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记得，十年前的春天发生过什么事情？其实，每一年相同的时间，我们都有可能想不起来去年此时的自己经历着什么。记忆，是需要被提醒的。因为H7N9，大家纷纷想起了SARS。翻阅资料时发现，那年的春天，一前一后还有两件应该会被记住的事，依次为：伊拉克战争、SARS、张国荣去世。但它们被记忆的真实情况却与其对世界的影响并不十分相符，看一下今春的书市和媒体就可以知道了。没有人会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但相似的记忆，不应该是易碎品。
人类对数字有着一种偏执，用在纪念日的时间跨度上，5的倍数，尤其10的倍数，都仿似特别需要用来大书特书。
2013年伊始的大陆书市，起码有3本书跟SARS有关：《非典十年祭：北京保卫战》（何建明，新世界出版社）、《非常时期》（冯积岐，文化艺术出版社）和《莫失莫忘》。以写实度来说，《非典十年祭》是作家亲赴“抗非”一线的采访实录；《非常时期》描写了发生在SARS时期陕西农村的一段骚乱；同样是虚构小说的《莫失莫忘》则是关于一段从SARS时期开始的爱情，绵延十年的情缘。
《莫失莫忘》以SARS为背景，颇有一种倾城之恋的感觉，在男女主角身上所看到的，是SARS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爱情）。
女主角小枝是一个北漂女孩。SARS来了，“很多人在灾难之初选择离开北京，我也那样想过”，但最终只能“置身其中且基本无路可逃”。这时候，她遇上了男主角许友伦。许友伦是香港人，在公司放假后收拾行装从疫情严重的北京回到疫情严重的香港。就在当天，他的女友跟其他三十几个人一起被困在一个传说因感染严重而不得不封锁的酒店。十天之后，她变成了一起被封锁在酒店里的一位男性难友的女友。“最可能通过接触感染的根本不是疫情，是恋情！”
小枝和许友伦的恋情也是在频繁的接触中，如春天的柳枝一样没计划地疯长。在往香山去的路上，他们看到马路两旁很多树干上都有用红色绳子绑着的许愿签：
“小东，今天是你住院第一天的日子，小东你要好好的！我和咱们儿子等你回来！”
“小东，今天是你住院第四天的日子，小东你要好好的！我和咱们儿子等你回来！”
“小东，你不许走，你答应过要照顾我们一辈子的。”
“小东，下辈子，我们还做夫妻，好吗？”
……
小枝感慨道：
外面世界的愁云惨雾成了助力，推动着人人自危的饮食男女出于本能地彼此爱护。当劫后余生，每每回想起那段光阴，在心里漾起的，竟都是美好。那时候风和日丽。那时候交通顺畅。那时候的人们内心很柔软。那时候的男女更容易相爱。尽管它被迫几近空城，但城中充满浓度最高的关怀和情义。
作者在后记里说：“十年之后，有很多‘事情’已不太记得清，但就记得很多的‘画面’。……时光真神奇，它真的能‘抚平’内心的伤。只是，‘抚平’不等于‘遗忘’。经历波折时常奇怪，为什么人在碰上天灾人祸的时候心底纯良的那一面特别容易被调动，一旦天下太平反而常常会表现得锱铢必较或麻木迟钝，仿佛天性中的真善美需要磨难的刺激，方得以顺利释放。”
记忆会被修改，改成更让人可存活下去的样子。比较难修改的，或许是当下的记录。无独有偶，在2003年，两岸皆有一位作家以日记的方式侧写了SARS时的城市和日常。他们就像《莫失莫忘》的主角一样，被疫情围困，但生活在继续。
《2003/郭强生》是尔雅日记丛书的第二本，365天的记录。“SARS”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4月6日的日记中：“SARS的病人继续在增加，疫情的蔓延已经令这个岛上人心惶惶。一早起来便喷嚏不断，不知道是过敏还是感冒作祟。据说SARS的主要症状是发烧、肌肉酸痛，好像不包括打喷嚏这一项。”后来，坐飞机的旅客明显减少了；公共场所如电影院、百货公司都不见昔日的假日人潮，很多艺术表演取消或延期；和平医院封院，护士长因染SARS不幸逝世；私立仁济医院、高雄长庚医院、台大医院、马偕医院相继爆发院内感染；走在台北街头，到处可以看见排队等候体温测试的民众，大家都用口罩遮住了大半张脸；SOGO百货公司因营业员疑似染病而关闭……
SARS来势汹汹，几乎与郭强生所编导的舞台剧《欲可欲非常欲》的筹备工作齐步，在与媒体餐叙时，《联合报》的记者请他说一段话，放在版面的“抗煞语录”里。郭强生举纽约“911”后剧场的灯并未熄灭为例，说明剧场像一座教堂，尤其在经历变动后，大家回到这里，特别能感受到生命的希望。“The show must go on！”
2003年4月28日，已经很长时间不写日记的铁凝，因为陪伴父亲到韩国举办画展，开始了为期一个多月对韩国之行的记录。虽然身处异国，但SARS的影响其实跨越国界。
当天下午，铁凝从石家庄出发到北京，北京“似有一种默默的孤寂的哀伤。长安街显得格外辽阔无边，我们的车一路畅通无阻，从六里桥下高速公路，不到半小时就到达位于景山后街的河北驻京办事处。而往常，这段路至少要走50分钟或更长。”办事处的朋友说，咱们就别握手了吧。入住的客房，到处弥漫着消毒液的气味，连烟灰缸里也盛着消毒液，服务员说这便于在房间挥发；就连报纸上也喷洒了消毒剂。这种紧张的气氛，让铁凝失眠了，不断拿出温度计测量体温。“就这样翻来覆去，有几分可笑有几分无奈。慢慢地天亮了，我再测体温时，温度竟是35度，怎么也升不上去了。虽然这个温度对我来说也并不正常，但至少不是发烧吧。”
韩国之行中，最让人感受到SARS阴影的，是在东大门购物时，两个染着黄发的年轻女子正在铁凝旁边挑选袜子，其中一位听见她和同伴的中国话，猛然以手掩口，后退半步，瞪大眼睛惊呼道：“中国人！”说着拽起她的同伴，快速逃离。“在汉城，我们终于碰见了预料中的事。被人躲避，被人这样惊呼‘中国人’，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又觉得这本是个无法抱怨的现实。努力想着多数汉城人的友好，心情慢慢平静下来。”
5月15日，铁凝往石家庄打电话了解作家协会的情况。这时，她忽然有种很想回国的心情。“我想起在一本书中读到的一个美国移民的话，他说：‘一个孩子只要有家可归，他在街上遇到什么事都关系不大。’……没有目的的旅行是可怕的。……我们必须惦念自己的家。”
相对于后来大多集中在北京的注目，报告文学家杨黎光在SARS于广东肆虐时，深入当地42天所写成的《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是一部颇值得回顾的作品。更重要的是，他在书的结尾提出了两个值得重视的观点：瘟疫的复活，极有可能从“抗生素的滥用”和“不按医嘱服药”开始；人要爱护动物，同时为了人类的健康，我们要和动物保持距离。
人类对数字有着一种偏执，用在纪念日的时间跨度上，5的倍数，尤其10的倍数，都仿似特别需要用来大书特书。
2013年伊始的大陆书市，起码有3本书跟SARS有关：《非典十年祭：北京保卫战》（何建明，新世界出版社）、《非常时期》（冯积岐，文化艺术出版社）和《莫失莫忘》。以写实度来说，《非典十年祭》是作家亲赴“抗非”一线的采访实录；《非常时期》描写了发生在SARS时期陕西农村的一段骚乱；同样是虚构小说的《莫失莫忘》则是关于一段从SARS时期开始的爱情，绵延十年的情缘。
《莫失莫忘》以SARS为背景，颇有一种倾城之恋的感觉，在男女主角身上所看到的，是SARS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爱情）。
女主角小枝是一个北漂女孩。SARS来了，“很多人在灾难之初选择离开北京，我也那样想过”，但最终只能“置身其中且基本无路可逃”。这时候，她遇上了男主角许友伦。许友伦是香港人，在公司放假后收拾行装从疫情严重的北京回到疫情严重的香港。就在当天，他的女友跟其他三十几个人一起被困在一个传说因感染严重而不得不封锁的酒店。十天之后，她变成了一起被封锁在酒店里的一位男性难友的女友。“最可能通过接触感染的根本不是疫情，是恋情！”
小枝和许友伦的恋情也是在频繁的接触中，如春天的柳枝一样没计划地疯长。在往香山去的路上，他们看到马路两旁很多树干上都有用红色绳子绑着的许愿签：
“小东，今天是你住院第一天的日子，小东你要好好的！我和咱们儿子等你回来！”
“小东，今天是你住院第四天的日子，小东你要好好的！我和咱们儿子等你回来！”
“小东，你不许走，你答应过要照顾我们一辈子的。”
“小东，下辈子，我们还做夫妻，好吗？”
……
小枝感慨道：
外面世界的愁云惨雾成了助力，推动着人人自危的饮食男女出于本能地彼此爱护。当劫后余生，每每回想起那段光阴，在心里漾起的，竟都是美好。那时候风和日丽。那时候交通顺畅。那时候的人们内心很柔软。那时候的男女更容易相爱。尽管它被迫几近空城，但城中充满浓度最高的关怀和情义。
作者在后记里说：“十年之后，有很多‘事情’已不太记得清，但就记得很多的‘画面’。……时光真神奇，它真的能‘抚平’内心的伤。只是，‘抚平’不等于‘遗忘’。经历波折时常奇怪，为什么人在碰上天灾人祸的时候心底纯良的那一面特别容易被调动，一旦天下太平反而常常会表现得锱铢必较或麻木迟钝，仿佛天性中的真善美需要磨难的刺激，方得以顺利释放。”
记忆会被修改，改成更让人可存活下去的样子。比较难修改的，或许是当下的记录。无独有偶，在2003年，两岸皆有一位作家以日记的方式侧写了SARS时的城市和日常。他们就像《莫失莫忘》的主角一样，被疫情围困，但生活在继续。
《2003/郭强生》是尔雅日记丛书的第二本，365天的记录。“SARS”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4月6日的日记中：“SARS的病人继续在增加，疫情的蔓延已经令这个岛上人心惶惶。一早起来便喷嚏不断，不知道是过敏还是感冒作祟。据说SARS的主要症状是发烧、肌肉酸痛，好像不包括打喷嚏这一项。”后来，坐飞机的旅客明显减少了；公共场所如电影院、百货公司都不见昔日的假日人潮，很多艺术表演取消或延期；和平医院封院，护士长因染SARS不幸逝世；私立仁济医院、高雄长庚医院、台大医院、马偕医院相继爆发院内感染；走在台北街头，到处可以看见排队等候体温测试的民众，大家都用口罩遮住了大半张脸；SOGO百货公司因营业员疑似染病而关闭……
SARS来势汹汹，几乎与郭强生所编导的舞台剧《欲可欲非常欲》的筹备工作齐步，在与媒体餐叙时，《联合报》的记者请他说一段话，放在版面的“抗煞语录”里。郭强生举纽约“911”后剧场的灯并未熄灭为例，说明剧场像一座教堂，尤其在经历变动后，大家回到这里，特别能感受到生命的希望。“The show must go on！”
2003年4月28日，已经很长时间不写日记的铁凝，因为陪伴父亲到韩国举办画展，开始了为期一个多月对韩国之行的记录。虽然身处异国，但SARS的影响其实跨越国界。
当天下午，铁凝从石家庄出发到北京，北京“似有一种默默的孤寂的哀伤。长安街显得格外辽阔无边，我们的车一路畅通无阻，从六里桥下高速公路，不到半小时就到达位于景山后街的河北驻京办事处。而往常，这段路至少要走50分钟或更长。”办事处的朋友说，咱们就别握手了吧。入住的客房，到处弥漫着消毒液的气味，连烟灰缸里也盛着消毒液，服务员说这便于在房间挥发；就连报纸上也喷洒了消毒剂。这种紧张的气氛，让铁凝失眠了，不断拿出温度计测量体温。“就这样翻来覆去，有几分可笑有几分无奈。慢慢地天亮了，我再测体温时，温度竟是35度，怎么也升不上去了。虽然这个温度对我来说也并不正常，但至少不是发烧吧。”
韩国之行中，最让人感受到SARS阴影的，是在东大门购物时，两个染着黄发的年轻女子正在铁凝旁边挑选袜子，其中一位听见她和同伴的中国话，猛然以手掩口，后退半步，瞪大眼睛惊呼道：“中国人！”说着拽起她的同伴，快速逃离。“在汉城，我们终于碰见了预料中的事。被人躲避，被人这样惊呼‘中国人’，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又觉得这本是个无法抱怨的现实。努力想着多数汉城人的友好，心情慢慢平静下来。”
5月15日，铁凝往石家庄打电话了解作家协会的情况。这时，她忽然有种很想回国的心情。“我想起在一本书中读到的一个美国移民的话，他说：‘一个孩子只要有家可归，他在街上遇到什么事都关系不大。’……没有目的的旅行是可怕的。……我们必须惦念自己的家。”
相对于后来大多集中在北京的注目，报告文学家杨黎光在SARS于广东肆虐时，深入当地42天所写成的《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是一部颇值得回顾的作品。更重要的是，他在书的结尾提出了两个值得重视的观点：瘟疫的复活，极有可能从“抗生素的滥用”和“不按医嘱服药”开始；人要爱护动物，同时为了人类的健康，我们要和动物保持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