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与书信均被视为研究人物的第一手资料。然两相比较，日记原则上是写给自己的，备查备忘，记事多简，且随作者性情及对事物观察认知不同，记事又具选择性，甚至后人看来重要之事作者亦未必载入日记；而书信有明确倾诉对象和目的性，为使他人明白，叙事言情有时反能穷其原委，尽其曲折。柳向春博士所著《笺边漫语》即通过若干学人书信，将近代诸多学界秘辛从历史故纸中钩沉出来。
　　观晚清大儒莫友芝日记，同治十年八月十七日所载耐人寻味：“登舟之扬局，泊汉西门外。先是，与局中约处暑前后当至局，以何子贞议改刻经疏章程，有信致涤相，谓子偲且可不来，余遂迟迟其行。局中屡信相催，且闻子贞已行，又不能不一往也。”文中的“扬局”指扬州淮南书局，“何子贞”指何绍基（字子贞），“涤相”指曾国藩（字涤生）。时莫氏任扬州淮南书局总校，奉两江总督曾国藩之命刊刻《十三经注疏》，但对如何刻写有不同意见。曾国藩认为刻经疏当依式重写，乃能方大；莫友芝与洪汝奎则以为精印覆刊为善。莫友芝于四月下旬初拟刻经章程，其后往南京探视生病的妻子。曾国藩的想法得到了何绍基的支持，同治十年五月何绍基来扬州，曾国藩遂委托其修改十三经校刻章程。莫友芝听说何绍基有信致曾国藩，不欲自己参与此事，遂逗留南京观望，在何绍基离开后和书局的屡次催促下，莫氏始于八月返回扬州。日记中说的便是此事，所呈现出的何、莫关系似有芥蒂，但查阅两人诗文与日记、书信，未发现两人有交恶之迹，相反，同治四年（一八六五）闰五月莫友芝为丁日昌题何绍基所书《絜园记》时，还赞美何绍基“以颜筋楷则，擅当世法矣”。两人都是著名学者、诗人和书法家，本可以惺惺相惜，但莫氏所记为何竟有负气斗气之嫌？此一疑窦，直至翻阅柳著所引吴云致戴丙荣一函，始涣然冰释：
　　……子偲论书，极以蝯老为野狐禅。平心言之，蝯老学博而见广，在今日应推独步。惟年望俱高，不免有英雄欺人之处，此訾议所由起也。蝯老尝谓子偲曰，自书契以来，从未有尊书这一派。当面调侃，未免恶作剧，令人难受。子偲亦今之学者也，原不必以书律重。书虽小道，然非有数十年苦功加以读书养气，又多见古人名迹，未足与语也。韩子曰，用功深者收名也远。六书亦一端也……
　　信中子偲指莫友芝（字子偲），蝯老则指何绍基（晚号蝯叟），据柳著考证，吴云此信作于同治五年八月三十日，记载了两人相互攻击对方书法的贬词，可知至少同治五年两人已有嫌隙。何绍基性情狂狷，且年资、科第、名望俱高于莫友芝，吴云信中评价其“不免有英雄欺人之处，此訾议所由起”，足见何绍基应负主要责任。这封信，透露出何、莫两人对于对方的真实观感，弥足珍贵。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书有所谓“镇馆三宝”，即北宋刊《史记集解》、南宋刊蜀本《南华真经》和南宋刊《文苑英华》。三书均来自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字沅叔）的藏园旧存，《文苑英华》一册，系史语所一九四六年岁末委托故宫古物馆馆长徐森玉代购，书款计国币三百万元。而 《史记》 《庄子》 两种，也由时任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拍板，于一九四七年以一亿三千万元巨资购入。这次购书详情如何？亦多赖时人书信始予揭明。据后来傅斯年致胡适函，此事缘起，是傅斯年对徐森玉言欲购傅增湘所藏《庄子》，而徐云其北宋本《史记》最好，于是傅斯年转而并求《庄子》《史记》两书。原打算由孙子书出面洽谈，但孙与傅增湘家属关系不睦，所以史语所驻北平办事处主任汤用彤（字锡予）改托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代为说项。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二日，胡适就此事致函傅斯年：
　　孟真兄：今天沅叔先生叫他的大少爷（香）〔晋〕生兄来看我，说北宋本《史记》与宋本《庄子》都可让给中央研究院。价钱太大，本不敢全收，但因为近来家境实很窘，又因为沅叔先生想设立几处奖学金，特别在四川，所以他们决定接受你的好意，接收一亿三千万元的提议。他们只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盼望你尽先把这部《庄子》影印出来。……此事怎么弄到我身上来了呢？锡予来看我，把你给沅叔的原信给我看了，说孙子书与沅叔家中人曾有点不愉快的关系，特别是沅叔的姨太太对子书曾有恶感，所以锡予、让之主张此事由我出马去说。
　　事情进展虽然顺利，然因動用款项巨大，傅斯年的同事对《史记》是否北宋版也表示疑问，更有传言云傅增湘此书系窃自内阁大库，傅斯年为此承受沉重压力，于是向徐森玉发函询问有关事项，徐于四月三十日复信云：
　　孟真先生左右：昨晚奉赐电，今晨那简叔兄来，读惠书，敬悉沅叔所藏宋本《史记》《庄子》已鬻于贵所，大致定局，甚盛甚盛！《史记》三十年前宝曾见过，今已模糊。先生所发诸疑均中肯綮，亟应一一解答，惜宝老而健忘，案头又无书参考，涓撮终无补于海岳，殊觉惶惭无措耳。然有二事可以奉告，一，此书沅翁于民国四五年间得之文奎堂，决非攘之大库。二，此书《老子列传》置于《伯夷》上（唐尊老子为玄元皇帝，开元二十三年，敕升于《史记》列传之首），尚未改唐卷子本之旧，可证此书雕版甚早。记忆所及，仅此而已。又刻书刀工可判断书版之早晚。张政烺、赵斐云两君均在北平，似宜请两君专访沅翁，将此书翻阅一过，诸问题大致可解决。
　　傅斯年听从徐氏建议，于五月三日分别致函胡适和傅增湘长子傅忠谟，委托张政烺（字苑峰）目验《史记》。五月十一日，胡适结合张政烺和赵万里（字斐云）的意见，致函傅斯年：
　　晚上苑峰与赵斐云都在我这里谈论此书，苑峰初疑此书是宋南监版，印在元初或宋末，斐云嫌他过刻。斐云意思与我略同，认此书原刻是北宋版，修补在南宋初期，印亦在南宋初期。斐云说：“今日所见《史记》，当以此本为最古。”我赞成此说，苑峰似亦同意。我说，我们应该让孟真知道三点：一，全书原刻之百十余卷绝无版心上记字数之迹；二，此本原刻与景祐《汉书》同时；三，此本为今存《史记》之最古本。此三点他们都同意。我个人主张，你此次豪举并不错误。
　　两书购入后，傅斯年又亲自察验，于六月复函胡适，认为“原刊在北宋之末，绝无可疑。……两书皆好书，我还不认太贵（有人如此责备）”。 　　经柳著对诸信的细心排比和绎读，两宝入藏过程历历如在人目。但是，古人信笺，并非总是如此内容显豁。它们有的系零篇碎简，得之偶然；有的则喜用代称，敷衍典故，本事往往隐晦难明。即使将之从故纸堆里发掘出来，若无深厚的笺释功力，亦难品味其中蕴含的豐富信息。如陈奂致冯桂芬一函：
　　……驺从何时到宁？抑先到扬州？志局开工有日否？侧闻历来修志，扬人居多，今日扬人学问人品无出四子上者，四子分纂，不独总裁省力，且同辈亦省力。乃四子留其半，而半则无安砚之所，俾致乡隅，殊非爱士。可否能都转前旁击一声？都转若有私人，不妨增请。凡有益于己亦有益于人者，则言之；有损于己，且有益于人者，可言之。阁下好为益人之言，是以奂敢私言之。奂与杨季子亮、王句生翼凤，相慕卅年，始得遇见博山园。博学多闻，令人佩服。专函布闻，一切细底可面询季子耳。
　　初看一头雾水，经柳著征引文献并对读杨亮致陈奂的两函，始知该函内容为“道光三十年（一八五0）因纂修《两淮盐法志》事，陈奂撰书于主修冯桂芬，推荐杨亮、王翼凤两人”。函中所言“四子”，指刘文淇（字孟瞻）、杨亮（字季子）、吴熙载（字让之）、王翼凤（字句生）。道光后期，两淮都转盐运使童濂曾聘四人修纂过《南北史补志》，后来又议修《两淮盐法志》，但童氏病故，继任刘良驹（即函中所云“都转”）可能仅聘刘、吴参与《两淮盐法志》的分纂，故陈奂致书冯桂芬，希望他能在刘面前说项，为杨、王二人谋一生计。看来旧时底层文人学者生态并不理想，职位多需要友人关说推荐，并无稳定的保障。
　　王欣夫致郭则沄一函的信息更为密集复杂：
　　去年《辛巳丛编》印成，托修绠堂代为分发，尊处想早取到。晤君九先生，知《经学博采录》一种，古学院已据别本付梓。对校《丛编》本，溢出一卷，自是足本可贵。惟敝处所据为皓亭先生哲嗣南屏先生所藏手稿，弟整理时见复出一卷，故径行删去，想即缺一卷而误重出者。香港之变，桂氏手稿均烬，幸弟先抄得数种，以《群经补证》为最精。《丛编》既告停顿，不知尊处仍可陆续付刻否？如须佳稿，此种可备采也。弟前读《管子》，踵高邮、德清之续，成《校释》八卷，曾取《形势篇》“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语，颜所居曰“抱蜀庐”，亦犹苦县“抱一为天下式”之谊也。素治校雠之学，服膺惠定宇、钱竹汀、王石臞、顾涧薲四先生，既成《松崖读书记》《思适斋遗书》，本师曹叔彦先生已序之矣。近倩友人为作《抱蜀庐校书图》以志微尚，谨具素笺，求赐题咏，以光卷帙，（敢）不胜大幸。《东塾杂俎》闻已刻成，拟备价商订一部。迩来纸张奇贵，不敢轻言索取也。公渚兄想常见，弟亦思求题《校书图》，欲通函而恐旧址或迁移，晤时乞先代致意为幸。
　　王欣夫为一代文献大家，先后任职圣约翰大学及复旦大学，所著《文献学讲义》尤为知名。郭则沄为光绪癸卯进士，简任浙江温处兵备道，署浙江提学使，亦是著名学者。此函写于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二月廿九日，所说大略二事。
　　一有关桂文灿之著述。王欣夫与昆山赵诒琛曾于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合辑《辛巳丛编》，收清人著述九种十七卷，包括广东南海名儒桂文灿的《经学博采录》六卷，此书系据桂氏次子桂坫（字南屏）所寄十二卷稿本，由王氏删削整理而成。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辛巳丛编》印成，王氏托修绠堂书店赠送郭则沄一套。次年，王氏由同乡王季烈（字君九）处听说郭氏据别本刊印《经学博采录》十二卷，较自己所刻多出一卷内容，于是去函解释自己整理十二卷本时发现重出一卷，遂删去，进而怀疑郭氏本多出的一卷即自己故意删落的一卷（其实王氏的猜测是错误的，郭氏所据为黄彭年之孙黄襄成的抄本，卷二所载皆为王氏本所无；而王氏本所删落者为卷十一，并非卷二，两本来源不同，内容也不尽一致）。又言自己抄有桂氏稿本数种，以《群经补证》最佳，可以提供给郭氏刊布流传。
　　一有关《抱蜀庐校书图》。王氏先述“抱蜀庐”之来历，缘于自己欲接续王念孙（高邮人）的《读管子杂志》和俞樾（德清人）的《管子平议》，故撰《管子校释》八卷，取其中《形势篇》“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语，名己所居曰“抱蜀庐”，意思类于老子（苦县人）所云“圣人抱一以为天下式”。接着述自己平生治学服膺惠栋（字定宇、号松崖）、钱大昕（号竹汀）、王念孙（号石臞）、顾广圻（号涧薲，别号思适居士，著有《思适斋文集》）四人，因此曾辑惠氏著述为《松崖读书记》，又辑顾氏题跋及佚文为《思适斋遗书》，并请本师曹元弼（号叔彦）作序。然后自然述及友人为自己所作的《抱蜀庐校书图》，如今也想请郭则沄为其题咏。最后附带提出欲购一部郭氏所刻陈澧的《东塾杂俎》（按：郭则沄虽以《金缕曲》词题咏《抱蜀庐校书图》，但一九四六年即弃世，终未及梓行《群经补证》，亦未及赠送王氏《东塾杂俎》。如今《群经补证》被人拍卖而去，难觅踪迹，实为学界遗憾）。
　　此函书名、人名缤纷错杂，标点已属不易，解读更见困难。柳著为此苦心考索，引书达数十种，才使我们弄明白信中所述之事的来龙去脉。
　　由于柳著专门笺释学人书札，涉及学者心曲、读书心得、治学宗尚、疑难商榷、人际交往、书籍刊布流通等诸多繁难问题，非富有学养、为学沉潜者，恐只能“独恨无人做郑笺”，望故纸而兴叹，寻故事而无端。幸而柳著能如吴格教授所序：“言之有故，持之以恒，潜心于他人所惮为之学而专研有得……心细若发，以意逆志，证之以本传、文集、日记、题跋等，广征博引，钩稽史料，参互证明，遂使戋戋书札短语，生发出关联史实，令人目不暇接，如亲前贤謦欬。”此论平允周详，遂使本文不必就作者之功之善再予饶舌。
　　（《笺边漫语：近现代学人手札研究》，柳向春著，故宫出版社二0一六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