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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媒体报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乌克兰一农业公司签署协议，后者将向中国提供10万公顷农田，预计最终土地合作规模将更大。根据这份为期50年的协议，中方可在乌克兰农田上种植作物和养猪。这一投资将使乌克兰成为中国在海外最大的农业中心。
由此，人们一直关注的粮食安全问题再次引起关注。而在城镇化浪潮之下，粮食安全的问题始终是上至国家下至百姓都息息相关并深为关切的问题。
到海外种粮去？
“GRAIN”，一个旨在关注农民利益和维护生态多样性的非政府组织的资料显示，目前世界农田购买目标地主要在非洲，但现在已经扩大到东欧、拉美和亚洲。
其1月份的一份报告指出：“目前全球有0.7%～1.75%的农田已经由本土向外转手。由于可耕地减少和人口膨胀，中国一直是最积极的海外农田买家。中国消耗全球五分之一的粮食，却只有全球9%的耕地。
2012年12月14日，国土资源部发布2011年度全国土地变更调查数据，“2011年度全国耕地面积净减少49万亩，耕地净减少势头得到控制，截至2011年12月31日，全国耕地保有量为18.2476亿亩，这是继2009年和2010年后，全国耕地面积连续第三年保持在18.24亿亩以上”。排除对基层上报数据真实性的考察，这些数据显示，保持“18亿亩耕地红线”的形势还是不容乐观的。
“当前国际粮食安全形势总体上不容乐观。一是产量增长不大，但消费年年增长，粮食的工业化、能源化、饲料化则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二是粮食缺乏日益严重，缺乏地区进一步扩大。三是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粮食的金融化进一步明显，热钱炒作粮食，和用粮食重塑美元霸权地位，进一步加大了粮食安全的风险。四是粮食贸易量和库存量减少，价格逐渐进入上升通道。” 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事、华中农业大学教授王雅鹏说。
王雅鹏指出，从国内看，尽管实现了粮食产量“九连增”，但粮食安全依旧不乐观。具体表现有，粮食进口量逐年增加，对国际粮源依存度加大。饲料粮缺口很大，逐年增加，缺口很大。大豆和食用油缺口很大，每年进口5000万到6000万吨的大豆及300万到400万吨的食用油。如果用国内耕地生产上述产品，则粮食安全压力会进一步增大。工业化和城镇化不仅消耗了大量的土地和水资源，而且也吸纳了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推动粮食消费量的因素越来越多，比如人口增长、饲料化、工业化、能源化。
实际上，上述项目只是我国业已存在的众多“海外种粮”项目之一。早在2008年，就有国内媒体报道“海外种粮”或成为农业部推动的一项长期战略。当时，农业部已经部署中国五大国有农垦集团对应中亚、俄罗斯、非洲、东南亚、南美洲五个投资地区。从战略层面而言，到海外种粮一方面是由于国内耕地资源和人口不成比例，有一定的供需缺口，又要保证耕地红线不被突破，那么到海外种粮就成为一种必要选择。另一方面，农业领域的合作也有利于中国同其他国家开展多方位的合作。比如非洲国家拥有非常丰富的土地资源，而由于管理不善，只有14%得到耕种，发展潜力很大。不少非洲国家也非常欢迎引进中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开发耕地资源。而由于“海外种粮”面临一定的外交、贸易、安全乃至国际舆论的问题，国家层面的综合性战略规划和统筹协调则不可或缺。
谁来种粮？
中国社科院于今年年初发表的2012年度《城乡一体化蓝皮书》指出，“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镇和工业部门转移，劳动力已逐步成为制约粮食生产的关键因素，解决明天‘谁来种地’‘谁来种粮’已是当务之急”。
1995年，全国农村有11.6%的劳动力外出在不同领域就业，为平均每村94个劳动力。而2006年，全国平均每个村外出劳动力为277.7个劳动力，外出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接近三分之一。而目前已经成为备受社会关注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问题，也是基层农村缺乏劳动力的写照之一。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不少是老弱妇幼人员，造成农业主题弱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部分地区即使有现代化的农机推广项目，却因为无人可操作、无人会操作而难以推行。
一方面是大量的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广大乡村仅剩下留守的老年人和妇女儿童；另一方面是在耕地不断减少、农村劳动力紧缺的情况下，对现代化农业机械的需求继而增加的对高素质农村劳动力的需求。这俨然成了当下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一个“悖论”。综合我国城镇化率预测，到 2020年将新增城镇人口1.6亿，加上已经进入城市但户口仍在农村的人口，预计将有 3 亿多人口进城，届时农村劳动力紧缺问题必将更加紧张。另外，作为大量农民进城的连带影响之一，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引起学界的争论和民间的热议。而与此同时，不少地方政府已开始各种不同形式的土地置换操作。其间既有顺利实施的，也有强拆事件频发的。解决谁来种粮的问题着实影响范围甚广，任重道远。
“首先，要保证农业的土地供给。一方面要遏制城市盲目扩张，乱占耕地，努力避免大量土地撂荒，另一方面要加强环境保护。其次，在粮食科技方面要大力推动创新，从培育良种到农业生产机械化等，都需要科技进步来推动。最后，农产品产销渠道一定要保证畅通，避免农产品滞销或者价格过低给广大农民带来损失，粮食保护政策也一定要落到实处，使惠农政策真正惠及辛勤种粮的广大农民，促进农业现代化、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协调发展。”王雅鹏说。
城镇化VS粮食安全
城镇化是我国消解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举措。农村地区的城镇化也是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趋势。而在城镇化工程中，粮食安全问题也一直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李克强总理就多次指出处理好二者间关系的重要性：“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任何时候都要立足自己解决粮食问题，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这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也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速度很快，城市数从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今天的657个，建制镇从2173个增加到今天的19683个，城镇化人口从1.7亿增加到6.9亿，这一过程占用了大量的土地资源因非农化而走出农业和粮食生产，使我国的粮食生产供给遇到了严重挑战。与此同时，农民的市民化，所消耗的粮食又不断增加。据有关部门统计分析：中国城镇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其粮食消费量增加100亿斤。一个农民转变为一个市民之后，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食物结构变化等导致增加粮食消费80～100斤。城镇化过程中的粮食供给需求的反向运动，使我国粮食安全形势日益严峻，2012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九连增的背景下，仍然净进口粮食7748万吨，对外贸易依存度很高。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发展，很多地区出现了耕地资源规模大幅减少、耕地资源浪费及质量严重退化等现象。耕地资源的减少，有农业结构调整、生态退耕、城镇化和灾害毁损四个方面的原因。城镇化是仅次于生态退耕的主要影响因素，而且这种影响是不可逆的。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既有对非农建设用地合理需求扩大的原因，也有盲目圈地、乱批滥占耕地等原因。但无论什么原因，耕地资源更加短缺的现状已形成。1996 年，我国耕地总量为 19.51 亿亩，2008年降至 18.26 亿亩，下降 1.25 亿亩。
而为了应对这一现状，我国一直在积极采取多种应对措施。从2004年开始，我国开始实行种粮补贴，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这“四项补贴”从145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628亿元。尤其是农资综合直补水平大幅度提高，2012年补贴规模达到了1078亿元，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农民因生产成本增加带来的负担。2004～2011年间，中央财政对粮食主产区转移支付年均增长速度已达27.8%，不断加大对粮食主产区财政的支持力度。
18亿亩耕地红线的未来
中国目前有14亿左右的人口，以18亿亩耕地为底线的话，人均耕地是1.2亩多。中国目前的粮食平均亩产是320公斤左右，按此计算，1.2亩人均耕地的粮食平均产量就是380公斤左右。有研究表明，人均粮食370公斤是一个明显的界限，达到这个水平，就能够基本满足目前的食品消费需要。可见18亿亩应当是中国现阶段耕地保有量的下限。少于此，则粮食安全要出问题。尽管随着耕作技术的提高、种子的不断改良等因素，粮食单产可望有所提高，但同时，人口总量也会继续增长，粮食单产的提高将被人口的增长抵消，粮食安全始终不容乐观，所以18亿亩的红线被视作不可突破的粮食安全的底线。
李克强总理曾指出，保障粮食安全，保护耕地是关键。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项基本国策。
然而，具体到关于18亿亩耕地红线可否突破这一问题上，学者和专家的意见却不尽一致。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就曾多次指出，保卫粮食安全的“战争一定不能输”，尽管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用地高峰期，筑路造房都需要用地，但18亿亩的耕地红线万万突破不得。对此，经济学者茅于轼则认为，18亿亩红线是不必要的，取消土地改变用途的强制性限制，让市场发挥作用。不但能够保证粮食安全，而且能够大大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
实际上，关于18亿亩耕地红线可否突破的争论一直存在也一直非常激烈。更复杂的还在于相关土地制度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的权益问题、少数官员的腐败问题、户籍和城市化进程等问题。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出现和变化，都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各种不可忽视的影响。
由此，人们一直关注的粮食安全问题再次引起关注。而在城镇化浪潮之下，粮食安全的问题始终是上至国家下至百姓都息息相关并深为关切的问题。
到海外种粮去？
“GRAIN”，一个旨在关注农民利益和维护生态多样性的非政府组织的资料显示，目前世界农田购买目标地主要在非洲，但现在已经扩大到东欧、拉美和亚洲。
其1月份的一份报告指出：“目前全球有0.7%～1.75%的农田已经由本土向外转手。由于可耕地减少和人口膨胀，中国一直是最积极的海外农田买家。中国消耗全球五分之一的粮食，却只有全球9%的耕地。
2012年12月14日，国土资源部发布2011年度全国土地变更调查数据，“2011年度全国耕地面积净减少49万亩，耕地净减少势头得到控制，截至2011年12月31日，全国耕地保有量为18.2476亿亩，这是继2009年和2010年后，全国耕地面积连续第三年保持在18.24亿亩以上”。排除对基层上报数据真实性的考察，这些数据显示，保持“18亿亩耕地红线”的形势还是不容乐观的。
“当前国际粮食安全形势总体上不容乐观。一是产量增长不大，但消费年年增长，粮食的工业化、能源化、饲料化则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二是粮食缺乏日益严重，缺乏地区进一步扩大。三是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粮食的金融化进一步明显，热钱炒作粮食，和用粮食重塑美元霸权地位，进一步加大了粮食安全的风险。四是粮食贸易量和库存量减少，价格逐渐进入上升通道。” 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事、华中农业大学教授王雅鹏说。
王雅鹏指出，从国内看，尽管实现了粮食产量“九连增”，但粮食安全依旧不乐观。具体表现有，粮食进口量逐年增加，对国际粮源依存度加大。饲料粮缺口很大，逐年增加，缺口很大。大豆和食用油缺口很大，每年进口5000万到6000万吨的大豆及300万到400万吨的食用油。如果用国内耕地生产上述产品，则粮食安全压力会进一步增大。工业化和城镇化不仅消耗了大量的土地和水资源，而且也吸纳了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推动粮食消费量的因素越来越多，比如人口增长、饲料化、工业化、能源化。
实际上，上述项目只是我国业已存在的众多“海外种粮”项目之一。早在2008年，就有国内媒体报道“海外种粮”或成为农业部推动的一项长期战略。当时，农业部已经部署中国五大国有农垦集团对应中亚、俄罗斯、非洲、东南亚、南美洲五个投资地区。从战略层面而言，到海外种粮一方面是由于国内耕地资源和人口不成比例，有一定的供需缺口，又要保证耕地红线不被突破，那么到海外种粮就成为一种必要选择。另一方面，农业领域的合作也有利于中国同其他国家开展多方位的合作。比如非洲国家拥有非常丰富的土地资源，而由于管理不善，只有14%得到耕种，发展潜力很大。不少非洲国家也非常欢迎引进中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开发耕地资源。而由于“海外种粮”面临一定的外交、贸易、安全乃至国际舆论的问题，国家层面的综合性战略规划和统筹协调则不可或缺。
谁来种粮？
中国社科院于今年年初发表的2012年度《城乡一体化蓝皮书》指出，“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镇和工业部门转移，劳动力已逐步成为制约粮食生产的关键因素，解决明天‘谁来种地’‘谁来种粮’已是当务之急”。
1995年，全国农村有11.6%的劳动力外出在不同领域就业，为平均每村94个劳动力。而2006年，全国平均每个村外出劳动力为277.7个劳动力，外出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接近三分之一。而目前已经成为备受社会关注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问题，也是基层农村缺乏劳动力的写照之一。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不少是老弱妇幼人员，造成农业主题弱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部分地区即使有现代化的农机推广项目，却因为无人可操作、无人会操作而难以推行。
一方面是大量的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广大乡村仅剩下留守的老年人和妇女儿童；另一方面是在耕地不断减少、农村劳动力紧缺的情况下，对现代化农业机械的需求继而增加的对高素质农村劳动力的需求。这俨然成了当下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一个“悖论”。综合我国城镇化率预测，到 2020年将新增城镇人口1.6亿，加上已经进入城市但户口仍在农村的人口，预计将有 3 亿多人口进城，届时农村劳动力紧缺问题必将更加紧张。另外，作为大量农民进城的连带影响之一，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引起学界的争论和民间的热议。而与此同时，不少地方政府已开始各种不同形式的土地置换操作。其间既有顺利实施的，也有强拆事件频发的。解决谁来种粮的问题着实影响范围甚广，任重道远。
“首先，要保证农业的土地供给。一方面要遏制城市盲目扩张，乱占耕地，努力避免大量土地撂荒，另一方面要加强环境保护。其次，在粮食科技方面要大力推动创新，从培育良种到农业生产机械化等，都需要科技进步来推动。最后，农产品产销渠道一定要保证畅通，避免农产品滞销或者价格过低给广大农民带来损失，粮食保护政策也一定要落到实处，使惠农政策真正惠及辛勤种粮的广大农民，促进农业现代化、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协调发展。”王雅鹏说。
城镇化VS粮食安全
城镇化是我国消解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举措。农村地区的城镇化也是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趋势。而在城镇化工程中，粮食安全问题也一直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李克强总理就多次指出处理好二者间关系的重要性：“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任何时候都要立足自己解决粮食问题，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这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也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速度很快，城市数从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今天的657个，建制镇从2173个增加到今天的19683个，城镇化人口从1.7亿增加到6.9亿，这一过程占用了大量的土地资源因非农化而走出农业和粮食生产，使我国的粮食生产供给遇到了严重挑战。与此同时，农民的市民化，所消耗的粮食又不断增加。据有关部门统计分析：中国城镇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其粮食消费量增加100亿斤。一个农民转变为一个市民之后，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食物结构变化等导致增加粮食消费80～100斤。城镇化过程中的粮食供给需求的反向运动，使我国粮食安全形势日益严峻，2012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九连增的背景下，仍然净进口粮食7748万吨，对外贸易依存度很高。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发展，很多地区出现了耕地资源规模大幅减少、耕地资源浪费及质量严重退化等现象。耕地资源的减少，有农业结构调整、生态退耕、城镇化和灾害毁损四个方面的原因。城镇化是仅次于生态退耕的主要影响因素，而且这种影响是不可逆的。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既有对非农建设用地合理需求扩大的原因，也有盲目圈地、乱批滥占耕地等原因。但无论什么原因，耕地资源更加短缺的现状已形成。1996 年，我国耕地总量为 19.51 亿亩，2008年降至 18.26 亿亩，下降 1.25 亿亩。
而为了应对这一现状，我国一直在积极采取多种应对措施。从2004年开始，我国开始实行种粮补贴，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这“四项补贴”从145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628亿元。尤其是农资综合直补水平大幅度提高，2012年补贴规模达到了1078亿元，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农民因生产成本增加带来的负担。2004～2011年间，中央财政对粮食主产区转移支付年均增长速度已达27.8%，不断加大对粮食主产区财政的支持力度。
18亿亩耕地红线的未来
中国目前有14亿左右的人口，以18亿亩耕地为底线的话，人均耕地是1.2亩多。中国目前的粮食平均亩产是320公斤左右，按此计算，1.2亩人均耕地的粮食平均产量就是380公斤左右。有研究表明，人均粮食370公斤是一个明显的界限，达到这个水平，就能够基本满足目前的食品消费需要。可见18亿亩应当是中国现阶段耕地保有量的下限。少于此，则粮食安全要出问题。尽管随着耕作技术的提高、种子的不断改良等因素，粮食单产可望有所提高，但同时，人口总量也会继续增长，粮食单产的提高将被人口的增长抵消，粮食安全始终不容乐观，所以18亿亩的红线被视作不可突破的粮食安全的底线。
李克强总理曾指出，保障粮食安全，保护耕地是关键。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项基本国策。
然而，具体到关于18亿亩耕地红线可否突破这一问题上，学者和专家的意见却不尽一致。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就曾多次指出，保卫粮食安全的“战争一定不能输”，尽管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用地高峰期，筑路造房都需要用地，但18亿亩的耕地红线万万突破不得。对此，经济学者茅于轼则认为，18亿亩红线是不必要的，取消土地改变用途的强制性限制，让市场发挥作用。不但能够保证粮食安全，而且能够大大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
实际上，关于18亿亩耕地红线可否突破的争论一直存在也一直非常激烈。更复杂的还在于相关土地制度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的权益问题、少数官员的腐败问题、户籍和城市化进程等问题。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出现和变化，都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各种不可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