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房，是很多人一时间渴望而不可及的梦，于是“租房”便成了经久不衰的话题。事实上，不只是普通的百姓，一些名人甚至是官员，也有过租房的经历。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马克思正在伦敦租房，他给报纸写稿，稿费不够养家，常常需要老朋友恩格斯来救济。马克思夫人燕妮曾在日记中写到：
　　“卡尔(马克思)听到盼望已久的邮递员的重复敲门声，高兴得不得了，这一定是弗雷德里克(恩格斯)，两英镑得救了!”马克思一家正在为钱发愁的时候，恩格斯又寄来两英镑的汇款，可把他们高兴坏了。
　　两英镑听起来不多，但在当时能买很多东西，如137公斤面包，或者32公斤牛肉，或者320个鸡蛋。马克思一家光糊口的话，这两英镑够他们花几个月。
　　但是马克思一家还得交房租。当时伦敦的房租高得吓人，马克思在伦敦索荷区第恩街租一套很简陋的房子，年租22英镑，后来搬到郊区汉普斯德，年租要72英镑。恩格斯寄来的两英镑远远不够马克思交一个月的房租!
　　而同期北京的房租就便宜多了，中产阶层居住的房子，年租金还不到17两白银。当时英镑和白银之间有个稳定的汇率，一英镑兑换白银3.2两，17两才5.3英镑。马克思没有到过中国，不然他会冲着低房租迁居北京，在四合院里创作《资本论》的。
　　胡适也发现了这个规律：北洋时期他在北京教书，租一所四合院，月租20块大洋，他月薪200块大洋，是房租的10倍。后来他去美国讲学，收入比在国内高出好几倍，可是美国的房租也比国内高出好几倍，收入仍然是房租的10倍。他只好在美国挣钱，回中国花了。
　　做了官还租房，就目前来说，简直是奇迹，不过在过去很常见。据考证，白居易、海瑞做官以后就租了18年房子。事实上，宋朝很多大臣一生租房，元朝更规定，蒙古人到江南做官，只能租房，不能买房(一是怕他们低价强买民房，二是怕商人用房子变相行贿，三是怕这些蒙古人在江南置业之后乐不思蜀，变得跟“南人”一样软弱)。
　　民国时期的段祺瑞，当过国务总理，还做过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有权有钱，可是从账面上看，他没有买过一处宅子、一片地皮。袁世凯曾送过他一所豪宅，价值40万大洋，按那时候大洋的购买力折合人民币将近5000万元。他不要，袁世凯再送，他还不要，老袁摆出老领导的脸子来：“芝泉(段祺瑞的号)，你再客气，我可要翻脸了!”段祺瑞只好住了进去，可是等袁世凯一死，他又把宅子退回去了。
　　1926年，段祺瑞的卫队在天安门广场枪杀请愿的学生，史称“三一八”惨案，惨案过后，段祺瑞逃进东交民巷，在外国人的保护下做了东交民巷的房客。然后他宣布下野，退居天津日租界，皈依佛教，自号“正道居士”。民国时期的军阀，很多在大势已去的时候把佛门当作避难所，虽然“皈依”了，钱包还丰满得很，买地皮，建别墅，纳小妾，包戏子等等。段祺瑞似乎是真皈依，他捐钱做功德，不买也不建，依然租房过日子。
　　不过谁也不敢断言段祺瑞真的没买过一套房子。他下野前，就有传言说他在天津购置了一处商铺和一处别墅，只不过用了他们家亲戚段芝贵的名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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