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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治文本既是政治的一部分，很多情况下也是政治的最终产物，相较于其他领域的文本，它更多的受到历史文化、价值取向、意识形态的束缚和制约。本文以功能主义文本分析法为主要模型，从语内因素和语外因素两个方面分析了何为政治文本，点明了中国特色政治文本翻译时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给出了解决问题的原则与策略。主要目的在于凸显翻译实践过程中的文本分析意识，熟悉分析方法和过程，而非提供规范性的翻译法则。
关键词：中国特色政治文本;功能主义;英译策略
政治文本指涉的范围较为广泛，包括在不同的政治行为中满足不同政治目的的各个类型的文本，如双边或多边协定、政府工作或预算报告、政治人物的就职演说/竞选辩论、时事新闻报道/评论，政治相关学术论文/专著等等。每一种类型的文本都有其独特的语境、体裁和语用规范，翻译策略也应有所不同。国内如今对政治文本的研究多是从微观层面入手，试图通过描述某种特定政治文本的英译，总结出政治文本翻译的整体特点，这样难免会以偏概全（朱晓敏，2011）。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以德国功能理论为基础，以文本预期功能和交际目的为切入点，分析政治文本，尤其是中国特色政治文本的整体特征，描述翻译问题，提出翻译策略。
一、功能主义翻译理论
20世纪70年代，赖斯（1977/1989）借用了德国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卡尔·布勒（Karl Bühler）对语言基本功能的三分法，将所有文本分为四类：①信息型文本，如商务信函，官方文件，新闻稿，说明书或操作手册等;②表情型文本。此类文本包括绝大部分的文学作品，如诗歌，剧本，散文等;③感染型文本，又称“操作型文本”，如广告、布道、政治演讲等;④视听型文本，如影视作品、视听广告、电台广播等。赖斯建议根据文本类型选择翻译方法，并将三种主要文本类型与相应的语言特点、交际情境和翻译方法等联系起来，见表1：
赖斯的文本類型理论超出了单纯的语言层面，拓展到了翻译的交际功能。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其他学者对其理论提出了不少质疑并进行了补充，其中另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ne Nord）。
在《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1988/2006）一书中，诺德提出了一个更为详细的功能分析模式，用以辅助翻译学习者理解原文特点及其功能，从而为达到预期的译文效果选用合适的翻译策略和技巧。诺德在该模式中强调了翻译委托书（translation brief）的重要性。翻译委托书应该（直接或间接）给出以下信息：委托人的意图和需求;译文读者;文本接受的时间和地点;文本的传播媒介;原文撰写与翻译的动机。通过对委托书的分析，可以确定原文与译文功能是否存在差异。若确有差别，多大程度上原文功能可以转移到译文，译文改编的幅度，也要在阅读委托书之后确定下来。
二、政治文本的文体特征
政治文本，顾名思义，指在政治语境中使用的文本，即为实现某种特定的政治功能而使用的一种特定的话语，主要围绕国内的或是国际的政治话题展开。这类文本多以机构的名义公布或发表，匿名性和规范性特征突出。文本的实际产出者的个人意图和倾向无关紧要，要向整体的意识形态妥协。勒弗维尔（2004：41）甚至认为：“意识形态决定了译者的基本翻译策略，也决定了他对原文中语言和‘文化万象’有关问题（属于原作者的事物、概念、风俗、习惯）的处理方法”。
（一）从文本功能角度看
政治文本大多涉及国家大政方针、基本政策，涉及政治影响和国家形象，也直接体现作者或说话人的政治态度、立场和思想，可归入纽马克的“表达型文本”中的“权威性文本”;然而政治文本的最终目的同样在于向听众传达信息，说服听众相信政府机构或政治任务所说的话，计划要做的事，从而赢得听众的支持并促发行动，又可算是呼唤型文本。因此，政治文本在原语语境中既作为权威文本，具备以作者为中心的表达功能，又强调以受众为中心的呼唤功能。但它经过翻译在目标语境中是否要同时兼顾两种功能或者说具体要实现怎样的功能，还要取决于委托人的翻译动机和译文受众。
政治文本翻译大多有较为明确的意识形态规范，为执政政权的世界观服务，其特点是政府组织、宏观政策、专政政策等对翻译工作的直接干预，因此在在一般情况下，委托人就默认为政府机关或相关组织，政治性是翻译的第一标准，如各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的讲话，默认的翻译委托人都是本国的或活动组织国的政府，翻译的重点在于准确、有效地传播领导人及其所代表的群体、阶层、政党或社会的政治理念。
政治文本在原语文化中的受众可分为两种：一是如丘吉尔的铁幕演说、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的谈话等针对的是特定的政治群体，是政治人物之间的交流;而如特朗普总统的就职演说、中国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等的受众是一个更为广泛的大众群体，是政治人物与非政治人物之间的交流。译文在目标语文化中的受众群体相对受限，主要是文本所涉政治话题的直接利益干系人，受众主要是为了把握文本发出方对特定政治行为的观点、立场、决策等。译文受众不管在实际利益上还是社会文化规范上都相对独立，文本本身对译文受众的权威性与呼唤和感染作用较弱。
所以，无论是作为翻译委托人的政治机构或组织还是译文受众都要求政治文本译文切实、准确地表达文本“个性政治思想”，重现文本的“表达”要素，从而在目的语文化中实现其“表达功能”，译文的“信息功能”与“呼唤功能”居于次位。纽马克（1988）认为翻译这类文本时译者能否区分文本中的个性成分（个性搭配、原创比喻、新词、方言、非常规句式等）十分重要，不能单纯地遵从目的语规范对它们做常规化处理，原语的语言形式也是其表达功能的重要部分。
（二）从跨文化交际角度看
政治文本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根植于本土文化，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含有大量的本土元素，涉及的文化因素也是极为复杂，如国情民意、风俗习惯、成语典故等在政治文本中极为普遍。 然而中外文化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甚至冲突。如黄友义（2004：7）所言“外国人不是中国人”，外国人在语言、文化、思维模式、民族心理、历史背景、生活习惯等方面不同于中国人，基于中国文化的特定表达对译文受众来说也就可能含义不同。政治文本译文要实现其预期功能，就要尽量消弭由文化因素导致的理解差异，最大程度上向目的语受众宣介本国文化与政治理念。
但推动本国特色政治表达和文化词的传播和使用也是政治文本翻译的诉求之一。这样一来，关于政治文本译文是要采用“归化”翻译以保证“地道”，还是要坚持“异化”翻译以求“特色”也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尤其是带有本土特色文化词的翻译争议最大。
到此，我们可以看到，政治文本翻译需要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如何在译文中实现政治文本的核心表达功能;二是如何处理带有文化色彩的表达，尤其是如何有效实现抽象政治概念词的跨语种传播。
三、中国特色政治文本翻译策略
要在目的语文化中实现原文的核心表达功能，政治文本的译文就要无论在形式上还是语义上都“紧扣原文，甚至是一些小零件也不应放过”（程镇球，2003：19）。但原文与译文因为语言规范及所在文化的差异，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对等，所以政治文本翻译的基本原则只能是在紧扣原文语义的前提下，尽量贴近原语的语义、语法结构，迎合目的语的表达规范。具体如何实现，就需要一些具体的策略和方法了。
（一）顺句操作，局部调整
顺句操作的基本方法是按照句子行文顺序处理句子中的各种成分和信息，并把握全句结构，梳理信息之间的逻辑关系。操作的起点是对原文句子的分割或称断句，翻译时再讲断开的成分按照原文信息的逻辑串连起来，这一过程中，为照顾目的语受众、迎合目的语规范，或许要改换原文的某些表达形式，对原文进行增删补改等，但只要无妨宏观语义，尽量减少成分的“移位”。如此，译文就会不可避免的沿袭原语的句式特征，进而产生“受众听起来未必完全顺耳”的印象，但这对于强调表达功能的，要求无论是形式还是语义上都紧扣原文的政治文本翻译并不是问题，反而是一种较为理想的译文形态。看下例：
例1：The US and China on Wednesday agree to resolve a series of economic disputes in a deal//that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hopes will shrink the trade deficit//and reflect charges//that Chinese competition is hurting US workers.
译文：美国与中国于周三达成协议来解决一系列的经济争端。布什政府希望该协议将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并挡掉这样的指责，即来自中国的竞争正在伤害美国工人的利益。
这句话的处理可以算是顺句操作的典型，首先把原文根据逻辑连词“and”和两个关系代词“that”分割成四个较为完整的意群，再分别译出各个意群的信息，理清信息之间的逻辑关系，最后将译出的信息基本按照原文顺序呈现出来，保持了原文的句型结构。译文对原文个别信息进行了增译，使译文更容易理解，也在语义上更加准确。
要译出符合目的语规范的译文，句型转换在所难免。但是涉及政治文本我们应该尤为谨慎，“句型转换后，语义变化的潜在危险增大”（叶子南，2016：236）。如下例：
例2：（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是英国人。（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与英国撒切尔夫人的谈话，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14）
译文一：I am worried there may be major disturbances in this period， man-made disturbances. These would be created not just by foreigners， chiefly Britons， but also by Chinese. （China Daily）
这是程镇球老先生举過的例子，用以说明不要轻易颠倒原文词序，否则可能犯政治错误。原文中提到制造混乱的人里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但是主要是英国人。译文可能是为了追求行文简洁，理顺逻辑，改变了原文成分的顺序，将英国人提前和外国人放在了一起，中国人放在了最后。但这样的顺序却将制造混乱的人变成主要是中国人了。这对于政治文本翻译来说，可算是最为严重的错误了。
（二）适度归化、紧扣原文内涵选词用字
关于文化色彩词的基本翻译策略一直存在有争议，无论是主张“归化”还是“异化”都各有道理。译者在处理政治文本时，应该将一般文化词与政治概念词区别对待。俗语谚语、古文诗词、政治俚语等一般文化色彩词因为在目的语文化中大多缺乏认知环境，翻译时若采用“语义翻译”或“异化”翻译等策略，往往会造成译文表达篇幅过长，晦涩难懂，所以文化色彩词的翻译基本上都要予以变通，总体上要采用“语际翻译”方法，进行“归化”处理，可改译或套用目的语中意义相似的习语，但译者在用词上即使要归化变通，也必须紧贴原文内涵，弄清原文字里行间的实质内涵意义，再选用恰当的目的语词汇和表达方式。而政治概念词作为政治理念的核心代表，翻译时应酌情异化。请看下例：
例3：“上梁不正下梁歪”用来形容集体腐败最合适不过了。
译文一：“If the upper beam is not straight， the lower ones will go aslant” is the best description of collective corruption.
译文二： If a leader sets a bad example， his subordinates will soon follow” is the best description of collective corruption. 译文三： Fish begins to stink at the head” is the best description of collective corruption.
文化色彩词寓意丰富、解释繁多，用于不同语境中他的确切含义也会有所不同，译文也要灵活变化。例3对谚语的处理，单纯从受众角度看，译文三套用了目的语中意义相近的习语，对英语受众来说似乎是理解障碍最小的。但英语习语也具有地方性，也是在特定英语国家才容易被理解的。结合整个语境来看，这个谚语与“集体腐败”相关联，集体腐败又称共谋性腐败，指多名官员结成同盟，共同开展腐败行为的现象，译文二将谚语中的“上梁”改译为“官员”应该是最符合语境的。译文一的直译虽然“紧贴”了原文，但会造成很大的理解障碍。
（三）直译、阐释性直译或直译加注释
政治概念词源于文化观念，集中代表着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对世界更好地了解原语国，尊重其政治体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原创的本土政治概念词，译者需要在完全理解原语和目的语的基础上准确地再现它们的语言形式和文本功能，使目的语受众完成从排斥到接受和认可的转变。
在翻译策略上，必须以我为主体，进行异化翻译。通常采取直接借用和按字直译的方式使其在形式上紧扣原文，保留原文的表达要素，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文中阐释或文后注释在目的语文化中再现概念词的原语语境和含义，赋予其政治含义。可以具体分成以下几种情况：
1.按字直译，顾名思义，就是逐字（或词）对应，这是各类术语转换的常用方法，如“全面深化改革”译为“comprehensively deepen reform ”;“纪委”译为“Disciplinary Inspection Commission”;“第一生产力”译为“the primary productive force”等等。按字直译的重点在于准确把握词汇在特定语境中的深刻内涵，实现词义上的对应。
2.阐释性直译，重在用简明的阐释完整准确再现原词内涵。政治概念词大多属于术语的范畴，译文也应遵从专业性、单一性、简明性、确切性等基本术语命名原则。一部分概念词如只是按字直译无法保证确切性，需在译文中对其含义加以阐释，如“三农”不按字直译为“three agricultures”而是译为“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这其实就是对其进行了阐释性直译。
3.直译加注释，有些概念词内涵极为复杂，按字直译会令人不知所云，阐释性直译又会使译文臃肿不堪，只能采取文中或文后注释的方式保证语义连贯和行文流畅。这是一种折衷的办法。
例4：五讲四美三热爱
译文：The movement of “five stresses， four points of beauty and three aspects of love （stresses on decorum，manners，hygiene，discipline and morals;beauty of mind， language， behavior and the environment; love of the motherland， socialism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Vol. 3）
中文表述中的“講”“美”“热爱”都是抽象词，即使对应“stresses”“beauty”“love”对英语受众来说也是不明所以，甚至莫名其妙，采用阐释性直译的话，译文篇幅又会太长，严重影响可读性，只能采取文中注或文后注的方式加以解释。从行文流畅考量，文后注的效果应更加理想些。
四、结论
作为权威型文本的政治文本，在翻译过程中，要着重实现其 “表达功能”，译文要在紧扣原文语义的前提下，尽量贴近原语的语义、语法结构，适度迎合目的语的表达规范。具体来讲，可以用顺译为基础策略构建篇章和句式结构，用适度归化的策略处理一般文化词，用原文为中心的异化翻译完成特色政治概念词的转换，从而提高政治文本译文的表达效能，实现更好的外宣目的。
参考文献
[1]程镇球.政治文章的翻译要讲政治[J].中国翻译，2003（24）：18-22.
[2]黄友义.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点问题[J].中国翻译，2004（6）：27-28.
[3]（英）芒迪，李德凤等译.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应用[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
[4]（德）诺德.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理论、方法与教学应用[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5]叶子南.英汉翻译译注评[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6]朱晓敏，基于自建语料库的政治文本英译特点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3）：73-77.
[7]Lefevere And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Press，2004.
[8]Newmark，Peter.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M].New York and London：Prentice Hall，1988.
[9]Reiss， Katharina.Text types，translation types and translation assessment [A].translated by A. Chesterman，in A. Chesterman（ed.），1977/1989：105-115.
关键词：中国特色政治文本;功能主义;英译策略
政治文本指涉的范围较为广泛，包括在不同的政治行为中满足不同政治目的的各个类型的文本，如双边或多边协定、政府工作或预算报告、政治人物的就职演说/竞选辩论、时事新闻报道/评论，政治相关学术论文/专著等等。每一种类型的文本都有其独特的语境、体裁和语用规范，翻译策略也应有所不同。国内如今对政治文本的研究多是从微观层面入手，试图通过描述某种特定政治文本的英译，总结出政治文本翻译的整体特点，这样难免会以偏概全（朱晓敏，2011）。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以德国功能理论为基础，以文本预期功能和交际目的为切入点，分析政治文本，尤其是中国特色政治文本的整体特征，描述翻译问题，提出翻译策略。
一、功能主义翻译理论
20世纪70年代，赖斯（1977/1989）借用了德国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卡尔·布勒（Karl Bühler）对语言基本功能的三分法，将所有文本分为四类：①信息型文本，如商务信函，官方文件，新闻稿，说明书或操作手册等;②表情型文本。此类文本包括绝大部分的文学作品，如诗歌，剧本，散文等;③感染型文本，又称“操作型文本”，如广告、布道、政治演讲等;④视听型文本，如影视作品、视听广告、电台广播等。赖斯建议根据文本类型选择翻译方法，并将三种主要文本类型与相应的语言特点、交际情境和翻译方法等联系起来，见表1：
赖斯的文本類型理论超出了单纯的语言层面，拓展到了翻译的交际功能。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其他学者对其理论提出了不少质疑并进行了补充，其中另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ne Nord）。
在《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1988/2006）一书中，诺德提出了一个更为详细的功能分析模式，用以辅助翻译学习者理解原文特点及其功能，从而为达到预期的译文效果选用合适的翻译策略和技巧。诺德在该模式中强调了翻译委托书（translation brief）的重要性。翻译委托书应该（直接或间接）给出以下信息：委托人的意图和需求;译文读者;文本接受的时间和地点;文本的传播媒介;原文撰写与翻译的动机。通过对委托书的分析，可以确定原文与译文功能是否存在差异。若确有差别，多大程度上原文功能可以转移到译文，译文改编的幅度，也要在阅读委托书之后确定下来。
二、政治文本的文体特征
政治文本，顾名思义，指在政治语境中使用的文本，即为实现某种特定的政治功能而使用的一种特定的话语，主要围绕国内的或是国际的政治话题展开。这类文本多以机构的名义公布或发表，匿名性和规范性特征突出。文本的实际产出者的个人意图和倾向无关紧要，要向整体的意识形态妥协。勒弗维尔（2004：41）甚至认为：“意识形态决定了译者的基本翻译策略，也决定了他对原文中语言和‘文化万象’有关问题（属于原作者的事物、概念、风俗、习惯）的处理方法”。
（一）从文本功能角度看
政治文本大多涉及国家大政方针、基本政策，涉及政治影响和国家形象，也直接体现作者或说话人的政治态度、立场和思想，可归入纽马克的“表达型文本”中的“权威性文本”;然而政治文本的最终目的同样在于向听众传达信息，说服听众相信政府机构或政治任务所说的话，计划要做的事，从而赢得听众的支持并促发行动，又可算是呼唤型文本。因此，政治文本在原语语境中既作为权威文本，具备以作者为中心的表达功能，又强调以受众为中心的呼唤功能。但它经过翻译在目标语境中是否要同时兼顾两种功能或者说具体要实现怎样的功能，还要取决于委托人的翻译动机和译文受众。
政治文本翻译大多有较为明确的意识形态规范，为执政政权的世界观服务，其特点是政府组织、宏观政策、专政政策等对翻译工作的直接干预，因此在在一般情况下，委托人就默认为政府机关或相关组织，政治性是翻译的第一标准，如各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的讲话，默认的翻译委托人都是本国的或活动组织国的政府，翻译的重点在于准确、有效地传播领导人及其所代表的群体、阶层、政党或社会的政治理念。
政治文本在原语文化中的受众可分为两种：一是如丘吉尔的铁幕演说、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的谈话等针对的是特定的政治群体，是政治人物之间的交流;而如特朗普总统的就职演说、中国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等的受众是一个更为广泛的大众群体，是政治人物与非政治人物之间的交流。译文在目标语文化中的受众群体相对受限，主要是文本所涉政治话题的直接利益干系人，受众主要是为了把握文本发出方对特定政治行为的观点、立场、决策等。译文受众不管在实际利益上还是社会文化规范上都相对独立，文本本身对译文受众的权威性与呼唤和感染作用较弱。
所以，无论是作为翻译委托人的政治机构或组织还是译文受众都要求政治文本译文切实、准确地表达文本“个性政治思想”，重现文本的“表达”要素，从而在目的语文化中实现其“表达功能”，译文的“信息功能”与“呼唤功能”居于次位。纽马克（1988）认为翻译这类文本时译者能否区分文本中的个性成分（个性搭配、原创比喻、新词、方言、非常规句式等）十分重要，不能单纯地遵从目的语规范对它们做常规化处理，原语的语言形式也是其表达功能的重要部分。
（二）从跨文化交际角度看
政治文本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根植于本土文化，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含有大量的本土元素，涉及的文化因素也是极为复杂，如国情民意、风俗习惯、成语典故等在政治文本中极为普遍。 然而中外文化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甚至冲突。如黄友义（2004：7）所言“外国人不是中国人”，外国人在语言、文化、思维模式、民族心理、历史背景、生活习惯等方面不同于中国人，基于中国文化的特定表达对译文受众来说也就可能含义不同。政治文本译文要实现其预期功能，就要尽量消弭由文化因素导致的理解差异，最大程度上向目的语受众宣介本国文化与政治理念。
但推动本国特色政治表达和文化词的传播和使用也是政治文本翻译的诉求之一。这样一来，关于政治文本译文是要采用“归化”翻译以保证“地道”，还是要坚持“异化”翻译以求“特色”也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尤其是带有本土特色文化词的翻译争议最大。
到此，我们可以看到，政治文本翻译需要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如何在译文中实现政治文本的核心表达功能;二是如何处理带有文化色彩的表达，尤其是如何有效实现抽象政治概念词的跨语种传播。
三、中国特色政治文本翻译策略
要在目的语文化中实现原文的核心表达功能，政治文本的译文就要无论在形式上还是语义上都“紧扣原文，甚至是一些小零件也不应放过”（程镇球，2003：19）。但原文与译文因为语言规范及所在文化的差异，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对等，所以政治文本翻译的基本原则只能是在紧扣原文语义的前提下，尽量贴近原语的语义、语法结构，迎合目的语的表达规范。具体如何实现，就需要一些具体的策略和方法了。
（一）顺句操作，局部调整
顺句操作的基本方法是按照句子行文顺序处理句子中的各种成分和信息，并把握全句结构，梳理信息之间的逻辑关系。操作的起点是对原文句子的分割或称断句，翻译时再讲断开的成分按照原文信息的逻辑串连起来，这一过程中，为照顾目的语受众、迎合目的语规范，或许要改换原文的某些表达形式，对原文进行增删补改等，但只要无妨宏观语义，尽量减少成分的“移位”。如此，译文就会不可避免的沿袭原语的句式特征，进而产生“受众听起来未必完全顺耳”的印象，但这对于强调表达功能的，要求无论是形式还是语义上都紧扣原文的政治文本翻译并不是问题，反而是一种较为理想的译文形态。看下例：
例1：The US and China on Wednesday agree to resolve a series of economic disputes in a deal//that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hopes will shrink the trade deficit//and reflect charges//that Chinese competition is hurting US workers.
译文：美国与中国于周三达成协议来解决一系列的经济争端。布什政府希望该协议将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并挡掉这样的指责，即来自中国的竞争正在伤害美国工人的利益。
这句话的处理可以算是顺句操作的典型，首先把原文根据逻辑连词“and”和两个关系代词“that”分割成四个较为完整的意群，再分别译出各个意群的信息，理清信息之间的逻辑关系，最后将译出的信息基本按照原文顺序呈现出来，保持了原文的句型结构。译文对原文个别信息进行了增译，使译文更容易理解，也在语义上更加准确。
要译出符合目的语规范的译文，句型转换在所难免。但是涉及政治文本我们应该尤为谨慎，“句型转换后，语义变化的潜在危险增大”（叶子南，2016：236）。如下例：
例2：（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是英国人。（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与英国撒切尔夫人的谈话，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14）
译文一：I am worried there may be major disturbances in this period， man-made disturbances. These would be created not just by foreigners， chiefly Britons， but also by Chinese. （China Daily）
这是程镇球老先生举過的例子，用以说明不要轻易颠倒原文词序，否则可能犯政治错误。原文中提到制造混乱的人里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但是主要是英国人。译文可能是为了追求行文简洁，理顺逻辑，改变了原文成分的顺序，将英国人提前和外国人放在了一起，中国人放在了最后。但这样的顺序却将制造混乱的人变成主要是中国人了。这对于政治文本翻译来说，可算是最为严重的错误了。
（二）适度归化、紧扣原文内涵选词用字
关于文化色彩词的基本翻译策略一直存在有争议，无论是主张“归化”还是“异化”都各有道理。译者在处理政治文本时，应该将一般文化词与政治概念词区别对待。俗语谚语、古文诗词、政治俚语等一般文化色彩词因为在目的语文化中大多缺乏认知环境，翻译时若采用“语义翻译”或“异化”翻译等策略，往往会造成译文表达篇幅过长，晦涩难懂，所以文化色彩词的翻译基本上都要予以变通，总体上要采用“语际翻译”方法，进行“归化”处理，可改译或套用目的语中意义相似的习语，但译者在用词上即使要归化变通，也必须紧贴原文内涵，弄清原文字里行间的实质内涵意义，再选用恰当的目的语词汇和表达方式。而政治概念词作为政治理念的核心代表，翻译时应酌情异化。请看下例：
例3：“上梁不正下梁歪”用来形容集体腐败最合适不过了。
译文一：“If the upper beam is not straight， the lower ones will go aslant” is the best description of collective corruption.
译文二： If a leader sets a bad example， his subordinates will soon follow” is the best description of collective corruption. 译文三： Fish begins to stink at the head” is the best description of collective corruption.
文化色彩词寓意丰富、解释繁多，用于不同语境中他的确切含义也会有所不同，译文也要灵活变化。例3对谚语的处理，单纯从受众角度看，译文三套用了目的语中意义相近的习语，对英语受众来说似乎是理解障碍最小的。但英语习语也具有地方性，也是在特定英语国家才容易被理解的。结合整个语境来看，这个谚语与“集体腐败”相关联，集体腐败又称共谋性腐败，指多名官员结成同盟，共同开展腐败行为的现象，译文二将谚语中的“上梁”改译为“官员”应该是最符合语境的。译文一的直译虽然“紧贴”了原文，但会造成很大的理解障碍。
（三）直译、阐释性直译或直译加注释
政治概念词源于文化观念，集中代表着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对世界更好地了解原语国，尊重其政治体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原创的本土政治概念词，译者需要在完全理解原语和目的语的基础上准确地再现它们的语言形式和文本功能，使目的语受众完成从排斥到接受和认可的转变。
在翻译策略上，必须以我为主体，进行异化翻译。通常采取直接借用和按字直译的方式使其在形式上紧扣原文，保留原文的表达要素，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文中阐释或文后注释在目的语文化中再现概念词的原语语境和含义，赋予其政治含义。可以具体分成以下几种情况：
1.按字直译，顾名思义，就是逐字（或词）对应，这是各类术语转换的常用方法，如“全面深化改革”译为“comprehensively deepen reform ”;“纪委”译为“Disciplinary Inspection Commission”;“第一生产力”译为“the primary productive force”等等。按字直译的重点在于准确把握词汇在特定语境中的深刻内涵，实现词义上的对应。
2.阐释性直译，重在用简明的阐释完整准确再现原词内涵。政治概念词大多属于术语的范畴，译文也应遵从专业性、单一性、简明性、确切性等基本术语命名原则。一部分概念词如只是按字直译无法保证确切性，需在译文中对其含义加以阐释，如“三农”不按字直译为“three agricultures”而是译为“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这其实就是对其进行了阐释性直译。
3.直译加注释，有些概念词内涵极为复杂，按字直译会令人不知所云，阐释性直译又会使译文臃肿不堪，只能采取文中或文后注释的方式保证语义连贯和行文流畅。这是一种折衷的办法。
例4：五讲四美三热爱
译文：The movement of “five stresses， four points of beauty and three aspects of love （stresses on decorum，manners，hygiene，discipline and morals;beauty of mind， language， behavior and the environment; love of the motherland， socialism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Vol. 3）
中文表述中的“講”“美”“热爱”都是抽象词，即使对应“stresses”“beauty”“love”对英语受众来说也是不明所以，甚至莫名其妙，采用阐释性直译的话，译文篇幅又会太长，严重影响可读性，只能采取文中注或文后注的方式加以解释。从行文流畅考量，文后注的效果应更加理想些。
四、结论
作为权威型文本的政治文本，在翻译过程中，要着重实现其 “表达功能”，译文要在紧扣原文语义的前提下，尽量贴近原语的语义、语法结构，适度迎合目的语的表达规范。具体来讲，可以用顺译为基础策略构建篇章和句式结构，用适度归化的策略处理一般文化词，用原文为中心的异化翻译完成特色政治概念词的转换，从而提高政治文本译文的表达效能，实现更好的外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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