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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鲁迅通过《阿Q正传》、《风波》、《药》等小说直接点出辛亥革命对人们的影响，揭示出民众精神上的痼疾，暗示辛亥革命与民众的隔膜，反思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原因， 从而提出启蒙、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性。
【关键词】鲁迅；辛亥革命；《风波》；《阿Q正传》；《药》
鲁迅亲历了辛亥革命，在辛亥革命之初，对革命抱有极大的希望。但经历过辛亥革命的中国，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正如《怀旧》中所写的一样，革命虽然让有钱人和学者等俗人们慌乱了，但终究止于闲话。于是，这种希望与失望之间巨大的落差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辛亥革命也成了鲁迅小说创作的主题之一。《药》、《阿Q正传》等作品直接描写了辛亥革命的一些细节，而《风波》、《头发的故事》等多部则是以辛亥革命为背景，描写了辛亥革命前后国民在风俗等方面的变化。
一、辫子，作为身体的一部分，本与政治革命没有什么关系。但清朝入关之后，清政府勒令剃发留辫，留辫意味着臣服、归顺。所以历来的反清活动，多在辫子上做文章。辛亥革命之际，基于反帝反封的需要以及向西方学习的心理，革命党人也热衷于剪辫子。长期以来的见闻，就使普通的民众认识到辫子的重要性，任何政治上的变动似乎都与辫子有关，所以在辛亥革命时期上演了很多关于辫子的风波。鲁迅在《风波》、《阿Q正传》、《头发的故事》等小说中都集中描写了关于辫子的故事。
《风波》讲述主人公是七斤，他靠帮别人撑船维持生计。因为撑船的缘故，整日来往于城中，在当地当算是一个“一名出场人物”。在辛亥革命之际，七斤照旧撑船进城，被革命党人抓去强行剪掉辫子。后来因张勋复辟，七斤听说“皇帝坐龙庭了”，“皇帝要辫子”，七斤一家人陷入杀头的危机当中。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场风波很快就过去了，日子恢复了平静。在这死水般的日子里，唯一增添的新事是他的女儿六斤缠了脚，“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
张勋复辟这场短暂的政治闹剧给乡村带来的只是一场戏剧性的风波。在这场风波当中，普通的民众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漠不关心，他们所在意就是辫子。在这些普通民众看来，只要剪了辫子不至于连累脑袋，皇帝坐不坐龙庭之类的国家大事远比不上女儿摔破一只碗及补这只碗用几颗钉等日常问题重要。不论外部的世界发生怎样的变革，他们的生活依然处于沉滞的状态中。
而革命的最终问题居然归结为辫子的去留，在革命与民众之间，革命者看不到普通民众的力量，普通民众也看不到自身的价值与意义，革命在他们的眼中等同于一切的改朝换代，在这种意识支配下，历史的悲剧自然是无法避免了。所以在当时的中国，要想取得政治革命的胜利，首先要对普通民众进行思想上的启蒙与革命。
在这个小说中，鲁迅以辫子为媒介，巧妙的把辫子的问题与社会政治的变革联系在一起，再现了辛亥革命期间普通民众身上的愚昧与保守，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思想革命的迫切性，借此表达了他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以及对辛亥革命的反思。
二、在《阿Q正传》中，鲁迅通过阿Q的精神胜利法、阿Q参加革命，表现了他对于辛亥革命的思考与反思。
阿Q的精神胜利法使阿Q在面临困境时用虚假的精神胜利来取消自身积极行动的愿望及可能性，而不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努力改变自己的现状，这就导致了他作为个体的主动性、独立性被磨灭，因此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的最严重的思想阻力之一。
阿Q参加革命的背景是辛亥革命的风潮波及到未庄。阿Q本来是非常厌恶造反的，但是当他看到未庄的男男女女，尤其是未庄的绅士、秀才们一听到革命就闻风丧胆，阿Q开始觉得革命似乎很有意思，于是宣布他要参加革命。阿Q宣布参加革命之后，周围人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就连赵老太爷见到他都叫他老Q。在小说当中，鲁迅除了写到阿Q在革命中表现，还写到了未庄的其他人对革命的态度。比如说假洋鬼子和赵秀才，这些人一开始听说未庄要革命是非常害怕，后来他们就混入到革命的风潮中去。尤其是假洋鬼子，他把自己刚留了一尺多长的头发披散下来，穿着革命党人的衣服，摇身一变似乎变成了革命党人，并闹出了静修庵假革命的丑剧。这些所谓的革命党人认为的革命就是去尼姑庵里抄走一块写着皇帝万岁万万岁门牌，而且他们还拒绝让阿Q这样的底层农民参加革命。小说写到阿Q想要参加革命，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去找钱老太爷，一进门看到假洋鬼子正在训话，阿Q喊着“我要，我要”。实际上他是想要参加革命，结果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别人架到一边去了。所以这些掌握革命资源的人其实是排斥像阿Q这种底层人民对于革命的正当需求，最后阿Q还成为无辜的牺牲品。所以，辛亥革命在当时中国的底层农村非常不成功。一方面辛亥革命跟普通民众之间有着深深的隔膜，一方面赵秀才、假洋鬼子等浑水摸鱼，窃取了革命的果实。
鲁迅在这篇小说中通过对阿Q形象的刻画，深刻地揭示了精神胜利法的表现和危害。民众的麻木、愚昧、混沌使革命面临着难以逾越的障碍，民众思想的不觉悟是辛亥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精神胜利法是落后的民众走向革命的绊脚石，从而深刻地揭示了启蒙、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性。阿Q的悲剧，其实也说明了民众的重要性，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暗示了只有唤醒民众，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三、革命是暴力的，这就意味着任何革命都会有流血牺牲，会有无数生命的毁灭，有像阿Q这种糊里糊涂的无辜受害者，也有像夏瑜这样的真英雄。鲁迅对辛亥革命的书写，不仅塑造了阿Q这种国民性的典型，而且竭力用文学的形式去为革命者保留一份记忆。
《药》这个小说通过华老栓为儿子治病的过程显现出革命者夏瑜流血牺牲的故事。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安排了两条线索，一条显性的线索是华老栓为了给自己的儿子治疗肺病，听信传言从刽子手——康大叔手中买来蘸有革命者鲜血的人血馒头，希望以此来挽留兒子的性命。另外隐性的线索是革命者夏瑜，因为本家叔叔告密被抓，在狱中仍然宣扬革命的思想，高呼“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但是他的革命的话语被人认为是疯言疯语，为此还遭到牢头的一顿毒打，最终走向了杀头的命运。当然夏瑜的血并没能挽留小栓的性命。在《狂人日记》的最后，狂人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而夏瑜正是被他所拯救的孩子之一—小栓给吃了。注入革命者血液的小栓无可避免地走向死亡，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说明夏瑜的血，夏瑜的革命行为，夏瑜的牺牲对他们不起任何作用。同时也暗示了革命者牺牲的无意义和麻木者的无可救药，凸显了革命者不为民众所支持、所理解的现实困境。 小说当中作者除了描写夏瑜的革命行为之外，还向我们展示了“铁屋子”中麻木沉默的国民的整体形象。这群民众首先是无知的，竟然会相信人血馒头能治病。其次这些民众是愚昧自私的，不管人血馒头出自于谁都要买，哪怕是一个要把他们从水深火热当中解救出的革命者。再次，这些民众是冷酷麻木的，不仅在夏瑜斩首的时候充当了看客的角色，不仅把他的血当做药材，而且对夏瑜的革命、对夏瑜的牺牲，嗤之以鼻。在这鲁迅用戏谑的笔触勾勒了“铁屋子”里人们灵魂深处的麻木不仁，揭露了生活在古老农村中民众精神上疾病，意在说明在“铁屋子”般的中国民众处于如此的精神状态下，中国大地上的任何社会政治革命和思想启蒙运动似乎都会不可避免的走上失败。
鲁迅前期信奉的是进化论思想，他相信青年人是胜于老年人，中国的希望在青年人，相信青年人可以“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但是在这篇小说中的青年人——夏瑜和华小栓最后都走向了死亡。这似乎也暗示了在《药》的社会精神状态之下，“华”、“夏”民族难以避免的可怕命运。
革命，本来是应该有一些积极的因素，本应该是剔除落后的制度，革去愚昧的思想，摒弃顽固的民族痼疾，然而在鲁迅的笔下革命往往革掉的是代表文明与进步的革命者的命。
四、从晚晴开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就认识到文学在启发明智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把文学创作推向了一个重要的高度上。所以说后来的鲁迅、包括许多作家也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开始文学创作的，包括鲁迅的弃医从文，也正是看到了文学启发民众、唤醒民众的巨大的力量。他自己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谈到自己为什么做起小说的初衷，“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样的一段话可以说充分地阐释了鲁迅做小说的初衷，就是一种启蒙主义的态度。从这个角度说，鲁迅对于启蒙、对革命的光明前景，是十分期待的。
与此同时，鲁迅又对启蒙对革命抱有怀疑的态度。从1909年鲁迅回国到1918年参与新文化运动这十年的时间中，鲁迅的思想和他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10年中他经历了重要的社会变革比如说辛亥革命、张勋复辟、二次革命等等，同时他也经历了自己个人生活当中的一些打击，比如他不幸的婚姻，兄弟两个人的失和，这一幕幕历史的丑剧和悲剧，还有现实人生中的不顺，都给鲁迅的心灵以沉重的打击。当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开展之时，鲁迅已经是一个接近四十岁的中年人了。他也经历年轻时候的激情澎湃，乐观，比如他在日本的时候，积极地参与了很多的文学活动，但是最后都依依的失败了。回国后，辛亥革命也一度使他感到非常的振奋，但是最后辛亥革命的现实让他极度的失望。所以这个时候的鲁迅，和新文化运动时哪些激情澎湃的年轻人从思想上和情感上来说是不同的。这个时候他已经对启蒙、革命有了一定的质疑。据他的弟弟周作人回忆，《新青年》之初，鲁迅对《新青年》的态度非常冷淡，钱玄同像他约稿的时候，鲁迅就对启蒙进行了质疑，他说“铁屋子，单凭思想的批判，就能够破毁吗？你们把熟睡的人们唤醒，能不能给他们引出出路？”所以從这样的一些表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于启蒙是有一些怀疑，包括之前所从事的一些启蒙的活动，真的有效吗？真的能够改变中国的社会现实吗？所以很多时候，他就发现自己并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拥有的不过是呐喊于生人中，无人应答的孤寂和悲凉。所以他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鲁迅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主张革命，又不断怀疑革命；立足启蒙，有怀疑启蒙。他始终以对现实的怀疑态度站在历史前进的洪流中，在呐喊中彷徨，在彷徨中呐喊。
参考文献：
[1]鲁迅：《药》，《中国现代文学珍藏大系·鲁迅卷》，北京：蓝天出版社，2002年，第93页。
[2]鲁迅：《灯下漫笔》，《中国现代文学珍藏大系·鲁迅卷》，北京：蓝天出版社，2002年，第383页。
[3]鲁迅：《呐喊自序》，《中国现代文学珍藏大系·鲁迅卷》，北京：蓝天出版社，2002年，第 9页
作者简介： 陈凌子（1990- ），女，汉，信阳学院464000，助教，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关键词】鲁迅；辛亥革命；《风波》；《阿Q正传》；《药》
鲁迅亲历了辛亥革命，在辛亥革命之初，对革命抱有极大的希望。但经历过辛亥革命的中国，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正如《怀旧》中所写的一样，革命虽然让有钱人和学者等俗人们慌乱了，但终究止于闲话。于是，这种希望与失望之间巨大的落差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辛亥革命也成了鲁迅小说创作的主题之一。《药》、《阿Q正传》等作品直接描写了辛亥革命的一些细节，而《风波》、《头发的故事》等多部则是以辛亥革命为背景，描写了辛亥革命前后国民在风俗等方面的变化。
一、辫子，作为身体的一部分，本与政治革命没有什么关系。但清朝入关之后，清政府勒令剃发留辫，留辫意味着臣服、归顺。所以历来的反清活动，多在辫子上做文章。辛亥革命之际，基于反帝反封的需要以及向西方学习的心理，革命党人也热衷于剪辫子。长期以来的见闻，就使普通的民众认识到辫子的重要性，任何政治上的变动似乎都与辫子有关，所以在辛亥革命时期上演了很多关于辫子的风波。鲁迅在《风波》、《阿Q正传》、《头发的故事》等小说中都集中描写了关于辫子的故事。
《风波》讲述主人公是七斤，他靠帮别人撑船维持生计。因为撑船的缘故，整日来往于城中，在当地当算是一个“一名出场人物”。在辛亥革命之际，七斤照旧撑船进城，被革命党人抓去强行剪掉辫子。后来因张勋复辟，七斤听说“皇帝坐龙庭了”，“皇帝要辫子”，七斤一家人陷入杀头的危机当中。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场风波很快就过去了，日子恢复了平静。在这死水般的日子里，唯一增添的新事是他的女儿六斤缠了脚，“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
张勋复辟这场短暂的政治闹剧给乡村带来的只是一场戏剧性的风波。在这场风波当中，普通的民众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漠不关心，他们所在意就是辫子。在这些普通民众看来，只要剪了辫子不至于连累脑袋，皇帝坐不坐龙庭之类的国家大事远比不上女儿摔破一只碗及补这只碗用几颗钉等日常问题重要。不论外部的世界发生怎样的变革，他们的生活依然处于沉滞的状态中。
而革命的最终问题居然归结为辫子的去留，在革命与民众之间，革命者看不到普通民众的力量，普通民众也看不到自身的价值与意义，革命在他们的眼中等同于一切的改朝换代，在这种意识支配下，历史的悲剧自然是无法避免了。所以在当时的中国，要想取得政治革命的胜利，首先要对普通民众进行思想上的启蒙与革命。
在这个小说中，鲁迅以辫子为媒介，巧妙的把辫子的问题与社会政治的变革联系在一起，再现了辛亥革命期间普通民众身上的愚昧与保守，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思想革命的迫切性，借此表达了他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以及对辛亥革命的反思。
二、在《阿Q正传》中，鲁迅通过阿Q的精神胜利法、阿Q参加革命，表现了他对于辛亥革命的思考与反思。
阿Q的精神胜利法使阿Q在面临困境时用虚假的精神胜利来取消自身积极行动的愿望及可能性，而不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努力改变自己的现状，这就导致了他作为个体的主动性、独立性被磨灭，因此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的最严重的思想阻力之一。
阿Q参加革命的背景是辛亥革命的风潮波及到未庄。阿Q本来是非常厌恶造反的，但是当他看到未庄的男男女女，尤其是未庄的绅士、秀才们一听到革命就闻风丧胆，阿Q开始觉得革命似乎很有意思，于是宣布他要参加革命。阿Q宣布参加革命之后，周围人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就连赵老太爷见到他都叫他老Q。在小说当中，鲁迅除了写到阿Q在革命中表现，还写到了未庄的其他人对革命的态度。比如说假洋鬼子和赵秀才，这些人一开始听说未庄要革命是非常害怕，后来他们就混入到革命的风潮中去。尤其是假洋鬼子，他把自己刚留了一尺多长的头发披散下来，穿着革命党人的衣服，摇身一变似乎变成了革命党人，并闹出了静修庵假革命的丑剧。这些所谓的革命党人认为的革命就是去尼姑庵里抄走一块写着皇帝万岁万万岁门牌，而且他们还拒绝让阿Q这样的底层农民参加革命。小说写到阿Q想要参加革命，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去找钱老太爷，一进门看到假洋鬼子正在训话，阿Q喊着“我要，我要”。实际上他是想要参加革命，结果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别人架到一边去了。所以这些掌握革命资源的人其实是排斥像阿Q这种底层人民对于革命的正当需求，最后阿Q还成为无辜的牺牲品。所以，辛亥革命在当时中国的底层农村非常不成功。一方面辛亥革命跟普通民众之间有着深深的隔膜，一方面赵秀才、假洋鬼子等浑水摸鱼，窃取了革命的果实。
鲁迅在这篇小说中通过对阿Q形象的刻画，深刻地揭示了精神胜利法的表现和危害。民众的麻木、愚昧、混沌使革命面临着难以逾越的障碍，民众思想的不觉悟是辛亥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精神胜利法是落后的民众走向革命的绊脚石，从而深刻地揭示了启蒙、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性。阿Q的悲剧，其实也说明了民众的重要性，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暗示了只有唤醒民众，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三、革命是暴力的，这就意味着任何革命都会有流血牺牲，会有无数生命的毁灭，有像阿Q这种糊里糊涂的无辜受害者，也有像夏瑜这样的真英雄。鲁迅对辛亥革命的书写，不仅塑造了阿Q这种国民性的典型，而且竭力用文学的形式去为革命者保留一份记忆。
《药》这个小说通过华老栓为儿子治病的过程显现出革命者夏瑜流血牺牲的故事。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安排了两条线索，一条显性的线索是华老栓为了给自己的儿子治疗肺病，听信传言从刽子手——康大叔手中买来蘸有革命者鲜血的人血馒头，希望以此来挽留兒子的性命。另外隐性的线索是革命者夏瑜，因为本家叔叔告密被抓，在狱中仍然宣扬革命的思想，高呼“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但是他的革命的话语被人认为是疯言疯语，为此还遭到牢头的一顿毒打，最终走向了杀头的命运。当然夏瑜的血并没能挽留小栓的性命。在《狂人日记》的最后，狂人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而夏瑜正是被他所拯救的孩子之一—小栓给吃了。注入革命者血液的小栓无可避免地走向死亡，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说明夏瑜的血，夏瑜的革命行为，夏瑜的牺牲对他们不起任何作用。同时也暗示了革命者牺牲的无意义和麻木者的无可救药，凸显了革命者不为民众所支持、所理解的现实困境。 小说当中作者除了描写夏瑜的革命行为之外，还向我们展示了“铁屋子”中麻木沉默的国民的整体形象。这群民众首先是无知的，竟然会相信人血馒头能治病。其次这些民众是愚昧自私的，不管人血馒头出自于谁都要买，哪怕是一个要把他们从水深火热当中解救出的革命者。再次，这些民众是冷酷麻木的，不仅在夏瑜斩首的时候充当了看客的角色，不仅把他的血当做药材，而且对夏瑜的革命、对夏瑜的牺牲，嗤之以鼻。在这鲁迅用戏谑的笔触勾勒了“铁屋子”里人们灵魂深处的麻木不仁，揭露了生活在古老农村中民众精神上疾病，意在说明在“铁屋子”般的中国民众处于如此的精神状态下，中国大地上的任何社会政治革命和思想启蒙运动似乎都会不可避免的走上失败。
鲁迅前期信奉的是进化论思想，他相信青年人是胜于老年人，中国的希望在青年人，相信青年人可以“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但是在这篇小说中的青年人——夏瑜和华小栓最后都走向了死亡。这似乎也暗示了在《药》的社会精神状态之下，“华”、“夏”民族难以避免的可怕命运。
革命，本来是应该有一些积极的因素，本应该是剔除落后的制度，革去愚昧的思想，摒弃顽固的民族痼疾，然而在鲁迅的笔下革命往往革掉的是代表文明与进步的革命者的命。
四、从晚晴开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就认识到文学在启发明智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把文学创作推向了一个重要的高度上。所以说后来的鲁迅、包括许多作家也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开始文学创作的，包括鲁迅的弃医从文，也正是看到了文学启发民众、唤醒民众的巨大的力量。他自己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谈到自己为什么做起小说的初衷，“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样的一段话可以说充分地阐释了鲁迅做小说的初衷，就是一种启蒙主义的态度。从这个角度说，鲁迅对于启蒙、对革命的光明前景，是十分期待的。
与此同时，鲁迅又对启蒙对革命抱有怀疑的态度。从1909年鲁迅回国到1918年参与新文化运动这十年的时间中，鲁迅的思想和他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10年中他经历了重要的社会变革比如说辛亥革命、张勋复辟、二次革命等等，同时他也经历了自己个人生活当中的一些打击，比如他不幸的婚姻，兄弟两个人的失和，这一幕幕历史的丑剧和悲剧，还有现实人生中的不顺，都给鲁迅的心灵以沉重的打击。当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开展之时，鲁迅已经是一个接近四十岁的中年人了。他也经历年轻时候的激情澎湃，乐观，比如他在日本的时候，积极地参与了很多的文学活动，但是最后都依依的失败了。回国后，辛亥革命也一度使他感到非常的振奋，但是最后辛亥革命的现实让他极度的失望。所以这个时候的鲁迅，和新文化运动时哪些激情澎湃的年轻人从思想上和情感上来说是不同的。这个时候他已经对启蒙、革命有了一定的质疑。据他的弟弟周作人回忆，《新青年》之初，鲁迅对《新青年》的态度非常冷淡，钱玄同像他约稿的时候，鲁迅就对启蒙进行了质疑，他说“铁屋子，单凭思想的批判，就能够破毁吗？你们把熟睡的人们唤醒，能不能给他们引出出路？”所以從这样的一些表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于启蒙是有一些怀疑，包括之前所从事的一些启蒙的活动，真的有效吗？真的能够改变中国的社会现实吗？所以很多时候，他就发现自己并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拥有的不过是呐喊于生人中，无人应答的孤寂和悲凉。所以他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鲁迅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主张革命，又不断怀疑革命；立足启蒙，有怀疑启蒙。他始终以对现实的怀疑态度站在历史前进的洪流中，在呐喊中彷徨，在彷徨中呐喊。
参考文献：
[1]鲁迅：《药》，《中国现代文学珍藏大系·鲁迅卷》，北京：蓝天出版社，2002年，第93页。
[2]鲁迅：《灯下漫笔》，《中国现代文学珍藏大系·鲁迅卷》，北京：蓝天出版社，2002年，第383页。
[3]鲁迅：《呐喊自序》，《中国现代文学珍藏大系·鲁迅卷》，北京：蓝天出版社，2002年，第 9页
作者简介： 陈凌子（1990- ），女，汉，信阳学院464000，助教，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