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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东江民间会节是流行于惠州东江两岸，以东江中、下游区域以“会”为特色的一种民间自发的公众性民俗活动，是中国传统庙会习俗的一个在东江两岸延续的模式；研究、宣传、传承和发扬这一民间习俗，有着传承健康民风，建设精神文明、开发文化产业、推进新型城镇化以及国际文化交流的当代利用价值。
[关键词]民间会节 当代 价值
东江流域，特别是在其中心区域惠州，有一种近似于传统庙会又区别于庙会的民间节庆，当地人习惯称之为“过会节”。过会节通常都安排在春耕前和中秋期间的两个农闲时间段，是一种源于庙会，又区别于庙会的一种传统庙会与东江民间做会民俗的结合体，历史悠久、有着很深的研究、挖掘、宣传、传承、发扬的当代利用价值。
一、东江民间会节的形式与特色
东江民间会节在惠州的表现形式呈多样性，体现了较强的东江地域特色。
（一）东江民间会节的主要表现形式
东江民间会节在惠州多元文化特色影响下，也呈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种类颇多，主要有公众性的大型祈神会节，公众性的非祈神专题会节，以“食会节”为特色的村会节等。
1、公众性的大型祈神会节。一般以镇、村为单位，设立“会”，进行集会资以及安排会节程式，所涉的祭祀的神灵主要有谭公、土地、观音、玉帝、关帝、医灵、康王、东岳、午后、北帝、城隍、青草姑婆、金花夫人等，各以神名称会节名。也有其他以祖神或名人做会的如“朝云会”，“南瓜节”。这类会节，在惠州遍布客家话和“学佬”话区域，或一年一会，或几年一会。每次每场会节都形成一种声势浩荡大的地方民俗活动，祈神类会节往往也伴随着聚餐和民俗类的节目表演，这类会节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多神崇拜的民间宗教特色和多族群、多种文化形态的交融特色。如在惠州市中心区域的马安镇，福佬、客家混杂，在会节文化上也呈五彩缤纷：林公庙供林公，则行林公会节；二圣宫供洪圣与谭公，后又加金花娘娘和观音，谭公庙旁边紧挨午后宫奉祀妈祖和福德正神，加上福佬区域的医灵大帝、北帝等，各有其专门的会节，行仪各不相同。
2、公众性的大中小型非祈神为主题的专题会节。不以神为名，而以会节形式为名的大中小型公众专题会节有“摆盆”会节；“做棚”会节；“接灯”会节。
摆盆，就是“盆景”摆在街上，让大家评赏，这些“盆景”，有的是由根雕、花木组成的植物盆景，但更多的却是用各种食物精心制成花样繁多的盆景，有腾云驾雾的“草花”，栩栩如生的“仙桃”、“穿山甲”、“白菜”等等。惠东县平海古城每年正月十六的“摆盆”最为热闹，有着600多年的历史。为搞好“摆盆”活动，一般由村里几个有威望的长着当理事，理事们要出必要的费用，但从不向村民收取，他们均为此为荣。许多村民已将“摆盆”当作自家的文化底蕴、审美、水平、创作水平和艺术水平的竞赛。“摆盆”期间还有唱戏、宴请等活动。
做棚是流传于龙门县龙华、永汉、麻榨以及附近的增城市等地的汉族民间习俗，有500余年的历史。在这些地区，村民通常在春节期间（正月初二至正月底），集中选一个称为“棚日”的最佳日子，准备丰盛的菜肴、美酒，邀请亲朋前来庆贺，并邀请戏班表演助兴。
接灯会节，是客家民俗“上灯”（庆祝添丁之喜，“灯”与“丁”谐音）在惠州地域演化而成的大型活动、“灯盏”分为内盛佳肴用以待客的“灯”盏和用以悬挂和展示的实物灯。会节在春节前后或期间举行，伴随着醒狮、舞麒麟等民俗活动。
3、以“食会节”为特色的村会节
这种会节以村为单位，在村内，又以家族或家庭为单位。这种会节在当今惠州东江沿岸农村相当盛行，源于祈神会节，在自己本村原来就一直供奉的神祗，有公众性的祭神上香，甚至游神、舞麒麟、唱大戏等内容。故以前都习惯称之 “睇会节”；传至今这些仪式多已简化，改为以家庭为单位，大摆宴席待客，包括请亲朋好友和不相识的人，以客多为吉祥。因现在已完全以宴客为主要内容，故称“食会节”；尤其在时间上，各村依次错开，以正月和中秋为主要时段。这种东江沿岸别具一格的农村会节文化，形成了历史及当代惠州城镇一道独特的民俗风景线。
（二）东江民间会节的主要文化特色
1、会节化的文化模式特色
东江民间信仰的一个最重要的模式是以“做会”的形式去开展民俗活动，就是一种在城镇、村落中大多数人集合在一起的公众性祭祀与庆典活动。其一是它的集资模式：这是一种民间自发的集资聚会的祭祀形式。由于是一种公众性的活动，而采取的又是一种民间的集资的形式，所以东江民间常称之为“做会节”，或称之“做会份”。其二是它的“食会”模式，也就是这种会节，往往以“食会”达到高潮，以聚餐体现一种严密的组织倾向，如以土地为祈神对象的“伯公会节”，其高潮为聚餐分食，其间以“鸡髀拈签”决定“会头”，其民间自发的组织化意识充斥其间。因而，这种会节是东江民众千百年来所热衷的一种文化模式。这种会节与汉民族普遍存在的庙会文化之不同之处，是它的“会节”之“会”，是以民间自发成“会”，以“会”筹费，以“会”行仪，以“会”聚食。
2、多神崇拜的民间宗教特色
多神崇拜是东江会节文化的另外一种文化特色。多神崇拜是惠州民间信仰风俗的一个特有现象。这个“多”，非指数量之多，主要是指族群信仰中神灵交错崇拜的一种现象，即多种族群间的信仰之神交错，共而拜之，所展示的会节文化就是这个特色。平海古镇是供神种类最多的一处地方，其弹丸之地，所供奉的神祗达100多个，各种神庙也以百计。但其基本是属“军声”和福佬族群。“军声”作为一种人数较少的“方言岛”现象，故族群归属仅归到福佬族群这一点上，即指这一族群崇拜神的数量多而已。惠州市域中，所指的多神崇拜，是指既拜佛神，还拜道神、儒神；既拜正统宗教神，还拜各类民间俗神；更多所指的是：既拜自己族群所崇拜的神灵，又拜其它族群所崇拜的神灵。这种多种族群、多种崇拜、信仰的文化倾向交杂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与广府、潮汕、梅州等地有比较不同的特点的民间崇拜形式。 3、多族群、多种文化形态的交融特色
东江会节文化体现了一种多族群、多种文化形态的交融的共性化倾向，展示了惠州兼容共生民俗文化的当代走向。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东江民间会节在以惠州为中心的各个区域俗神崇拜上，多种不同族群不同信仰的俗神，在一个地方甚至在一座庙宇中同时出现的情况相当普遍：市中心区域的马安镇弹丸之地，本地、福佬、客家混杂，在会节文化上也呈五彩缤纷：二圣宫供洪圣与谭公，后又加进金花娘娘和观音，各有其专们的会节，行仪各不相同；林公庙供林公，则行林公会节；谭公庙旁边，紧挨天后宫奉祀妈祖和福德正神，加上福佬区域的医灵大帝、北帝等，……这种多族群不同的神灵信仰形成不同会节形式交错的情况，体现了民间在民俗文化上多种文化兼容的特色。这种现象，一方面，它极大丰富了惠州地域民众信仰崇拜文化的内涵特色以及它的外在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它的不排它性促成了东江民间会节的地域特色的形成。这种包容，不仅没使各不同族群文化的被减弱或者被排斥，也无消亡之虑，相反，各自在民间会节的平台中充分展示，相得益彰。
二、东江民间会节的当代利用价值
东江民间会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历史久远，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摆盆”、“做棚”以及相关活动，如“麒麟舞”、“龙形拳”以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名录，传承并大力发扬这些会节，有着非常重要的当代价值。经过我们众多的实践工作，总结出了以下几点当代利用的重要价值：
（一）、健康民风的传承价值
民俗文化，它传承的是礼，是健康的社会风气。“礼从宣，事从俗”，谓如是则变，非是则不变也。圣人治天下，立化制礼，必因风俗所宣。
民俗文化是一个地方传统民风，传统文化和地域特色的综合体现。由于民俗产生都是自发形成，故其有自然天成的价值优势。“每一个民俗团体，都有它特色的民俗，这民俗就是人们的幻想，也是人们的感情的表现”。“食会节”的聚会，他表现了凝聚力，集体主义精神，也表现了慷慨待客，有乐同享的精神；“摆盆”的竞赛，反映百姓乐观，向上的精神，每当自家的作品受到观众的肯定和赞赏时，他们便有一种满足感和自豪感。正所谓“正风俗以正人心”，正是因为像会节这样的民俗文化对这一地域文化的演化变异和改进，对民众心灵的净化和陶冶，显示了民心向往和精神凝聚力的当代意义。
（二）、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以爱国主义诠释着这种“民族精神”的核心。民俗与文化传统在社会和民众中有着深厚的根基，精神文明健身必须建立在这种根基中才能真正体现其价值，据调查，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并不在于集中村民学习多少次，宣传工作做了多少。表面工作做得再多，也不能抗拒“黄”、“赌”、“毒”。而认真抓健康向上的文化体育活动，会有好的成效，诚如媒体报道，“做棚”注入了新的时代元素，亲戚朋友一起交流生产经验、总结致富心得。再如我们小金口街道某村重拾“东江麒麟”，整个村的村风顿然好转，连发案率也成倍下降，村民在这种自己熟悉又喜欢的文化氛围中，自己就教育好了自己。因此我们说“寓教于乐”，就是要依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农民的爱好和民俗倾向打造文化工程，营造文化环境，这才是有效的精神文明建设。
（三）、文化产业的经营价值
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域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发展所面临的危机和挑战已成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这些文化遗产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也有许多独到的优势。
首先，这些文化遗产都天生具有一种民族性及地域性优势，给这些项目进入市场提供了一种先天底气，文化的市场化、产业化运作，它最有利的条件是它本身的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它构筑了市场需要的一个要素。像龙门以“做棚”为主题的文化艺术节、惠东以“摆盆”为主题的文化艺术节以及我们小金口街道的麒麟文化艺术节，都与招商引资、艺术品展销会、美食博览会等经济活动相挂钩，以融入地方政府、社会的经济活动中，以其民俗特色及地域性优势影响经济的发展。其二，民俗项目有独特的大众化和群众基础，产生着一种大众所容易接受的市场商品效应，人们愿意参与、愿意投资。这样，使这些项目在市场化的条件下有其较强的立足能力。第三，这些民俗项目能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如惠东的“摆盆”，龙门的“做棚”，每年都吸引了大批旅客和外出人员，龙门县政府将“做棚”节作为文化旅游的亮点来推广，惠东县的“摆盆”也促进了该县旅游业的大力发展。
（四）、具有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价值
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依托，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坚持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东江会节及相伴随的其它民俗文化，体现了以人为本，又传承文化的当代意义，一如龙门县委县政府就将“做棚”这一极具地方特色的民间习俗和文化，作为构建和谐新农村，推进城镇化道路的重要内容，再如我们小金口办事处，几年前就开始将与会节相伴随的麒麟和龙形拳作为文化强镇，推动城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几年前两个项目都已列入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五）、文化国际化的价值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文化健身的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而像民间会节这种有地域及民族优势的民间项目就是最好地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接轨的项目，越是民族的，越是地方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不仅仅说了世界全球格局条件下的人类对共同的人类文明遗产的共同心声，同时不仅反映了全人类、对各地区各民族传统文化、文明的一种强烈追求，我们说的民族文化遗产，很有自然地在这其中承担了历史及民族的重任。东江民间会节这样的民间文化，“走出去、请进来”对宣传中国树立中国形象，传播交流中国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2013年我们小金口办事处的麒麟舞就走出国门，参加俄罗斯乌法“世界团结文化艺术节”，有来自俄罗斯、印度、中国、土耳其、哈萨克斯坦、波兰等1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民间文化艺术团体进行表演和展示，各代表了其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充分说明了“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结语
总而言之，像东江民间会节这类民间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宝贵财富，在当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我们一定要传承好，发挥其应有的当代价值。
参考文献：
[1]吴少忠，林慧文.惠州民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1）；
[2]张亮采.中国风俗史·序.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5；
[3]张瑜.民俗学的性质、范围和方法.晨报副刊，1934（6）；
[4]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南方日报。2015年3月15日。
作者简介：
李清华（1974—），女，本科，研究方向：群众文化专业。现任小金口街道办事处文化站站长。
[关键词]民间会节 当代 价值
东江流域，特别是在其中心区域惠州，有一种近似于传统庙会又区别于庙会的民间节庆，当地人习惯称之为“过会节”。过会节通常都安排在春耕前和中秋期间的两个农闲时间段，是一种源于庙会，又区别于庙会的一种传统庙会与东江民间做会民俗的结合体，历史悠久、有着很深的研究、挖掘、宣传、传承、发扬的当代利用价值。
一、东江民间会节的形式与特色
东江民间会节在惠州的表现形式呈多样性，体现了较强的东江地域特色。
（一）东江民间会节的主要表现形式
东江民间会节在惠州多元文化特色影响下，也呈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种类颇多，主要有公众性的大型祈神会节，公众性的非祈神专题会节，以“食会节”为特色的村会节等。
1、公众性的大型祈神会节。一般以镇、村为单位，设立“会”，进行集会资以及安排会节程式，所涉的祭祀的神灵主要有谭公、土地、观音、玉帝、关帝、医灵、康王、东岳、午后、北帝、城隍、青草姑婆、金花夫人等，各以神名称会节名。也有其他以祖神或名人做会的如“朝云会”，“南瓜节”。这类会节，在惠州遍布客家话和“学佬”话区域，或一年一会，或几年一会。每次每场会节都形成一种声势浩荡大的地方民俗活动，祈神类会节往往也伴随着聚餐和民俗类的节目表演，这类会节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多神崇拜的民间宗教特色和多族群、多种文化形态的交融特色。如在惠州市中心区域的马安镇，福佬、客家混杂，在会节文化上也呈五彩缤纷：林公庙供林公，则行林公会节；二圣宫供洪圣与谭公，后又加金花娘娘和观音，谭公庙旁边紧挨午后宫奉祀妈祖和福德正神，加上福佬区域的医灵大帝、北帝等，各有其专门的会节，行仪各不相同。
2、公众性的大中小型非祈神为主题的专题会节。不以神为名，而以会节形式为名的大中小型公众专题会节有“摆盆”会节；“做棚”会节；“接灯”会节。
摆盆，就是“盆景”摆在街上，让大家评赏，这些“盆景”，有的是由根雕、花木组成的植物盆景，但更多的却是用各种食物精心制成花样繁多的盆景，有腾云驾雾的“草花”，栩栩如生的“仙桃”、“穿山甲”、“白菜”等等。惠东县平海古城每年正月十六的“摆盆”最为热闹，有着600多年的历史。为搞好“摆盆”活动，一般由村里几个有威望的长着当理事，理事们要出必要的费用，但从不向村民收取，他们均为此为荣。许多村民已将“摆盆”当作自家的文化底蕴、审美、水平、创作水平和艺术水平的竞赛。“摆盆”期间还有唱戏、宴请等活动。
做棚是流传于龙门县龙华、永汉、麻榨以及附近的增城市等地的汉族民间习俗，有500余年的历史。在这些地区，村民通常在春节期间（正月初二至正月底），集中选一个称为“棚日”的最佳日子，准备丰盛的菜肴、美酒，邀请亲朋前来庆贺，并邀请戏班表演助兴。
接灯会节，是客家民俗“上灯”（庆祝添丁之喜，“灯”与“丁”谐音）在惠州地域演化而成的大型活动、“灯盏”分为内盛佳肴用以待客的“灯”盏和用以悬挂和展示的实物灯。会节在春节前后或期间举行，伴随着醒狮、舞麒麟等民俗活动。
3、以“食会节”为特色的村会节
这种会节以村为单位，在村内，又以家族或家庭为单位。这种会节在当今惠州东江沿岸农村相当盛行，源于祈神会节，在自己本村原来就一直供奉的神祗，有公众性的祭神上香，甚至游神、舞麒麟、唱大戏等内容。故以前都习惯称之 “睇会节”；传至今这些仪式多已简化，改为以家庭为单位，大摆宴席待客，包括请亲朋好友和不相识的人，以客多为吉祥。因现在已完全以宴客为主要内容，故称“食会节”；尤其在时间上，各村依次错开，以正月和中秋为主要时段。这种东江沿岸别具一格的农村会节文化，形成了历史及当代惠州城镇一道独特的民俗风景线。
（二）东江民间会节的主要文化特色
1、会节化的文化模式特色
东江民间信仰的一个最重要的模式是以“做会”的形式去开展民俗活动，就是一种在城镇、村落中大多数人集合在一起的公众性祭祀与庆典活动。其一是它的集资模式：这是一种民间自发的集资聚会的祭祀形式。由于是一种公众性的活动，而采取的又是一种民间的集资的形式，所以东江民间常称之为“做会节”，或称之“做会份”。其二是它的“食会”模式，也就是这种会节，往往以“食会”达到高潮，以聚餐体现一种严密的组织倾向，如以土地为祈神对象的“伯公会节”，其高潮为聚餐分食，其间以“鸡髀拈签”决定“会头”，其民间自发的组织化意识充斥其间。因而，这种会节是东江民众千百年来所热衷的一种文化模式。这种会节与汉民族普遍存在的庙会文化之不同之处，是它的“会节”之“会”，是以民间自发成“会”，以“会”筹费，以“会”行仪，以“会”聚食。
2、多神崇拜的民间宗教特色
多神崇拜是东江会节文化的另外一种文化特色。多神崇拜是惠州民间信仰风俗的一个特有现象。这个“多”，非指数量之多，主要是指族群信仰中神灵交错崇拜的一种现象，即多种族群间的信仰之神交错，共而拜之，所展示的会节文化就是这个特色。平海古镇是供神种类最多的一处地方，其弹丸之地，所供奉的神祗达100多个，各种神庙也以百计。但其基本是属“军声”和福佬族群。“军声”作为一种人数较少的“方言岛”现象，故族群归属仅归到福佬族群这一点上，即指这一族群崇拜神的数量多而已。惠州市域中，所指的多神崇拜，是指既拜佛神，还拜道神、儒神；既拜正统宗教神，还拜各类民间俗神；更多所指的是：既拜自己族群所崇拜的神灵，又拜其它族群所崇拜的神灵。这种多种族群、多种崇拜、信仰的文化倾向交杂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与广府、潮汕、梅州等地有比较不同的特点的民间崇拜形式。 3、多族群、多种文化形态的交融特色
东江会节文化体现了一种多族群、多种文化形态的交融的共性化倾向，展示了惠州兼容共生民俗文化的当代走向。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东江民间会节在以惠州为中心的各个区域俗神崇拜上，多种不同族群不同信仰的俗神，在一个地方甚至在一座庙宇中同时出现的情况相当普遍：市中心区域的马安镇弹丸之地，本地、福佬、客家混杂，在会节文化上也呈五彩缤纷：二圣宫供洪圣与谭公，后又加进金花娘娘和观音，各有其专们的会节，行仪各不相同；林公庙供林公，则行林公会节；谭公庙旁边，紧挨天后宫奉祀妈祖和福德正神，加上福佬区域的医灵大帝、北帝等，……这种多族群不同的神灵信仰形成不同会节形式交错的情况，体现了民间在民俗文化上多种文化兼容的特色。这种现象，一方面，它极大丰富了惠州地域民众信仰崇拜文化的内涵特色以及它的外在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它的不排它性促成了东江民间会节的地域特色的形成。这种包容，不仅没使各不同族群文化的被减弱或者被排斥，也无消亡之虑，相反，各自在民间会节的平台中充分展示，相得益彰。
二、东江民间会节的当代利用价值
东江民间会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历史久远，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摆盆”、“做棚”以及相关活动，如“麒麟舞”、“龙形拳”以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名录，传承并大力发扬这些会节，有着非常重要的当代价值。经过我们众多的实践工作，总结出了以下几点当代利用的重要价值：
（一）、健康民风的传承价值
民俗文化，它传承的是礼，是健康的社会风气。“礼从宣，事从俗”，谓如是则变，非是则不变也。圣人治天下，立化制礼，必因风俗所宣。
民俗文化是一个地方传统民风，传统文化和地域特色的综合体现。由于民俗产生都是自发形成，故其有自然天成的价值优势。“每一个民俗团体，都有它特色的民俗，这民俗就是人们的幻想，也是人们的感情的表现”。“食会节”的聚会，他表现了凝聚力，集体主义精神，也表现了慷慨待客，有乐同享的精神；“摆盆”的竞赛，反映百姓乐观，向上的精神，每当自家的作品受到观众的肯定和赞赏时，他们便有一种满足感和自豪感。正所谓“正风俗以正人心”，正是因为像会节这样的民俗文化对这一地域文化的演化变异和改进，对民众心灵的净化和陶冶，显示了民心向往和精神凝聚力的当代意义。
（二）、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以爱国主义诠释着这种“民族精神”的核心。民俗与文化传统在社会和民众中有着深厚的根基，精神文明健身必须建立在这种根基中才能真正体现其价值，据调查，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并不在于集中村民学习多少次，宣传工作做了多少。表面工作做得再多，也不能抗拒“黄”、“赌”、“毒”。而认真抓健康向上的文化体育活动，会有好的成效，诚如媒体报道，“做棚”注入了新的时代元素，亲戚朋友一起交流生产经验、总结致富心得。再如我们小金口街道某村重拾“东江麒麟”，整个村的村风顿然好转，连发案率也成倍下降，村民在这种自己熟悉又喜欢的文化氛围中，自己就教育好了自己。因此我们说“寓教于乐”，就是要依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农民的爱好和民俗倾向打造文化工程，营造文化环境，这才是有效的精神文明建设。
（三）、文化产业的经营价值
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域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发展所面临的危机和挑战已成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这些文化遗产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也有许多独到的优势。
首先，这些文化遗产都天生具有一种民族性及地域性优势，给这些项目进入市场提供了一种先天底气，文化的市场化、产业化运作，它最有利的条件是它本身的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它构筑了市场需要的一个要素。像龙门以“做棚”为主题的文化艺术节、惠东以“摆盆”为主题的文化艺术节以及我们小金口街道的麒麟文化艺术节，都与招商引资、艺术品展销会、美食博览会等经济活动相挂钩，以融入地方政府、社会的经济活动中，以其民俗特色及地域性优势影响经济的发展。其二，民俗项目有独特的大众化和群众基础，产生着一种大众所容易接受的市场商品效应，人们愿意参与、愿意投资。这样，使这些项目在市场化的条件下有其较强的立足能力。第三，这些民俗项目能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如惠东的“摆盆”，龙门的“做棚”，每年都吸引了大批旅客和外出人员，龙门县政府将“做棚”节作为文化旅游的亮点来推广，惠东县的“摆盆”也促进了该县旅游业的大力发展。
（四）、具有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价值
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依托，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坚持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东江会节及相伴随的其它民俗文化，体现了以人为本，又传承文化的当代意义，一如龙门县委县政府就将“做棚”这一极具地方特色的民间习俗和文化，作为构建和谐新农村，推进城镇化道路的重要内容，再如我们小金口办事处，几年前就开始将与会节相伴随的麒麟和龙形拳作为文化强镇，推动城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几年前两个项目都已列入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五）、文化国际化的价值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文化健身的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而像民间会节这种有地域及民族优势的民间项目就是最好地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接轨的项目，越是民族的，越是地方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不仅仅说了世界全球格局条件下的人类对共同的人类文明遗产的共同心声，同时不仅反映了全人类、对各地区各民族传统文化、文明的一种强烈追求，我们说的民族文化遗产，很有自然地在这其中承担了历史及民族的重任。东江民间会节这样的民间文化，“走出去、请进来”对宣传中国树立中国形象，传播交流中国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2013年我们小金口办事处的麒麟舞就走出国门，参加俄罗斯乌法“世界团结文化艺术节”，有来自俄罗斯、印度、中国、土耳其、哈萨克斯坦、波兰等1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民间文化艺术团体进行表演和展示，各代表了其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充分说明了“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结语
总而言之，像东江民间会节这类民间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宝贵财富，在当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我们一定要传承好，发挥其应有的当代价值。
参考文献：
[1]吴少忠，林慧文.惠州民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1）；
[2]张亮采.中国风俗史·序.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5；
[3]张瑜.民俗学的性质、范围和方法.晨报副刊，1934（6）；
[4]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南方日报。2015年3月15日。
作者简介：
李清华（1974—），女，本科，研究方向：群众文化专业。现任小金口街道办事处文化站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