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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对传统历史学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历史叙述的研究打破了以往线性的、因果性的研究范式，转而关照具体的历史主体、历史形成过程及历史话语意义，呈现了一种从“内部”观看历史的研究路径，为从事近现代西南边疆民族史研究的同仁提供了诸多启示。本文从史学史发展的脉络把握历史人类学研究在历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在探寻历史叙述与认同相契合的经典研究中，将目光置于近现代西南边疆民族史的研究，以期丰富历史人类学的边疆民族史研究经验。
关键词：历史叙述；认同；西南边疆；民族史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8）05-0087-06
Abstract：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has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history.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narrative breaks the previous research paradigm which is linear and causual， and turns to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subject， historical formation process and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discourse. It presents a research path of viewing history from the “internal” and provides many inspirations for those engaged in the study of ethnic history in the southwestern frontier. This paper grasps the position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in the study of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ography，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southwestern frontiers in modern times in the classic study of the exploration of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identification， enriching the experience in study on ethnic history in boundary area for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Key words：historical narrative；identification；southwestern frontier；ethnic history
歷史叙述是某一个群体对其历史记忆的理解和表述，这种理解和表述因表述者年龄、代际、价值体系、认识框架等主客因素的不同而有所不同[1]88，因此通过对历史叙述的讨论，有助于理解叙述主体话语背后的历史意识及现实诉求，更好地认识当前民族国家构建背景下西南边疆民族史发展的新形态，探索近现代西南边疆民族史研究的方法路径。本文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围绕学界对历史叙述与认同研究的主题从以下方面展开：从史学史发展的脉络把握历史人类学研究视角在历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再聚焦到历史叙述与认同的相关理论及实证研究，最后思考历史叙述研究之于近现代西南边疆民族史研究的启示。
一、回溯：历史的反思性研究过程
历史是什么？这是历代史学家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现代史学界根据自身研究侧重对历史有不同的理解，如萨林斯认为历史是一种文化秩序[2]3，孔飞力认为历史是不同的叙述文本在同一时空的重叠[3]232，在王明珂那里，历史是一种认同整合的工具和方式[4]。但是在这之前学界对历史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反思性过程。在西方传统史学那里，认为历史是过去的事实，史学家的任务是对这些事实作严谨的考订与辨析，力求通过客观地描绘与叙述事件如实地再现历史，为此，形成了传统史学主要以政治和军事为研究领域、精英人物为研究对象的实证性与经验性的研究范式。[5]18-19传统史学也被称为叙事史学，以19世纪兰克学派为主要代表，在中国体现为乾嘉时期的历史考据学派和现代实证史学。[6]9
在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史学，到20世纪初逐渐暴露出局限性和狭隘性。从历史认识层面，它完全割裂和忽视了历史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特点，即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客观的事实或事件一旦成为历史，就离不开史学家的主观认识。[5]20正如黑格尔所言，历史指“发生的事情”本身，又指“发生的事情的历史”，就是说，历史包括发生的事情及历史的叙述，联合了主观和客观双层意义。[7]101布洛克指出“历史”是个模棱性的词汇，“它既意味过去，也意味关于过去的故事；既是再现本身，也是再现的对象。”[8]135卡尔认为历史这个词“既指历史学家所进行的探究，也指他所探究的过去的事实。”[9]57克罗齐和柯林伍德则更直接地指出了历史的主观性，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表述方式，这种表述方式存在于历史学家的思想认识之中，为此历史研究应从历史事实向历史认识转变，并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就是思想史”的论点。[5]11-14中国的历史学者也对此做过类似的论述，认为历史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有双重甚至多重指喻，归纳起来主要的含义有三：一是指已经发生了的过去的事，即多数历史学者研究的对象；二是指对过去事情和人类社会活动的记载，可指史书等历史文献；三是经过多种史料重新撰写的历史。[10]176 上述代表性的历史观点，都从认识论角度提供了一个“历史”真实性的基础，同时又揭示了这个事先预设的“真”的本质，它包含了研究者的主观性。这种“真实性”本身无法证明，因为事件一旦成为“过去”，便无法再经历或重复，我们对历史的了解一般只能通过别人的述说或文字的记录实现，这又触及到历史是否为“真”的问题，因为无论是别人的述说还是历史的撰写本身就是一个“再加工”的过程，这个过程层层叠加和黏附了许多后人和当时情景结合起来的东西，并涉及人们如何记忆及与历史重构的关系，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11]5-11如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所反映的，只有那些经过历史学家选择、加工、叙述过的事实，才能被称为“历史”，“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9]28然而，传统史学忽视了这些历史认识问题，它的研究取向也使其缺陷逐渐暴露，如过多注意直线性、因果律的视角，忽视了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考察，把丰富的历史简单化、贫乏化，忽视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忽视了历史认识的主体性等等。[5]19-20
对传统史学的反思催生了新史学的兴起，争论围绕史学应走向跨学科、跨领域，学科旨趣应从“是什么”到“为什么”转变进行。在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过渡中，影响最大、成效显著的当属法国史学，法国史学成为20世纪新史学形成的主导力量，1929年法国年鉴学派诞生标志着新史学范型建立，由于其倡导历史与其他学科对话与交流，因此形成了计量史学、心理史学、历史人类学、人口史、生态史、历史地理学等学科，拓展了研究领域、多元了研究方法、扩大了史料范围。[5]31-40几乎在同一时期的中国学界，也进入了对新史学的讨论，梁启超发表了《新史学》，对以往的政治史和精英史进行了抨击，倡导进化论思想，主张从文献中寻找微言大义，发现历史规律。梁启超的新史学推进了史观的发展，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的研究又促进了史学方法论的新变化，他们倡导扩展史料的范围，反对以往学者以信史为中心的做法。[10]177顾颉刚是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主张用疑古的方法进行历史研究，他把史料的范围扩展到歌谣、谜语、谚语、方言、唱本、风俗、宗教等，并基于孟姜女传说的阐释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12]38
随着时代的变化，史学理论及方法在不断承继中向前发展，到了21世纪初期，社会史、生活史、文化史等史学分支学科异军突起，带来了史学思潮的解放，中国史学也逐渐融入了世界学术潮流，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挑战。后现代史学理论试图解构历史现实的客观性和史料的真实性，主张历史研究要跳出历史事实，关注历史话语背后的意义，否定线性的、有序的、结构的历史理解。王晴佳在《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挑战》中指出，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及研究对象方面。[13]107-143
这一影响推动了历史学研究的两个转向：一是“语言学转向”，主张历史研究要发现历史话语背后的意义，强调要发现和重视历史时间的间断性及与此相关的历史过程的间断性，关注突发事件、稀罕现象的独特意义，从认识论上将“历史”与“现代”联系起来，揭示历史的不同时代和现象的独特性，达到理解现代人的自我认同。这一转向离不开语言学的后现代认识与历史学的结合，主要体现在索绪尔、米歇尔·福柯、海登·怀特等人的研究中。二是“人类学转向”，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文化史、心态史的兴起與繁荣，研究以人们的态度、观念、行为方式为主题，内容涉及传说、神话、碑刻、民俗、考古等，在方法论上强调一种“从内部研究的历史”，注重时间的短暂、地域的有限、人的实践，着重普通人的情感世界，决定其行为的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八十年代以后，心态史研究逐步转向更为深层的文化研究，催生了“历史人类学”的出现。到1989年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勒高夫第一次使用“历史人类学”一词来概括他们的学术取向：借鉴人类学视角，从“内部”研究历史。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对历史学家心目中的历史人类学进行了很好的解释，认为“以所用材料的类型来界定历史人类学”是不合理的，因为同样的材料也可以是经济史、社会史的研究，只有当历史家对材料进行了人类学的思考，这一研究途径和方式本身才成为历史人类学，它相当于一种研究方式。[14]236-238
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或者说历史的人类学研究，结合了历史研究的历时性视角和人类学研究的共时性视角，对历史研究产生了重要的意义：第一，获得历史间隔的“疏离感”，人类学对“他者”“异文化”的研究视角使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在民族和地理上保持了一种疏离感，这种疏离感也为历史学所需，历史间隔带来的疏离感有助于消除历史的参照中心，并起着自我反思的作用；第二，人类学对普通大众、底层社会的关注，扩大了传统历史学研究的领域，如日常生活史、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即说明了这点；第三，人类学注重田野考察的特征使历史研究获得了来自“田野”的滋养，发掘了那些没有被记载的历史；第四，透过微型区域的整体来把握其历史发展的内在脉络。[15]
二、聚焦：历史叙述与认同研究的契合
伴随历史学研究的“两个转向”，历史的叙述结构及话语意义逐渐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认为“历史叙述的功能像其他的意识形态论述一样，并不是透明的、而是具有道德和政治上的意味来展示现实的”，因而，“把叙述学的理论视角应用于我们所探求的关于过去的叙述实践中”是非常必要的。[16]178那么，什么是历史叙述？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叙述是历史的形成方式，包含了对史料的论证、编织情节和解释过程，[10]181杜赞奇认为历史叙述和话语是“过去”的表述和传递形式，[17]2对此学界进行了诸多探讨。文中所指的历史叙述，即历史记忆的叙述，是历史记忆的表达形式和存在方式，文献、口述、图像是历史记忆的承载形式，而固化的历史遗迹、建筑形式、博物馆、纪念碑等，甚至是少数民族身上的民族服饰也是一种历史记忆的表达。为什么要进行历史叙述？卡西尔对此做了精辟的论述，认为“在历史思维中，特殊的事实也只是在它进入了诸关系并凭借这些关系才具有了意义的。……为了显得符合历史模式，它必须作为事件序列中的一员而占据一席之地，或者隶属于某个合目的的连续体。……就历史而言，只是当特殊事实朝后指向过去，朝前指向未来的时候，它才具有意义。”[18]54即是说，历史叙述是对特殊事实或事件的意义建构，是叙述主体基于某种“意义”对事件的展现、组合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种种转换操作，这些操作的规则是确定的”[19]24，这些规则或许是价值观念，或许是语言惯习，或许是为体现或维护意识形态而不得不采取的技巧或策略等。经过不断的实践，这些规则逐渐形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具有意识形态的、可操作性的再现历史的方式，即历史叙述模式。[20]31 对历史叙述模式的把握，有利于我们从“内部”观看历史。表述主体对历史的叙述是记忆的还是遗忘的、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是回溯性的还是否定性的、是简单重复还是加工制造等等，都离不开主体在表述历史时的思维、身份、观念、理解、兴致、立场、需要等。有学者把这些影响历史建构与再现的因素称为“历史性”[21]，那么，什么是“历史性”？“历史性”是一个难以解释又众说纷纭的概念。早在1946年柯林伍德在《历史的理念》里就讨论了“历史性”，后由大贯惠美子（Emiko Ohunki-Tierney）进行系统归纳，指出历史性指涉历史意识、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包含多样的历史再现、是历史建构与再现的关键角色等性质。[22]1-25萨林斯在此基础上提出“文化界定历史”的观念，认为每个人群都有自己的文化，各自文化里有不同的时间分类及记忆机制，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历史观，并产生了多元化的历史建构與再现方式。[2]换言之，萨林斯认为“历史性”是由文化决定的。克罗齐将“历史性”视为一种精神，宣称“精神本身就是历史”，“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认为历史所面向的是当时代的需要和局势，展现为服务现实的精神，这一特征赋予了历史“当代史”的性质。[23]13-14杜赞奇所谓的“历史性”是一种话语，是主流历史叙述之外的其他话语及叙述模式，“多歧性历史”的目的也是为了拯救过去的“历史性”，再现历史的多种可能。[17]2-3黄国信等人认为“历史性”是人们解释和表述历史时的依据，是某种深层结构的东西，比如经济因素、价值观等。[24]48彭兆荣认为透过历史性有助于理解研究对象不同的声音，认识历史的多样性，但未阐释其含义。[25]102王明珂在参考保罗·理柯对历史性的阐释基础上，用“历史心性”来表达“一种模式化的叙事倾向”，认为它贴近“历史性”，但又比“历史性”更具体。他提出了“弟兄祖先故事”与“英雄祖先历史”两种“历史心性”，前者涉及血缘与空间资源的共享、分配与竞争，后者不只涉及血缘，还有阶级、性别、地域与世代等因素，认为“历史心性”形成于某种特定情境和社会本相之中，规范或引导着人们对过去记忆的再现与建构。[26]27-30也有学者将之称为“历史感”，历史感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使过去的事项在当代社会中延存甚至被人们再创造出来成为可能。[27]
总言之，“历史性”是个复杂的概念，或指涉文化层面、意识层面、话语与叙述层面等，正是这种复杂性使历史叙述的多维面相成为可能。关于历史叙述的研究，除了上述学者的探讨外，还将历史叙述与认同相结合，讨论历史叙述在构建和调试群体身份认同中的重要作用，这些讨论已形成了较成熟的理论路径。雅克·勒高夫对历史记忆、历史叙述与身份认同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性的探讨，认为历史是按照社会结构、意识形态、政治对过去进行的一种编排；同时，记忆较历史更“真实”，但本身受时间、立场、情感、现实等因素的影响又存在一定的建构。因此，他认为一种有效的历史阐释要将历史叙述与现实加以比较，并进一步指出记忆是构成所谓的个人和集体身份的一个基本因素。认为集体记忆在民族身份和群体凝聚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集体在过去面前，基于不同的目的或选择记忆偏差或记忆忘却、或失忆或记忆都是可以理解的。[28]关于这一点，葛兆光也进行过相应的论述，并提出历史记忆在构建、调适认同时的两种取向：一种是以溯史寻根的方式进行文化认同，通过“寻根”的方式从历史中获得自信心和凝聚力，认为“寻根”是一种极重要的重新认同，通过历史记忆的回溯“掌握着建构历史、改变现在以控制未来的资源”[29]98，因而从不同的位置、立场和时段出发的历史回忆往往产生不同的叙述，体现了从不同的心态、现实和处境对传统的重新诠释；一种是“斩草除根”，通过反省历史记忆的来源斩断不利于认同的“根”，从现实需要出发放弃或淡化原有的历史记忆或身份，以融入新的知识和经验之中。[29]89
将历史记忆比作人们共同体之“根”，通过“寻根”或“除根”的方式，为身份认同的调适和当前资源、利益的合理化提供依据，这一点与王明珂视为“根基历史”的历史记忆的研究极为相似。王明珂关于历史记忆、历史叙述与族群认同的研究，集中体现为他对历史的反思性研究“三部曲”中。在“华夏边缘”中以“族群边缘”的研究为中心，从族群认同与历史记忆的视角开始了其“从边缘看中心”的研究体系。“羌在汉藏之间”继续深化其“从边缘看中心”的研究，从羌族如何建构自己的历史来反思和检视华夏历史叙事模式对族群历史叙述的影响。“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将“中国民族起源与形成”置于华夏及其边缘的历史框架来讨论，提出了一些解读文本的新视角，全面反思历史知识及认识论方法与途径，研究虽然集中在“根基历史”上，但无论从理论还是方法上都对传统历史进行了反思和解构，同时又建构起了作者对后现代历史的新认知。杜赞奇则从历史叙述话语的视角讨论了历史叙述与认同的关系，倡导对现实与历史的互动关系研究，关注人们基于现在需要对历史的运用，注重历史叙述及历史话语背后的意义，主张从历史话语中发现历史性，提出应把历史叙述话语及历史解读为不断变化的、部分地制造身份认同的方式，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统一的整体。[17]221
上述学者的研究，从理论的角度论述了历史叙述的路径、历史记忆的取向、历史叙述与记忆在认同构建中的功能与作用；本文以此理论为指导，将目光置于近现代西南边疆民族史的研究，以期在方法上做些尝试性讨论，为丰富历史人类学的边疆民族史研究经验探引一二。
三、探赜：历史叙述与近现代西南边疆民族史研究 数十年以来，学界关于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的研究成果斐然，在方国瑜等大师穷经皓首的资料工程上，形成了西南民族史、云南民族史及各族别史等有分量的学术专著，呈现了古代西南民族历史发展的整体面貌，系统地构筑了今天一切从事西南民族历史研究的学者不能回避的历史背景框架。但由于这些研究在史料选取上主要依赖汉文历史文献，如二十五史、历代方志、私人著述游记等，少数民族之文字典籍、口传史诗、神话、谱系、碑刻等被遮蔽；在研究旨趣上主要集中于民族的族源族属、源流演变的宏观叙述；在叙事视角上仍承袭传统史学“自上而下”的书写模式，因此西南民族历史的研究，作为史学研究的一部分，仍然走不出传统史学研究的窠臼。 随着学术的发展，传统民族史的研究旨趣及学术取向也在发生着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以江应樑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了民族历史研究方法的探索，明确提出将民族史与人类学结合的研究。[30]67-93这一首倡式的宣言，大大扩展了民族史研究的范围。在80年代中后期开展的一系列运用文化人类学理论与田野调查方法的课题，涉及各民族文化史、区域文化史、传统文化与文化变迁、各民族民俗与神话传说等，[31]10构筑了第二代民族史研究的学术发展方向。进入90年代后，一批学者用“历史人类学”“历史民族学”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论，逐渐进入到民族历史的研究中，并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代表性研究如李晓斌、马健雄、温春来、王文光、杨洪林、杨文辉、张兆和等学者对近现代西南民族历史的研究，但就历史叙述的相关研究至今甚为欠缺。
随着民族国家构建的不断深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政治形势出现的新形势，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等成为学者们讨论国家安全及跨境民族问题的核心。民族史也在努力从本学科的视角对此进行解读，而历史叙述的研究，尤其是在近现代西南边疆民族认同的研究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无论是民族认同还是国家认同的形成与维系，都离不开该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历史渊源、文化土壤及其所属国对该民族地区的整合与经营，其中共同的历史文化土壤在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构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对共同历史记忆的多元叙述，无疑成为认同构建的重要途径。
结合前文对历史叙述史学脉络及经典研究案例的回顾，历史叙述在边疆民族史中的研究弥补了以往历史研究的不足，为边疆民族史研究拓展了新的空间：首先，以往的民族史研究，主要是爬梳文献，对民族的源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进行陈述，而历史叙述将史乘文献和文化主体的口述资料结合，“让老百姓讲述自己的故事”，突破了以往研究“单声道”发音[32]17的局限，还能让研究者亲临“历史现场”，通过叙述者声音、神情等见证和体验历史被“创造”的过程。其次，历史叙述弥补了近现代民族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丰富了历史研究的内容，基于传统历史研究的旨趣和方向，西南民族古代史研究甚为丰富，而近现代史较为薄弱，这与史料的缺乏息息相关，而少数民族的传说、古歌、史诗等都是极为重要的历史资料，因此通过口述历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可以极大地拓展史料的范围。第三，通过历史叙述能更好地把握当下跨境民族认同发展的新态势。中缅、中越、中老等边界上的民族，多属于同根同源同语民族，其历史同属于中国王朝国家整合过程中，有着来自于历史之统一经验及相似记忆，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在两国之间划出了明确的界限，但长期形成的历史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并未消失。为了迅速调适划界后的身份认同，减少认同转移后的困惑与不安，借助历史的重新诠释、文化传统的“发明”来淡化或加强与同源民族历史的联系，构建起一种新的认同以融入或区别于新的社会经验，因此，历史叙述成为理解和把握跨境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渠道。
总之，历史的人类学研究或者说近现代西南边疆民族史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对丰富历史人类学的边疆民族史研究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推进近现代西南边疆民族史研究的一个新路径。该路径是对单一性历史研究进行反思的研究实践，使研究的视角从客位到主位转变，研究内容从传统历史学的宏大叙事到民间历史与地方历史转变，尤其关注那些被认为是“没有历史的人民”[33]4和无文字民族的历史研究，关注被主流历史话语掩盖的“边缘性的、地方性的、弱势的、不易听见但并非沉默的‘其他声音’”[34]3，为“多元声音的还原”[35]142起到方法论作用，资料来源在注重史籍、档案资料的同时，结合实地调查和访谈，由此民间的神话、传说、地方文献及口述历史等作为历史记忆的表现形式进入到历史的研究中，弥补了传统民族史研究中所面临的文献缺乏及研究对象“失语”的不足，提供了一个“从边缘看中心”[4]的视角。
当然，如前所述，历史叙述涉及到历史性等复杂的问题，因而也有学者质疑其在历史研究中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但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来看，我们的研究重点不是去考据或甄别人们的历史叙述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史实，而是讨论历史叙述如何作为一种身份认同的表征与途径。因此在历史叙述的研究中，不仅需要关注不同性别、年龄、阶层、文化背景的群体对同一历史记忆的表述，以认知历史叙事的多歧性，更需要将这些叙述与历史文献相印证，以实现一种“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整合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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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叙述；认同；西南边疆；民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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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has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history.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narrative breaks the previous research paradigm which is linear and causual， and turns to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subject， historical formation process and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discourse. It presents a research path of viewing history from the “internal” and provides many inspirations for those engaged in the study of ethnic history in the southwestern frontier. This paper grasps the position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in the study of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ography，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southwestern frontiers in modern times in the classic study of the exploration of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identification， enriching the experience in study on ethnic history in boundary area for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Key words：historical narrative；identification；southwestern frontier；ethnic history
歷史叙述是某一个群体对其历史记忆的理解和表述，这种理解和表述因表述者年龄、代际、价值体系、认识框架等主客因素的不同而有所不同[1]88，因此通过对历史叙述的讨论，有助于理解叙述主体话语背后的历史意识及现实诉求，更好地认识当前民族国家构建背景下西南边疆民族史发展的新形态，探索近现代西南边疆民族史研究的方法路径。本文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围绕学界对历史叙述与认同研究的主题从以下方面展开：从史学史发展的脉络把握历史人类学研究视角在历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再聚焦到历史叙述与认同的相关理论及实证研究，最后思考历史叙述研究之于近现代西南边疆民族史研究的启示。
一、回溯：历史的反思性研究过程
历史是什么？这是历代史学家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现代史学界根据自身研究侧重对历史有不同的理解，如萨林斯认为历史是一种文化秩序[2]3，孔飞力认为历史是不同的叙述文本在同一时空的重叠[3]232，在王明珂那里，历史是一种认同整合的工具和方式[4]。但是在这之前学界对历史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反思性过程。在西方传统史学那里，认为历史是过去的事实，史学家的任务是对这些事实作严谨的考订与辨析，力求通过客观地描绘与叙述事件如实地再现历史，为此，形成了传统史学主要以政治和军事为研究领域、精英人物为研究对象的实证性与经验性的研究范式。[5]18-19传统史学也被称为叙事史学，以19世纪兰克学派为主要代表，在中国体现为乾嘉时期的历史考据学派和现代实证史学。[6]9
在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史学，到20世纪初逐渐暴露出局限性和狭隘性。从历史认识层面，它完全割裂和忽视了历史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特点，即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客观的事实或事件一旦成为历史，就离不开史学家的主观认识。[5]20正如黑格尔所言，历史指“发生的事情”本身，又指“发生的事情的历史”，就是说，历史包括发生的事情及历史的叙述，联合了主观和客观双层意义。[7]101布洛克指出“历史”是个模棱性的词汇，“它既意味过去，也意味关于过去的故事；既是再现本身，也是再现的对象。”[8]135卡尔认为历史这个词“既指历史学家所进行的探究，也指他所探究的过去的事实。”[9]57克罗齐和柯林伍德则更直接地指出了历史的主观性，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表述方式，这种表述方式存在于历史学家的思想认识之中，为此历史研究应从历史事实向历史认识转变，并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就是思想史”的论点。[5]11-14中国的历史学者也对此做过类似的论述，认为历史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有双重甚至多重指喻，归纳起来主要的含义有三：一是指已经发生了的过去的事，即多数历史学者研究的对象；二是指对过去事情和人类社会活动的记载，可指史书等历史文献；三是经过多种史料重新撰写的历史。[10]176 上述代表性的历史观点，都从认识论角度提供了一个“历史”真实性的基础，同时又揭示了这个事先预设的“真”的本质，它包含了研究者的主观性。这种“真实性”本身无法证明，因为事件一旦成为“过去”，便无法再经历或重复，我们对历史的了解一般只能通过别人的述说或文字的记录实现，这又触及到历史是否为“真”的问题，因为无论是别人的述说还是历史的撰写本身就是一个“再加工”的过程，这个过程层层叠加和黏附了许多后人和当时情景结合起来的东西，并涉及人们如何记忆及与历史重构的关系，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11]5-11如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所反映的，只有那些经过历史学家选择、加工、叙述过的事实，才能被称为“历史”，“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9]28然而，传统史学忽视了这些历史认识问题，它的研究取向也使其缺陷逐渐暴露，如过多注意直线性、因果律的视角，忽视了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考察，把丰富的历史简单化、贫乏化，忽视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忽视了历史认识的主体性等等。[5]19-20
对传统史学的反思催生了新史学的兴起，争论围绕史学应走向跨学科、跨领域，学科旨趣应从“是什么”到“为什么”转变进行。在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过渡中，影响最大、成效显著的当属法国史学，法国史学成为20世纪新史学形成的主导力量，1929年法国年鉴学派诞生标志着新史学范型建立，由于其倡导历史与其他学科对话与交流，因此形成了计量史学、心理史学、历史人类学、人口史、生态史、历史地理学等学科，拓展了研究领域、多元了研究方法、扩大了史料范围。[5]31-40几乎在同一时期的中国学界，也进入了对新史学的讨论，梁启超发表了《新史学》，对以往的政治史和精英史进行了抨击，倡导进化论思想，主张从文献中寻找微言大义，发现历史规律。梁启超的新史学推进了史观的发展，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的研究又促进了史学方法论的新变化，他们倡导扩展史料的范围，反对以往学者以信史为中心的做法。[10]177顾颉刚是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主张用疑古的方法进行历史研究，他把史料的范围扩展到歌谣、谜语、谚语、方言、唱本、风俗、宗教等，并基于孟姜女传说的阐释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12]38
随着时代的变化，史学理论及方法在不断承继中向前发展，到了21世纪初期，社会史、生活史、文化史等史学分支学科异军突起，带来了史学思潮的解放，中国史学也逐渐融入了世界学术潮流，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挑战。后现代史学理论试图解构历史现实的客观性和史料的真实性，主张历史研究要跳出历史事实，关注历史话语背后的意义，否定线性的、有序的、结构的历史理解。王晴佳在《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挑战》中指出，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及研究对象方面。[13]107-143
这一影响推动了历史学研究的两个转向：一是“语言学转向”，主张历史研究要发现历史话语背后的意义，强调要发现和重视历史时间的间断性及与此相关的历史过程的间断性，关注突发事件、稀罕现象的独特意义，从认识论上将“历史”与“现代”联系起来，揭示历史的不同时代和现象的独特性，达到理解现代人的自我认同。这一转向离不开语言学的后现代认识与历史学的结合，主要体现在索绪尔、米歇尔·福柯、海登·怀特等人的研究中。二是“人类学转向”，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文化史、心态史的兴起與繁荣，研究以人们的态度、观念、行为方式为主题，内容涉及传说、神话、碑刻、民俗、考古等，在方法论上强调一种“从内部研究的历史”，注重时间的短暂、地域的有限、人的实践，着重普通人的情感世界，决定其行为的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八十年代以后，心态史研究逐步转向更为深层的文化研究，催生了“历史人类学”的出现。到1989年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勒高夫第一次使用“历史人类学”一词来概括他们的学术取向：借鉴人类学视角，从“内部”研究历史。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对历史学家心目中的历史人类学进行了很好的解释，认为“以所用材料的类型来界定历史人类学”是不合理的，因为同样的材料也可以是经济史、社会史的研究，只有当历史家对材料进行了人类学的思考，这一研究途径和方式本身才成为历史人类学，它相当于一种研究方式。[14]236-238
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或者说历史的人类学研究，结合了历史研究的历时性视角和人类学研究的共时性视角，对历史研究产生了重要的意义：第一，获得历史间隔的“疏离感”，人类学对“他者”“异文化”的研究视角使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在民族和地理上保持了一种疏离感，这种疏离感也为历史学所需，历史间隔带来的疏离感有助于消除历史的参照中心，并起着自我反思的作用；第二，人类学对普通大众、底层社会的关注，扩大了传统历史学研究的领域，如日常生活史、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即说明了这点；第三，人类学注重田野考察的特征使历史研究获得了来自“田野”的滋养，发掘了那些没有被记载的历史；第四，透过微型区域的整体来把握其历史发展的内在脉络。[15]
二、聚焦：历史叙述与认同研究的契合
伴随历史学研究的“两个转向”，历史的叙述结构及话语意义逐渐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认为“历史叙述的功能像其他的意识形态论述一样，并不是透明的、而是具有道德和政治上的意味来展示现实的”，因而，“把叙述学的理论视角应用于我们所探求的关于过去的叙述实践中”是非常必要的。[16]178那么，什么是历史叙述？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叙述是历史的形成方式，包含了对史料的论证、编织情节和解释过程，[10]181杜赞奇认为历史叙述和话语是“过去”的表述和传递形式，[17]2对此学界进行了诸多探讨。文中所指的历史叙述，即历史记忆的叙述，是历史记忆的表达形式和存在方式，文献、口述、图像是历史记忆的承载形式，而固化的历史遗迹、建筑形式、博物馆、纪念碑等，甚至是少数民族身上的民族服饰也是一种历史记忆的表达。为什么要进行历史叙述？卡西尔对此做了精辟的论述，认为“在历史思维中，特殊的事实也只是在它进入了诸关系并凭借这些关系才具有了意义的。……为了显得符合历史模式，它必须作为事件序列中的一员而占据一席之地，或者隶属于某个合目的的连续体。……就历史而言，只是当特殊事实朝后指向过去，朝前指向未来的时候，它才具有意义。”[18]54即是说，历史叙述是对特殊事实或事件的意义建构，是叙述主体基于某种“意义”对事件的展现、组合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种种转换操作，这些操作的规则是确定的”[19]24，这些规则或许是价值观念，或许是语言惯习，或许是为体现或维护意识形态而不得不采取的技巧或策略等。经过不断的实践，这些规则逐渐形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具有意识形态的、可操作性的再现历史的方式，即历史叙述模式。[20]31 对历史叙述模式的把握，有利于我们从“内部”观看历史。表述主体对历史的叙述是记忆的还是遗忘的、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是回溯性的还是否定性的、是简单重复还是加工制造等等，都离不开主体在表述历史时的思维、身份、观念、理解、兴致、立场、需要等。有学者把这些影响历史建构与再现的因素称为“历史性”[21]，那么，什么是“历史性”？“历史性”是一个难以解释又众说纷纭的概念。早在1946年柯林伍德在《历史的理念》里就讨论了“历史性”，后由大贯惠美子（Emiko Ohunki-Tierney）进行系统归纳，指出历史性指涉历史意识、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包含多样的历史再现、是历史建构与再现的关键角色等性质。[22]1-25萨林斯在此基础上提出“文化界定历史”的观念，认为每个人群都有自己的文化，各自文化里有不同的时间分类及记忆机制，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历史观，并产生了多元化的历史建构與再现方式。[2]换言之，萨林斯认为“历史性”是由文化决定的。克罗齐将“历史性”视为一种精神，宣称“精神本身就是历史”，“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认为历史所面向的是当时代的需要和局势，展现为服务现实的精神，这一特征赋予了历史“当代史”的性质。[23]13-14杜赞奇所谓的“历史性”是一种话语，是主流历史叙述之外的其他话语及叙述模式，“多歧性历史”的目的也是为了拯救过去的“历史性”，再现历史的多种可能。[17]2-3黄国信等人认为“历史性”是人们解释和表述历史时的依据，是某种深层结构的东西，比如经济因素、价值观等。[24]48彭兆荣认为透过历史性有助于理解研究对象不同的声音，认识历史的多样性，但未阐释其含义。[25]102王明珂在参考保罗·理柯对历史性的阐释基础上，用“历史心性”来表达“一种模式化的叙事倾向”，认为它贴近“历史性”，但又比“历史性”更具体。他提出了“弟兄祖先故事”与“英雄祖先历史”两种“历史心性”，前者涉及血缘与空间资源的共享、分配与竞争，后者不只涉及血缘，还有阶级、性别、地域与世代等因素，认为“历史心性”形成于某种特定情境和社会本相之中，规范或引导着人们对过去记忆的再现与建构。[26]27-30也有学者将之称为“历史感”，历史感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使过去的事项在当代社会中延存甚至被人们再创造出来成为可能。[27]
总言之，“历史性”是个复杂的概念，或指涉文化层面、意识层面、话语与叙述层面等，正是这种复杂性使历史叙述的多维面相成为可能。关于历史叙述的研究，除了上述学者的探讨外，还将历史叙述与认同相结合，讨论历史叙述在构建和调试群体身份认同中的重要作用，这些讨论已形成了较成熟的理论路径。雅克·勒高夫对历史记忆、历史叙述与身份认同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性的探讨，认为历史是按照社会结构、意识形态、政治对过去进行的一种编排；同时，记忆较历史更“真实”，但本身受时间、立场、情感、现实等因素的影响又存在一定的建构。因此，他认为一种有效的历史阐释要将历史叙述与现实加以比较，并进一步指出记忆是构成所谓的个人和集体身份的一个基本因素。认为集体记忆在民族身份和群体凝聚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集体在过去面前，基于不同的目的或选择记忆偏差或记忆忘却、或失忆或记忆都是可以理解的。[28]关于这一点，葛兆光也进行过相应的论述，并提出历史记忆在构建、调适认同时的两种取向：一种是以溯史寻根的方式进行文化认同，通过“寻根”的方式从历史中获得自信心和凝聚力，认为“寻根”是一种极重要的重新认同，通过历史记忆的回溯“掌握着建构历史、改变现在以控制未来的资源”[29]98，因而从不同的位置、立场和时段出发的历史回忆往往产生不同的叙述，体现了从不同的心态、现实和处境对传统的重新诠释；一种是“斩草除根”，通过反省历史记忆的来源斩断不利于认同的“根”，从现实需要出发放弃或淡化原有的历史记忆或身份，以融入新的知识和经验之中。[29]89
将历史记忆比作人们共同体之“根”，通过“寻根”或“除根”的方式，为身份认同的调适和当前资源、利益的合理化提供依据，这一点与王明珂视为“根基历史”的历史记忆的研究极为相似。王明珂关于历史记忆、历史叙述与族群认同的研究，集中体现为他对历史的反思性研究“三部曲”中。在“华夏边缘”中以“族群边缘”的研究为中心，从族群认同与历史记忆的视角开始了其“从边缘看中心”的研究体系。“羌在汉藏之间”继续深化其“从边缘看中心”的研究，从羌族如何建构自己的历史来反思和检视华夏历史叙事模式对族群历史叙述的影响。“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将“中国民族起源与形成”置于华夏及其边缘的历史框架来讨论，提出了一些解读文本的新视角，全面反思历史知识及认识论方法与途径，研究虽然集中在“根基历史”上，但无论从理论还是方法上都对传统历史进行了反思和解构，同时又建构起了作者对后现代历史的新认知。杜赞奇则从历史叙述话语的视角讨论了历史叙述与认同的关系，倡导对现实与历史的互动关系研究，关注人们基于现在需要对历史的运用，注重历史叙述及历史话语背后的意义，主张从历史话语中发现历史性，提出应把历史叙述话语及历史解读为不断变化的、部分地制造身份认同的方式，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统一的整体。[17]221
上述学者的研究，从理论的角度论述了历史叙述的路径、历史记忆的取向、历史叙述与记忆在认同构建中的功能与作用；本文以此理论为指导，将目光置于近现代西南边疆民族史的研究，以期在方法上做些尝试性讨论，为丰富历史人类学的边疆民族史研究经验探引一二。
三、探赜：历史叙述与近现代西南边疆民族史研究 数十年以来，学界关于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的研究成果斐然，在方国瑜等大师穷经皓首的资料工程上，形成了西南民族史、云南民族史及各族别史等有分量的学术专著，呈现了古代西南民族历史发展的整体面貌，系统地构筑了今天一切从事西南民族历史研究的学者不能回避的历史背景框架。但由于这些研究在史料选取上主要依赖汉文历史文献，如二十五史、历代方志、私人著述游记等，少数民族之文字典籍、口传史诗、神话、谱系、碑刻等被遮蔽；在研究旨趣上主要集中于民族的族源族属、源流演变的宏观叙述；在叙事视角上仍承袭传统史学“自上而下”的书写模式，因此西南民族历史的研究，作为史学研究的一部分，仍然走不出传统史学研究的窠臼。 随着学术的发展，传统民族史的研究旨趣及学术取向也在发生着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以江应樑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了民族历史研究方法的探索，明确提出将民族史与人类学结合的研究。[30]67-93这一首倡式的宣言，大大扩展了民族史研究的范围。在80年代中后期开展的一系列运用文化人类学理论与田野调查方法的课题，涉及各民族文化史、区域文化史、传统文化与文化变迁、各民族民俗与神话传说等，[31]10构筑了第二代民族史研究的学术发展方向。进入90年代后，一批学者用“历史人类学”“历史民族学”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论，逐渐进入到民族历史的研究中，并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代表性研究如李晓斌、马健雄、温春来、王文光、杨洪林、杨文辉、张兆和等学者对近现代西南民族历史的研究，但就历史叙述的相关研究至今甚为欠缺。
随着民族国家构建的不断深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政治形势出现的新形势，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等成为学者们讨论国家安全及跨境民族问题的核心。民族史也在努力从本学科的视角对此进行解读，而历史叙述的研究，尤其是在近现代西南边疆民族认同的研究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无论是民族认同还是国家认同的形成与维系，都离不开该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历史渊源、文化土壤及其所属国对该民族地区的整合与经营，其中共同的历史文化土壤在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构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对共同历史记忆的多元叙述，无疑成为认同构建的重要途径。
结合前文对历史叙述史学脉络及经典研究案例的回顾，历史叙述在边疆民族史中的研究弥补了以往历史研究的不足，为边疆民族史研究拓展了新的空间：首先，以往的民族史研究，主要是爬梳文献，对民族的源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进行陈述，而历史叙述将史乘文献和文化主体的口述资料结合，“让老百姓讲述自己的故事”，突破了以往研究“单声道”发音[32]17的局限，还能让研究者亲临“历史现场”，通过叙述者声音、神情等见证和体验历史被“创造”的过程。其次，历史叙述弥补了近现代民族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丰富了历史研究的内容，基于传统历史研究的旨趣和方向，西南民族古代史研究甚为丰富，而近现代史较为薄弱，这与史料的缺乏息息相关，而少数民族的传说、古歌、史诗等都是极为重要的历史资料，因此通过口述历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可以极大地拓展史料的范围。第三，通过历史叙述能更好地把握当下跨境民族认同发展的新态势。中缅、中越、中老等边界上的民族，多属于同根同源同语民族，其历史同属于中国王朝国家整合过程中，有着来自于历史之统一经验及相似记忆，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在两国之间划出了明确的界限，但长期形成的历史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并未消失。为了迅速调适划界后的身份认同，减少认同转移后的困惑与不安，借助历史的重新诠释、文化传统的“发明”来淡化或加强与同源民族历史的联系，构建起一种新的认同以融入或区别于新的社会经验，因此，历史叙述成为理解和把握跨境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渠道。
总之，历史的人类学研究或者说近现代西南边疆民族史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对丰富历史人类学的边疆民族史研究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推进近现代西南边疆民族史研究的一个新路径。该路径是对单一性历史研究进行反思的研究实践，使研究的视角从客位到主位转变，研究内容从传统历史学的宏大叙事到民间历史与地方历史转变，尤其关注那些被认为是“没有历史的人民”[33]4和无文字民族的历史研究，关注被主流历史话语掩盖的“边缘性的、地方性的、弱势的、不易听见但并非沉默的‘其他声音’”[34]3，为“多元声音的还原”[35]142起到方法论作用，资料来源在注重史籍、档案资料的同时，结合实地调查和访谈，由此民间的神话、传说、地方文献及口述历史等作为历史记忆的表现形式进入到历史的研究中，弥补了传统民族史研究中所面临的文献缺乏及研究对象“失语”的不足，提供了一个“从边缘看中心”[4]的视角。
当然，如前所述，历史叙述涉及到历史性等复杂的问题，因而也有学者质疑其在历史研究中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但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来看，我们的研究重点不是去考据或甄别人们的历史叙述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史实，而是讨论历史叙述如何作为一种身份认同的表征与途径。因此在历史叙述的研究中，不仅需要关注不同性别、年龄、阶层、文化背景的群体对同一历史记忆的表述，以认知历史叙事的多歧性，更需要将这些叙述与历史文献相印证，以实现一种“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整合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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