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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朔是当代独具特色的作家，他真实而大胆，冷静又顽劣，他曾经因为贬损鲁迅而引起文坛的哗然，他也曾对鲁迅的创作手法赞叹不已。笔者试图从王朔对鲁迅的精神继承和发展中找出二者在文化传统、文学态度和文本创作实践中的关联。
关键词：鲁迅 王朔 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王朔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他对传统文化与人文价值的反叛，对社会及人生的嘲弄，对商业意识的追求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王朔现象”。他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为“文痞”并将自己圈定在庙堂文学之外，他反崇拜反神话，大胆酷评鲁迅这样大师级的人物从而引起过轩然大波。
但从《我看鲁迅》这篇文风泼辣的评论中，人们感受到的仍然是王朔一贯非理性宣泄的调侃风格和在本质上对鲁迅的敬意。“若说鲁迅依旧令我尊敬，就是他对什么样公认的伟大人物也没露出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更没有用死无对证的方法大肆弘扬民族正气，编织盛世神话。”在这篇酷评中，王朔也贬损了鲁迅，如阿Q的概念化，没有长篇立不住以及人们对鲁迅无限颂扬的盲目，这些老生常谈的问题不过是王朔给自己敢于批评众意加的砝码，因为他自己也承认鲁迅“以他显露的才能，可以想象，若他真写长篇，会达到一个怎样的高度。”“他是作为一个不可言说的奇迹存在的。”
一 对传统文化的反叛和回归
鲁迅作为社会文化的精英，承担着社会的良知并表现出对人类前途的终极关怀，他的责任是永远的批判又在批判中发现向往光明的道路。但是几代知识分子大多数成为庙堂的御用者并没有继承鲁迅的衣钵，当王朔以背离的姿态发出反文化、反艺术、反美学的声音时，人们反倒无法接受这一狂人。但王朔的反崇高却是真正对曾经已经虚化崇高的反叛，对中国人奴性的反思，他的媚俗是借助民间文化的生存意义传扬他对现在“消费时代”诸神狂欢的失望。这个“王痞子”声嘶力竭的自由漫骂也就成为真正代表鲁迅文化精神的普罗米修斯。
鲁迅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旗帜，一直将“反传统”视为自由意志的高峰体验，从1918年踏上文坛起就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严厉地批判，《狂人日记》中他惊人地道破仁义道德的吃人本质，让人们了解到中国不过是安排人肉筵宴的厨房。他将社会的众生相凝结为阿Q，让人们看到自身的种种劣根性。他批判儒家思想，因为“克己复礼”致使精神受到奴役，本能受到压抑也不觉痛苦，《故乡》中辛苦麻木的闰土便是典型，儒家思想中的各种伦理道德关系产生了祥林嫂，没有自主性，她的悲剧是中国封建时代妇女命运的写照。他质疑道家文化。阿Q住在代表道教的土谷祠中就是对道文化的期待，但讽刺的是阿Q并没有得到庇护并最终由这里被抓走并走向死亡，这一意象摧毁了道家文化的极乐世界。他执着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这是由传统文化衍生出来的必然结果，表现为民众的冷漠、麻木、隔膜和自欺，也是鲁迅最为痛心疾首故而竭力揭露的方面。《药》中的华老栓相信人血馒头的传奇；《阿Q》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祝福》中柳妈对祥林嫂的态度，甚至连《孔乙己》中的小伙计也成了嘲笑孔乙己的“小愚民”。但是，鲁迅对传统文化的反叛绝不是全盘否定，那么鲁迅就不可能完全摆脱掉传统文化的影响或与其彻底决裂，实际上鲁迅也是在这种自我分裂的矛盾中去考察中华文明的，他的伟大就在于能够跳出思想的藩篱找到理智的出口，宁愿暴露出自身的缺陷，所以他常常进行自我解剖以弥补古老灵魂的不足。这样鲁迅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就是钱理群先生认为的：“鲁迅是自觉地从有弊与缺陷方面体察传统，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中，鲁迅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鲁迅关注的不是某一思想文化学说的原始教义，而是其在中国历史与现实生活中的实效。”
王朔的出现是当代文学中一股新鲜的急流，因其放弃了文化教化意味及社会责任，以一种非传统、非道德、非理性的反叛情绪颠覆了他所感受到的一切秩序。这种对文化传统的反叛显露着王朔的“痞气”和“匪气”，同时也隐现了他的“勇气”和“霸气”。其一表现为对政治、历史和传统的解构上。在《玩的就是心跳》中王朔挑战当代政治话语，“复员没见到别的，唯一的发现就是一个半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建立。”在《千万别把我当人》中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正统文化消解为“告诉你们吧，历史是由妇女创造的。”其二是全面颠覆知识分子并亵渎文学与文化。王朔小说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正面形象：《玩的就是心跳》中的语言学家不断地奸污自己的女儿；《顽主》中的赵尧舜一无所长。他对知识分子的迂腐清高、自我膨胀一再地挖苦与嘲弄，并以粗鄙的市井口语去冲击知识分子叙事的美学风格。王朔还借大吃大喝来亵渎中华文化：“宝味堂”的菜有个特点，那就是寓教于吃……辫子可以剪掉，脚可以放大，大褂可以换成西服，但不能不吃，于是就产生了民族凝聚力，于是我们就感到了身为炎黄子孙的自豪。”
王朔的反叛不是一般的否定而是怀疑一切、扫荡一切以及反文化反文明的嘲谑。无理的嘲弄潜隐的是对理性的渴望，淋漓尽致地批判是为了带给人类警世的意义，所以王朔反传统的勇气和力量仍是来自传统文化的支撑，就像吴炫所说：“我愿意将王朔这种做法首先理解为是中国人构建自己的意义无能的结果。于是，在对未来的彻底消解中，王朔也解除了因这种无能带来的沉重、羞愧、自卑的心理负担，从而显得轻松乃至自得起来，并且也因此迎合了大多数中国人因物质贫困和精神构建的劳累而转化的对生存快乐的第一需求。”
鲁迅为了在文化反思的语境中实现传统文化的现实功能而抛弃劣根性的部分，为了文学审美的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拯救而选择抵抗和超越。而王朔的反叛更多的是本人的文化选择，由商业市场找到喷薄出口从而得到名利这也不是鲁迅愿意苟同的。王朔在《我看鲁迅》中感受到鲁迅的无形力量：“各界人士对他的颂扬，有时到了妨碍我们自由呼吸的地步。我不相信他如此完美，没有这样的人，既然大家越来越严厉地互相对待，他也不该例外。他甚至应该成为一个标尺，什么时候能随便批评他了，或者大家都把他淡忘了，我们就进步了。”王朔的这种感受让人很容易就发现妒火，他越是这样刻薄就越显出鲁迅的伟大和深刻以及自身的渺小和狭隘，所以有人说王朔的所有长篇捆在一起也不足以抵鲁迅的一篇深刻杂文，更不用说他曾经大批概念化写作的《阿Q正传》了。 二 幽默式的讽刺和调侃般的嘲讽
源于对社会本质的了解和对传统文化的失望，鲁迅和王朔都需要找到一种揭穿真相的工具，所以当他们发现社会规范约束人本性自然合理的发展方面时，敏锐地认识就伴随着辛辣的嘲讽与戏谑，可以说这是形态上比较缓和的否定，甚至是对正统严肃批判态度的否定。表现在二者的写作态度上就是鲁迅幽默式的讽刺和王朔调侃般的嘲讽。
幽默艺术与讽刺手段互文共生使讽刺性的幽默是鲁迅小说风格的一个特征，这种艺术手法首先表现为与生活的高度结合。鲁迅在《什么是“讽刺”》中说到：一个作者，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地笔墨——但也必须是艺术的——写出一群人或一面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这作品为“讽刺”。所以，鲁迅的这种笔法不简单的原因是它不仅是一种艺术的范畴而且还是一种洞穿虚伪的现实感受。《呐喊》和《彷徨》中的每件事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可以找到他们的影子：《离婚》中的七大人在赞叹“屁塞”时的自恃高尚，让人们嘲笑他陈腐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的空虚无聊；《高老夫子》中鲁迅用漫画式的笔法勾画出老夫子的形象，老夫子走进教员预备室所受欢迎的一段描写在生活中屡见不鲜。这些人物及其参与的故事正体现了封建礼教在道德掩盖下真实的吃人现实。鲁迅竭力做到“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在赋予小说轻松和幽默的戏剧色彩的背后，隐含的却是令人惶恐不安的人生。
其次表现为悲喜剧色彩的完美结合。鲁迅曾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阿Q身上充满了喜剧感，他自欺欺人、自轻自贱，《大团圆》被人糊里糊涂地押着画押，却“立志”把圆圈画圆。孔乙己自己明明很可怜却觉得别人愚昧无知，“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乐的空气，”但“可是没有他，别人也这么过。”人们在那些掌柜和酒客的嘲笑声中看到的是孔乙己悲剧的命运。鲁迅将阿Q与孔乙己制定在社会的边缘，实际上也是他们在现实中的处境，鲁迅将讽刺与幽默结合以思想家的观察力探究国民的人性弱点，在喜剧的气氛中透露出社会的凄惨；在平凡的实践中察觉生命的苦难；在轻松的笑声中引起灵魂深处的震动，他巧妙地将讽刺的尖锐性、鲜明性与幽默的含蓄性和会意性结合，所以这种讽刺中的幽默不是愉快的玩笑而是诙谐滑稽下的无限悲哀。王朔曾盛赞鲁迅的笔法，他说：“调侃，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学风格，现在我终于有机会证明这一点了。鲁迅，谁都知道那是我们的愤怒大师，我想饶舌一点的是，鲁老师对待历史的态度可为现如今影视古装戏编创人员所借鉴，既不是完全戏说的，又不是顶礼膜拜的，将光辉人物伟大历史事件放到日常生活中，那就真相毕露且妙趣横生了。”
王朔肯定了鲁迅在《故事新编》中的油滑态度，也为自己调侃式的语言找到了最有力的证明，而实际上王朔也可以堪称当代中国调侃艺术的创造者，他的小说正话反说、反讽自嘲，用一种狂欢式的语言表现作家对现实的理性思考。
首先表现为对权威和精英等主流文化的怀疑和挑战。这在他看鲁迅、看金庸的评论中最为突出：“把自己说成战士，把反对自己的人说成苍蝇，讲这个话的人一定对整个人类抱有极大的蔑视。恕我直言，类似的话我也听希特勒讲过。”伟大的鲁迅的战斗精神居然被王朔拿来和希特勒的纳粹精神相提并论，再看评价金庸：“我得说这金庸师傅做的饭以我的口味论都算是没熟，而且选料不新鲜，什么什么都透着一股子搁坏了的哈喇味儿。……他是真好意思从别人的作品中拿人物，一个段誉为何不叫贾宝玉？若说老金还有什么创意，那就是把这情种活活写讨厌了。……一个作家，对汉语言文字毫无贡献，还不如去印刷厂做个排字工。”
王朔用调侃的语言和游戏式的心态讽刺挖苦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但是他对精英阶层的抨击无不偏激，发展到后来要去“骂鲁迅”、“骂金庸”，言辞中的诬蔑圣贤和粗俗的话语也是他极端个人主义的体现。王朔鄙视伪善有一定的道理，但没有底限的嘲讽，甚至是宣称通过流氓的眼睛看世界，大肆的对一切政治、道德、权威、理想攻歼反倒显得低俗，没有原则。所以他的嘲讽与鲁迅的反讽根本无法去攀比，同样是一种轻松的写作姿态，鲁迅宁肯撕毁自己，王朔似乎是在进行自我救赎。说到自救，王朔显得略微机智，他会在适当的时候放低姿态去通过自嘲、自贬以自保。他戏称：“人们称我为君子，我认为自己是流氓。人们说我是流氓，我认为自己比君子更高尚。”王朔的自我嘲讽确实能推卸掉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甚至可以软化别人对他的反击，而且轻松的自嘲可以消除人们对常规意识形态运作方式的紧张心理，但是这毕竟是王朔的一种策略。鲁迅也喜欢把自己比作“狼”，但那是在旷野中寻找光明、孤军奋战且问天长啸的狼，它能鼓舞士气并召唤理想。王朔的狼性只是为自己泄愤寻找的外衣和舒缓的策略，所以他们不同的人格素养在人们阅读和理解中也被自然地区分开来，鲁迅在折磨中涅磐了自我，得到的是几代人无与伦比的尊崇；王朔在自慰的形势下拯救了自我也摆脱不掉争议长久不衰的纠缠。
参考文献：
[1] 王朔：《我看鲁迅》，《收获》，2000年第2期。
[2] 钱理群：《走进当代的鲁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 吴炫：《中国当代文学批判》，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
[4] 鲁迅：《什么是“讽刺”》，《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5] 王朔：《随笔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冯岩，女，1981—，辽宁盘锦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
关键词：鲁迅 王朔 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王朔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他对传统文化与人文价值的反叛，对社会及人生的嘲弄，对商业意识的追求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王朔现象”。他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为“文痞”并将自己圈定在庙堂文学之外，他反崇拜反神话，大胆酷评鲁迅这样大师级的人物从而引起过轩然大波。
但从《我看鲁迅》这篇文风泼辣的评论中，人们感受到的仍然是王朔一贯非理性宣泄的调侃风格和在本质上对鲁迅的敬意。“若说鲁迅依旧令我尊敬，就是他对什么样公认的伟大人物也没露出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更没有用死无对证的方法大肆弘扬民族正气，编织盛世神话。”在这篇酷评中，王朔也贬损了鲁迅，如阿Q的概念化，没有长篇立不住以及人们对鲁迅无限颂扬的盲目，这些老生常谈的问题不过是王朔给自己敢于批评众意加的砝码，因为他自己也承认鲁迅“以他显露的才能，可以想象，若他真写长篇，会达到一个怎样的高度。”“他是作为一个不可言说的奇迹存在的。”
一 对传统文化的反叛和回归
鲁迅作为社会文化的精英，承担着社会的良知并表现出对人类前途的终极关怀，他的责任是永远的批判又在批判中发现向往光明的道路。但是几代知识分子大多数成为庙堂的御用者并没有继承鲁迅的衣钵，当王朔以背离的姿态发出反文化、反艺术、反美学的声音时，人们反倒无法接受这一狂人。但王朔的反崇高却是真正对曾经已经虚化崇高的反叛，对中国人奴性的反思，他的媚俗是借助民间文化的生存意义传扬他对现在“消费时代”诸神狂欢的失望。这个“王痞子”声嘶力竭的自由漫骂也就成为真正代表鲁迅文化精神的普罗米修斯。
鲁迅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旗帜，一直将“反传统”视为自由意志的高峰体验，从1918年踏上文坛起就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严厉地批判，《狂人日记》中他惊人地道破仁义道德的吃人本质，让人们了解到中国不过是安排人肉筵宴的厨房。他将社会的众生相凝结为阿Q，让人们看到自身的种种劣根性。他批判儒家思想，因为“克己复礼”致使精神受到奴役，本能受到压抑也不觉痛苦，《故乡》中辛苦麻木的闰土便是典型，儒家思想中的各种伦理道德关系产生了祥林嫂，没有自主性，她的悲剧是中国封建时代妇女命运的写照。他质疑道家文化。阿Q住在代表道教的土谷祠中就是对道文化的期待，但讽刺的是阿Q并没有得到庇护并最终由这里被抓走并走向死亡，这一意象摧毁了道家文化的极乐世界。他执着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这是由传统文化衍生出来的必然结果，表现为民众的冷漠、麻木、隔膜和自欺，也是鲁迅最为痛心疾首故而竭力揭露的方面。《药》中的华老栓相信人血馒头的传奇；《阿Q》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祝福》中柳妈对祥林嫂的态度，甚至连《孔乙己》中的小伙计也成了嘲笑孔乙己的“小愚民”。但是，鲁迅对传统文化的反叛绝不是全盘否定，那么鲁迅就不可能完全摆脱掉传统文化的影响或与其彻底决裂，实际上鲁迅也是在这种自我分裂的矛盾中去考察中华文明的，他的伟大就在于能够跳出思想的藩篱找到理智的出口，宁愿暴露出自身的缺陷，所以他常常进行自我解剖以弥补古老灵魂的不足。这样鲁迅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就是钱理群先生认为的：“鲁迅是自觉地从有弊与缺陷方面体察传统，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中，鲁迅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鲁迅关注的不是某一思想文化学说的原始教义，而是其在中国历史与现实生活中的实效。”
王朔的出现是当代文学中一股新鲜的急流，因其放弃了文化教化意味及社会责任，以一种非传统、非道德、非理性的反叛情绪颠覆了他所感受到的一切秩序。这种对文化传统的反叛显露着王朔的“痞气”和“匪气”，同时也隐现了他的“勇气”和“霸气”。其一表现为对政治、历史和传统的解构上。在《玩的就是心跳》中王朔挑战当代政治话语，“复员没见到别的，唯一的发现就是一个半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建立。”在《千万别把我当人》中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正统文化消解为“告诉你们吧，历史是由妇女创造的。”其二是全面颠覆知识分子并亵渎文学与文化。王朔小说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正面形象：《玩的就是心跳》中的语言学家不断地奸污自己的女儿；《顽主》中的赵尧舜一无所长。他对知识分子的迂腐清高、自我膨胀一再地挖苦与嘲弄，并以粗鄙的市井口语去冲击知识分子叙事的美学风格。王朔还借大吃大喝来亵渎中华文化：“宝味堂”的菜有个特点，那就是寓教于吃……辫子可以剪掉，脚可以放大，大褂可以换成西服，但不能不吃，于是就产生了民族凝聚力，于是我们就感到了身为炎黄子孙的自豪。”
王朔的反叛不是一般的否定而是怀疑一切、扫荡一切以及反文化反文明的嘲谑。无理的嘲弄潜隐的是对理性的渴望，淋漓尽致地批判是为了带给人类警世的意义，所以王朔反传统的勇气和力量仍是来自传统文化的支撑，就像吴炫所说：“我愿意将王朔这种做法首先理解为是中国人构建自己的意义无能的结果。于是，在对未来的彻底消解中，王朔也解除了因这种无能带来的沉重、羞愧、自卑的心理负担，从而显得轻松乃至自得起来，并且也因此迎合了大多数中国人因物质贫困和精神构建的劳累而转化的对生存快乐的第一需求。”
鲁迅为了在文化反思的语境中实现传统文化的现实功能而抛弃劣根性的部分，为了文学审美的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拯救而选择抵抗和超越。而王朔的反叛更多的是本人的文化选择，由商业市场找到喷薄出口从而得到名利这也不是鲁迅愿意苟同的。王朔在《我看鲁迅》中感受到鲁迅的无形力量：“各界人士对他的颂扬，有时到了妨碍我们自由呼吸的地步。我不相信他如此完美，没有这样的人，既然大家越来越严厉地互相对待，他也不该例外。他甚至应该成为一个标尺，什么时候能随便批评他了，或者大家都把他淡忘了，我们就进步了。”王朔的这种感受让人很容易就发现妒火，他越是这样刻薄就越显出鲁迅的伟大和深刻以及自身的渺小和狭隘，所以有人说王朔的所有长篇捆在一起也不足以抵鲁迅的一篇深刻杂文，更不用说他曾经大批概念化写作的《阿Q正传》了。 二 幽默式的讽刺和调侃般的嘲讽
源于对社会本质的了解和对传统文化的失望，鲁迅和王朔都需要找到一种揭穿真相的工具，所以当他们发现社会规范约束人本性自然合理的发展方面时，敏锐地认识就伴随着辛辣的嘲讽与戏谑，可以说这是形态上比较缓和的否定，甚至是对正统严肃批判态度的否定。表现在二者的写作态度上就是鲁迅幽默式的讽刺和王朔调侃般的嘲讽。
幽默艺术与讽刺手段互文共生使讽刺性的幽默是鲁迅小说风格的一个特征，这种艺术手法首先表现为与生活的高度结合。鲁迅在《什么是“讽刺”》中说到：一个作者，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地笔墨——但也必须是艺术的——写出一群人或一面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这作品为“讽刺”。所以，鲁迅的这种笔法不简单的原因是它不仅是一种艺术的范畴而且还是一种洞穿虚伪的现实感受。《呐喊》和《彷徨》中的每件事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可以找到他们的影子：《离婚》中的七大人在赞叹“屁塞”时的自恃高尚，让人们嘲笑他陈腐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的空虚无聊；《高老夫子》中鲁迅用漫画式的笔法勾画出老夫子的形象，老夫子走进教员预备室所受欢迎的一段描写在生活中屡见不鲜。这些人物及其参与的故事正体现了封建礼教在道德掩盖下真实的吃人现实。鲁迅竭力做到“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在赋予小说轻松和幽默的戏剧色彩的背后，隐含的却是令人惶恐不安的人生。
其次表现为悲喜剧色彩的完美结合。鲁迅曾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阿Q身上充满了喜剧感，他自欺欺人、自轻自贱，《大团圆》被人糊里糊涂地押着画押，却“立志”把圆圈画圆。孔乙己自己明明很可怜却觉得别人愚昧无知，“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乐的空气，”但“可是没有他，别人也这么过。”人们在那些掌柜和酒客的嘲笑声中看到的是孔乙己悲剧的命运。鲁迅将阿Q与孔乙己制定在社会的边缘，实际上也是他们在现实中的处境，鲁迅将讽刺与幽默结合以思想家的观察力探究国民的人性弱点，在喜剧的气氛中透露出社会的凄惨；在平凡的实践中察觉生命的苦难；在轻松的笑声中引起灵魂深处的震动，他巧妙地将讽刺的尖锐性、鲜明性与幽默的含蓄性和会意性结合，所以这种讽刺中的幽默不是愉快的玩笑而是诙谐滑稽下的无限悲哀。王朔曾盛赞鲁迅的笔法，他说：“调侃，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学风格，现在我终于有机会证明这一点了。鲁迅，谁都知道那是我们的愤怒大师，我想饶舌一点的是，鲁老师对待历史的态度可为现如今影视古装戏编创人员所借鉴，既不是完全戏说的，又不是顶礼膜拜的，将光辉人物伟大历史事件放到日常生活中，那就真相毕露且妙趣横生了。”
王朔肯定了鲁迅在《故事新编》中的油滑态度，也为自己调侃式的语言找到了最有力的证明，而实际上王朔也可以堪称当代中国调侃艺术的创造者，他的小说正话反说、反讽自嘲，用一种狂欢式的语言表现作家对现实的理性思考。
首先表现为对权威和精英等主流文化的怀疑和挑战。这在他看鲁迅、看金庸的评论中最为突出：“把自己说成战士，把反对自己的人说成苍蝇，讲这个话的人一定对整个人类抱有极大的蔑视。恕我直言，类似的话我也听希特勒讲过。”伟大的鲁迅的战斗精神居然被王朔拿来和希特勒的纳粹精神相提并论，再看评价金庸：“我得说这金庸师傅做的饭以我的口味论都算是没熟，而且选料不新鲜，什么什么都透着一股子搁坏了的哈喇味儿。……他是真好意思从别人的作品中拿人物，一个段誉为何不叫贾宝玉？若说老金还有什么创意，那就是把这情种活活写讨厌了。……一个作家，对汉语言文字毫无贡献，还不如去印刷厂做个排字工。”
王朔用调侃的语言和游戏式的心态讽刺挖苦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但是他对精英阶层的抨击无不偏激，发展到后来要去“骂鲁迅”、“骂金庸”，言辞中的诬蔑圣贤和粗俗的话语也是他极端个人主义的体现。王朔鄙视伪善有一定的道理，但没有底限的嘲讽，甚至是宣称通过流氓的眼睛看世界，大肆的对一切政治、道德、权威、理想攻歼反倒显得低俗，没有原则。所以他的嘲讽与鲁迅的反讽根本无法去攀比，同样是一种轻松的写作姿态，鲁迅宁肯撕毁自己，王朔似乎是在进行自我救赎。说到自救，王朔显得略微机智，他会在适当的时候放低姿态去通过自嘲、自贬以自保。他戏称：“人们称我为君子，我认为自己是流氓。人们说我是流氓，我认为自己比君子更高尚。”王朔的自我嘲讽确实能推卸掉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甚至可以软化别人对他的反击，而且轻松的自嘲可以消除人们对常规意识形态运作方式的紧张心理，但是这毕竟是王朔的一种策略。鲁迅也喜欢把自己比作“狼”，但那是在旷野中寻找光明、孤军奋战且问天长啸的狼，它能鼓舞士气并召唤理想。王朔的狼性只是为自己泄愤寻找的外衣和舒缓的策略，所以他们不同的人格素养在人们阅读和理解中也被自然地区分开来，鲁迅在折磨中涅磐了自我，得到的是几代人无与伦比的尊崇；王朔在自慰的形势下拯救了自我也摆脱不掉争议长久不衰的纠缠。
参考文献：
[1] 王朔：《我看鲁迅》，《收获》，2000年第2期。
[2] 钱理群：《走进当代的鲁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 吴炫：《中国当代文学批判》，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
[4] 鲁迅：《什么是“讽刺”》，《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5] 王朔：《随笔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冯岩，女，1981—，辽宁盘锦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