一个一呼百应的领袖，也没有一套共同或相近的文学理论主张。此外，从历史上文学流派的构成来看，还应有一批题材、主题、风格相同或相近的作品或论著来体现这些理论主张，有的文学流派或学派甚至还有自己的刊物以及社团，等等。显然，这些流派和学派的必备条件，粤派批评都不具备。因此有的学者不赞同打出粤派批评的旗号自有其道理，其学术立场也无可厚非。但笔者认为，衡量粤派批评能否成立，不能用传统的、固化的文学流派观念来界定。事实上，如众所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生产体制和文学语境下，除了“马克思主义学派”之外，其他纯粹的、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流派或学派是不存在的。所以，在当下这样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在需要加快构建中国学派，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基于复兴实践构建中国学派》，《人民日报》2017年9月24日）的大背景下，粤派批评的建构不能沿袭传统的流派范畴与标准，而应立足当下，持相对宽泛的尺度，以发展的眼光来评价和界定这一文学现象。
首先，应看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粤派批评虽具有地方身份标识，却不是局限于一地之见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群体的简单相加。粤派批评的概念是宽泛的，其内涵十分丰富，且具有极大的弹性。它不是一堵自我封闭的“围墙”，而是混合着“珠气”与“海风”“海味”，具有开放包容的胸怀，宽松的学术氛围，因此在本质上是突破了地域范畴的批评集结地。其次，粤派批评只是一个松散的地域性文学批评概念。它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鲜明、统一的理论主张，而更偏重在具体的文艺批评中呈现出地域色彩与创新意向;它不是一个具有特定文学立场、主张和追求趋向一致性，以及自愿自觉结社的文学流派或学派，而是因特定地域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文化氛围，以及日常生活方式的熏陶影响，自然而然形成的。总之，粤派批评不是一个狭义的流派或学派口号，而是一个相对宽松、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概念。正因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反而给粤派批评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阐释空间。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如何通过对粤派批评这一文学现象的讨论，进一步凸显岭南批评的特点和价值，从而让全国认识它，使其真正成为中国文艺批评当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并在中国文艺批评版图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没有必要对概念过于执着，纠结于“粤派批评”究竟是一个流派学派，还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因为说到底，粤派批评的命名多少有权宜的一面。这一话题的提出，与其说是学理的、逻辑的，不如说是一种策略，一种现实的需要，一种文学批评的实践。
与上述的认识相联系，确立粤派批评家的入选标准可相对宽泛一些，灵活一些。即只要具备如下的身份标识，就可视为粤派批评家：一是长期生活、工作于粤地的批评家;二是虽不是粤人，但在粤地工作超过5年的批评家;三是出生、早年受教育于粤地，后到外地求学、工作，从事学术研究和批评的批评家。虽然这些批评家走的道路各种各样，文学观念、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尽相同，但他们的性格、语言、修养、表达方式与行事风格，还是多少可以看出岭南地理环境与早年教育的印痕，因此将其列入粤派批评家应是说得过去的。而有些批评家，虽原籍隶属广东，但出生、受教育及工作均不在广东，如上海的陈思和、吴亮、程德培等，这些批评家尽管成就斐然，也不应列入粤派批评阵容。概言之，在外地工作的粤籍学者是否属于粤派批评家，要客观公允、实事求是，以其有没岭南文化与文学基因作为考量标准，而不要一概而论，死扣住粤派批评家是否在广东生活和工作，论著是否产自于广东本土。笔者以为，相对宽松灵活的标准，既符合粤派批评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品格，也有利于扩大粤派批评的影响。
四、“粤派批评”在路上
粤派批评在路上。“粤派批评丛书”的出版，一方面团结了一批粤派批评家;另方面一改以往粤派批评家“单兵作战”、布不成阵的状况，让粤派批评面向全国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处于建构中的粤派批评要真正走出广东、走出五岭，要进一步提升粤派评论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不能满足于提口号，不能仅仅有学术的气魄和野心，或停留于粵派批评合法性的探讨，而是要将粤派批评进一步上升到理论形态，推动其进入当代学术史视野，使其成为具有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的岭南批评学派。
构建粤派批评，关键是要抓住开放与务实两端。开放，就是不要局限于一隅，更不要用凝固、静止眼光看待新事物。即是说，粤派批评一方面要注重传统文化的积淀，注重面向未来的开创，继承岭南文化海纳百川、融会贯通的精神;另方面还要牢牢把握住时代的变革脉搏，用中国理论阐释广东改革开放的实践，解决广东文艺的问题。务实，指的是在开放精神引领下，注重文艺批评的日常化、本土经验和实践性，力图通过立足本土经验和放眼世界，形成自己独特的品格和气质。 其次，粤派批评要建立自身的评论体系。这方面要考虑几点：一是进一步阐释粤派批评的内涵和外延，厘清粤派批评的内在品质和外在使命，并通过丰富粤派批评的学术空间，使其更合理科学，更易于为外界接受。二是提出自己的理论或批评主张。一个学派的形成需要地理环境和文化氛围，还要有自己的理论主张和批评风格。近年来，一些粤派批评家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但这些理论主张还未上升为粤派批评的共识和集体行动，更没有获得国内同行的普遍认可。三是凝练粤派批评关键词。如“开放”“务实”“实证”“贵疑”“内敛”“优雅”“自得”等，这些关键词需结合具体文本，进行充分而深入的论证。四是在研究地域性文学差异的基础上，通过文化自觉意识和不断反省，寻找粤派批评的不足，进而强化粤派批评的特色，以及处理好整体的批评观念与个体价值的关系。除了上述几点，还必须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1.以“现实导向”和“问题导向”为引领。努力实现“名”与“实”的统一。不能解释实践的理论，不可能有效指导实践。当代中国学术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名实不符、名实分离的问题，其根源是理论滞后于实践、理论脱离了实践。粤派批评需要的不是以名正实，以西方理论来校准中国实践;而是要以“实”正名，基于中国和广东实践创新中国文学理论，再以中国文学理论创新成果来指导广东具体的文学实践。
2.摆脱学徒状态。由“岭南人文”“广东精神”提炼出相应的学术方法，进而将粤派批评理论形态化。构建粤派批评要有方法论自觉，摆脱学徒状态、形成自我主张，从“接轨”研究转向“自主”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东的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总体上都是紧随西方和国内发达地区的学术和文学批评，即自甘边缘，以别人的是非为是非，以别人的标准为标准，这种学徒状态在特定历史时期有积极的一面，但更多的是无奈的一面。但任何一个地域的学术和文学批评要走向成熟并产生一批杰出成果，都必须树立自主精神，强化主体意识，并形成自己的特色与风格。从这个意义上，构建“粤派批评”，关键在于彰显其独特的学术精神和文学批评风格，并处理好总体与个体、边缘与中心的辩证关系。
3.立足岭南，跨越岭南。构建粤派批评，要立足于广东的传统文化和现实语境，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立足岭南”不等于偏安一隅，小富即安。而是要有“跨越”的眼光和勇气，即“跨越岭南”，具有全国性乃至全球性视野，敢于对全国性的学术话题发出自己的声音，敢于建构自己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
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和学术环境，以利于建设“学术中的广东”“批评中的广东”，这是粤派批评的使命和目标。当然，粤派批评的构建不是某一学科流派的建构，而是一场涉及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等多学科的范式变革，也是广东学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有意义实践。同时，构建粤派批评的过程，也将是嶺南传统文化不断发展创新的过程。而构建粤派批评的目标，在于用事实证明：广东不但是中国经济先行者与排头兵，是“岭南文化”的中心，也是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生力军，是中国学术的创造者与重要的支撑力量。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文学思想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周西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