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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散文《小狗包弟》成为散文中的精品，决不是偶然的。这篇优美的文章，运用多种写作和修辞手法，精心构思，多方布局，使文章臻于至境。透视研究《小狗包弟》的写作秘诀，是一项极有意思的审美活动。
这篇文章的开头，运用了“预叙”手法。通常讲记叙文的叙述方法有倒叙顺叙，插叙补叙，总叙分叙，详叙略叙等，很少提到预叙。其实，预叙在叙述文体中是经常运用的手法。所谓预叙系指文章开首叙述的人和事和正文貌似关联不紧实则作用重大。这种叙述方法经常被一些作家运用，例如鲁迅先生的著名的小说《社戏》便是运用了“预叙”，在没有叙述自己幼年时代家乡看社戏之前，先写了在北京看京戏的经验。所以，预叙在叙述文体中是一种极为常用的一种写作手法。《小狗包弟》在没有叙述“包弟”之前，先写了一个艺术家和小狗的故事。在十年浩劫中，艺术家被残酷迫害，在极度痛苦和惨遭毒打时，人们“都掉开头去”，但小狗却不顾一切“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等到艺术家获得解放，再去看望小狗的时候，“邻居告诉他，那天狗给打坏之后，回到家里什么也不吃，哀叫，三天就死了。”这个“预叙”中的小狗与艺术家的故事，是文章的引子，说明在“文革”不正常的岁月里，人性、兽性的颠倒，人性被扭曲，人没有了人性，却具有了兽性，对有贡献的人大发兽性，残酷斗争，无情折磨；而作为兽类的狗，却具有了人性，对被迫害被折磨的艺术家表示了温暖和亲情，并且至死不变。这种人性、兽性的颠倒，对“左倾”思潮的批判鞭挞极为深刻。这里应该注意的是人性被扭曲的，人们变成兽的群体，不仅仅是造反派和专政队里的分子，而且也包括一般的人。有一句话应该引起读者的注意，当艺术家被毒打而几近死亡的时刻，“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艺术家是名人，认识艺术家的人不在少数，他们不全是造反派和专政队，但这些人都没有去同情、安慰、救助艺术家，他们或惧怕，或躲避，或糊涂，或不忍……但不管属于那一种，都说明人性的弱点，甚至于丑陋。
其次，这篇文章运用了主客体相融汇的手法，也即两者的一体化。在叙述了艺术家和小狗的故事之后，小狗包弟正式登场了。小狗包弟通人性，会作揖、能看家、迎主人、俨然是家庭中的一员。这里的“包弟”不仅是动物意义上是一员，而且是作为“人”意义上的一员。在文章里，作者还使用“间离”手法，把主人和“包弟”拉开了距离，这种“间离”，不仅没有使主人和包弟感情疏远，反而更亲近了。在“浩劫”中，打人、抄家是家常便饭，因此，包弟的叫声，可能引来灾难。“听见包弟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包弟便成了棘手的事情，送人么，在那左倾思潮狂热的年代，没有人会接收的，只好送到医院由科研人员做实验用。这种“间离”不但没有使人狗之间的关系疏远，反而使二者的感情更近了，一来反映了时代，二来反映了主人的无奈，三来为以后的感情波澜埋下了伏笔，做好了很好的铺垫。
再次，这篇文章运用了灵魂法庭的自我审判的手法。灵魂法庭的自我审判手法，源自于俄国作家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创作，在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的作品里也大量使用。这种手法是作者设置灵魂法庭（道德法庭）进行自我审判，在自我审判自我谴责中，显示出灵魂（道德）的卑劣与伟大，渺小和高尚。这种手法较之其他的手法，显得更为深刻、深邃，也显得更为真挚、真实。作者说在把包弟到医院做解剖实验之后，心情非常沉重。“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没有甩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在这段叙述里，作者和小狗包弟的关系成为互文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作者在进行解剖时，把生物肉体的解剖和灵魂道德的解剖融化在一起。作者与小狗两者一体化了。在这里，灵魂的解剖大于肉体的解剖，肉体的解剖源于左倾思潮的泛滥，灵魂的解剖源于对左倾思潮的畏惧和无奈。有了灵魂中的渺小和无奈，才导致包弟的肉体被解剖，又由于包弟肉体的被解剖，又导致作者灵魂的被解剖，这种互为因果的互文写法，使文章具有感人肺腑的魅力。
巴金是文学大师，是文章大家。但他的文章却十分质朴，他曾主张文章写作是“无技巧的技巧”，所谓“无技巧的技巧”，主要指不要卖弄，不故弄玄虚，不堆砌词汇，不故意使用什么“写作手法”，而是用极为简练而平实的语言行文等。其实，“无技巧的技巧”是写文章最大的“技巧”，《小狗包弟》之所以成为散文中的精品，诀窍就在于此。以上笔者所举作者使用的写作技巧，皆是自然天成，绝没有人为斧凿的痕迹，在信手拈来之际，看似平实朴素的散文之中蕴含着作者最扎实的功力。
[作者通联：河南商丘师范学院老校区离退处]
这篇文章的开头，运用了“预叙”手法。通常讲记叙文的叙述方法有倒叙顺叙，插叙补叙，总叙分叙，详叙略叙等，很少提到预叙。其实，预叙在叙述文体中是经常运用的手法。所谓预叙系指文章开首叙述的人和事和正文貌似关联不紧实则作用重大。这种叙述方法经常被一些作家运用，例如鲁迅先生的著名的小说《社戏》便是运用了“预叙”，在没有叙述自己幼年时代家乡看社戏之前，先写了在北京看京戏的经验。所以，预叙在叙述文体中是一种极为常用的一种写作手法。《小狗包弟》在没有叙述“包弟”之前，先写了一个艺术家和小狗的故事。在十年浩劫中，艺术家被残酷迫害，在极度痛苦和惨遭毒打时，人们“都掉开头去”，但小狗却不顾一切“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等到艺术家获得解放，再去看望小狗的时候，“邻居告诉他，那天狗给打坏之后，回到家里什么也不吃，哀叫，三天就死了。”这个“预叙”中的小狗与艺术家的故事，是文章的引子，说明在“文革”不正常的岁月里，人性、兽性的颠倒，人性被扭曲，人没有了人性，却具有了兽性，对有贡献的人大发兽性，残酷斗争，无情折磨；而作为兽类的狗，却具有了人性，对被迫害被折磨的艺术家表示了温暖和亲情，并且至死不变。这种人性、兽性的颠倒，对“左倾”思潮的批判鞭挞极为深刻。这里应该注意的是人性被扭曲的，人们变成兽的群体，不仅仅是造反派和专政队里的分子，而且也包括一般的人。有一句话应该引起读者的注意，当艺术家被毒打而几近死亡的时刻，“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艺术家是名人，认识艺术家的人不在少数，他们不全是造反派和专政队，但这些人都没有去同情、安慰、救助艺术家，他们或惧怕，或躲避，或糊涂，或不忍……但不管属于那一种，都说明人性的弱点，甚至于丑陋。
其次，这篇文章运用了主客体相融汇的手法，也即两者的一体化。在叙述了艺术家和小狗的故事之后，小狗包弟正式登场了。小狗包弟通人性，会作揖、能看家、迎主人、俨然是家庭中的一员。这里的“包弟”不仅是动物意义上是一员，而且是作为“人”意义上的一员。在文章里，作者还使用“间离”手法，把主人和“包弟”拉开了距离，这种“间离”，不仅没有使主人和包弟感情疏远，反而更亲近了。在“浩劫”中，打人、抄家是家常便饭，因此，包弟的叫声，可能引来灾难。“听见包弟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包弟便成了棘手的事情，送人么，在那左倾思潮狂热的年代，没有人会接收的，只好送到医院由科研人员做实验用。这种“间离”不但没有使人狗之间的关系疏远，反而使二者的感情更近了，一来反映了时代，二来反映了主人的无奈，三来为以后的感情波澜埋下了伏笔，做好了很好的铺垫。
再次，这篇文章运用了灵魂法庭的自我审判的手法。灵魂法庭的自我审判手法，源自于俄国作家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创作，在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的作品里也大量使用。这种手法是作者设置灵魂法庭（道德法庭）进行自我审判，在自我审判自我谴责中，显示出灵魂（道德）的卑劣与伟大，渺小和高尚。这种手法较之其他的手法，显得更为深刻、深邃，也显得更为真挚、真实。作者说在把包弟到医院做解剖实验之后，心情非常沉重。“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没有甩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在这段叙述里，作者和小狗包弟的关系成为互文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作者在进行解剖时，把生物肉体的解剖和灵魂道德的解剖融化在一起。作者与小狗两者一体化了。在这里，灵魂的解剖大于肉体的解剖，肉体的解剖源于左倾思潮的泛滥，灵魂的解剖源于对左倾思潮的畏惧和无奈。有了灵魂中的渺小和无奈，才导致包弟的肉体被解剖，又由于包弟肉体的被解剖，又导致作者灵魂的被解剖，这种互为因果的互文写法，使文章具有感人肺腑的魅力。
巴金是文学大师，是文章大家。但他的文章却十分质朴，他曾主张文章写作是“无技巧的技巧”，所谓“无技巧的技巧”，主要指不要卖弄，不故弄玄虚，不堆砌词汇，不故意使用什么“写作手法”，而是用极为简练而平实的语言行文等。其实，“无技巧的技巧”是写文章最大的“技巧”，《小狗包弟》之所以成为散文中的精品，诀窍就在于此。以上笔者所举作者使用的写作技巧，皆是自然天成，绝没有人为斧凿的痕迹，在信手拈来之际，看似平实朴素的散文之中蕴含着作者最扎实的功力。
[作者通联：河南商丘师范学院老校区离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