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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步升的《革命切片》截取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切片”，揭露被正义、合法、宏大掩盖下的“杂色”，展现革命过程的复杂性与长期性；作者将革命话语、生活话语、性爱话语、方言土语、粗话脏话混杂在一起，组成了话语的饕餮盛宴，其在展现地域文化、刻画人物性格、表达思想主题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叙事功能。
关键词：革命；切片；杂色；历史
中图分类号：H19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7-0004-01
作为“甘肃小说八骏”之一的马步升，是一位高产的优秀作家。在二十余年的创作实践中，为读者奉献了一系列优秀的作品。他的创作实绩，已为广大读者和批评家所肯定和接受。马步升的小说创作可谓“全面开花”，亦可谓“面面俱到”：短、中、长篇皆有力作，长篇有《女人狱》、《革命切片》等；短中篇更是琳琅满目，《老碗会》，《捞柴》，《黑路》，《燃烧的崾岘》，《哈一刀》等等。其反映的内容亦触及到乡村的、城市的、现实的、历史的、家族的等各个方面。马步升以他的博大、深广、机趣给读者构筑了一个五彩纷呈的小说世界。
马步升的小说创作更侧重对历史的表达与解释。纵观他的小说作品，不论是作品所表现的内容事象，还是意蕴特质，总有一种浓浓的历史情结与怀旧心情，与现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往往能从历史的切片之中阐述自己对历史文化、精神信仰、人生命运各个方面的体悟。《革命切片》是作家优秀长篇之一，刊于2010年第五期《芳草》杂志。小说以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部《婚姻法》为切入点，真实地再现了子午县在新的政权下的“历史图画”与“历史记忆”。作家以一部法律的出台，囊括了特定历史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站在乡村民间的叙述立场上，真实地反应了农村、农民心理的状态及变化，小说更多地保留了民间乡村的生活场景及民间文化的内容，从而具有了鲜明的地域风情与真实的艺术魅力。
一、革命的“杂色”
《革命切片》中“革命”叙述不是对革命的正义性、合法性、曲折性、光明性等概念的模式化叙述。作品不仅展现了中国农民革命推翻旧制度、建立新政权的历史必然性，也敏锐地发现了革命过程的复杂性与长期性。革命的“杂色”主要体现为革命成功后革命者的精神变异。革命成功后，“打了江山”的居功心理在一些革命者的话语中不时闪现；掌握权力者常请有官衔的老战友吃饭喝酒，却不见和那些回家当农民的老战友来往；革命者革命成功后，进城成了公家的人，就看不起不识字的农村姑娘；为了争夺知识女性，老兵们经常相约在城外打架；革命者在抗战时敢于责任的担当，却在建国后为权力暗中争斗。革命的誓言被慢慢忘记，革命的理想渐渐变色，革命者人性中原始的本能的甚至丑陋、阴暗的沉渣悄悄浮起。
马步升对革命“杂色”的呈现是作家对现代中国革命历史本身的复杂性深刻体察与思索的结果，这种“杂色”绝不是片面的偏执的色彩涂抹。作家在小说中巧妙地将这种“杂色”涂染在中国“革命”改天换地的历史画框里，涂染在中国“农民革命”这一厚重的历史画布上，使其作品中“杂色” 与“底色”之间的调配显得自然沉稳、和谐统一，毫无失衡突兀之感。马步升通过《革命切片》在思考革命胜利后革命者如何继续“革命”的重大命题，与一些新历史主义作家对革命历史宏大叙事的解构、颠覆不同，马步升的小说世界中，历史不是碎片化的、偶然性的、欲望化的，作家始终关注着历史的整体性、连续性及其实践品格。作者一方面表现革命者在枪林弹雨中的出生入死与奉献牺牲，表现他们在建立新政权后为人们生产生活的奔波操劳；另一方面，作者也时时警醒于革命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反思着中国历史文化长久积淀下来的文化惰性与精神痼疾。
二、杂糅的语言风格
小说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就是小说的语言，庆阳方言的使用是小说的一大特色，革命话语、生活话语、性爱话语、方言土语、粗话脏话混杂在一起，组成了话语的饕餮盛宴，其在展现地域文化、刻画人物性格、表达思想主题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叙事功能。方言是民族和民间文化重要的代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普通话的推广，给方言带来了致命的影响，有的地方方言已经开始走向消亡，而马步升却坚信方言对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无可替代作用。马步升在《一九革命切片》中坚持着一种方言化的叙述策略，大量的被作者称之为“北地人的怪话怪叫法”的具有浓郁陇东地域文化色彩的方言、俗语原生态地呈现在小说文本之中，为此作者在前半部分用了不少笔墨注解方言，以解决外地读者和方言消亡后未来读者阅读障碍，如“具体人”、“干大”、“吃包子”、“行行子”、“瓜女子”等。除了一些日常的“叫法”，叙述之中汇集了一些浓缩着民间民众智慧的歇后语、谚语等，如“戴上草帽吃包子还差一帽沿远呢”、“狗吃杏核响得脆”等。这些语词的运用，一定意义上增强了小说的地域文化色彩，也使人物的言行举止更具一种现场感。但小说的语言课分为泾渭分明的两个部分，一个是具有鲜明特色的人物语言，他们大多是地方方言，比如说祈如山与马赶山等当地干部用粗俗的方言笑骂，马赶山与自己的大女儿在一起时所用的语言。另外一种是小说叙述语言，以规范的现代汉语为主，准确、朴实、简练，善用白描，这两种语言的交替使用，使小说叙述充满了内在的张力。
人物语言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为了展示人物自身的性格、身份与文化水平，马步升对人物语言的表现是非常个性化的。祁如山、马赶山、贺拾柴等农村出身的革命者随口就是的粗话、脏话，饭店女老板荨麻与其侄女“麻雀”的语言则八面玲珑、世故圆滑，来自城市的县委书记何自叙的语言则温文尔雅、严肃规整，都契合人物的身份、性格与修养。小说的方言化叙述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使人物形象的塑造丰满、鲜活、生动，而话语组织在整体上也呈现出一种粗粝的语体风格。
革命话语是《革命切片》中出现较多的话语形式，包含在作者对抗战、支援前线、剿匪、实施《婚姻法》等事件的叙述中，这完全符合“一九五○”以及之前特殊的历史情境。在小说中，革命话语在其表述中常常会变形为日常生活话语，甚至性爱话语。例如，革命政策的宣传中常常有两种“版本”，一个就是政府部门发布的版本，另一个就是在民间乡土具体执行中日常的“方言版”，呈现出一种“双语”叙事的特征，这在农民县长马赶山的工作经历中经常出现，而且效果常常大于官方的版本。另外，对于夫妻间的私房话，作家有时是大胆的原生态呈现，有时则运用“革命话语”、“生产话语”进行替代性的表达，有时有意地将革命话语与性爱话语混融，打破话语壁垒分明的边界。总之，革命话语、日常话语、性爱话语在叙述中互为隐喻或转喻，相互指涉，在差异、融合、交叉、撒播及延宕中构成《革命切片》“杂色”的话语体系。
作者简介：张健（1987-），男，安徽潜山，硕士，中国现当代文学，南昌工学院。
关键词：革命；切片；杂色；历史
中图分类号：H19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7-0004-01
作为“甘肃小说八骏”之一的马步升，是一位高产的优秀作家。在二十余年的创作实践中，为读者奉献了一系列优秀的作品。他的创作实绩，已为广大读者和批评家所肯定和接受。马步升的小说创作可谓“全面开花”，亦可谓“面面俱到”：短、中、长篇皆有力作，长篇有《女人狱》、《革命切片》等；短中篇更是琳琅满目，《老碗会》，《捞柴》，《黑路》，《燃烧的崾岘》，《哈一刀》等等。其反映的内容亦触及到乡村的、城市的、现实的、历史的、家族的等各个方面。马步升以他的博大、深广、机趣给读者构筑了一个五彩纷呈的小说世界。
马步升的小说创作更侧重对历史的表达与解释。纵观他的小说作品，不论是作品所表现的内容事象，还是意蕴特质，总有一种浓浓的历史情结与怀旧心情，与现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往往能从历史的切片之中阐述自己对历史文化、精神信仰、人生命运各个方面的体悟。《革命切片》是作家优秀长篇之一，刊于2010年第五期《芳草》杂志。小说以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部《婚姻法》为切入点，真实地再现了子午县在新的政权下的“历史图画”与“历史记忆”。作家以一部法律的出台，囊括了特定历史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站在乡村民间的叙述立场上，真实地反应了农村、农民心理的状态及变化，小说更多地保留了民间乡村的生活场景及民间文化的内容，从而具有了鲜明的地域风情与真实的艺术魅力。
一、革命的“杂色”
《革命切片》中“革命”叙述不是对革命的正义性、合法性、曲折性、光明性等概念的模式化叙述。作品不仅展现了中国农民革命推翻旧制度、建立新政权的历史必然性，也敏锐地发现了革命过程的复杂性与长期性。革命的“杂色”主要体现为革命成功后革命者的精神变异。革命成功后，“打了江山”的居功心理在一些革命者的话语中不时闪现；掌握权力者常请有官衔的老战友吃饭喝酒，却不见和那些回家当农民的老战友来往；革命者革命成功后，进城成了公家的人，就看不起不识字的农村姑娘；为了争夺知识女性，老兵们经常相约在城外打架；革命者在抗战时敢于责任的担当，却在建国后为权力暗中争斗。革命的誓言被慢慢忘记，革命的理想渐渐变色，革命者人性中原始的本能的甚至丑陋、阴暗的沉渣悄悄浮起。
马步升对革命“杂色”的呈现是作家对现代中国革命历史本身的复杂性深刻体察与思索的结果，这种“杂色”绝不是片面的偏执的色彩涂抹。作家在小说中巧妙地将这种“杂色”涂染在中国“革命”改天换地的历史画框里，涂染在中国“农民革命”这一厚重的历史画布上，使其作品中“杂色” 与“底色”之间的调配显得自然沉稳、和谐统一，毫无失衡突兀之感。马步升通过《革命切片》在思考革命胜利后革命者如何继续“革命”的重大命题，与一些新历史主义作家对革命历史宏大叙事的解构、颠覆不同，马步升的小说世界中，历史不是碎片化的、偶然性的、欲望化的，作家始终关注着历史的整体性、连续性及其实践品格。作者一方面表现革命者在枪林弹雨中的出生入死与奉献牺牲，表现他们在建立新政权后为人们生产生活的奔波操劳；另一方面，作者也时时警醒于革命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反思着中国历史文化长久积淀下来的文化惰性与精神痼疾。
二、杂糅的语言风格
小说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就是小说的语言，庆阳方言的使用是小说的一大特色，革命话语、生活话语、性爱话语、方言土语、粗话脏话混杂在一起，组成了话语的饕餮盛宴，其在展现地域文化、刻画人物性格、表达思想主题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叙事功能。方言是民族和民间文化重要的代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普通话的推广，给方言带来了致命的影响，有的地方方言已经开始走向消亡，而马步升却坚信方言对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无可替代作用。马步升在《一九革命切片》中坚持着一种方言化的叙述策略，大量的被作者称之为“北地人的怪话怪叫法”的具有浓郁陇东地域文化色彩的方言、俗语原生态地呈现在小说文本之中，为此作者在前半部分用了不少笔墨注解方言，以解决外地读者和方言消亡后未来读者阅读障碍，如“具体人”、“干大”、“吃包子”、“行行子”、“瓜女子”等。除了一些日常的“叫法”，叙述之中汇集了一些浓缩着民间民众智慧的歇后语、谚语等，如“戴上草帽吃包子还差一帽沿远呢”、“狗吃杏核响得脆”等。这些语词的运用，一定意义上增强了小说的地域文化色彩，也使人物的言行举止更具一种现场感。但小说的语言课分为泾渭分明的两个部分，一个是具有鲜明特色的人物语言，他们大多是地方方言，比如说祈如山与马赶山等当地干部用粗俗的方言笑骂，马赶山与自己的大女儿在一起时所用的语言。另外一种是小说叙述语言，以规范的现代汉语为主，准确、朴实、简练，善用白描，这两种语言的交替使用，使小说叙述充满了内在的张力。
人物语言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为了展示人物自身的性格、身份与文化水平，马步升对人物语言的表现是非常个性化的。祁如山、马赶山、贺拾柴等农村出身的革命者随口就是的粗话、脏话，饭店女老板荨麻与其侄女“麻雀”的语言则八面玲珑、世故圆滑，来自城市的县委书记何自叙的语言则温文尔雅、严肃规整，都契合人物的身份、性格与修养。小说的方言化叙述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使人物形象的塑造丰满、鲜活、生动，而话语组织在整体上也呈现出一种粗粝的语体风格。
革命话语是《革命切片》中出现较多的话语形式，包含在作者对抗战、支援前线、剿匪、实施《婚姻法》等事件的叙述中，这完全符合“一九五○”以及之前特殊的历史情境。在小说中，革命话语在其表述中常常会变形为日常生活话语，甚至性爱话语。例如，革命政策的宣传中常常有两种“版本”，一个就是政府部门发布的版本，另一个就是在民间乡土具体执行中日常的“方言版”，呈现出一种“双语”叙事的特征，这在农民县长马赶山的工作经历中经常出现，而且效果常常大于官方的版本。另外，对于夫妻间的私房话，作家有时是大胆的原生态呈现，有时则运用“革命话语”、“生产话语”进行替代性的表达，有时有意地将革命话语与性爱话语混融，打破话语壁垒分明的边界。总之，革命话语、日常话语、性爱话语在叙述中互为隐喻或转喻，相互指涉，在差异、融合、交叉、撒播及延宕中构成《革命切片》“杂色”的话语体系。
作者简介：张健（1987-），男，安徽潜山，硕士，中国现当代文学，南昌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