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货殖列传》是司马迁精心创制的一篇。其内容千汇万状， 将“ 天时、地理、人事、物情” 熔于一炉，视野宏伟宽阔， 运思机巧灵变。《史记·货殖列传》是《史记》诸篇中研究最多的篇章之一。《货殖列传》也是司马迁经济地理方面的杰作。其对全国经济地理的分区、对城市地理的记述及其在经济区划中表现出的进步人地关系思想都对当代经济建设有许多积极意义。
　　关键词：《货殖列传》 经济区划 人地关系
　　《货殖列传》是司马迁关于中国历史地理记述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典经济地理学的开山之作。学者们从经济地理角度研究《货殖列传》的成果颇为丰富。对于一级经济区，夏京春认为有关中经济区，三河经济区， 燕赵经济区，齐、鲁、梁、宋经济区和楚越经济区五大经济区。对于二级经济区的数目及其归属等也有较大争议。目前对于二级经济区的数目至少有4 种观点：韦苇的13说，葛剑雄的17说， 侯甬坚的17说（与葛剑雄的17说略异），吴宏岐的18说。对“ 种代”和“ 燕涿”二经济区之归属，学术界多有分歧。侯甬坚将之归属于“山东地区”。史念海先生则认为“ 是龙门碣石以北的经济地区中的小区”。吴宏岐持论与史念海相同。《货殖列传》中详细地记载了当时全国的经济地理， 在记叙中突出商业经济发展情况，也反映了司马迁的经济地理思想。对此， 有不少学者加以研究。冯志毅分析了司马迁划分经济地理区域的重要依据和司马迁进步的人地观。徐象平亦认为司马迁对有关城市地理的问题也构成了司马迁经济地理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的面貌和特点。朱枝富认为， 司马迁对全国疆域按经济特色进行划分，对各经济区的经济、地理、人文等情况作了简明扼要的叙述，勾画出一幅全国的经济地理图，还阐明了地理环境等自然条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寻求征服、改造自然的途径， 以促进经济发展，富民富国，在我国经济史、地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史记·货殖列传》中的经济区划
　　（1）经济区划概况。在《史记· 货殖列传》里经济区划已定雏型。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全面系统而又比较切合汉初实际情况的全国经济区划方案。这个经济区划并不是司马迁随意划分出来的，而是西汉以前人们长期利用和改造自然的结果。
　　经济的地理差异，是由于农业、手工业和矿产品的不同空间组合而形成的经济的地域差异。经济区划就是将这种地域差异进行空间分片， 把近似的农、工、矿的地理组合列在同一区域。《货殖列传》在进行西汉经济区划时就划分了两种不同层次的经济区。即全国性的一级经济区和地方性的二级经济区。一级经济区共四个，它们是山西、山东、江南和龙门竭石以北。二级经济区共十一个，包括关中经济区，梁宋经济区，东楚经济区，南楚经济区，西楚经济区， 巴蜀经济区， 西北经济区，燕赵经济区，鲁齐经济区，扬越经济区和畜牧经济区。两级经济区之间的从属关系列。每一个全国性的一级经济区都是若干个地区性的二级经济区的有机集合。若干二级经济区集合成全国性的一级经济区后，便产生新的质，具有新的特征。因此各层次的经济区区划原则也有不同。
　　四个一级经济区，主要是通过按自然区划的区分来显示各大区域的经济特征的，“山西饶材、竹、毅、妒、族、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 江南多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袱帽、珠巩、齿、革；龙门竭石北多牛、马、羊、旗裘、筋角。”（引用不标注均来自《史记·货殖列传》）显然司马迁并不是只因地理环境的差异，同时也注重了地理环境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等，以致出现了地域分区。龙门褐石以北多马，牛、羊、旎裘、筋角，这游牧经济的特征。而山东地区的农业生产虽只提丝、漆而没有再作详细说明，但在其二级基本经济区中却有详尽论述，“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邹鲁滨沫洒，颇有桑麻之业。可见，司马迁所说的褐石至龙门之间一线， 正是农牧区域的分水岭。一级区划也有矿产资源结构的差异，矿产资源是经济的基础要素之一。因此司马迁也兼顾了矿产资源的分布。山东多盐；山西多玉石；江南多金， 锡、连、丹沙；龙门竭石以北多旎裘，筋角；都各有地方特色。综上所述， 司马迁的一级区划原则不仅承袭了《禹贡》划分九州的原则， 也按照社会经济因素的不同进行了二级经济区划分。司马迁在一级经济区划分时把天水、陇西、北地、上郡当作山西的一部分，与关中相提并论。其实就自然条件而言，天水、陇西、北地、上郡四郡显然是一个畜牧地区或半农半牧地区，与龙门竭石以北相仿佛，而关中平原却是农耕区。可见司马迁把西北天水、陇西、北地、上郡并入山西，并不是考虑自然因素，而是考虑社会因素。天水、陇西、北地，上郡迫近关中西北，距离关中甚近，风俗习惯大体一致。故而把它当作山西的一部分。
　　（2）经济区划的意义。司马迁创经济地理区划，论各区经济发展，用辩证眼光看待各区发展的不平衡状况。谓楚越之地虽丰饶，但人民“果惰赢蛤，皆康偷生”，是故贫穷。而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
　　司马迁的经济地理区划的层次性，《禹贡》虽有区划， 但太简略，没有层次性，也没有充分考虑经济因素的影响。西汉王朝地域广大，四方差异明显。为了使经济区划能更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当时的现实，有必要划分不同层次的经济区。
　　二、《货殖列传》中进步的人地关系论
　　司马迁在论述各地区的地理环境时， 不仅是作简单的记录， 而且有其明确的目的与肯定的见解， 即開发和利用地理环境，发展生产。司马迁并不片面地、停滞地看待地理环境，而是把劳动 看作地方经济开发的前提。他认为，地理条件好的地区，不一定就是经济发达的地区。例如“楚越之地……地势饶食，无饥谨之患，故碧窥偷生，无积聚而多贫”，当时的经济并未得到很好的发展；反之，只要善用地利，就是地理条件差一点，也可以丰衣足食。 “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红，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极至而辐凑”，最后竟“冠带衣履天下”。
　　司马迁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表明地理条件并非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只要“人各尽其能，竭其力”，人们依旧可以丰衣足食。
　　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能提出如此进步的“人地关系论”，这不仅说明了司马迁思想的卓越，也说明了中华民族当时文明进步的程度，反映了我们民族勇敢、勤奋与自然作斗争的卓越才能。
　　司马迁认识到经济发展离不开对地理环境的正确认识，认识到了地理环境对经济发展也有很强的制约作用，提出对于经济发展与地理环境相适应的论断，对于我们今天准确把握地理环境、合理制定经济政策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