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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以前的日记,发现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下乡支农,和农民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比如,1965年10月23日(星期六)的日记写道:带领学生去东垒头劳动4天,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下乡支农,就要和社员打成一片,我要求学生:下地劳动,要不惜力、不惜汗;回村休息,要帮助房东挑水、扫院子……对同学们的表现,群众反映挺好,昨天返校时,干部、社员热烈欢送,亲亲热热,互道祝语。通过“三同”,我对农民有了更多的感情。当时,我在县城中学教导处当干事,每逢农忙季节,都带领学生到地多人少的村庄和社员一起劳动。这次“三同”的全过程,我亲力亲为,耳闻目睹,感触很深,故写下了上述日记。
自那之后,我的日记不断有“三同”的内容。1966年春天的几篇日记就说:我被县委抽调下乡,经过一周的“三同”,采写出一个团支书带领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典型,领导审阅后,决定抽调我跟刘书记到边村蹲点,另有农业局一名技术员老王。还说刘书记是战争年代的老干部,和蔼可亲,没架子,和干部、社员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真可谓“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又说:我们成天陪同刘书记,对社员们推广农业技术,组织青年学雷锋、辅导社员学毛著,经常下地耕、种、锄、耪,什么活儿都干,直到那年“5·16”通知下达后,我们才结束了“三同”,被召回县里参加“文化大革命”,时隔不久,刘书记就被打成“走资派”,在批斗中“靠边站”了……
“文革”一开始,就在“造反”的喧嚣声中打乱一切秩序,当然“三同”也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我曾目睹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热闹场面,又亲历了“破(四)旧、立(四)新”,山南海北“大串联”等“创举”,还见证了“文攻武卫”、枪炮乱响的惨烈武斗,也参与了“两派联合”成立县革委的庆祝活动……所有这些耳闻目睹,都属当时的“新生事物”,而干部下乡搞“三同”的老传统却难觅其踪了。
直到粉碎“四人帮”,我在县里参加“三大讲”以后,才以文教局副局长的身份,被安排率领“种麦工作组”下乡了。然而这次下乡,与十几年前跟刘书记蹲点截然不同:那次不只是“同吃、同住”,更重在“同劳动”,只要有时间,我们就扛上农具和社员们一起劳动;而这次,只是“同吃、同住”,根本不和社员“同劳动”,因为有清查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政治任务,不劳动可以,不搞“除恶务尽”的大批判不行!所以我们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写批判稿、抄大字报上,还派人把大字报贴到公社的大院里,署名则是村党支部、工作组。大概我们的批判有理、有据吧,颇能吸引一些人,为此村党支部和工作组被评为大批判先进单位,受到了上级表扬。种麦工作组不到地里实打实地搞种麦,却在屋里虚对虚地搞批判,这不是现代版的搞笑段子么?
这个“三同”老传统,远离我们多少年了?过去的,我可以从发黄的日记中看到;现在呢,也可以通过高科技在网上搜寻,可我搜来搜去,却鲜有干部搞“三同”的消息。就是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也没见到50年前日记中我们同农民搞“三同”的那种真情实感!
现在干部不搞“三同”了,搞什么?很多人是往上跑,跑官、跑關系、跑项目,而不愿向下跑,不要说同吃、同住、同劳动,就是到群众家里坐一坐也少而又少,多是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发号令……对群众感情淡漠了,与群众关系疏远了,怎能不让群众反感?
与群众“三同”,是我们党的老传统。因为“三同”,可以和群众面对面、心贴心,能听到真话,能化解社会矛盾,能促进脱贫致富,能尽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热切期盼:久违的“三同”老传统,快快归来!快快复位!
【曹开翔/图】
比如,1965年10月23日(星期六)的日记写道:带领学生去东垒头劳动4天,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下乡支农,就要和社员打成一片,我要求学生:下地劳动,要不惜力、不惜汗;回村休息,要帮助房东挑水、扫院子……对同学们的表现,群众反映挺好,昨天返校时,干部、社员热烈欢送,亲亲热热,互道祝语。通过“三同”,我对农民有了更多的感情。当时,我在县城中学教导处当干事,每逢农忙季节,都带领学生到地多人少的村庄和社员一起劳动。这次“三同”的全过程,我亲力亲为,耳闻目睹,感触很深,故写下了上述日记。
自那之后,我的日记不断有“三同”的内容。1966年春天的几篇日记就说:我被县委抽调下乡,经过一周的“三同”,采写出一个团支书带领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典型,领导审阅后,决定抽调我跟刘书记到边村蹲点,另有农业局一名技术员老王。还说刘书记是战争年代的老干部,和蔼可亲,没架子,和干部、社员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真可谓“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又说:我们成天陪同刘书记,对社员们推广农业技术,组织青年学雷锋、辅导社员学毛著,经常下地耕、种、锄、耪,什么活儿都干,直到那年“5·16”通知下达后,我们才结束了“三同”,被召回县里参加“文化大革命”,时隔不久,刘书记就被打成“走资派”,在批斗中“靠边站”了……
“文革”一开始,就在“造反”的喧嚣声中打乱一切秩序,当然“三同”也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我曾目睹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热闹场面,又亲历了“破(四)旧、立(四)新”,山南海北“大串联”等“创举”,还见证了“文攻武卫”、枪炮乱响的惨烈武斗,也参与了“两派联合”成立县革委的庆祝活动……所有这些耳闻目睹,都属当时的“新生事物”,而干部下乡搞“三同”的老传统却难觅其踪了。
直到粉碎“四人帮”,我在县里参加“三大讲”以后,才以文教局副局长的身份,被安排率领“种麦工作组”下乡了。然而这次下乡,与十几年前跟刘书记蹲点截然不同:那次不只是“同吃、同住”,更重在“同劳动”,只要有时间,我们就扛上农具和社员们一起劳动;而这次,只是“同吃、同住”,根本不和社员“同劳动”,因为有清查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政治任务,不劳动可以,不搞“除恶务尽”的大批判不行!所以我们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写批判稿、抄大字报上,还派人把大字报贴到公社的大院里,署名则是村党支部、工作组。大概我们的批判有理、有据吧,颇能吸引一些人,为此村党支部和工作组被评为大批判先进单位,受到了上级表扬。种麦工作组不到地里实打实地搞种麦,却在屋里虚对虚地搞批判,这不是现代版的搞笑段子么?
这个“三同”老传统,远离我们多少年了?过去的,我可以从发黄的日记中看到;现在呢,也可以通过高科技在网上搜寻,可我搜来搜去,却鲜有干部搞“三同”的消息。就是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也没见到50年前日记中我们同农民搞“三同”的那种真情实感!
现在干部不搞“三同”了,搞什么?很多人是往上跑,跑官、跑關系、跑项目,而不愿向下跑,不要说同吃、同住、同劳动,就是到群众家里坐一坐也少而又少,多是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发号令……对群众感情淡漠了,与群众关系疏远了,怎能不让群众反感?
与群众“三同”,是我们党的老传统。因为“三同”,可以和群众面对面、心贴心,能听到真话,能化解社会矛盾,能促进脱贫致富,能尽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热切期盼:久违的“三同”老传统,快快归来!快快复位!
【曹开翔/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