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历来主张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约的方针。早在瑞金时期，他就指出：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这句话被后人评为最“抠门”的经典。1936年10月，毛泽东致信给在西安做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和刘鼎，指出：“经济甚紧，外面用费须节省又节省，千万不可过费。”毛泽东用钱精打细算，不光是因为战争时期经济困难，同时也有更深一层的政治思想方面的考虑。他在信中告诫说：“无论何时不要丧失我们的立场，不要接受别人的馈赠。只有到了万不得已时，才允许向别人借一点钱用，日后如数归还。一切用费均须报帐。”毛泽东再三叮嘱：“因近日接连发生几件浪费事，故向二兄指出此点。并请向雪枫、理治及其他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同志随时提出对此问题的警觉。苦久了的人难免见风华而把握不住，故应作为一个问题，对同志做教育与警戒的工作。”
　　毛泽东非常重视勤俭节约与艰苦奋斗，并且把勤俭节约与反腐倡廉联系起来。他谆谆告诫的“不要丧失我们的立场”，不要“见风华而把握不住”，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仍然是长鸣的警钟。
　　毛泽东用钱也不是一概节省，对于一些至关重要而又非花钱不可的事，也很慷慨大方。他知道，该花的钱总是要花的，如果该付给人家的钱，舍不得给，结果，钱仍然不能少付一分，还要招来怨言。1941年6月，毛泽东致信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写道：“凡必不可免之钱，予以慨允，使受者得所。将来要塌台，让他塌去(实际上不会塌的)，此时不与龂龂计较。其原则就是‘必不可免’四字。”
　　毛泽东手脚大方的事例也很多，比如1941年到1942年 ，正是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解放区几乎到了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用，没有菜咽的地步。毛泽东一贯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即使这么困难，也舍得为思想政治教育投资。他下达指示：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笔者注）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课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92页 ）
　　又比如，1948年秋，为了支援东北野战军作战，毛泽东命杨成武率三兵团出兵绥远，拖住傅作义军不能出关。由于此举对辽沈战役关系重大，而出兵绥远最大的困难是粮食问题，因此，毛泽东主动提出，给三兵团10万大洋，在揭不开锅的时候，就用它买粮食。当时，现洋很值钱，10万现洋是一笔巨款，但是为了战争全局，毛泽东慷慨拨款。临出发前，毛泽东又加拨了一批布匹，以备部队饿肚子时换粮食吃。后来这些银元和布匹对克服缺粮的困难，进而对整个战役的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
　　笔者在写到这里也很有感触。假如，我们主管钱财的部门，对“凡必不可免之钱”，也能“予以慨允”，那么，诸如拖欠农民工工资，农民卖粮打白条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
　　（作者：刘明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