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女性的情感迷失与自我救赎

来源 :作家·下半月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hulan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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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以邱华栋的小说《流浪者之家》为例,在分析了邱华栋都市小说的特质的同时,着重论述了生活在这个物化都市中的女性们的情感上的迷失状态和精神上的无所归依以及自我救赎。
  关键词:邱华栋 物化都市 情感 迷失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一 邱华栋笔下的物化都市
  邱华栋被誉为90年代“新生代”作家群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以描写都市前沿的人群和前沿的生活而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2006年,邱华栋获得了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其获奖评语是:“邱华栋在同辈青年作家中,较早把目光投向日新月异的都市生活,热情、敏捷、执著地捕捉城市的变化和发展,以及给年轻一代带来的心灵触动。”和此前的都市小说不同,当下的中国都市早已褪去了它在“文革”前后所具有的浓重的政治色彩,对物质和商品的追逐已逐渐上升为都市生活中的支配性力量。因此,在邱华栋的一系列被称为都市小说的作品中,满眼所见的是门扇不停旋转的大商场,节奏紧张的写字楼,以及灯光恍惚暧昧的酒吧、舞厅、俱乐部……在邱华栋的笔下,都市并不是背景、不是对象,而是其主人公赖以生存的主要场所。
  本雅明说:“现代城市是膜拜商品的圣地。”因此,对于物质特别是金钱的追求,成为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最难以抗拒的诱惑。“金钱不是万能的,而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已成为现代都市人的一种共识。许多人不惜一切代价,采用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以获得更多的金钱,因为拥有金钱的多少,已成为了评判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所以,人们对于物质的追逐变得狂热甚至有时达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人成了物质的奴隶,反而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本身却显得越来越渺小。邱华栋对物化城市做过这样的概括:
  “城市是一个祭坛,在这个祭坛上,物是唯一被崇拜的宗教,人们为了物而将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这个祭坛。”
  然而,都市虽然可以给人们提供丰富的商品,各种各样的享乐方式,却根本无法消除人们的空虚、无法从根本上安抚人的灵魂。物质上的富足并没有给他们同时带来精神上的满足和信念的坚定,与此相反的是,理想与正义正被丢弃,灵魂却失去了栖居和归依之所,虚无主义侵入了都市人的灵魂和骨髓。由于灵魂被放逐,都市人总是有一种“无家”的飘泊感。所以,对于物化都市的描写并不是邱华栋写作的主要目的,他说:
  “我更关心的是大厦里的思想与灵魂、更深地关注在大厦里走动的心灵。我要表现这些都市焦虑的灵魂。”
  二 都市女性的情感迷失
  邱华栋在奥运年发表的新作《流浪者之家》仍然是一部从都市空间的角度展开的对当下社会和个体的生命真实和存在体验书写的佳作,作品着力刻画了物化都市中都市人的孤独感、迷茫感、漂泊感、焦虑感。与以往不同的是,《流浪者之家》以女性的视角来切入,从一个更特殊的角度来探讨一系列社会问题。
  小说以女主人公任菁菁获知丈夫有了外遇为开端,而且是曾经的大学同学兼丈夫亲口告诉她的。在小说中看不到他们之间有多少纯美的爱情,他们的结合更多的只是因为冯成功继承了一大笔遗产,“眼看他成了富人”,任菁菁才经过试探、等待和摇摆之后嫁给了他。任菁菁本来是“专业非常好并且很能干的知识女性”,她不甘于居家太太的生活,最后回到北京做制片。她的第一出话剧《结婚与离婚之间》就是反映关于当下的婚姻与情感问题的:“一个成功的男人,能不能在家庭外面有情人?他如何在家庭之内和家庭之外,找到一种平衡?”但令任菁菁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她以为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婚姻困境,竟也发生在了她自己身上。但她有着过人的勇气和胆识,在获知丈夫有了外遇后,她没有像普通女子在面临这种情况时那样“一哭二闹三上吊”,而是表现出了出奇的冷静,她意识到她也陷入了“现代都市人非常大的一个困境”,而这也是现代人情感世界所面临的最普遍的困境。任菁菁是个超常清醒的人,即使是发现了丈夫与其它女子偷情的确切地点,她也不愿意去捉奸,认为这是“泼妇的行为,是不人道的。”婚姻上的失败使任菁菁开始反思自己,她从没做过对不起丈夫的事,也有男人觊觎她,试图勾引她,可她从来都不为所动,但她却成了婚姻上的受害者。这件事如同暗影一样,给任菁菁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北京城如何繁华亮丽,在她看来都与她无关了。
  面对丈夫的不忠,任菁菁毅然做出了离他而去的决定。一系列问题由此而展开,女性尤其是现代女性在离开家庭之后该如何来选择处理生活和感情?这仍然是鲁迅先生对妇女命运这一命题的延续,鲁迅先生通过他的小说《伤逝》中子君的悲惨遭遇告诉读者,妇女要想获得真正的解放,第一要求思想上的彻底解放,去掉“想做奴隶”的心态,才能成为一个“真的人”。女性的幸福不是建立在对男性的依赖之上,而是要有自己独立的精神和人格,鲁迅先生通过《伤逝》启发广大妇女要获得解放,要“跨出去”,勇敢地寻求自己的人生之路,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但鲁迅先生同时也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娜拉出走以后该怎么办呢?”这是一个深刻的提问——娜拉出走,意味着抛弃旧制度、旧秩序、旧文化,具有强烈的革命意义;但出走之后怎么办,即意味着革“旧”之后怎样建“新”,这个问题不解决,无论革命革得怎样彻底,也不能说革命取得成功。鲁迅在演讲中一针见血地说:由于缺乏独立的经济地位,娜拉出走以后“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此,鲁迅认为女性获得独立的重中之重是解决女性的经济问题。然而,邱华栋笔下的任菁菁们生活在新时代,经济问题已经不再能成为囚禁她们的牢笼。她们不但在社会地位上取得了和男性平等的位置,在经济上也完全可以脱离男性而独立承担起养家的责任。实际上,邱华栋在《流浪者之家》中,延续了鲁迅先生对女性命运的关注而提出了一个更加严肃的话题:女性在获得经济独立之后,情感世界该如何依托?
  任菁菁是一个能干的知识女性,有着自己的事业。她本以为她的家庭也很美满:丈夫经济实力雄厚,儿女双全。然而事与愿违,她的婚姻陷入了困境,丈夫有了婚外情人。她不想离婚,因为她对婚姻有一种坚定的信念。但她无法容忍丈夫对于婚姻的背叛,毅然决然地与他分居,即使丈夫后来恳求她回家也被她一口回绝。此时的任菁菁处于一种极其矛盾的状态,内心备受煎熬。在女人的一生当中,事业和婚姻,究竟孰轻孰重?物质上的匮乏与精神世界的落寞,谁才是决定女性幸福与否的关键?
  三 都市女性的自我救赎
  对于新时代的自强女性来说,经济的困境已经不再成为她们的牢笼,她们面临的更重要的问题是情感精神世界的依托。在《流浪者之家》中,任菁菁的同学顾荧荧也离婚了,因为夫妻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及丈夫的家庭暴力。
  两个感情上的迷失者、流浪者开始把关注点投注在另一项工作上——流浪者之家。这是一个专门“救助那些离家出走逃学的孩子、来北京闯荡的艺术家、遭受家庭暴力逃出家门的妇女,还有一些找工作的外地大学生”的类似政府机构的收容救助站。虽然自己在感情上处于无助的状态,但在救助他人的过程当中,任菁菁竭尽全力,还帮助一个遭受到了家庭暴力的妇女以法律援助的办法成功地打赢了离婚官司,使这个女人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支点。帮助他人使她内心得到了安慰,也有了一种成就感。
  被救助者,流浪在北京的年轻艺术家吴有在任菁菁的帮助引荐下获得了成功,迅速进入了北京的绘画圈子,他感谢任菁菁,在得知她的情感困境之后毅然向她表白了爱,虽然这种爱并不纯正,且带有浓烈的都市欲望气息。而这时的任菁菁仍是清醒的,她有意躲着年轻的吴有。只是在一个初夏的夜晚,在酒精的催促之下,任菁菁在生理欲望的作用下有了短暂的迷失,想要报复丈夫给她带来的伤害,感受报复丈夫之后的那种快乐。但是在他们真正去开房的时候,任菁菁最后却选择了逃离。一个刚毕业的小伙子和一个37岁的女人,这样的感情在清醒的任菁菁看来,是那样不真实。在这个灯红酒绿的大都市,大家都在追寻着自己的欢乐,而任菁菁却流下了孤独的泪水。这个情感上的迷失者在物化都市里实际上也是最孤独、最无助的。她不想回到空无一人的家中,于是决定到“流浪者之家”去过夜。实际上,这个救助流浪者的人成了一个真正无助的流浪者,精神上的流浪者。对于明天,面对生活给予她的一切,她都不知道该如何来面对。任菁菁的这种茫然感、无助感也正是现代城市人在精神上无家可归的隐喻。城市可以提供丰富的商品,各式各样的享乐方式,却无法消除空虚、安抚心灵。物质的丰裕并没有给他们同时带来精神的充盈和信念的坚定,相反,理想与正义的被丢弃,灵魂失却了栖息和归依之所,虚无主义侵入了人的灵魂和骨髓。由于灵魂被放逐,城市人总是有一种“无家”的飘泊感。
  “家”意味着温暖、宁静,亲情与关爱,在邱华栋笔下,如任菁菁这般满心孤独、疲惫的“精神孤儿”抑制不了的是对“家”的渴盼。“流浪者之家”在小说中被升华为梦想中的乌托邦,并以此代替缺失的信仰而成为一种精神寄托。这里“进门就有人唱歌,歌声在柔和的阳光里飘散”,每个人都在按部就班地做自己的事,所以在那个暧昧的夜晚,任菁菁最后为了寻求精神上的安慰而选择了到“流浪者之家”去过夜,去反思人生。
  然而,都市人又自己制造着悖论:精神上对家渴望依恋,现实中却一次次地从家中逃离。任菁菁的丈夫冯成功出轨的理由在任菁菁看来不可理喻,因为他在她身上找不到做男人的尊严,于是他出轨了。虽然他与别的女人同居了,但在精神上仍然想念着任菁菁和孩子,他也颓丧地承认过得很糟,得到了一个女人的尊重,却失去了家庭和孩子。但他也不能告诉任菁菁关于他的选择,因为要摆脱那个女人,他要付出代价——包括金钱、情感和决心。冯成功人格上的异化,说到底仍然是商业化背景下社会颓坏、人性沦丧的现实反应,城市人虔诚地把物奉为神而顶礼膜拜时,人便被物异化。它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置于商品交换法则的巨大阴影笼罩之下来观察、思考和表现,传统的道德信条却被放置甚至丢弃。这是一个理想主义渐行渐远的时代,爱情和婚姻都异化为了游戏的时代,没有了信仰,面临困境的心灵也就无所归依。
  邱华栋在谈到自己以都市为题材的小说创作时提出,其创作的主题与立足点是“以当下为主流精神,以欲望为核心”。这部小说仍然如此。在作品中,他提供的种种生存表象涵盖了当今社会最本质的商业特征,并进而构成了这个物化时代城市文化景观最具特色的一面。邱华栋曾极为自信地宣称:
  “下一个可以代表中国文学发展阶段和水平的,必将是以城市为背景的,写出了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处境的作家,就像是美国作家索尔·贝娄或者约翰·厄普代克那样的作家,我,或者比我更年轻的作家,有望成功。”
  陈晓明也说:
  “就当代中国的城市小说而言,王朔和邱华栋或许是两个真正具有城市感觉的人。”
  邱华栋的都市小说对于新时期小说的意义其实正在于此。他的大量都市小说的创作既预示了一个“以城市为背景的文学”时代的真正降临,同时也深刻“写出了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处境”。而邱华栋遂因此成为当代中国城市小说的圣手,继王朔之后都市文学新的代言人。
  
   参考文献:
   [1] 《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获奖者简介及获奖评语》,中国作家网,2007年1月8日。
   http://www.chinawriter.com.cn/zgzx/.
   [2]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三联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
   [3] 邱华栋:《哭泣的游戏》,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4] 邱华栋:《城市中的马群》,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
   [5] 鲁迅:《娜拉出走怎样》,《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 邱华栋:《手上的星光》,《上海文学》,1995年第1期。
   [7] 邱华栋:《我看当代文学》,《挑灯看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版。
   [8] 陈晓明:《生活的绝对侧面》,《现代交际》,2005年第6期。
  
   作者简介:章琼,女,1979—,湖北荆门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凯里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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