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历史原型的产生是由史书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决定的，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神话原型的效力。《史记》战争人物系列中分别形成了帝王、军师、战将等历史原型。只有经过时间筛选出的历史典型，才会成为历史原型。历史原型具有极强的时空穿透力，并对后世历史人物与文学形象具有规范作用。原型的美学冲击力是巨大的，我们能从历史原型身上触摸到民族的精魂。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战争人物；历史原型；历史典型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2-0085-04
人们对《史记》人物“典型化”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细致，但对《史记》人物的“原型化”的讨论，却鲜闻其声。美国汉学家浦安迪指出，正如植根于西方人灵魂深处的“普罗米修斯精神”“阿波罗精神”“缪斯精神”等无不源于古希腊的神话与史诗，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的典型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处处于《史记》中突显的“荆轲精神”“伍子胥精神”“孟尝君精神”等遥相暗合[1]。浦安迪的观点给笔者以重要启示，仅就结合原型批评理论对《史记》战争人物系列中的“历史原型”做初步探讨。
一、历史土壤造就历史原型
原型批评是西方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流派，以瑞士荣格的精神分析学、英国弗雷泽的人类学为两大理论支柱。荣格在弗洛伊德的个体无意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集体无意识理论，荣格则把集体无意识的内容称作原型[2]（p.104），原型是自从远古时代就已存在的普遍意象，是靠遗传而传承的一种“种族的记忆”，积淀着深厚而稳固的民族心理体验。原型批评特别关注文艺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各种意象、叙事结构、人物类型，期望找出隐藏在其背后的内在模式。而弗雷泽的人类学研究和其他学者的神话研究，又为原型批评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神话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综合表现，蕴含着大量的原型，因此，原型批评也被称作神话原型批评。
用原型批评理论观照《史记》中的人物形象，我们会发现他们身上具备原型的许多重要特征，他们虽然不是“神话原型”，但却是已溶于民族血脉中的“历史原型”。 本文所言历史原型，是指历史著作中那些在民族集体无意识中，沉淀为精神象征与文化符号的典型人物形象。《史记》中的许多典型人物形象脍炙人口，深入人心，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已沉潜到中华文化长河的底层，集中折射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体验，深刻地锻造了民族性格。一些人物身上所具备的文化精神，已经变成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对中国文学乃至中华文明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史记》中的“历史原型”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神话原型”的效力，之所以这样讲，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国不像古希腊那样神话发达，保存下来的神话非常零碎，《诗经》《楚辞》《左传》《国语》《逸周书》《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山海经》等，都或多或少地保存着一些神话资料，但这些神话不成体系，除了《山海经》记载神话较为集中外，其他则是零星散见，往往只是片断。更由于儒家对神话的排斥态度，神话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远没有西方神话那么大，“一些学者索性认为，研究中国叙事文学可以不必注意本国的那些没有形成系统形态的古神话，因为它们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并不显著。” [1]（p.39）因此，西方文学中穿透力极强的“神话原型”，在中国文学中就显得苍白无力。另一方面，神话原型的疲软，还在于历史原型的虎视眈眈，实际上神话原型已被历史原型所取代，神话原型的穿透力也已经拱手让给了历史原型。这是因为在中华文明中，“历史”的地位要远远高于“神话”，在世界上，几乎很难再找到像中国如此重视历史的国家。泱泱大观的二十五史，再加上浩如烟海的野史，深深地塑造着民族的历史理性精神。李长之说：“常有人说中国没有史诗，这仿佛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大憾事似的，但我认为这件大憾事已经由一个人给弥补起来了，这就是两千年前的司马迁……诚然以形式论，他没有采取荷马式的叙事诗，但以精神论，他实在发挥了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 [3]（p300）浦安迪也说：“史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有类似于史诗的功能，中国文学中虽然没有荷马，却有司马迁。《史记》既能‘笼万物于形内’，有类似于史诗的包罗万象的宏观感（sense of monumentality），又醉心于经营一篇篇个人的‘列传’，而令人油然想起史诗中对一个个英雄的看法的描绘，从而无愧于古代文化大集成的浓缩体现。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史诗’，却有史诗的‘美学理想’。这样‘美学理想’就寄寓于‘史’的形式之中而后启来者。” [1]（p.30）李长之与浦安迪都认为，《史记》虽然在形式上不是史诗，但却体现着史诗的美学理想，其实还可以进一步说，《史记》虽然不是神话，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神话的美学功用。
从西周开始，夏商时期的巫术宗教文化就让位于礼乐文化，周代崇礼重德的理性精神成了文化的主流，从此中国进入关注历史、重视人生的理性文明阶段。史官文化在周代空前繁荣，春秋时期各国都有史书，鲁国《春秋》是其中的代表，后来又有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典籍，《史记》就是在这样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中产生的集大成之作，把由来已久的史官文化推向了巅峰。先秦以来，华夏民族强烈的历史意识滋养了《史记》；反过来，《史记》以其空前绝后的气魄，又进一步强化了我们民族无与伦比的历史情结。对于受了儒家理性精神规范的华夏民族来说，神话是荒诞不稽的，有些“不雅驯”的神话虽然有幸入了史家的法眼，但却逃脱不掉历史化的命运，司马迁就是我国“古代神话的整理与改造者”，“又是我国神话历史化的集大成者和最后完成者” [4]。
二、多姿多彩的历史原型
历史原型具有巨大的历史涵盖性，体现着丰厚深沉的民族文化精神，具有极强的时空穿透力，并对后世历史人物与文学形象具有规范作用。《史记》中塑造得成功的人物，不仅成了历史典型，而且成了历史原型。下面以《史记》中的战争人物系列为例，对其中的历史原型做一检点。 黄帝是《史记》开篇第一人，不但被司马迁确立为我们民族的人文初祖，而且还是我国战争文化的开山鼻祖。黄帝先后打败了南方的炎帝与蚩尤，“黄、炎之战和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完全是同一性质、同一营垒的战争，既反映为神国两个系统诸神的大战争，又反映为两大部族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波澜壮阔，此起彼伏，历时绵长，比起荷马史诗《伊利亚特》诸神在特罗亚城之战，并无逊色” [5]（pp.3-4）。黄帝战炎帝擒蚩尤，是司马迁将神话历史化的产物。《五帝本纪》不仅正式确立了黄帝“人文初祖”的文化地位，也确立了黄帝“战争之祖”的历史地位。在史迁笔下，黄帝不仅是德力双修战无不胜的帝王，还是与蚩尤一起被祭祀的“战神”， 可以说，是黄帝拉开了中国战争文化的大幕。黄帝大战炎帝，擒杀蚩尤，靠的是“修德振兵”，这也奠定了中国战争文化德兵兼修、以德统兵的传统。黄帝的名字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是民族历史的象征，也是战争文化的缩影。对黄帝的认同与崇拜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说黄帝是《史记》战争人物第一原型恐不为过。
刘邦堪称“雄主”的历史原型。刘邦戎马倥偬，规模宏远，是杰出的军事战略家，深谙驭人之道，一生的本事全在用人，萧何、韩信、张良等杰出军事人才都在其掌控之中。刘邦既豁达大度，又狠毒忌刻，既有英雄的风采，也有无赖的本色。刘邦是汉以前历代雄主集大成式的人物，从刘邦身上可以看到许多雄主的影子。殷契是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周代后稷是姜原践巨人迹而孕，秦人祖先大业也是其母吞卵所生，而刘邦则是刘媪“梦与神遇”所生，这些或是神话，或是后人所附会，抑或是帝王们的自我神化，总之出生的不同凡响是帝王“应有”的先天特征。刘邦更是变本加厉，又编造出斩白蛇，头上有天子气的故事来建构天生帝王的神话。陈涉起自草莽，胸怀鸿鹄之志，揭竿而起，刘邦出身亭长，看到秦始皇的威仪时嗟叹：“大丈夫当如此也！”其抱负已露端倪，而后也敢于在风起云涌的秦末乱局中拉旗竖柳。齐桓公尊王攘夷，刘邦袒哭义帝，扛着义帝旗号以伐项羽；秦穆公知错就改，刘邦也是不讳过错从谏如流；郑庄公伐弟禁母，刘邦抛子弃女，甚至还耍无赖地说出：“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6]（p.328）勾践屠杀功臣，刘邦是卸磨杀驴。《史记》中刘邦的形象涵盖了前代许多君王的性格特征，刘邦的性格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与典型性。同时刘邦不仅是“继往型”的历史形象，还是“开来型”的历史形象，从精神本质而言，后世不少帝王的祖先应是汉高祖，曹操就是刘邦“最肖的子孙”。曹操在少年时也如刘邦，不事生产，狡猾无赖；举事后心怀大志，工于权谋，深通驭人之术；表面豁达大度，实际上又疑心很重。曹操第一次见荀彧大悦曰：“吾之子房也。”曹操夸赞许禇说：“此吾樊哙也。” [7]（p.542）《三国演义》第十回与第十四回也分别采录《三国志》中曹操的原话，毛宗岗分别批道：“隐然以高祖自待”，“又隐然以高祖自待”。《资治通鉴》卷六十三与《三国演义》第三十回都写曹操跣出以迎许攸，毛宗岗评曰：“高祖踞床洗足而见英布，是过为傲慢以挫其气；曹操披衣跣足而迎许攸，是过为殷勤以悦其心。一则善驾驭，一则善结纳，其术不同，而其能用人则同也。” [8]曹操到袁绍墓前而哭，不仅使我们想到刘邦在项羽墓前之哭，曹操喜怒异于常人似乎也有刘邦的影子。刘邦好色，曹操亦然。他们都堪称乱世之奸臣，治世之能主。此外明太祖朱元璋也很像刘邦：平民出身，凭借农民起义的奋斗当上了皇帝，当了皇帝后也学得刘邦残杀功臣的本事。《史记》中刘邦的形象是一个里程碑，既是对前代帝王形象的集成，又是后代帝王的先驱，后代许多帝王身上都有刘邦的性格基因。以刘邦为原型的“雄主”并非道德完人，他们性格中既有英雄的因子，又可能有小人的品性，但其共同点就是以其生命力的张扬而成就政治与战场上的灿烂辉煌。
张良是军师的历史原型。张良之前的军师有姜太公、范蠡、孙膑，《史记》中的张良形象融众家之长，军师的特征在张良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姜太公与孙膑都是帝王师，张良几乎也快成了刘邦的精神导师，每到关键时刻都为刘邦指点迷津，一锤定乾坤。张良有孙膑的料事如神，他每出奇计，皆计到功成，应验不爽。张良学得范蠡的功成身退，才免遭兔死狗烹的厄运。圮上老人授以兵书，以及13年后的“黄石之遇”，又使张良身上蒙上了神秘色彩。张良本人又精于黄老之术，练习辟谷，在《史记》军师人物系列中，张良是“仙气”最重的一个，《留侯世家》也几乎可与《老子列传》一起当“列仙传”来读。而凌空高蹈，仙风道骨则是军师必须具备的基本风度。军师不仅要有奇谋，自己更要是奇人，奇计与奇人集于一身的张良就自然成了军师的历史原型。如陈桐生所云：“《史记·留侯世家》奠定了熔兵家、道教智慧为一炉的军师人物模式。后代文学作品中有关军师人物形象的塑造，往往都自觉地遵循这一模式……这说明《史记·留侯世家》中的军师模式已经为民族审美心理所接受，由此塑造出具有相同特征的军师形象系列。”[9]（p.78）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军师系列里有《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水浒传》中的吴用，《说唐全传》中的徐茂公，《英烈传》中的刘伯温，《粉妆楼》中的谢元。这些军师们个个能掐会算，本来是入世之人，却往往是道士打扮，在形象气质上有惊人的相似性。更为重要的是，具备基本相同的文化心理，他们熔儒家的兼济精神，兵家的军事谋略，道家的生存智慧，道教的仙风道骨于一炉，集军师与帝师于一身，在虚忽缥缈中，实现着自己的历史价值。
抗侵御侮而又命运多奇的战将历史原型非李广莫属。一部中国史既是多民族融合的历史，又是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争战的历史。汉族以农业为本，所处地理环境较宜人居，经济文化发达，而以游牧为生的北方少数民族，所处地理环境恶劣，游牧民族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向南掠夺就成了他们的一种生存策略。骑马弯弓的游牧民族虽然在经济文化上相对落后，但在军事上经常胜过手拿锄头的汉民族。这样的争战绵延数千年，汉民族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抗击异族侵略的名将。赵国之李牧，秦朝之蒙恬，都是李广的前辈，他们北击匈奴，使匈奴望风而走，他们却都不得善终，为奸佞所害。李广之为将有三大特点：武艺高强，作战勇敢；不贪钱财，仁爱士卒；治军简易，号令不烦。李广不仅在士卒与百姓中威望崇高，“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 [6]（p.2878）。而且也赢得敌人的尊敬，匈奴人号之曰“飞将军”，驻防之地，匈奴避之数岁不敢侵。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才气无双的名将，却是命运不济，终其一生不得封侯，最后义不受辱而自刎身亡。类似李广的名将，历代不乏余响。北宋有抗击契丹，碰死在李陵碑前的杨继业；南宋有岳飞，女真人感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最后竟以“莫须有”的罪名，惨死在风波亭；明代有令努尔哈赤八旗铁骑望而却步的袁崇焕，最后落得凌迟处死的下场。他们与李广虽然时代不同，性情各异，人生道路也不尽相仿，但在抗敌御侮，命运多奇方面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从精神本质而言，他们都是李广的隔代知音，都是飞将军的真正传人。 《史记》战争人物系列中能称作历史原型的还有一些，如夏桀、商纣、秦始皇是“暴君原型”，妲己与褒姒是红颜祸水的代名词，赵高则是后世品行不端祸国殃民的太监的祖师爷，陈涉是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领袖原型。廉颇是忠勇的“老将原型”，从赵充国、黄忠、黄盖、老赵云身上可以看到廉颇披挂上马尚亦可用的劲头。赵括是“纸上谈兵原型”，马谡是其后世子孙。项羽是叱咤风云的“霸王原型”，三国时期孙策就号称“小霸王”，骁勇无双。从张飞、程咬金、孟良、牛皋、胡大海身上可以看到樊哙的影子；曹参是“出将入相的原型”；关羽的高傲似乎是韩信性格的遗传。《史记》中的历史原型琳琅满目，多姿多彩，不论后来的历史人物，还是文学人物，大多都能在《史记》中“认祖归宗”。
三、从历史典型到历史原型
并不是《史记》中的所有人物都是历史原型，真正能称作历史原型的也只是那么几十个。也并非所有的历史典型就能顺理成章地“升格”为历史原型，成为历史原型的条件要比成为历史典型的条件高得多。本文所说的历史典型，是指历史著作中被塑造的曾经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是足以代表“这一类”精神本质的“这一个”。可见历史原型首先必须是历史典型，但历史典型并不一定能成为历史原型，只有那些已经在历史长河中沉淀为文化符号的历史典型，才会最终成为历史原型。其一，历史原型不是哪个人的追封，而是历史的选择，要成为原型的典型必须要有“资历”，产生较晚的典型是不可能成为原型的。《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与张良相比，青出蓝而胜于蓝，罗贯中在塑造诸葛亮形象时，吸纳了前辈军师形象的特点，还把《史记》中不少人物的长处集中放在了诸葛亮一人身上，“如在善于治国的政治才干方面，诸葛亮似管仲；在长于治军的军事才能方面，诸葛亮似乐毅；在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谋略方面，诸葛亮似张良；在能言善辩，勇折群儒方面，诸葛亮又似张仪、苏秦” [10]。《三国演义》中作为文学形象的诸葛亮集历代军师形象之大成，但因其成书年代远晚于《史记》，所以，诸葛亮还不能成为军师形象的历史原型，充其量还只是军师形象的典型。另外，《三国演义》虽然说是“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但从严格意义上讲，《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终究还是“文学”典型，并非“历史”典型。《三国志》中作为历史典型的诸葛亮的才能主要是治国安邦，军师之任又非其所长。《三国志·诸葛亮传》说：“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 [7]（p.930）因为张良形象的“资历”远比诸葛亮形象老，所以是张良成了军师形象的原型，而非诸葛亮。其二，历史原型还要具备集大成的特征。姜太公、范蠡、孙膑虽然都比张良早，但在集大成方面都要比张良逊色，张良是位既“继往”更“开来”的历史典型，犹如一个醒目的里程碑，矗立在军师形象的发展历程上。
《史记》之所以能产生这么多的历史原型，不仅是因为史书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决定的，更由于《史记》在建构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塑造民族精神中发挥的独特作用所决定的。《史记》是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是中华文明的大总结，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民族性格做了全面深入细致的解剖，写得极为成功的几十个历史原型，经过两千多年岁月的涤荡，已经成为精神象征与文化符号。后世与《史记》中的历史原型似曾相识的面孔的产生，都与这种集体无意识有关。这些面孔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真有其人的历史人物，这些人物一出生下来就掉进了包括《史记》在内的历史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史记》历史原型在潜移默化中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战争人物。由于资质与历史机缘的不同，有的成了刘邦式的雄主，有的成了张良式的军师，还有的可能成了李广式的英雄。另一类是作家在作品中虚构出的文学形象，这些形象有的是作家对《史记》写人手法的自觉模仿的结果，而有的则是后世作家与司马迁的不谋而合——《史记》塑造民族性格的影响力已经“格式化”了后世作家的文化心理。
《史记》中包括战争人物在内的历史原型，就具有这样的强大的时空穿透力。“司马迁的历史已经能够探求到人类的心灵。所以他的历史，乃不惟超过了政治史，而且更超过了文化史，乃是一种精神史，心灵史了” [3]（p204）。《史记》中的许多人物，不但是历史典型，还是历史原型，我们从这些历史原型身上触摸到了中华民族的精魂。
[参 考 文 献]
[1]浦安迪.中国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3]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4]陈兰村.《史记》与古代神话[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增刊）.
[5]韩兆琦.史记笺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7]陈寿.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8]罗贯中.三国演义[M].毛宗岗批济南：齐鲁书社，1991.
[9]陈桐生.《史记》名篇述论稿[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
[10]俞樟华.简说《史记》对《三国演义》的影响[J].语文学刊，1994（2）.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讲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 张晓校]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战争人物；历史原型；历史典型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2-0085-04
人们对《史记》人物“典型化”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细致，但对《史记》人物的“原型化”的讨论，却鲜闻其声。美国汉学家浦安迪指出，正如植根于西方人灵魂深处的“普罗米修斯精神”“阿波罗精神”“缪斯精神”等无不源于古希腊的神话与史诗，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的典型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处处于《史记》中突显的“荆轲精神”“伍子胥精神”“孟尝君精神”等遥相暗合[1]。浦安迪的观点给笔者以重要启示，仅就结合原型批评理论对《史记》战争人物系列中的“历史原型”做初步探讨。
一、历史土壤造就历史原型
原型批评是西方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流派，以瑞士荣格的精神分析学、英国弗雷泽的人类学为两大理论支柱。荣格在弗洛伊德的个体无意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集体无意识理论，荣格则把集体无意识的内容称作原型[2]（p.104），原型是自从远古时代就已存在的普遍意象，是靠遗传而传承的一种“种族的记忆”，积淀着深厚而稳固的民族心理体验。原型批评特别关注文艺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各种意象、叙事结构、人物类型，期望找出隐藏在其背后的内在模式。而弗雷泽的人类学研究和其他学者的神话研究，又为原型批评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神话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综合表现，蕴含着大量的原型，因此，原型批评也被称作神话原型批评。
用原型批评理论观照《史记》中的人物形象，我们会发现他们身上具备原型的许多重要特征，他们虽然不是“神话原型”，但却是已溶于民族血脉中的“历史原型”。 本文所言历史原型，是指历史著作中那些在民族集体无意识中，沉淀为精神象征与文化符号的典型人物形象。《史记》中的许多典型人物形象脍炙人口，深入人心，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已沉潜到中华文化长河的底层，集中折射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体验，深刻地锻造了民族性格。一些人物身上所具备的文化精神，已经变成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对中国文学乃至中华文明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史记》中的“历史原型”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神话原型”的效力，之所以这样讲，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国不像古希腊那样神话发达，保存下来的神话非常零碎，《诗经》《楚辞》《左传》《国语》《逸周书》《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山海经》等，都或多或少地保存着一些神话资料，但这些神话不成体系，除了《山海经》记载神话较为集中外，其他则是零星散见，往往只是片断。更由于儒家对神话的排斥态度，神话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远没有西方神话那么大，“一些学者索性认为，研究中国叙事文学可以不必注意本国的那些没有形成系统形态的古神话，因为它们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并不显著。” [1]（p.39）因此，西方文学中穿透力极强的“神话原型”，在中国文学中就显得苍白无力。另一方面，神话原型的疲软，还在于历史原型的虎视眈眈，实际上神话原型已被历史原型所取代，神话原型的穿透力也已经拱手让给了历史原型。这是因为在中华文明中，“历史”的地位要远远高于“神话”，在世界上，几乎很难再找到像中国如此重视历史的国家。泱泱大观的二十五史，再加上浩如烟海的野史，深深地塑造着民族的历史理性精神。李长之说：“常有人说中国没有史诗，这仿佛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大憾事似的，但我认为这件大憾事已经由一个人给弥补起来了，这就是两千年前的司马迁……诚然以形式论，他没有采取荷马式的叙事诗，但以精神论，他实在发挥了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 [3]（p300）浦安迪也说：“史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有类似于史诗的功能，中国文学中虽然没有荷马，却有司马迁。《史记》既能‘笼万物于形内’，有类似于史诗的包罗万象的宏观感（sense of monumentality），又醉心于经营一篇篇个人的‘列传’，而令人油然想起史诗中对一个个英雄的看法的描绘，从而无愧于古代文化大集成的浓缩体现。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史诗’，却有史诗的‘美学理想’。这样‘美学理想’就寄寓于‘史’的形式之中而后启来者。” [1]（p.30）李长之与浦安迪都认为，《史记》虽然在形式上不是史诗，但却体现着史诗的美学理想，其实还可以进一步说，《史记》虽然不是神话，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神话的美学功用。
从西周开始，夏商时期的巫术宗教文化就让位于礼乐文化，周代崇礼重德的理性精神成了文化的主流，从此中国进入关注历史、重视人生的理性文明阶段。史官文化在周代空前繁荣，春秋时期各国都有史书，鲁国《春秋》是其中的代表，后来又有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典籍，《史记》就是在这样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中产生的集大成之作，把由来已久的史官文化推向了巅峰。先秦以来，华夏民族强烈的历史意识滋养了《史记》；反过来，《史记》以其空前绝后的气魄，又进一步强化了我们民族无与伦比的历史情结。对于受了儒家理性精神规范的华夏民族来说，神话是荒诞不稽的，有些“不雅驯”的神话虽然有幸入了史家的法眼，但却逃脱不掉历史化的命运，司马迁就是我国“古代神话的整理与改造者”，“又是我国神话历史化的集大成者和最后完成者” [4]。
二、多姿多彩的历史原型
历史原型具有巨大的历史涵盖性，体现着丰厚深沉的民族文化精神，具有极强的时空穿透力，并对后世历史人物与文学形象具有规范作用。《史记》中塑造得成功的人物，不仅成了历史典型，而且成了历史原型。下面以《史记》中的战争人物系列为例，对其中的历史原型做一检点。 黄帝是《史记》开篇第一人，不但被司马迁确立为我们民族的人文初祖，而且还是我国战争文化的开山鼻祖。黄帝先后打败了南方的炎帝与蚩尤，“黄、炎之战和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完全是同一性质、同一营垒的战争，既反映为神国两个系统诸神的大战争，又反映为两大部族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波澜壮阔，此起彼伏，历时绵长，比起荷马史诗《伊利亚特》诸神在特罗亚城之战，并无逊色” [5]（pp.3-4）。黄帝战炎帝擒蚩尤，是司马迁将神话历史化的产物。《五帝本纪》不仅正式确立了黄帝“人文初祖”的文化地位，也确立了黄帝“战争之祖”的历史地位。在史迁笔下，黄帝不仅是德力双修战无不胜的帝王，还是与蚩尤一起被祭祀的“战神”， 可以说，是黄帝拉开了中国战争文化的大幕。黄帝大战炎帝，擒杀蚩尤，靠的是“修德振兵”，这也奠定了中国战争文化德兵兼修、以德统兵的传统。黄帝的名字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是民族历史的象征，也是战争文化的缩影。对黄帝的认同与崇拜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说黄帝是《史记》战争人物第一原型恐不为过。
刘邦堪称“雄主”的历史原型。刘邦戎马倥偬，规模宏远，是杰出的军事战略家，深谙驭人之道，一生的本事全在用人，萧何、韩信、张良等杰出军事人才都在其掌控之中。刘邦既豁达大度，又狠毒忌刻，既有英雄的风采，也有无赖的本色。刘邦是汉以前历代雄主集大成式的人物，从刘邦身上可以看到许多雄主的影子。殷契是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周代后稷是姜原践巨人迹而孕，秦人祖先大业也是其母吞卵所生，而刘邦则是刘媪“梦与神遇”所生，这些或是神话，或是后人所附会，抑或是帝王们的自我神化，总之出生的不同凡响是帝王“应有”的先天特征。刘邦更是变本加厉，又编造出斩白蛇，头上有天子气的故事来建构天生帝王的神话。陈涉起自草莽，胸怀鸿鹄之志，揭竿而起，刘邦出身亭长，看到秦始皇的威仪时嗟叹：“大丈夫当如此也！”其抱负已露端倪，而后也敢于在风起云涌的秦末乱局中拉旗竖柳。齐桓公尊王攘夷，刘邦袒哭义帝，扛着义帝旗号以伐项羽；秦穆公知错就改，刘邦也是不讳过错从谏如流；郑庄公伐弟禁母，刘邦抛子弃女，甚至还耍无赖地说出：“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6]（p.328）勾践屠杀功臣，刘邦是卸磨杀驴。《史记》中刘邦的形象涵盖了前代许多君王的性格特征，刘邦的性格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与典型性。同时刘邦不仅是“继往型”的历史形象，还是“开来型”的历史形象，从精神本质而言，后世不少帝王的祖先应是汉高祖，曹操就是刘邦“最肖的子孙”。曹操在少年时也如刘邦，不事生产，狡猾无赖；举事后心怀大志，工于权谋，深通驭人之术；表面豁达大度，实际上又疑心很重。曹操第一次见荀彧大悦曰：“吾之子房也。”曹操夸赞许禇说：“此吾樊哙也。” [7]（p.542）《三国演义》第十回与第十四回也分别采录《三国志》中曹操的原话，毛宗岗分别批道：“隐然以高祖自待”，“又隐然以高祖自待”。《资治通鉴》卷六十三与《三国演义》第三十回都写曹操跣出以迎许攸，毛宗岗评曰：“高祖踞床洗足而见英布，是过为傲慢以挫其气；曹操披衣跣足而迎许攸，是过为殷勤以悦其心。一则善驾驭，一则善结纳，其术不同，而其能用人则同也。” [8]曹操到袁绍墓前而哭，不仅使我们想到刘邦在项羽墓前之哭，曹操喜怒异于常人似乎也有刘邦的影子。刘邦好色，曹操亦然。他们都堪称乱世之奸臣，治世之能主。此外明太祖朱元璋也很像刘邦：平民出身，凭借农民起义的奋斗当上了皇帝，当了皇帝后也学得刘邦残杀功臣的本事。《史记》中刘邦的形象是一个里程碑，既是对前代帝王形象的集成，又是后代帝王的先驱，后代许多帝王身上都有刘邦的性格基因。以刘邦为原型的“雄主”并非道德完人，他们性格中既有英雄的因子，又可能有小人的品性，但其共同点就是以其生命力的张扬而成就政治与战场上的灿烂辉煌。
张良是军师的历史原型。张良之前的军师有姜太公、范蠡、孙膑，《史记》中的张良形象融众家之长，军师的特征在张良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姜太公与孙膑都是帝王师，张良几乎也快成了刘邦的精神导师，每到关键时刻都为刘邦指点迷津，一锤定乾坤。张良有孙膑的料事如神，他每出奇计，皆计到功成，应验不爽。张良学得范蠡的功成身退，才免遭兔死狗烹的厄运。圮上老人授以兵书，以及13年后的“黄石之遇”，又使张良身上蒙上了神秘色彩。张良本人又精于黄老之术，练习辟谷，在《史记》军师人物系列中，张良是“仙气”最重的一个，《留侯世家》也几乎可与《老子列传》一起当“列仙传”来读。而凌空高蹈，仙风道骨则是军师必须具备的基本风度。军师不仅要有奇谋，自己更要是奇人，奇计与奇人集于一身的张良就自然成了军师的历史原型。如陈桐生所云：“《史记·留侯世家》奠定了熔兵家、道教智慧为一炉的军师人物模式。后代文学作品中有关军师人物形象的塑造，往往都自觉地遵循这一模式……这说明《史记·留侯世家》中的军师模式已经为民族审美心理所接受，由此塑造出具有相同特征的军师形象系列。”[9]（p.78）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军师系列里有《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水浒传》中的吴用，《说唐全传》中的徐茂公，《英烈传》中的刘伯温，《粉妆楼》中的谢元。这些军师们个个能掐会算，本来是入世之人，却往往是道士打扮，在形象气质上有惊人的相似性。更为重要的是，具备基本相同的文化心理，他们熔儒家的兼济精神，兵家的军事谋略，道家的生存智慧，道教的仙风道骨于一炉，集军师与帝师于一身，在虚忽缥缈中，实现着自己的历史价值。
抗侵御侮而又命运多奇的战将历史原型非李广莫属。一部中国史既是多民族融合的历史，又是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争战的历史。汉族以农业为本，所处地理环境较宜人居，经济文化发达，而以游牧为生的北方少数民族，所处地理环境恶劣，游牧民族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向南掠夺就成了他们的一种生存策略。骑马弯弓的游牧民族虽然在经济文化上相对落后，但在军事上经常胜过手拿锄头的汉民族。这样的争战绵延数千年，汉民族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抗击异族侵略的名将。赵国之李牧，秦朝之蒙恬，都是李广的前辈，他们北击匈奴，使匈奴望风而走，他们却都不得善终，为奸佞所害。李广之为将有三大特点：武艺高强，作战勇敢；不贪钱财，仁爱士卒；治军简易，号令不烦。李广不仅在士卒与百姓中威望崇高，“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 [6]（p.2878）。而且也赢得敌人的尊敬，匈奴人号之曰“飞将军”，驻防之地，匈奴避之数岁不敢侵。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才气无双的名将，却是命运不济，终其一生不得封侯，最后义不受辱而自刎身亡。类似李广的名将，历代不乏余响。北宋有抗击契丹，碰死在李陵碑前的杨继业；南宋有岳飞，女真人感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最后竟以“莫须有”的罪名，惨死在风波亭；明代有令努尔哈赤八旗铁骑望而却步的袁崇焕，最后落得凌迟处死的下场。他们与李广虽然时代不同，性情各异，人生道路也不尽相仿，但在抗敌御侮，命运多奇方面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从精神本质而言，他们都是李广的隔代知音，都是飞将军的真正传人。 《史记》战争人物系列中能称作历史原型的还有一些，如夏桀、商纣、秦始皇是“暴君原型”，妲己与褒姒是红颜祸水的代名词，赵高则是后世品行不端祸国殃民的太监的祖师爷，陈涉是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领袖原型。廉颇是忠勇的“老将原型”，从赵充国、黄忠、黄盖、老赵云身上可以看到廉颇披挂上马尚亦可用的劲头。赵括是“纸上谈兵原型”，马谡是其后世子孙。项羽是叱咤风云的“霸王原型”，三国时期孙策就号称“小霸王”，骁勇无双。从张飞、程咬金、孟良、牛皋、胡大海身上可以看到樊哙的影子；曹参是“出将入相的原型”；关羽的高傲似乎是韩信性格的遗传。《史记》中的历史原型琳琅满目，多姿多彩，不论后来的历史人物，还是文学人物，大多都能在《史记》中“认祖归宗”。
三、从历史典型到历史原型
并不是《史记》中的所有人物都是历史原型，真正能称作历史原型的也只是那么几十个。也并非所有的历史典型就能顺理成章地“升格”为历史原型，成为历史原型的条件要比成为历史典型的条件高得多。本文所说的历史典型，是指历史著作中被塑造的曾经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是足以代表“这一类”精神本质的“这一个”。可见历史原型首先必须是历史典型，但历史典型并不一定能成为历史原型，只有那些已经在历史长河中沉淀为文化符号的历史典型，才会最终成为历史原型。其一，历史原型不是哪个人的追封，而是历史的选择，要成为原型的典型必须要有“资历”，产生较晚的典型是不可能成为原型的。《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与张良相比，青出蓝而胜于蓝，罗贯中在塑造诸葛亮形象时，吸纳了前辈军师形象的特点，还把《史记》中不少人物的长处集中放在了诸葛亮一人身上，“如在善于治国的政治才干方面，诸葛亮似管仲；在长于治军的军事才能方面，诸葛亮似乐毅；在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谋略方面，诸葛亮似张良；在能言善辩，勇折群儒方面，诸葛亮又似张仪、苏秦” [10]。《三国演义》中作为文学形象的诸葛亮集历代军师形象之大成，但因其成书年代远晚于《史记》，所以，诸葛亮还不能成为军师形象的历史原型，充其量还只是军师形象的典型。另外，《三国演义》虽然说是“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但从严格意义上讲，《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终究还是“文学”典型，并非“历史”典型。《三国志》中作为历史典型的诸葛亮的才能主要是治国安邦，军师之任又非其所长。《三国志·诸葛亮传》说：“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 [7]（p.930）因为张良形象的“资历”远比诸葛亮形象老，所以是张良成了军师形象的原型，而非诸葛亮。其二，历史原型还要具备集大成的特征。姜太公、范蠡、孙膑虽然都比张良早，但在集大成方面都要比张良逊色，张良是位既“继往”更“开来”的历史典型，犹如一个醒目的里程碑，矗立在军师形象的发展历程上。
《史记》之所以能产生这么多的历史原型，不仅是因为史书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决定的，更由于《史记》在建构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塑造民族精神中发挥的独特作用所决定的。《史记》是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是中华文明的大总结，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民族性格做了全面深入细致的解剖，写得极为成功的几十个历史原型，经过两千多年岁月的涤荡，已经成为精神象征与文化符号。后世与《史记》中的历史原型似曾相识的面孔的产生，都与这种集体无意识有关。这些面孔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真有其人的历史人物，这些人物一出生下来就掉进了包括《史记》在内的历史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史记》历史原型在潜移默化中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战争人物。由于资质与历史机缘的不同，有的成了刘邦式的雄主，有的成了张良式的军师，还有的可能成了李广式的英雄。另一类是作家在作品中虚构出的文学形象，这些形象有的是作家对《史记》写人手法的自觉模仿的结果，而有的则是后世作家与司马迁的不谋而合——《史记》塑造民族性格的影响力已经“格式化”了后世作家的文化心理。
《史记》中包括战争人物在内的历史原型，就具有这样的强大的时空穿透力。“司马迁的历史已经能够探求到人类的心灵。所以他的历史，乃不惟超过了政治史，而且更超过了文化史，乃是一种精神史，心灵史了” [3]（p204）。《史记》中的许多人物，不但是历史典型，还是历史原型，我们从这些历史原型身上触摸到了中华民族的精魂。
[参 考 文 献]
[1]浦安迪.中国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3]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4]陈兰村.《史记》与古代神话[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增刊）.
[5]韩兆琦.史记笺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7]陈寿.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8]罗贯中.三国演义[M].毛宗岗批济南：齐鲁书社，1991.
[9]陈桐生.《史记》名篇述论稿[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
[10]俞樟华.简说《史记》对《三国演义》的影响[J].语文学刊，1994（2）.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讲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 张晓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