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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口、晋陵地区在六朝时期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它系东晋时期晋陵郡辖境,相当于今天的镇江市、丹阳市、常州市及无锡市的一部分。该地区在东晋南朝之前的开发水平长期落后于黄河流域。晋永嘉之乱后,大量移民为了逃避中原的战乱而聚集在此地,极大地改变了京口、晋陵地区的政治经济面貌,推动了京口、晋陵地区的发展。本文仅就永嘉南渡后北方移民对京口、晋陵地区的开发及其影响做初步探索。
一、缓解南迁移民与江南土著居民之间的矛盾
为了避免中原战火的波及,大量北方移民在短时间内涌入江南地区,使原本安定的江南产生动荡。由于北方移民的生活习惯、思想观念等方面与当地人有所差异,因此南方土著居民与北方移民的矛盾日渐激化。在北方士族眼里,江南士族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低人一等,而江南士族则认为北方士族是流落异地的外乡人,并且严重威胁到他们的利益。双方的猜忌和敌对与日俱增。在所有矛盾中土地矛盾是双方矛盾的焦点。北方移民经历长途跋涉抵达江南之时最需要的就是土地,只有通过与土地的再次结合,移民们才能生存下去。
为贯彻王导的“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治国策略,如何安置好大批南迁的移民,确保他们不再和当地居民发生冲突成了东晋政府亟须解决的问题。当时江南有两个区域尚未得到充分开发,一是京口、晋陵一带,二是浙江北部地区。但最后东晋政府选择了京口、晋陵作为移民的安置地,其原因有以下四点:首先,京口、晋陵地区“缘江为境”,为移民渡江后的第一落脚点,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可以方便地接纳随后接踵而来的南迁移民,免除他们为寻找安身之地而继续长途跋涉之忧。此外,将移民安置于政治中心建康的控制范围之内是防范移民骚动减少对新生政权威胁的重要手段。其次,京口、晋陵南接三吴地区,三吴乃江南之精华所在,物资充裕,百姓富足,如开发京口、晋陵一带会得到三吴地区的物质支持。同时随着以后开发的深入,该地区将会成为距离都城建康最近的物资供应地,对巩固統治大有裨益。第三,京口“地居南北之要,因山为垒,缘江为境,控扼大江,为浙西门户”,在东晋南朝时期是长江防线的关键点,但地广人稀的现状成了防守的最薄弱环节,因此亟须大量人口充实京口地区,加强防备。选择此地作为移民的安置点顺理成章。最后,浙北山清水秀,风景迤逦,地理条件优于京口、晋陵一带,被包括谢安在内的不少头等士族垂青,他们纷纷到此地求田问舍,建立庄园,自然不会允许普通移民前去那里定居。正因为如此,东晋政府选择在京口、晋陵地区设置一定规模的侨置郡县接纳江北移民,最大限度地将移民与当地土著居民隔离开来以减少双方的摩擦,消除冲突隐患。东晋政府既解决了南迁移民对土地的迫切需求,又安抚了江南土著士族,从而换得了他们对政权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在客观上加速了京口、晋陵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为京口、晋陵地区人才的聚集创造条件
东晋南朝时期京口、晋陵地区的繁盛吸引了大批人才前来定居,同时本地区的人才也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谭其骧先生在《晋永嘉丧乱后置民族迁移》一文中指出:“南徐州所接收之移民最杂、最多,而其后南朝杰出人才,亦多产于是区……故萧子显称南徐州曰:‘宋氏以来桑梓帝宅,江左流寓,多出膏腴。’”从迁移到京口、晋陵地区的第一代移民仅有九人,如此少的人数与第一代移民的性质和他们在政治舞台上所发挥的作用有关。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移民人数迅猛增多的时候,而且人才类型更多样,有文官(如刘惔),武将(如刘牢之)、文学(如刘勰)、儒林(如徐邈)、孝义(如华宝)、后戚(如褚裒)。在自然科学领域首推发明圆周率和《大明历》的祖冲之,祖冲之祖籍范阳遒县,后举家南渡居住在南徐州之京口。在文学领域,原籍东莞莒县后世居京口的刘勰,竭其一生之力编著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是我国史上第一部最系统、最完整的文论专著。还有古代诗歌总集《玉台新咏》的编撰者就是南朝时期南徐州南东海郡人徐陵,《晋书》的主要修撰人史学家减荣绪亦是南渡后世居京口,可谓人才济济。
三、推动京口—晋陵地区地位的提升
南朝时期,不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京口、晋陵地区的地位都变得日益突出。从政治角度来看,该地区的行政级别大幅度提升,由最初隶属于会稽郡上升为独立的一个州即南徐州。秦汉时期,京口、晋陵地区属于会稽郡的辖地,并且只有区区几个县级行政单位,如丹徒县、曲阿县、武进县等。三国时期从会稽郡划出,建立军事屯田区。《三国志·吴书》记载:“赤乌中,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由毗陵典农校尉统率。西晋初年撤销屯田区置毗陵郡。永嘉丧乱之后,东晋在此地广设侨置郡县以收容难民,这些侨置郡县历经多次裁并后于宋元嘉初年合并成南徐州,治所京口。京口、晋陵地区行政级别的变化真实反映了其政治地位的变化,这样的一个上升过程在经济领域亦有反映。在秦汉时期,京口、晋陵一带发展十分滞后,《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而多竹木,”“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三国虽然进行了一定的开发,但直到永嘉丧乱之前,京口、晋陵地区仍处于“地广人稀,且少陂渠,地多恶秽”的落后状态。故时人谚云:“生东吴,死丹徒,”言:“吴多出产,可以摄生奉养,丹徒地可葬。”该地区的落后状态在永嘉丧乱之后发生了改变。南迁移民带来了劳动力和生产技术,在与当地居民的共同努力之下开垦荒地,开凿运河,兴修水利,扭转了经济发展的颓势,使京口在南朝时期成了“利尽淮海”的江南一大都会。
一、缓解南迁移民与江南土著居民之间的矛盾
为了避免中原战火的波及,大量北方移民在短时间内涌入江南地区,使原本安定的江南产生动荡。由于北方移民的生活习惯、思想观念等方面与当地人有所差异,因此南方土著居民与北方移民的矛盾日渐激化。在北方士族眼里,江南士族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低人一等,而江南士族则认为北方士族是流落异地的外乡人,并且严重威胁到他们的利益。双方的猜忌和敌对与日俱增。在所有矛盾中土地矛盾是双方矛盾的焦点。北方移民经历长途跋涉抵达江南之时最需要的就是土地,只有通过与土地的再次结合,移民们才能生存下去。
为贯彻王导的“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治国策略,如何安置好大批南迁的移民,确保他们不再和当地居民发生冲突成了东晋政府亟须解决的问题。当时江南有两个区域尚未得到充分开发,一是京口、晋陵一带,二是浙江北部地区。但最后东晋政府选择了京口、晋陵作为移民的安置地,其原因有以下四点:首先,京口、晋陵地区“缘江为境”,为移民渡江后的第一落脚点,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可以方便地接纳随后接踵而来的南迁移民,免除他们为寻找安身之地而继续长途跋涉之忧。此外,将移民安置于政治中心建康的控制范围之内是防范移民骚动减少对新生政权威胁的重要手段。其次,京口、晋陵南接三吴地区,三吴乃江南之精华所在,物资充裕,百姓富足,如开发京口、晋陵一带会得到三吴地区的物质支持。同时随着以后开发的深入,该地区将会成为距离都城建康最近的物资供应地,对巩固統治大有裨益。第三,京口“地居南北之要,因山为垒,缘江为境,控扼大江,为浙西门户”,在东晋南朝时期是长江防线的关键点,但地广人稀的现状成了防守的最薄弱环节,因此亟须大量人口充实京口地区,加强防备。选择此地作为移民的安置点顺理成章。最后,浙北山清水秀,风景迤逦,地理条件优于京口、晋陵一带,被包括谢安在内的不少头等士族垂青,他们纷纷到此地求田问舍,建立庄园,自然不会允许普通移民前去那里定居。正因为如此,东晋政府选择在京口、晋陵地区设置一定规模的侨置郡县接纳江北移民,最大限度地将移民与当地土著居民隔离开来以减少双方的摩擦,消除冲突隐患。东晋政府既解决了南迁移民对土地的迫切需求,又安抚了江南土著士族,从而换得了他们对政权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在客观上加速了京口、晋陵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为京口、晋陵地区人才的聚集创造条件
东晋南朝时期京口、晋陵地区的繁盛吸引了大批人才前来定居,同时本地区的人才也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谭其骧先生在《晋永嘉丧乱后置民族迁移》一文中指出:“南徐州所接收之移民最杂、最多,而其后南朝杰出人才,亦多产于是区……故萧子显称南徐州曰:‘宋氏以来桑梓帝宅,江左流寓,多出膏腴。’”从迁移到京口、晋陵地区的第一代移民仅有九人,如此少的人数与第一代移民的性质和他们在政治舞台上所发挥的作用有关。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移民人数迅猛增多的时候,而且人才类型更多样,有文官(如刘惔),武将(如刘牢之)、文学(如刘勰)、儒林(如徐邈)、孝义(如华宝)、后戚(如褚裒)。在自然科学领域首推发明圆周率和《大明历》的祖冲之,祖冲之祖籍范阳遒县,后举家南渡居住在南徐州之京口。在文学领域,原籍东莞莒县后世居京口的刘勰,竭其一生之力编著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是我国史上第一部最系统、最完整的文论专著。还有古代诗歌总集《玉台新咏》的编撰者就是南朝时期南徐州南东海郡人徐陵,《晋书》的主要修撰人史学家减荣绪亦是南渡后世居京口,可谓人才济济。
三、推动京口—晋陵地区地位的提升
南朝时期,不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京口、晋陵地区的地位都变得日益突出。从政治角度来看,该地区的行政级别大幅度提升,由最初隶属于会稽郡上升为独立的一个州即南徐州。秦汉时期,京口、晋陵地区属于会稽郡的辖地,并且只有区区几个县级行政单位,如丹徒县、曲阿县、武进县等。三国时期从会稽郡划出,建立军事屯田区。《三国志·吴书》记载:“赤乌中,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由毗陵典农校尉统率。西晋初年撤销屯田区置毗陵郡。永嘉丧乱之后,东晋在此地广设侨置郡县以收容难民,这些侨置郡县历经多次裁并后于宋元嘉初年合并成南徐州,治所京口。京口、晋陵地区行政级别的变化真实反映了其政治地位的变化,这样的一个上升过程在经济领域亦有反映。在秦汉时期,京口、晋陵一带发展十分滞后,《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而多竹木,”“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三国虽然进行了一定的开发,但直到永嘉丧乱之前,京口、晋陵地区仍处于“地广人稀,且少陂渠,地多恶秽”的落后状态。故时人谚云:“生东吴,死丹徒,”言:“吴多出产,可以摄生奉养,丹徒地可葬。”该地区的落后状态在永嘉丧乱之后发生了改变。南迁移民带来了劳动力和生产技术,在与当地居民的共同努力之下开垦荒地,开凿运河,兴修水利,扭转了经济发展的颓势,使京口在南朝时期成了“利尽淮海”的江南一大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