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先生:被悬空和隔离的边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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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hell0,树先生》有其独到的先锋精神,直面现实的勇气,新锐的表达视觉,对原生态的急切关注,虽然导演把镜头和关注的焦点放在一个稍有缺陷的树先生身上,其实真正的投放是当下农村现实,而忽略农村也就是忽略中国真正的现实,这正是该影片重心所在。
  [关键词] 《hell0,树先生》 边缘 悬空 隔离 现实 梦幻
  《hell0,树先生》是近年国产影片中有一定深度和艰涩感的电影,在熟悉又陌生化的表现样式里,不仅窥探到深刻现实性,也看见另一个被忽视的自我存在。有人说树先生是一个失败者的形象,其实,对于树先生而言,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可能,他只是一个简单的生存者。因此,无论是我们扑捉到的,还是艺术家通过镜头展现的,被遮掩的现实原来比我们想象的要严峻得多。不仅我们直面现实有限,而且现实本身处在虚拟化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时间被消解,我们缺乏判断和评价的准备,正是如此,在影片通过树先生这个人物的梦幻,导演有意表现手法,都触及了一个痛处,我们存在的普遍状态和样式。
  一、边缘之中的边缘——警觉
  边缘准确地涵盖了树先生这个寒碜形象的真实处境。边缘与中心是对应关系,中心无论在怎样都是唯一的,从时间的意义和地理的意义上,边缘仰望和依赖中心,充满对中心的嫉恨和仰拜。边缘的存在是因为中心的需要,或者说,因为中心,边缘一再地被边缘化,就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中国的革命是以农村开始,改革开放也是从农村开始,其结果和最后呈现的结局基本是这样。边缘化本身作为一种存在现象,一种现实,其不可避免。作为这部影片的背景,树先生所处的就是这种生存的境地。在《hello,树先生》里,就形成了一个不自觉的无奈选择。农村永远处于被动和尴尬境地。它破败、丑陋、粗俗、凌乱、肮脏、琐碎、极不稳定,它已失去了它天然的特色,一派迷糊和茫然,无处话别和倾诉,只有自我消解或者在被解构后,被重新组装成为另一种四不像的样子。土地的完整性荡然无存,支离破碎,更深是它的自我性流失。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完整农村概念,所能触及的是当下这种急促的混乱骚动拙劣的景象,就像在本影片里,已经不能瞭望或者俯视那种宁静和谐小桥流水,阡陌纵横,甚至过去被粉饰的欢歌笑语热火朝天的农村,只有摇摇欲坠的模样,高音喇叭无情地渲染强制拆迁,商业口号无情甚至暴力倾向性蚕食渗透侵袭,地下和基础被掏空后的塌陷。农村被边缘化了,呈现出一种恍惚,这种恍惚也是后来树先生真实恍惚,游离于幻觉的基本成因。这表现为:
  树先生跟存村庄的被边缘化命运是不可逆转的,这是一种存在环境边缘化,这是其一;其二,农民身份的边缘化。树先生本身就是一个农民,而农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还没有真正获得一种尊重,而自我尊重也是以物质为前提和文化作为内在因素,对农民来说这很稀有。在今天物质的分配和占有还不公平的情况下,农民获取身份上被接受和认同根本不存在。就像现实本身,虽然没有了土包子这样的极端称谓,但农民工、农民子弟,草根等仍然是农民的代号。他们在外在的形象,环境和所受到的文化教育等等,都难以在短时间里跨越现实鸿沟。而像树先生这样,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具有天然的认命和接受,但是,社会的发展打破了这种稳定性,他们处于动荡的被肢解的过程里,原来还具有完整农民的身份进一步异化,虽生活于农村,偶尔也游荡于城镇,非专注从事农业,而从事汽车修理,有时还渴望城里。无论对职业或者生活方式,都处于边缘化中。其三,就是在农民的群体里,也根本没有获得那个层面应有的尊重,没有得到应该的面子:二猪对他的极度欺压,比较温和一点的高鹏对他的不屑,自己亲弟对他的冷漠,这从根本上挫伤了他的内在自尊,让他陷入迷茫,觉得“活着没意思”。被自己身份一样的群体歧视,这是致命的,这也是边缘化最突出的地方。在他群体里,他存在不是自身需要的存在而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点缀或化解平淡的一个方式。大家对他的接近完全是开心的资料,尤其他身边的亲人疏远。在这种看似简单却折射出当下社会底层最为微妙的存在关系。
  萨特说:人类总朝着一个本来的目标,但立刻下去的行动证明最终是毫无结果的。树先生从根本上虽然不是很明确成功是什么,但希望被尊重,有点面子,有亲情,有朋友,能够有一份工作,当然有老婆,但这些看似基本的需求似乎不可能了。人是在自己所处的阶层和群体中建立自我,他所处的地位,他每时每刻细节性感受体验,舒展或压抑,自由或憋屈,有价值或无价值,都得到验证了对他这是不可能的,正是这种看不见的边缘化存在对他是致命的。这种昭示更有深刻的普遍性,同时也是我们对当下的发展充满前所未有的警觉。边缘就处在发展的过程里,对树先生是一种宿命,对我们人类也是宿命。
  二、被悬空的隔离——悲哀
  边缘化的最终结局就是被悬空和隔离,悬空就是离开大地,离开赖以生存的基础,隔离就是跟群体分开,处于无限的孤独自我世界,这个自我世界就是所谓的精神错乱的病态世界,树先生的最后走向就是如此,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现实中的可能性结局。树先生为什么上树,就是把树作为一个支点,一种在悬空中的依赖,在跟大地保持一定的距离,通过树的连接,似乎还再想依托大地。这是一种现实的深邃隐喻。树先生被自己所处的现实一再隔离和疏远,最后回到树上,展开他瞭望和审视的翅膀,在梦呓不断的状态下,完成他几乎是超越他自身的思考。树先生这个文学符号是导演的对现实诊断的技巧,艺术处理方式,借尸还魂。卡尔维亚的《树上的男爵》的男爵与父亲大吵后,在树上度过了50年,寓意怎样才能寻找到一条生活的道路?人类本来就生活在树上,进化使人类从树上下来,这个过程是漫长的。而现在却不得不回到树上。海德格尔说:人的出生就是被抛。树先生回归不是常态回归,而是病态的无奈和精神归宿的缩影,这个意象是电影的一个解读支点。它贯穿着时空的三个顺序:过去——现在——未来。并且不停的逆转、倒置、错位、对比,揭示。树作为也村庄存在的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符号,也是表达乡村的不可或缺的元素,并且常常是根植于乡村的中心,是乡村政治舞台的特殊构成,或者在乡村的村口,作为瞭望远方的平台,展示乡思期盼回归之意或者渴望走出去,面向未来希望的指向,而在本片里,这已经成为一种无可奈何的守望,没有希望的等待,甚至整个村庄只剩下了孤独、无依无靠的树的依赖。树先生,没有职业、没有老婆、没有父亲(极权之父已死),没有兄弟(哥哥已死,弟弟根本不在乎他的存在),没有朋友,完全一个孤立绝缘人。村庄也难于收留和容纳,也只有树的依靠了,这是退守后唯一的落脚之处。并且树先生在树上所完成了三件事情:一是父亲打死哥哥的片段回忆。父亲寓意极为深邃,不仅仅是一个家长,更是一种威权,代表极端和粗暴,而哥哥是树先生唯一寄存亲情的符号,这里父亲跟哥哥身份倒置,具有某种政治意象。其二,就是自己幻化成为一位大仙,预测村庄的变迁,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具有预测村庄命运,甚至指点起江山来,这时候,他受人尊敬,活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从而实现了自我价值。其三,最重要的是已经破灭的爱情婚姻得以梦幻般圆满,这些根本在现实里完成不了,却异常地在树上,在精神的病态下得以实现。正如网络流行语:自从得了精神病,精神好多了。这个调侃和反讽情节。这使影片有一沉重的喜剧效果。并且,树突破了日常意义的守候村庄,现在成为唯一的孤独意象。它不仅跟破败、简陋、粗俗的村庄形成某种遥相呼应的对比,更显示着某种无望的抵抗和对峙。也是村庄最后的遗留物,随着村庄的一再变迁,慢慢疏远跟人的关系,最后因为无人的照料枯死。树先生本身就是一个符号,无名无姓,树先生的寓意说明:他无法走向城市,因为那里没有落脚处,乡村的边缘化也使他失去安身立命之地,没有朋友、没有亲情、没有爱情、没有工作,只有上树,于是,被悬空了、被隔离起来,离群索居,脱离大地,树先生完成是个人的渺小猥琐的人生结局的昭示,同时也是人类在疯狂发展的昭示   三、非梦幻的现实——无奈
  一般的评介善于把该片定位具有魔幻现实主义倾向,甚至说是黑色幽默,这是没有必要和不合时宜的。我们的现实,存在方式是独一无二的,不仅仅文化结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都是不同的形态,就是表达方式,也是不同的。我们的现实性是一种被遮蔽的,隐含的,解释也是独特的,必须跨越时间,才能揭示其不同步,不一致,不和谐性。也就是说现实远远没有到了具有完全必须揭示的可能性。即使导演运用了某些超现实艺术手法,再现当下,这种表达就非常有限。无论怎样,魔幻现实的超现实是现实的组成部分,没有离开现实本身,而是给我们打开另一种解读的可能性,超现实是一种表现手段,它是现实另一种再现。这种表现倾向的出现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现实本身的不如意或者说现实已经比我们能够想象的走得更加偏离,它的荒诞、滑稽、非正常的现象层出不穷,已经挤压了我们所能够承受的极限。我们是被动的。正因为这样,超现实揭示现实,或者说是现实的变形或转换。失去跟现实的关联性,超现实根本不存在。
  树先生是一个底层的代表,是一个被永远隔离和忽略的形象。由于中国文化结构的特殊性和底层面的庞大,表现底层历来是稀有和缺失的。偶尔的这种表达当然具有一定突兀性。在影片里我们看见:破败不堪的农村景象,被拆迁、被城市化、被粗暴地城市文化渗透和浸染,肮脏而低矮的房屋、墙体沾满的广告痕迹、尘土飞扬的道路、嘈杂喧闹的音乐、荒芜没有生机的田野、围绕在村庄四周的垃圾、远处千篇一律新得有些掺假的建筑、并不可靠的宣传广告等等。影片中对当下现实表现有其深刻的一面:矿工生存状况、课外补习、婚外情、人伦情感的根基、家庭结构的日益变革、城市化进程中沦丧的真情,披着魔幻的外衣讲着现代的寓言,看似是荒诞的世界实则是无奈的现实存在。当下农村的破败和丑陋。那种在挤压情景下的生存境况。这种现实的粗暴式概况无不说明树生存的背景的真实与压抑。这是一个存在的问题。他所有的表现无非就是表明自我的存在及某种自我感觉的价值意义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所以他的存在并意味着他的像自己希望的那样,而是仅仅一种点缀和补充,可以偶尔想起来的一个符号。是一个被过度的无名无姓的符号,是一个已经虚拟化的数字,影片紧扣时下农村的社会现实,反映在新旧衔接、城乡过渡过程中家庭结构的变化和人际关系的异化。它揭示了现在一个很普遍很平常很重要的现实就是农民和农村任何一个变化不是自身自觉的改变而是发展的副产品,它不是问题的出发点和目的,只是一个可以改变的移动改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他永远没有获取正常表达的权力也从来没有人思考过他表达的机会,谁听过他说?他会说?能说?而现实更多地从根本上动摇了和倾听他们表达的耐心。人以为能够自我决定,真实的现实并不能,也不能自我判断评价,对自己的一切肯定来自于自己的周围的现实环境。另外超现实具有两个向性:一是对过去的记忆,一个是对未来的渴望,这两点在树先生身交错出现,却根本上影响了树先生的一生,改变了他对人与人,尤其是血缘关系的对亲情的理解。两个情形都是在他脑子错乱的情况下发生,也就是说,出现这种情况是以颠覆他正常现实的情况下出现,日常的情况下他不可能有如此这等生活,梦幻或精神错乱时产生一些超常体验也是一种满足。也就是说现实本身具有超现实性,这不是一种必要,而是可能,艺术表现出来的荒诞、非正常、梦幻离奇离不开现实本身具有这种可能,无论怎样,这都是一种无奈。
  总之,影片是立足现实的一种探索,直面了当下发展带给农村的困惑和乱象,更从深层解析了当原来宁静农村完整性被破坏后,在一代农民心里所带来的破灭感、不可捉摸感以及由此产生的极具自嘲自虐倾向的病态,该片无疑具有前沿探索精神。
  参考文献
  1《电影评介》2012年01期(1月上)
  2、《电影艺术》2012年1期的
  3、(法)让——保罗?萨特著 周熙良 汤永宽 译《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年4月第一版
  4、《帕斯作品选》 赵振江选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3年8月第一版
  作者简介
  张长辉(1962——)汉,陕西人,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工作,研究方向:写作、诗歌理论和电影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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