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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关于启蒙的主要争论点在于启蒙所宣扬的理性是否给人类带来光明。反对者分为两类，一类认为只有激情才能给人类带来光明，另一类认为理性只会自我毁灭，给人类带来专制和恐怖。对于前者，浪漫主义本身可视为对启蒙的补充;对于后者，启蒙的灾难性后果源自启蒙被统治者篡夺。总的来看，知识分子难以阻止统治者对启蒙的篡夺，唯一的解决办法可能是不断研究和写作，继续启蒙的事业。
【关键词】 启蒙;浪漫主义;启蒙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5-0061-03
一、启蒙及反启蒙
1783年12月，策尔纳发表在《柏林月刊》的一篇文章的脚注中提到：“什么是启蒙？这个就像什么是真理一样重要的问题，在一个人开始启蒙之前就应该得到回答！但是我还没有发现它已经被回答！”
策尔纳并不知道，他随意提出的这一问题在之后的两百多年中被各色哲学家以不同的形式重复并尝试解决，但他们的答案并非圆满。当然，本文也不能在给出一个完美解答，仅试图给出启蒙的两个主要特征。其一是知识层面，启蒙试图通过让人们运用自己的理性来探索世界，排除偏见与盲从，逐步前行直至最终发现宇宙的普遍规律。这种理性的进步主要着眼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对宗教权威的批判。其二则是实践层面，启蒙代表了人类普遍解放的追求。孔多塞在他最著名的《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中描绘了这种这种解放后的图景：“我们对人类未来状态的希望，可以归结为这样的三个重要之点：即废除各个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同一个民族内部平等的进步以及最后是人类真正的完善化。所有的国家都将有一天会趋近于最启蒙的、最自由的、最摆脱了偏见的民族的文明状态。”这是一种典型的世界主义式的平等政治理想。
启蒙的批评者们则对启蒙所高扬的理性旗帜大肆攻击，这些攻击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认为理性是苍白无力的，应该通过激情来限制理性;第二种则认为理性有着自我毁灭的特性，启蒙最终会毁灭自身。
第一类批评者的典型代表是卢梭。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亲历者，卢梭走上了一条与启蒙精神完全相反的道路：“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并没有给我们真正的福祉增加任何的东西，它败坏了我们的风尚，玷污了我们趣味的纯洁性。”卢梭看到了科学与艺术的发展并没有促进个人的完善，反而助长了懒惰、骄奢和淫逸之风，理性最终被淹没在无用的夸夸其谈和奇技淫巧之中。在这样的社会现状之下，卢梭提出要重视个体的内在生命，用激情代替理性，感受自然的神秘。如他所说：“我将到森林里去寻找一处原始的土地……我不判断，也不思考。我感到宇宙物质伴随着肉体欲望充斥着我的身体……一种甜蜜而深厚的幻想占据了所有感官，令你忘却自我;而沉醉于这个伟大广阔的系统中又是這样美好，让你更真切地感受到了自我的存在;具体琐碎的事物从身体中滤除，你只能看见和感受到一个整体。”卢梭对个体内在生命和对激情和感性的重视奠定了整个反启蒙的浪漫主义的基调，成为了后继无数批评者的根本立场。
第二类批评者的典型代表即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他们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可谓是现代对启蒙批判的最强音。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将启蒙运动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联系起来，又将启蒙运动与现代资本主义所催生的极权主义和专制统治联系起来，进而要求启蒙运动为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整个现代社会的糟糕状况负责。两人在书中提出了许多惊人且流行的论点：“对启蒙运动而言，任何不符合算计与实用规则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启蒙消除了旧的不平等与不公正，即绝对的君王统治，但同时又在普遍的中介中，在所有存在与其他存在的关联中，使这种不平等长驻永存。”“启蒙在为现实社会服务的过程中，逐步转变成为对大众的彻头彻尾的欺骗。”这些论点的核心思路是一方面启蒙所高扬的理性变成了一种专注于计算和实用的工具理性，另一方面启蒙企图将神话从理性所分离出去，在这一过程中启蒙成为了新的神话，最终启蒙完全走向了它的反面，催生了法西斯以及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样的恐怖产物。这一过程也就是所谓的理性的自我毁灭。
二、捍卫启蒙
对于卢梭式的批评，首先要注意他们的主张是与启蒙完全对立的。启蒙要求用理性限制激情，而卢梭式的浪漫主义者则要求用激情限制理性，这两者本身就难有高下之分，必须引入其他的要素来比较这两者。一个可能的要素来自于卢梭本人，他曾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副本送给伏尔泰阅读，伏尔泰对这一论文大加讽刺，指责卢梭想让所有人回到四脚爬行的自然状态中，卢梭则回应他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这说明卢梭认为尽管历史表明人类的进步使人类更加堕落，但人类必须在启蒙的进步之中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因此卢梭从来就不是一个激烈的启蒙反对者，而至多是一个持异议的启蒙支持者。所以当保守主义者们试图用卢梭来反对启蒙，提倡某种形式的复古运动时，他们要么是没能发现这一点，要么是选择性地忽视了它。
其次则是卢梭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问题。在卢梭逝世后，他成为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领袖，法国大革命的领袖如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都是卢梭的忠实信徒。如果我们将法国大革命视作启蒙运动的顶峰，那么作为精神领袖的卢梭显然就应该是启蒙思想家的一分子。如此一来，卢梭所开启的浪漫主义本身就是启蒙的一部分，浪漫主义成为启蒙的一种补充而非反驳。而假如认为法国大革命与启蒙无关，而是完全由浪漫主义的信徒主导的，那么浪漫主义就必须承担所有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诸如血腥的大屠杀以及庸众的胜利等等。而如前所述，浪漫主义和启蒙在主张上是完全对立而无高下之分的，现在根据现实因素，浪漫主义需要为大革命中的屠杀负责，而启蒙则有整个光辉灿烂的十八世纪来背书，孰优孰劣是不言而喻的。
事实上，所有来自于卢梭或者卢梭式的反驳对启蒙都是难以构成威胁的。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卢梭本人就生活在启蒙的时代，尽管他的主张与主流观点有所区别，但无论如何他都是一个启蒙思想家而且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被人们铭记的，因此我们很难不将起源于卢梭的浪漫主义视为启蒙的一种补充。 而对于理性的自我毁灭式的批评，最重要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理性的自我毁灭？是启蒙自身吗？要回答这一问题，似乎还是需要回到那个最为复杂也最为困难的问题：什么是启蒙？
康德在1784年的《柏林月刊》的第四卷中公开答复了这一问题，这篇文章成为了对这启蒙最经典的诠释。在这篇文章发表的两个月前，另一位犹太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同样在这一杂志上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答，由于康德在发文前未看到这位门德尔松的文章，这两篇文章也就可以“检验一下偶然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带来两个人的思想一致”，互为对照地帮助理解启蒙。
康德在文章的一开篇就给出了问题的答案：“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因而启蒙运动的口号就是“Sapere aude！（要敢于认识！）”所有人都应该摆脱懒惰和怯弱，有勇气和决心去使用自己的理智来认识世界，脱离那种安逸的不成熟状态。康德给出了这种安逸状态的图景“如果我有一部书能替我有理解，有一位牧师能替我有良心，有一位医生能替我规定食谱，等等;那么我自己就用不着操心了。”很显然在这样定义下的启蒙对于大众而言是相当困难的任务，然但康德认为只要民众有着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启蒙就能缓慢地走向完成。这里所说的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这当然是相对于理性的私下运用来说的，即各人在其职位上尽职尽责时的那种运用。康德认为一个人当然应该做好理性的私下运用，但这种私下运用往往会被限制得很狭隘，只有理性的公开运用才能使启蒙进行下去。接下来康德说明在当时启蒙的主要对象是宗教信仰而并不危及统治者的统治，反而有利于政权本身。
门德尔松则认为启蒙是跟文化相并列的一个概念，而两者又都在教育的统摄之下。文化的兴趣更偏向一种具体的社会生活实践，而启蒙则被限定在理论问题的领域之中。“启蒙关系到（客观的）理性知识，关系到对人类生活进行反思的（主观的）能力。”门德尔松区分了人之为人的启蒙和人之为公民的启蒙：人之为人只需要理性的启蒙而不需要文化，人之为公民则同时需要启蒙和文化两者;人之为人的启蒙是普遍的，人之为公民的启蒙则是有特殊性的，两者有时会产生冲突，但两者同样重要。
比较这两位著名哲人的回答，可以发现两人都将启蒙定位为理性引导下的智识运动，而且这一运动关涉到所有人，注重每一个具体个体的知识与反思。但对于启蒙的平等政治理想，两人都没有提及。这种忽视是耐人寻味的，因为任何人在讨论启蒙运动时都很难忽视这个时代中轰轰烈烈的政治革命。对这一现象有三种可能的解释：其一是两人身处启蒙时代，平等的政治理想已经深入人心，人们看待它如同赖以呼吸的空气一样习以为常，以至两人根本不需要去提及;其二则是两人可能都认为随着理性的启蒙的不断发展，政治上的平等理想可以水到渠成地自然完成，平等理想是启蒙运动的必然后果;其三则是两人认为启蒙本身与政治革命毫无关系，理性的启蒙与启蒙时代的政治革命只是恰巧发生在同一时期的不同根源的平行事件，两者没有内在的关联。
第一种解释不需要严肃的对待，因为尽管平等的政治理想深入人心，但平等的政治状况却远未达成，孔多塞认为光明世纪所提出的平等的图景只有在未来才会实现，康德也有多篇政治文章来宣扬他的世界主义。如果康德和门德尔松在讨论启蒙时都忽略了政治理想，他们的行为一定出于某种对理性启蒙与政治关系的理解。
而如果采取第二种解释，最初的理性自我毁灭的批评就不再成立了。这种批评的核心在于将启蒙与糟糕的政治现实联系起来，指责启蒙应该为这些悲剧负责。而根据第二种解释，启蒙的必然后果是政治上的人类的普遍解放，这样启蒙的捍卫者就可以回应，要么启蒙根本还尚未完成，所以还会有槽糕的政治状况出现，要么启蒙已经完成，但其他的因素导致了这些糟糕状况，总之启蒙并不应该为这些悲劇负责。
而假如采用第三种解释，那么理性的自我毁灭的批评就更站不住脚了。启蒙的捍卫者完全可以回应说，那些政治上的悲惨状况都是由与启蒙无关的其他因素如浪漫主义所导致的，理性并不会自我毁灭，毁灭我们的是其他的因素。
总之，只要依照康德和门德尔松的思路，将启蒙理解为一种智识运动，理性的自我毁灭式的批判就是完全失当的。我们不能由于火药的发明导致更多的人在战争中死去而指责火药的发明者，因为火药的发明者并不能选择人们将其用于放烟火还是作武器;同理，我们也不能由于理性的启蒙导致统治者有了更加严酷的治理手段而指责启蒙，因为启蒙本身并不能选择人们将这种进步用于何处。
三、启蒙与政治
启蒙思想家参与政治的典范并不是在思想史上更重要的休谟、康德等人，而是“欧洲的良心”伏尔泰，可以从他身上看到一个知识分子作用于政治的四种主要模式：
1.研究与写作。这可能是大多数知识分子作用于政治的唯一也是最重要的模式，但伏尔泰在这一方面也远比普通知识分子做得要好，他的笔触涉及哲学、艺术、喜剧、小说，以及至关重要的争论性文章;2.接近政权。伏尔泰一度被法国国王任命为史官、法兰西学院院士，也曾被普鲁士国王任命为宫廷文学侍从，这些使伏尔泰成为了统治者们的座上宾，也在某种程度上是装饰性的笼中鸟;3.局部尝试。伏尔泰曾经对一个试点的小村庄开展了具体的政治治理，就像古代哲学家们喜欢在地中海周边新建的殖民区推行自己的主张一样;4.维护弱小者。在反对君主制流弊和天主教会权势的斗争中，伏尔泰取得了多种成绩。通过写作和宣传，伏尔泰为遭受不公正判决的人们翻案，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可以看到，问题其实悄然发生了转化，它不再是涉及所有人的全体启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而是启蒙知识分子如何在与政治的关系之中引导民众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化？因为后者本就是启蒙的真实境况，当康德写下启蒙需要有理性的公开运用的自由时，他就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请求统治者给予他和他的同伴们用理性引导民众的自由。在知识分子的共同体内部，启蒙或许就是一种智识运动，但在真实的历史之中，启蒙则是知识分子、民众、统治者的三方角力。 而对于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四种模式，难以评价这四种模式孰优孰劣，但现实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知识分子们的努力是微不足道的。在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浪潮中，人们的精神领袖究竟是伏尔泰的理性主义或是卢梭的浪漫主义根本就不重要，知识分子们的主张飞速地被淹没在民众的激情之中，又最终被少数专制统治者所篡夺。知识分子仿佛从未真正参与过政治。由此，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式的批判是无力的，因为现代社会的糟糕状况恰恰是来源于启蒙的未完成，来源于群众和统治者的胜利。
那么，知识分子有胜出的可能吗？答案可能是令人失望的。在启蒙的最初尝试中，似乎就已经看到了知识分子们失败的命运。两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作为一个雅典的神圣牛虻，他在市场、大街上同各式各样的人讨论各式各样的问题，并能发现流俗的观点中的矛盾之处进而对真理进行“助产”，将真理从未经考察就加以接受的偏见和谬误的蒙蔽中揭露出来。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苏格拉底并不那么关注以往的自然哲学，而是更多的追求公众利益，致力于人的道德实践领域。这大概就是一个伏尔泰这样的启蒙知识分子的最初的原型，致力于通过理性将大众从对流俗的偏见和对传统权威的盲从中解放出来，并且关注民众的现实生活，追求一个理想的城邦（世界）。但是，苏格拉底最终的结局如何呢？他死于指控，死于自己在政治势力上的两不相帮，死于他毕生致力于启蒙的群众。
但是，康德的处理方式毕竟是粗疏甚至天真的，对统治者的颂扬丝毫不能阻挡专制和恐怖。一个更好的解决典范可能是福柯。福柯往往被看作是一个反启蒙的后现代主义者，他的一系列作品揭示了自18世纪以来对理性的膜拜是如何导致了对个性与差异的敌视，而理性又是如何运用各种技术手段来抹去个性与差异，从而建立起井然有序的现代社会的。因此理性王国的建立不是历史的终极，而仅仅是历史过程的建构。或许福柯本人一度如同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一样，将启蒙和被统治者篡夺的启蒙弄混了。但在福柯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中，福柯终于意识到了他的问题，将启蒙视为“一种态度，一种精神气质，一种哲学生活。在这种态度、精神气质或哲学生活之中，对我们所是之内涵的批判同时也成为关于强加给我们的界限的历史考察，成为逾越这些界限的可能性的实验。”这就是将启蒙还原到理性的自我反思能力上，反思我们当下所处的境遇以及这種境遇是如何被历史地构建出来的。相应的，福柯过去的对精神病人、监狱以及性的分析则揭示了统治者的权力如何一步一步侵蚀着众人的个性与差异性，将密不透风的治理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回忆伏尔泰的四种参与政治的模式，福柯可能指明了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研究和写作。通过研究和写作，知识分子们揭示统治者的丑恶嘴脸;通过研究和写作，知识分子们祛除群众的盲从和偏见;通过研究和写作，知识分子们继续着启蒙未竟的事业。
参考文献：
[1]詹姆斯 · 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C].徐向东，卢华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M].何兆武，何冰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3]哈弗燕京学社编，启蒙的反思[C].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4]卢梭，论科学与艺术[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5]苏埃德 · 斯潘塞，安德烈 · 克劳兹视读启蒙运动[M].蔡清子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
马浩然，男，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哲学。
【关键词】 启蒙;浪漫主义;启蒙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5-0061-03
一、启蒙及反启蒙
1783年12月，策尔纳发表在《柏林月刊》的一篇文章的脚注中提到：“什么是启蒙？这个就像什么是真理一样重要的问题，在一个人开始启蒙之前就应该得到回答！但是我还没有发现它已经被回答！”
策尔纳并不知道，他随意提出的这一问题在之后的两百多年中被各色哲学家以不同的形式重复并尝试解决，但他们的答案并非圆满。当然，本文也不能在给出一个完美解答，仅试图给出启蒙的两个主要特征。其一是知识层面，启蒙试图通过让人们运用自己的理性来探索世界，排除偏见与盲从，逐步前行直至最终发现宇宙的普遍规律。这种理性的进步主要着眼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对宗教权威的批判。其二则是实践层面，启蒙代表了人类普遍解放的追求。孔多塞在他最著名的《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中描绘了这种这种解放后的图景：“我们对人类未来状态的希望，可以归结为这样的三个重要之点：即废除各个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同一个民族内部平等的进步以及最后是人类真正的完善化。所有的国家都将有一天会趋近于最启蒙的、最自由的、最摆脱了偏见的民族的文明状态。”这是一种典型的世界主义式的平等政治理想。
启蒙的批评者们则对启蒙所高扬的理性旗帜大肆攻击，这些攻击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认为理性是苍白无力的，应该通过激情来限制理性;第二种则认为理性有着自我毁灭的特性，启蒙最终会毁灭自身。
第一类批评者的典型代表是卢梭。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亲历者，卢梭走上了一条与启蒙精神完全相反的道路：“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并没有给我们真正的福祉增加任何的东西，它败坏了我们的风尚，玷污了我们趣味的纯洁性。”卢梭看到了科学与艺术的发展并没有促进个人的完善，反而助长了懒惰、骄奢和淫逸之风，理性最终被淹没在无用的夸夸其谈和奇技淫巧之中。在这样的社会现状之下，卢梭提出要重视个体的内在生命，用激情代替理性，感受自然的神秘。如他所说：“我将到森林里去寻找一处原始的土地……我不判断，也不思考。我感到宇宙物质伴随着肉体欲望充斥着我的身体……一种甜蜜而深厚的幻想占据了所有感官，令你忘却自我;而沉醉于这个伟大广阔的系统中又是這样美好，让你更真切地感受到了自我的存在;具体琐碎的事物从身体中滤除，你只能看见和感受到一个整体。”卢梭对个体内在生命和对激情和感性的重视奠定了整个反启蒙的浪漫主义的基调，成为了后继无数批评者的根本立场。
第二类批评者的典型代表即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他们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可谓是现代对启蒙批判的最强音。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将启蒙运动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联系起来，又将启蒙运动与现代资本主义所催生的极权主义和专制统治联系起来，进而要求启蒙运动为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整个现代社会的糟糕状况负责。两人在书中提出了许多惊人且流行的论点：“对启蒙运动而言，任何不符合算计与实用规则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启蒙消除了旧的不平等与不公正，即绝对的君王统治，但同时又在普遍的中介中，在所有存在与其他存在的关联中，使这种不平等长驻永存。”“启蒙在为现实社会服务的过程中，逐步转变成为对大众的彻头彻尾的欺骗。”这些论点的核心思路是一方面启蒙所高扬的理性变成了一种专注于计算和实用的工具理性，另一方面启蒙企图将神话从理性所分离出去，在这一过程中启蒙成为了新的神话，最终启蒙完全走向了它的反面，催生了法西斯以及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样的恐怖产物。这一过程也就是所谓的理性的自我毁灭。
二、捍卫启蒙
对于卢梭式的批评，首先要注意他们的主张是与启蒙完全对立的。启蒙要求用理性限制激情，而卢梭式的浪漫主义者则要求用激情限制理性，这两者本身就难有高下之分，必须引入其他的要素来比较这两者。一个可能的要素来自于卢梭本人，他曾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副本送给伏尔泰阅读，伏尔泰对这一论文大加讽刺，指责卢梭想让所有人回到四脚爬行的自然状态中，卢梭则回应他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这说明卢梭认为尽管历史表明人类的进步使人类更加堕落，但人类必须在启蒙的进步之中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因此卢梭从来就不是一个激烈的启蒙反对者，而至多是一个持异议的启蒙支持者。所以当保守主义者们试图用卢梭来反对启蒙，提倡某种形式的复古运动时，他们要么是没能发现这一点，要么是选择性地忽视了它。
其次则是卢梭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问题。在卢梭逝世后，他成为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领袖，法国大革命的领袖如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都是卢梭的忠实信徒。如果我们将法国大革命视作启蒙运动的顶峰，那么作为精神领袖的卢梭显然就应该是启蒙思想家的一分子。如此一来，卢梭所开启的浪漫主义本身就是启蒙的一部分，浪漫主义成为启蒙的一种补充而非反驳。而假如认为法国大革命与启蒙无关，而是完全由浪漫主义的信徒主导的，那么浪漫主义就必须承担所有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诸如血腥的大屠杀以及庸众的胜利等等。而如前所述，浪漫主义和启蒙在主张上是完全对立而无高下之分的，现在根据现实因素，浪漫主义需要为大革命中的屠杀负责，而启蒙则有整个光辉灿烂的十八世纪来背书，孰优孰劣是不言而喻的。
事实上，所有来自于卢梭或者卢梭式的反驳对启蒙都是难以构成威胁的。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卢梭本人就生活在启蒙的时代，尽管他的主张与主流观点有所区别，但无论如何他都是一个启蒙思想家而且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被人们铭记的，因此我们很难不将起源于卢梭的浪漫主义视为启蒙的一种补充。 而对于理性的自我毁灭式的批评，最重要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理性的自我毁灭？是启蒙自身吗？要回答这一问题，似乎还是需要回到那个最为复杂也最为困难的问题：什么是启蒙？
康德在1784年的《柏林月刊》的第四卷中公开答复了这一问题，这篇文章成为了对这启蒙最经典的诠释。在这篇文章发表的两个月前，另一位犹太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同样在这一杂志上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答，由于康德在发文前未看到这位门德尔松的文章，这两篇文章也就可以“检验一下偶然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带来两个人的思想一致”，互为对照地帮助理解启蒙。
康德在文章的一开篇就给出了问题的答案：“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因而启蒙运动的口号就是“Sapere aude！（要敢于认识！）”所有人都应该摆脱懒惰和怯弱，有勇气和决心去使用自己的理智来认识世界，脱离那种安逸的不成熟状态。康德给出了这种安逸状态的图景“如果我有一部书能替我有理解，有一位牧师能替我有良心，有一位医生能替我规定食谱，等等;那么我自己就用不着操心了。”很显然在这样定义下的启蒙对于大众而言是相当困难的任务，然但康德认为只要民众有着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启蒙就能缓慢地走向完成。这里所说的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这当然是相对于理性的私下运用来说的，即各人在其职位上尽职尽责时的那种运用。康德认为一个人当然应该做好理性的私下运用，但这种私下运用往往会被限制得很狭隘，只有理性的公开运用才能使启蒙进行下去。接下来康德说明在当时启蒙的主要对象是宗教信仰而并不危及统治者的统治，反而有利于政权本身。
门德尔松则认为启蒙是跟文化相并列的一个概念，而两者又都在教育的统摄之下。文化的兴趣更偏向一种具体的社会生活实践，而启蒙则被限定在理论问题的领域之中。“启蒙关系到（客观的）理性知识，关系到对人类生活进行反思的（主观的）能力。”门德尔松区分了人之为人的启蒙和人之为公民的启蒙：人之为人只需要理性的启蒙而不需要文化，人之为公民则同时需要启蒙和文化两者;人之为人的启蒙是普遍的，人之为公民的启蒙则是有特殊性的，两者有时会产生冲突，但两者同样重要。
比较这两位著名哲人的回答，可以发现两人都将启蒙定位为理性引导下的智识运动，而且这一运动关涉到所有人，注重每一个具体个体的知识与反思。但对于启蒙的平等政治理想，两人都没有提及。这种忽视是耐人寻味的，因为任何人在讨论启蒙运动时都很难忽视这个时代中轰轰烈烈的政治革命。对这一现象有三种可能的解释：其一是两人身处启蒙时代，平等的政治理想已经深入人心，人们看待它如同赖以呼吸的空气一样习以为常，以至两人根本不需要去提及;其二则是两人可能都认为随着理性的启蒙的不断发展，政治上的平等理想可以水到渠成地自然完成，平等理想是启蒙运动的必然后果;其三则是两人认为启蒙本身与政治革命毫无关系，理性的启蒙与启蒙时代的政治革命只是恰巧发生在同一时期的不同根源的平行事件，两者没有内在的关联。
第一种解释不需要严肃的对待，因为尽管平等的政治理想深入人心，但平等的政治状况却远未达成，孔多塞认为光明世纪所提出的平等的图景只有在未来才会实现，康德也有多篇政治文章来宣扬他的世界主义。如果康德和门德尔松在讨论启蒙时都忽略了政治理想，他们的行为一定出于某种对理性启蒙与政治关系的理解。
而如果采取第二种解释，最初的理性自我毁灭的批评就不再成立了。这种批评的核心在于将启蒙与糟糕的政治现实联系起来，指责启蒙应该为这些悲剧负责。而根据第二种解释，启蒙的必然后果是政治上的人类的普遍解放，这样启蒙的捍卫者就可以回应，要么启蒙根本还尚未完成，所以还会有槽糕的政治状况出现，要么启蒙已经完成，但其他的因素导致了这些糟糕状况，总之启蒙并不应该为这些悲劇负责。
而假如采用第三种解释，那么理性的自我毁灭的批评就更站不住脚了。启蒙的捍卫者完全可以回应说，那些政治上的悲惨状况都是由与启蒙无关的其他因素如浪漫主义所导致的，理性并不会自我毁灭，毁灭我们的是其他的因素。
总之，只要依照康德和门德尔松的思路，将启蒙理解为一种智识运动，理性的自我毁灭式的批判就是完全失当的。我们不能由于火药的发明导致更多的人在战争中死去而指责火药的发明者，因为火药的发明者并不能选择人们将其用于放烟火还是作武器;同理，我们也不能由于理性的启蒙导致统治者有了更加严酷的治理手段而指责启蒙，因为启蒙本身并不能选择人们将这种进步用于何处。
三、启蒙与政治
启蒙思想家参与政治的典范并不是在思想史上更重要的休谟、康德等人，而是“欧洲的良心”伏尔泰，可以从他身上看到一个知识分子作用于政治的四种主要模式：
1.研究与写作。这可能是大多数知识分子作用于政治的唯一也是最重要的模式，但伏尔泰在这一方面也远比普通知识分子做得要好，他的笔触涉及哲学、艺术、喜剧、小说，以及至关重要的争论性文章;2.接近政权。伏尔泰一度被法国国王任命为史官、法兰西学院院士，也曾被普鲁士国王任命为宫廷文学侍从，这些使伏尔泰成为了统治者们的座上宾，也在某种程度上是装饰性的笼中鸟;3.局部尝试。伏尔泰曾经对一个试点的小村庄开展了具体的政治治理，就像古代哲学家们喜欢在地中海周边新建的殖民区推行自己的主张一样;4.维护弱小者。在反对君主制流弊和天主教会权势的斗争中，伏尔泰取得了多种成绩。通过写作和宣传，伏尔泰为遭受不公正判决的人们翻案，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可以看到，问题其实悄然发生了转化，它不再是涉及所有人的全体启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而是启蒙知识分子如何在与政治的关系之中引导民众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化？因为后者本就是启蒙的真实境况，当康德写下启蒙需要有理性的公开运用的自由时，他就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请求统治者给予他和他的同伴们用理性引导民众的自由。在知识分子的共同体内部，启蒙或许就是一种智识运动，但在真实的历史之中，启蒙则是知识分子、民众、统治者的三方角力。 而对于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四种模式，难以评价这四种模式孰优孰劣，但现实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知识分子们的努力是微不足道的。在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浪潮中，人们的精神领袖究竟是伏尔泰的理性主义或是卢梭的浪漫主义根本就不重要，知识分子们的主张飞速地被淹没在民众的激情之中，又最终被少数专制统治者所篡夺。知识分子仿佛从未真正参与过政治。由此，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式的批判是无力的，因为现代社会的糟糕状况恰恰是来源于启蒙的未完成，来源于群众和统治者的胜利。
那么，知识分子有胜出的可能吗？答案可能是令人失望的。在启蒙的最初尝试中，似乎就已经看到了知识分子们失败的命运。两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作为一个雅典的神圣牛虻，他在市场、大街上同各式各样的人讨论各式各样的问题，并能发现流俗的观点中的矛盾之处进而对真理进行“助产”，将真理从未经考察就加以接受的偏见和谬误的蒙蔽中揭露出来。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苏格拉底并不那么关注以往的自然哲学，而是更多的追求公众利益，致力于人的道德实践领域。这大概就是一个伏尔泰这样的启蒙知识分子的最初的原型，致力于通过理性将大众从对流俗的偏见和对传统权威的盲从中解放出来，并且关注民众的现实生活，追求一个理想的城邦（世界）。但是，苏格拉底最终的结局如何呢？他死于指控，死于自己在政治势力上的两不相帮，死于他毕生致力于启蒙的群众。
但是，康德的处理方式毕竟是粗疏甚至天真的，对统治者的颂扬丝毫不能阻挡专制和恐怖。一个更好的解决典范可能是福柯。福柯往往被看作是一个反启蒙的后现代主义者，他的一系列作品揭示了自18世纪以来对理性的膜拜是如何导致了对个性与差异的敌视，而理性又是如何运用各种技术手段来抹去个性与差异，从而建立起井然有序的现代社会的。因此理性王国的建立不是历史的终极，而仅仅是历史过程的建构。或许福柯本人一度如同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一样，将启蒙和被统治者篡夺的启蒙弄混了。但在福柯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中，福柯终于意识到了他的问题，将启蒙视为“一种态度，一种精神气质，一种哲学生活。在这种态度、精神气质或哲学生活之中，对我们所是之内涵的批判同时也成为关于强加给我们的界限的历史考察，成为逾越这些界限的可能性的实验。”这就是将启蒙还原到理性的自我反思能力上，反思我们当下所处的境遇以及这種境遇是如何被历史地构建出来的。相应的，福柯过去的对精神病人、监狱以及性的分析则揭示了统治者的权力如何一步一步侵蚀着众人的个性与差异性，将密不透风的治理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回忆伏尔泰的四种参与政治的模式，福柯可能指明了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研究和写作。通过研究和写作，知识分子们揭示统治者的丑恶嘴脸;通过研究和写作，知识分子们祛除群众的盲从和偏见;通过研究和写作，知识分子们继续着启蒙未竟的事业。
参考文献：
[1]詹姆斯 · 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C].徐向东，卢华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M].何兆武，何冰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3]哈弗燕京学社编，启蒙的反思[C].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4]卢梭，论科学与艺术[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5]苏埃德 · 斯潘塞，安德烈 · 克劳兹视读启蒙运动[M].蔡清子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
马浩然，男，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