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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分性别样本探讨了我国劳动力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影响因素。数据表明，我国劳动力幸福感普遍较高。进一步回归分析发现，受访者主观幸福感不仅与户籍、年龄、婚姻、健康等个体特征因素有关，也与其自身工作满意度、生活公平度和社会信任度有关。因此，改善劳动者工作状况、增进生活公平、加强社会信任，都是提升我国劳动力幸福感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中国劳动力；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性别差异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资助
作者简介：顾天竹，男，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管理； 顾锡宏，男，常州开放大学校长，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与终身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47（2017）19-0010-08
自央视于2012年“你幸福吗”全国街头系列采访活动以来，以幸福为主题的研究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研究相互交叉，关于幸福问题的学术研究由来以久。亚当.斯密（1723-1790）认为，追求幸福的利已主义是人类所有行为的出发点，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即追求幸福是经济学发展的本源。现代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也构建了一个幸福方程式，即幸福=效用/欲望，认为幸福是个人效用的产物。可以说研究幸福、探讨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能够帮助提升国民幸福感，并有利于保障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繁荣，这在我国社会经济转型阶段尤为重要。
一、研究背景分析
关于现代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要追溯到二十世纪50—60年代，这是伴随着社会学中生活质量研究发展而来的新领域，而随后多数幸福感研究集中在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心理学家认为，幸福是依据主体自定标准对自身生活状况的一种整体评估，学界称为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作为福利经济学的分支，学者们对幸福感的研究并没有重视人类快乐与幸福的主观体验，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了国民收入、社会福利函数等问题上，由此，幸福感的度量变成了纯粹的财富度量。虽然财富增长很有可能带来一定程度的幸福感，但也有研究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导致人们的幸福水平随之提高。1974年，伊斯特林（Easterlin，1974）[1]提出的“幸福悖论”①将经济学的幸福研究带入了一个新领域。随后的研究也发现，幸福感不仅与经济变量有关，同时，也受到人格特质、社会人口、工作情况、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心理学和社会学家尝试将婚姻与幸福感联系起来，坎贝尔等学者（Campbell，1976）[2]认为，夫妻从婚姻中可以获得积极感受，从而产生婚姻幸福感。来自欧美的較多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与居民幸福感有显著关系，例如，阿拉西拉等（Alesina et al.，2004）[3]、克拉克（Clark，2003）[4]的研究。安德森（Anderson，2008）[5]则提出了老年人健康行为模型，并以此分析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该模型也成功地运用于老年人生活质量及相关研究中，例如，班诺等（Baernholdt et al.，2012）[6]、伯吉特等（Birgit et al.，2012）[7]的研究。
随着国际上幸福问题研究的不断进展，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也日益增加。罗文英和陈晓萍（2009）[8]分析了西方经济学领域中把幸福作为研究目的和出发点的扬弃与回归过程，认为当今经济学主流已经由理性人研究转为行为人研究的变化趋势。较多的研究集中于居民幸福感，例如，吴静（2009）[9]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城乡居民幸福感的主要影响因素，其居民幸福指数由健康生活、工作保障、社会环境、生活满意和未来信心等六个因子构成；任海燕和傅红春（2012）[10]通过有序概率模型证明了收入差距与居民幸福感的负向关系；陈婉婷和张秀梅（2013）[11]的研究认为，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整体较高，并认为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刘米娜和杜俊荣（2013）[12]认为，城市居民住房的绝对不平等影响了其幸福感。也有部分幸福研究针对特殊人群展开，例如，张兴贵等（2007）[13]采用结构方程建模技术，探讨了我国青少年学生人口学变量、人格维度和主观幸福感；徐鹏和周长城（2014）[14]基于Anderson健康行为模型，考察了诱因性人口学因素、赋能性因素、需求性因素以及健康行为因素对我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认为健康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也有个别研究从不同角度进行，例如，甘泉等（2010）[15]认为，对不幸福感的研究是从另一个角度探究幸福感。从国内文献来看，幸福感的经济学研究已有较多学术成果，这为幸福经济学的后继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提高国民幸福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对于幸福感的研究也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往文献较多集中于心理学研究，而经济学研究略显不足，幸福感研究在福利经济学中进展缓慢。关于国民幸福感，对居民及其他特殊人群的研究较多，却鲜有针对劳动人群幸福感的研究。此外，幸福感研究并没有对性别问题给予充分重视，一般仅仅将性别作为虚拟变量放入模型进行估计，难以准确地估算出内在个体差异与外在环境特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此前提下，有必要对我国劳动力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分性别讨论各因素的影响，这将对提高我国劳动力幸福感、增加劳动者工作效率有重要积极影响。
综上，本文将以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为基础，通过描述分析以及建立实证模型，探讨我国在职劳动力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并分性别测算各因素对样本人群幸福感的影响方向及大小。本研究的贡献在于，在已有幸福感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不同性别劳动个体主观幸福感获得过程中的差异，为完善我国劳动力市场、改善劳动者福利提供更多学术依据。 二、模型及数据
（一）模型设定
基于CLDS问卷数据，我们将受访者对自身幸福的打分作为主观幸福感来进行分析。考虑到主观幸福感可能存在的性别差异，实证研究中将采用分性别样本，即男性样本、女性样本与全样本数据进行对照回归，以考察性别在幸福感中的影响机制。参考国内关于幸福感的经济学研究，本文将考察包括个体基本情况、外部环境特征、社会保障体系对劳动力幸福感的影响（任海燕和傅红春，2012；陈婉婷和张秀梅，2013；徐鹏和周长城，2014；刘瑜，2015）。[10-16]本文测量主观幸福感的实证模型如下：
[Happinessi=α+β1cityi+β2agei+β3mari+β4heai+β5edui+β6pari+β7reli+β8wagei+β9jobi+β10lifei+β11soci+β12peni+β13medi+β14unei+β15inji+β16mati+β17houi+β18proi+μi]
其中，[Happiness]表示衡量劳动力主观幸福感的变量；个体基本特征变量包括[city]、[age]、[mar]、[hea]、[edu]、[par]、[rel]和[wage]，分别表示劳动力的是否城镇户籍、年龄、婚姻、健康程度、受教育程度、是否党员、有无信仰和个人月均工资收入；外部环境评估变量包括[job]、[life]和[soc]，分别表示劳动力对工作满意度、生活公平度和社会信任度的主观评估；社会保障体系包括[pen]、[med]、[une]、[inj]、[ma]和[hou]，分别表示劳动力是否拥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即五险一金；另外，考虑到地区差异及相关不可测量因素对样本主观幸福感造成的固定影响，模型中将控制省份虚拟变量[pro]；[α]和[β]是变量系数；[μ]是随机扰动项。因变量[Happiness]打分为1～6之间的整数，取值越大表示主观幸福感越高，即变量取值为离散的序数关系，因此，主观幸福感的实证将采用排序选择模型（ologit model）进行估计。
（二）数据和变量
本文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在2012年的调查数据②，即最近一期可获得的公开截面数据。选取劳动力个体问卷中基本情况、教育经历、工作状况、劳动力状态以及健康状况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CLDS是以劳动力为主题的全国性跟踪调查，内容涵盖教育、工作、健康、经济活动等众多议题，样本覆盖我国29个省市，调查对象为样本家庭户中的全部劳动力（15至64岁）。抽样方法采用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multistage cluster， stratified， PPS sampling）。
本研究选择劳动力中在职雇员样本进行分析，雇主、自雇非体力工作者、自雇体力工作者以及有工作但暂时不在岗者将不列入研究范围。根据我国劳动法规定，60周岁为男性退休年龄，并参考以往劳动经济学研究，在此，我们剔除年龄大于60岁的劳动力样本。由于实证模型涉及样本个体的基本特征、教育、健康及详细工作情况，因此，还要剔除主要变量存在极端异常值及变量缺失的部分样本。最终主观幸福感模型剩余3 782个有效样本可供进一步实证分析，包括2 160个男性和 1 622个女性样本。样本劳动力基本情况描述见表1。
三、劳动力工作状况与主观幸福感
（一）劳动力幸福感描述
当问及生活是否过得幸福，大多数受访者表示比较幸福，认为自己过得不幸福的不到7%；与大多数同龄人相比，约90%受访者表示自己至少相对幸福，认为相对不幸福的也仅有10%。不论是从样本总体还是男性或女性样本来看，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都占绝大部分，说明受访者主观幸福感普遍较高，且相对幸福感也較高。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在统计上主观幸福感也显示出与相对幸福感的高度相关性，两者相关系数高达0.7335，说明主观幸福感较高的人往往也认为自己比他人更加幸福，这可能与人们在评估自己幸福感时往往会与其他人做比较有关，也能间接地反映主观问题的相对性。样本劳动力主观幸福感及相对幸福感分布如表2所示。
（二）劳动力工作状况描述
在研究在职劳动力幸福感影响因素时，核算工作方面的影响尤为重要。我们将从受访者工作满意度和对工作意义的主观评价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劳动者的主观感受。
1.工作满意度评价。通常劳动者对工作较满意时，其幸福感会较高，而当工作不顺心时，其生活也可能变得不那么幸福，即认为工作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性。当提及一个劳动力工作状况时，往往有需要从许多方面来进行考量。考虑到影响工作满意度因素的多样化，我们从10个方面来描述劳动力的工作状况（见表3）。
通过表3中对各因素与工作整体满意度的相关分析可以发现，工作中表达意见的机会、他人给予工作的尊重与工作整体满意度的相关性最高，工作有趣、工作环境也与之较为相关；然而，收入与工作整体满意度的相关系数不足0.5，在10项因素中仅排到第6，说明收入多少并不与工作满意度高度相关，也就是说，收入并不能成为衡量工作满意度的唯一标准，也未必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工作合作者、收入情况、工作时间、能力和技能使用、晋升机会和工作安全性，这些因素与工作整体满意度的相关性较为接近，相关系数差异不到0.04，说明对满意度的影响也可能较为接近。通过男性和女性样本在工作状况主观评估上的对比可以发现，女性劳动力在工作安全性、工作环境和工作时间方面的打分较高，说明女性劳动力可能较多地被安排相对安全、环境舒适的工作岗位和场所，分配的工作时间也不会太长太集中；但以此为代价，女性对收入的满意度评价远低于男性劳动力。对于男女性别差异在工作状况上的表现，一方面来看，是出于对女性的关爱，体现在工作安全、工作环境和工作时间上的优待；而另一方面，则可能意味着工作中潜在的性别歧视问题，女性整体对收入的满意度远低于男性即是最明显的例证。 2.理想工作的意义。对于不同劳动者而言，工作的意义是不同的，换句话说，工作的需求是什么？显然每个人的答案不尽相同。分析不同劳动者对工作意义的理解，有助于了解劳动者实际生活需求，以便领导及决策层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工作激励措施、并提高劳动力工作积极性，以进一步提升其生活幸福感。
我们将受访者对各工作需求重要性的评价进行排序，数据详见表4。可以发现，谋生作为参加工作的最重要目的，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其他重要的因素包括获得尊重、充分发挥自己能力、让自己心安和兴趣使然；而对大多数人认为，通过工作来认识更多的人，其重要性远远低于谋生。对于理想的工作能满足什么需求，男性的想法显然不同于女性。与女性相比，男性在选择工作时更多地考虑如何能够充分发挥自己能力，以证明自身的价值；同时，男性也希望通过工作来认识和结交更多的人，女性在这方面的倾向则相对较低。
四、实证结果
我们先对全样本进行回归估计，实证结果如表5中全样本模型所示。从个人基本特征来看，城镇户籍的劳动力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农村户籍，幸福感的户籍差异说明了城乡二元经济体系对应的社会、经济、文化等等以及所包括的福利差异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显著；年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幸福感随着年龄增加而降低，中老年人的幸福感明显低于年轻人；婚姻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与婚前单身的情形相比，有伴侣的婚后生活幸福感得到了显著提高；健康程度与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印证了健康之于人生幸福的重要性；党员的幸福感显著高于非党员，说明党员的精神境界及其自身具备的正能量，对提高其生活幸福感也有积极作用；有信仰的人的主观幸福感也明显高于其他人，说明信仰作为部分人的精神支柱，也支配着他们的人生幸福。
从外部环境来看，工作满意度、生活公平度、社会信任度都对劳动力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对工作整体满意度越高，劳动力的主观幸福感就越高；认为生活越公平、公正，说明劳动者努力工作奋斗的积极性就越高、生活态度也更乐观向上，主观幸福感也就越高；同时，社会信任度越高，说明当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信任度越高时，人们的生活也就越越真诚、越纯粹、越轻松，社会成员的主观幸福感也自然越高；从系数大小来看，在劳动力主观幸福感的外部环境影响因素中，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生活公平度；最后，是社会信任度。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五险一金是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劳动力保障。对于所有劳动者而言，失业问题对个人和家庭经济生活的冲击最为直接，拥有失业保险的劳动者其幸福感显著高于没有失业保险的劳动者；其他保险对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劳动力整体对这些保障措施的感知不如失业保险来得敏感。
我们再将男性和女性分样本进行回归估计，实证结果如表5中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模型所示。与全样本模型结果有所不同，男性和女性样本在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上呈现较大差异。从回归系数及显著性可知：女性幸福感与年龄负向关系远高于男性，说明女性易老且怕老，不论在外表特征还是内在境界；婚姻给男性能带来更多的幸福与放松，对于女性而言，婚姻可能意味着更多的包容、牺牲和承担，因此，婚姻并没有为女性带来更多的幸福感；在是否党员和有无信仰方面，男性的影响是显著的，党员身份对男性的事业及社会网络的正面影响远高于女性，信仰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也能通过男性的社会地位而得到充分体现，与此相比，这两者对女性的影响要小得多。对于外部环境，女性更需要工作满意度及生活公平度的支持，较高的工作满意度有利于女性减轻来自家庭的负担，生活公平度的改善也有利于女性保持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使生活充满期待；相对于男性整体较为直接的思维方式，女性更能够接受社会信任度的挑战，因为普遍较高的感观能力将使得女性在这个缺乏信任的社会里洞若观火而不至于无所适从。对于五险一金的作用，男性可能在理解或者是感知上不如女性，基于所谓的缺乏安全感，女性往往更在乎社会对她们群体的保障，尤其是失业保险与养老保险，失业对女性的影响不弱于对男性，而养老也似乎成为女性群体最为关注问题；此外，住房公积金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为正，虽然系数并不显著，但至少说明，在这个房产至上的时代，住房公积金对于家庭幸福的影响也有一定份量，在这方面，女性的感知也比男性要敏感。
五、总结与讨论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和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理应过上更富足的生活。然而幸福并不一定与经济成正比，幸福感也不仅是简单的GDP问题，一定程度上还会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综合影响。在我国经济转型阶段，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关键在于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利用。因此，提升广大劳动者幸福感，对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从幸福感的经济学研究出发，探讨了我国劳动力工作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统计关系，并分性别测量各因素对样本劳动力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劳动力整体幸福感较高，幸福感的性别差异较小；分样本进一步实证分析发现，受访者主观幸福感存在户籍差异，城镇户籍居民幸福感高于农村；年龄增加对幸福感的影响为负，女性人群尤为明显；婚后男性普遍更加幸福，婚姻对改善女性生活并无显著幫助；健康程度对幸福感影响显著为正，健康情况是个体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党员的幸福感普遍高于非党员，男性党员幸福感显著较高；信仰对幸福感的影响为正，拥有信仰对男性人群幸福感的提高更为显著；受教育程度和月工资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统计关系均并不显著，说明幸福感与个体的教育和收入可能并无直接联系。从外部环境因素来看，工作满意度、生活公平度和社会信任度分别都对受访者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劳动力的工作状况、生活是否公平、社会成员信任度，都是个体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对外部环境的感知方面，男性和女性人群略有差异，其中，社会信任程度对男性幸福感影响更大、而对女性则不敏感。另外，社会保障对劳动力的主观幸福感也有影响，拥有五险一金对劳动者生活有一定帮助，其中失业保险更受到劳动者的关注，女性对养老保险也较为依赖。 不难看出，对于劳动者而言，收入改善并不完全意味着幸福感的提高，相比经济因素的影响，从工作方面的考量会更加重要。考虑到外部环境对个体生活幸福的影响，社会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可能有效的措施包括：打破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缩小居民生活质量的户籍差异；关爱中老年人生活，特别是提高老年女性生活質量；完善婚姻法，关注已婚妇女幸福度；注重年经党员的培养，保证党员先进性；保障公民信仰自由，传递社会正能量；重视劳动者权益，注重提高劳动保障及福利水平；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凝聚正气倡导公平、树立诚信之风；改进社会保障体系，加大五险一金普及覆盖，等等。除此以外，要想提升我国劳动力整体幸福感，各企事业单位更需要增加劳动者在工作中表达意见的机会、给予劳动者工作足够的尊重、调节工作内容并增加工作趣味性、提供更为舒适的工作环境等。对于大部分劳动者而言，工作的意义主要在于谋生，因此，改善劳动者工作状况、提高劳动者工作满意度，都是提高其生活质量并提升主观幸福感的有效途径。
本研究探讨了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揭示了工作状况对劳动力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并核算了性别差异在机制中的作用程度，为幸福感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更多数据支持。虽然本文对劳动力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描述和实证分析，但受限于截面数据的特点，研究并没有对特定个体主观幸福感的时间变化进行追踪，若能采用较为完整的面板数据进行追踪研究，那么更多潜在的影响因素将被充分考察。此外，主观幸福感的回归模型中尚欠缺衡量受访者家庭情况的相关变量，这也是后续研究可以改进之处。
注释：
①“幸福悖论”或“幸福-收入之谜”，又称伊斯特林悖论，被认为是幸福经济学的开端，引起了人们对幸福和收入关系的关注，由理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在1974年提出：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
②本文使用数据来自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本文的观点和内容由作者自负。如需了解有关此数据的更多信息，请登录http：//css.sysu.edu.cn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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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张兴贵，何立国，贾丽.青少年人格、人口学变量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模型[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7（1）：46-53.
[14] 徐鹏，周长城.我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Anderson健康行为模型的实证分析[J].社会保障研究，2014（2）：43-52.
[15] 甘泉，佐斌，孙山.不幸福感的概念和模型[J].心理科学进展，2010（7）：1062-1067.
[16] 刘瑜.社会保障制度的幸福效应实证研究——基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视角[J].商业经济研究，2015（6）：92-94.
[责任编辑 曹稳]
关键词：中国劳动力；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性别差异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资助
作者简介：顾天竹，男，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管理； 顾锡宏，男，常州开放大学校长，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与终身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47（2017）19-0010-08
自央视于2012年“你幸福吗”全国街头系列采访活动以来，以幸福为主题的研究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研究相互交叉，关于幸福问题的学术研究由来以久。亚当.斯密（1723-1790）认为，追求幸福的利已主义是人类所有行为的出发点，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即追求幸福是经济学发展的本源。现代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也构建了一个幸福方程式，即幸福=效用/欲望，认为幸福是个人效用的产物。可以说研究幸福、探讨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能够帮助提升国民幸福感，并有利于保障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繁荣，这在我国社会经济转型阶段尤为重要。
一、研究背景分析
关于现代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要追溯到二十世纪50—60年代，这是伴随着社会学中生活质量研究发展而来的新领域，而随后多数幸福感研究集中在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心理学家认为，幸福是依据主体自定标准对自身生活状况的一种整体评估，学界称为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作为福利经济学的分支，学者们对幸福感的研究并没有重视人类快乐与幸福的主观体验，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了国民收入、社会福利函数等问题上，由此，幸福感的度量变成了纯粹的财富度量。虽然财富增长很有可能带来一定程度的幸福感，但也有研究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导致人们的幸福水平随之提高。1974年，伊斯特林（Easterlin，1974）[1]提出的“幸福悖论”①将经济学的幸福研究带入了一个新领域。随后的研究也发现，幸福感不仅与经济变量有关，同时，也受到人格特质、社会人口、工作情况、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心理学和社会学家尝试将婚姻与幸福感联系起来，坎贝尔等学者（Campbell，1976）[2]认为，夫妻从婚姻中可以获得积极感受，从而产生婚姻幸福感。来自欧美的較多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与居民幸福感有显著关系，例如，阿拉西拉等（Alesina et al.，2004）[3]、克拉克（Clark，2003）[4]的研究。安德森（Anderson，2008）[5]则提出了老年人健康行为模型，并以此分析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该模型也成功地运用于老年人生活质量及相关研究中，例如，班诺等（Baernholdt et al.，2012）[6]、伯吉特等（Birgit et al.，2012）[7]的研究。
随着国际上幸福问题研究的不断进展，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也日益增加。罗文英和陈晓萍（2009）[8]分析了西方经济学领域中把幸福作为研究目的和出发点的扬弃与回归过程，认为当今经济学主流已经由理性人研究转为行为人研究的变化趋势。较多的研究集中于居民幸福感，例如，吴静（2009）[9]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城乡居民幸福感的主要影响因素，其居民幸福指数由健康生活、工作保障、社会环境、生活满意和未来信心等六个因子构成；任海燕和傅红春（2012）[10]通过有序概率模型证明了收入差距与居民幸福感的负向关系；陈婉婷和张秀梅（2013）[11]的研究认为，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整体较高，并认为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刘米娜和杜俊荣（2013）[12]认为，城市居民住房的绝对不平等影响了其幸福感。也有部分幸福研究针对特殊人群展开，例如，张兴贵等（2007）[13]采用结构方程建模技术，探讨了我国青少年学生人口学变量、人格维度和主观幸福感；徐鹏和周长城（2014）[14]基于Anderson健康行为模型，考察了诱因性人口学因素、赋能性因素、需求性因素以及健康行为因素对我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认为健康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也有个别研究从不同角度进行，例如，甘泉等（2010）[15]认为，对不幸福感的研究是从另一个角度探究幸福感。从国内文献来看，幸福感的经济学研究已有较多学术成果，这为幸福经济学的后继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提高国民幸福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对于幸福感的研究也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往文献较多集中于心理学研究，而经济学研究略显不足，幸福感研究在福利经济学中进展缓慢。关于国民幸福感，对居民及其他特殊人群的研究较多，却鲜有针对劳动人群幸福感的研究。此外，幸福感研究并没有对性别问题给予充分重视，一般仅仅将性别作为虚拟变量放入模型进行估计，难以准确地估算出内在个体差异与外在环境特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此前提下，有必要对我国劳动力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分性别讨论各因素的影响，这将对提高我国劳动力幸福感、增加劳动者工作效率有重要积极影响。
综上，本文将以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为基础，通过描述分析以及建立实证模型，探讨我国在职劳动力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并分性别测算各因素对样本人群幸福感的影响方向及大小。本研究的贡献在于，在已有幸福感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不同性别劳动个体主观幸福感获得过程中的差异，为完善我国劳动力市场、改善劳动者福利提供更多学术依据。 二、模型及数据
（一）模型设定
基于CLDS问卷数据，我们将受访者对自身幸福的打分作为主观幸福感来进行分析。考虑到主观幸福感可能存在的性别差异，实证研究中将采用分性别样本，即男性样本、女性样本与全样本数据进行对照回归，以考察性别在幸福感中的影响机制。参考国内关于幸福感的经济学研究，本文将考察包括个体基本情况、外部环境特征、社会保障体系对劳动力幸福感的影响（任海燕和傅红春，2012；陈婉婷和张秀梅，2013；徐鹏和周长城，2014；刘瑜，2015）。[10-16]本文测量主观幸福感的实证模型如下：
[Happinessi=α+β1cityi+β2agei+β3mari+β4heai+β5edui+β6pari+β7reli+β8wagei+β9jobi+β10lifei+β11soci+β12peni+β13medi+β14unei+β15inji+β16mati+β17houi+β18proi+μi]
其中，[Happiness]表示衡量劳动力主观幸福感的变量；个体基本特征变量包括[city]、[age]、[mar]、[hea]、[edu]、[par]、[rel]和[wage]，分别表示劳动力的是否城镇户籍、年龄、婚姻、健康程度、受教育程度、是否党员、有无信仰和个人月均工资收入；外部环境评估变量包括[job]、[life]和[soc]，分别表示劳动力对工作满意度、生活公平度和社会信任度的主观评估；社会保障体系包括[pen]、[med]、[une]、[inj]、[ma]和[hou]，分别表示劳动力是否拥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即五险一金；另外，考虑到地区差异及相关不可测量因素对样本主观幸福感造成的固定影响，模型中将控制省份虚拟变量[pro]；[α]和[β]是变量系数；[μ]是随机扰动项。因变量[Happiness]打分为1～6之间的整数，取值越大表示主观幸福感越高，即变量取值为离散的序数关系，因此，主观幸福感的实证将采用排序选择模型（ologit model）进行估计。
（二）数据和变量
本文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在2012年的调查数据②，即最近一期可获得的公开截面数据。选取劳动力个体问卷中基本情况、教育经历、工作状况、劳动力状态以及健康状况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CLDS是以劳动力为主题的全国性跟踪调查，内容涵盖教育、工作、健康、经济活动等众多议题，样本覆盖我国29个省市，调查对象为样本家庭户中的全部劳动力（15至64岁）。抽样方法采用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multistage cluster， stratified， PPS sampling）。
本研究选择劳动力中在职雇员样本进行分析，雇主、自雇非体力工作者、自雇体力工作者以及有工作但暂时不在岗者将不列入研究范围。根据我国劳动法规定，60周岁为男性退休年龄，并参考以往劳动经济学研究，在此，我们剔除年龄大于60岁的劳动力样本。由于实证模型涉及样本个体的基本特征、教育、健康及详细工作情况，因此，还要剔除主要变量存在极端异常值及变量缺失的部分样本。最终主观幸福感模型剩余3 782个有效样本可供进一步实证分析，包括2 160个男性和 1 622个女性样本。样本劳动力基本情况描述见表1。
三、劳动力工作状况与主观幸福感
（一）劳动力幸福感描述
当问及生活是否过得幸福，大多数受访者表示比较幸福，认为自己过得不幸福的不到7%；与大多数同龄人相比，约90%受访者表示自己至少相对幸福，认为相对不幸福的也仅有10%。不论是从样本总体还是男性或女性样本来看，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都占绝大部分，说明受访者主观幸福感普遍较高，且相对幸福感也較高。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在统计上主观幸福感也显示出与相对幸福感的高度相关性，两者相关系数高达0.7335，说明主观幸福感较高的人往往也认为自己比他人更加幸福，这可能与人们在评估自己幸福感时往往会与其他人做比较有关，也能间接地反映主观问题的相对性。样本劳动力主观幸福感及相对幸福感分布如表2所示。
（二）劳动力工作状况描述
在研究在职劳动力幸福感影响因素时，核算工作方面的影响尤为重要。我们将从受访者工作满意度和对工作意义的主观评价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劳动者的主观感受。
1.工作满意度评价。通常劳动者对工作较满意时，其幸福感会较高，而当工作不顺心时，其生活也可能变得不那么幸福，即认为工作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性。当提及一个劳动力工作状况时，往往有需要从许多方面来进行考量。考虑到影响工作满意度因素的多样化，我们从10个方面来描述劳动力的工作状况（见表3）。
通过表3中对各因素与工作整体满意度的相关分析可以发现，工作中表达意见的机会、他人给予工作的尊重与工作整体满意度的相关性最高，工作有趣、工作环境也与之较为相关；然而，收入与工作整体满意度的相关系数不足0.5，在10项因素中仅排到第6，说明收入多少并不与工作满意度高度相关，也就是说，收入并不能成为衡量工作满意度的唯一标准，也未必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工作合作者、收入情况、工作时间、能力和技能使用、晋升机会和工作安全性，这些因素与工作整体满意度的相关性较为接近，相关系数差异不到0.04，说明对满意度的影响也可能较为接近。通过男性和女性样本在工作状况主观评估上的对比可以发现，女性劳动力在工作安全性、工作环境和工作时间方面的打分较高，说明女性劳动力可能较多地被安排相对安全、环境舒适的工作岗位和场所，分配的工作时间也不会太长太集中；但以此为代价，女性对收入的满意度评价远低于男性劳动力。对于男女性别差异在工作状况上的表现，一方面来看，是出于对女性的关爱，体现在工作安全、工作环境和工作时间上的优待；而另一方面，则可能意味着工作中潜在的性别歧视问题，女性整体对收入的满意度远低于男性即是最明显的例证。 2.理想工作的意义。对于不同劳动者而言，工作的意义是不同的，换句话说，工作的需求是什么？显然每个人的答案不尽相同。分析不同劳动者对工作意义的理解，有助于了解劳动者实际生活需求，以便领导及决策层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工作激励措施、并提高劳动力工作积极性，以进一步提升其生活幸福感。
我们将受访者对各工作需求重要性的评价进行排序，数据详见表4。可以发现，谋生作为参加工作的最重要目的，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其他重要的因素包括获得尊重、充分发挥自己能力、让自己心安和兴趣使然；而对大多数人认为，通过工作来认识更多的人，其重要性远远低于谋生。对于理想的工作能满足什么需求，男性的想法显然不同于女性。与女性相比，男性在选择工作时更多地考虑如何能够充分发挥自己能力，以证明自身的价值；同时，男性也希望通过工作来认识和结交更多的人，女性在这方面的倾向则相对较低。
四、实证结果
我们先对全样本进行回归估计，实证结果如表5中全样本模型所示。从个人基本特征来看，城镇户籍的劳动力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农村户籍，幸福感的户籍差异说明了城乡二元经济体系对应的社会、经济、文化等等以及所包括的福利差异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显著；年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幸福感随着年龄增加而降低，中老年人的幸福感明显低于年轻人；婚姻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与婚前单身的情形相比，有伴侣的婚后生活幸福感得到了显著提高；健康程度与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印证了健康之于人生幸福的重要性；党员的幸福感显著高于非党员，说明党员的精神境界及其自身具备的正能量，对提高其生活幸福感也有积极作用；有信仰的人的主观幸福感也明显高于其他人，说明信仰作为部分人的精神支柱，也支配着他们的人生幸福。
从外部环境来看，工作满意度、生活公平度、社会信任度都对劳动力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对工作整体满意度越高，劳动力的主观幸福感就越高；认为生活越公平、公正，说明劳动者努力工作奋斗的积极性就越高、生活态度也更乐观向上，主观幸福感也就越高；同时，社会信任度越高，说明当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信任度越高时，人们的生活也就越越真诚、越纯粹、越轻松，社会成员的主观幸福感也自然越高；从系数大小来看，在劳动力主观幸福感的外部环境影响因素中，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生活公平度；最后，是社会信任度。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五险一金是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劳动力保障。对于所有劳动者而言，失业问题对个人和家庭经济生活的冲击最为直接，拥有失业保险的劳动者其幸福感显著高于没有失业保险的劳动者；其他保险对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劳动力整体对这些保障措施的感知不如失业保险来得敏感。
我们再将男性和女性分样本进行回归估计，实证结果如表5中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模型所示。与全样本模型结果有所不同，男性和女性样本在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上呈现较大差异。从回归系数及显著性可知：女性幸福感与年龄负向关系远高于男性，说明女性易老且怕老，不论在外表特征还是内在境界；婚姻给男性能带来更多的幸福与放松，对于女性而言，婚姻可能意味着更多的包容、牺牲和承担，因此，婚姻并没有为女性带来更多的幸福感；在是否党员和有无信仰方面，男性的影响是显著的，党员身份对男性的事业及社会网络的正面影响远高于女性，信仰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也能通过男性的社会地位而得到充分体现，与此相比，这两者对女性的影响要小得多。对于外部环境，女性更需要工作满意度及生活公平度的支持，较高的工作满意度有利于女性减轻来自家庭的负担，生活公平度的改善也有利于女性保持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使生活充满期待；相对于男性整体较为直接的思维方式，女性更能够接受社会信任度的挑战，因为普遍较高的感观能力将使得女性在这个缺乏信任的社会里洞若观火而不至于无所适从。对于五险一金的作用，男性可能在理解或者是感知上不如女性，基于所谓的缺乏安全感，女性往往更在乎社会对她们群体的保障，尤其是失业保险与养老保险，失业对女性的影响不弱于对男性，而养老也似乎成为女性群体最为关注问题；此外，住房公积金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为正，虽然系数并不显著，但至少说明，在这个房产至上的时代，住房公积金对于家庭幸福的影响也有一定份量，在这方面，女性的感知也比男性要敏感。
五、总结与讨论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和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理应过上更富足的生活。然而幸福并不一定与经济成正比，幸福感也不仅是简单的GDP问题，一定程度上还会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综合影响。在我国经济转型阶段，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关键在于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利用。因此，提升广大劳动者幸福感，对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从幸福感的经济学研究出发，探讨了我国劳动力工作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统计关系，并分性别测量各因素对样本劳动力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劳动力整体幸福感较高，幸福感的性别差异较小；分样本进一步实证分析发现，受访者主观幸福感存在户籍差异，城镇户籍居民幸福感高于农村；年龄增加对幸福感的影响为负，女性人群尤为明显；婚后男性普遍更加幸福，婚姻对改善女性生活并无显著幫助；健康程度对幸福感影响显著为正，健康情况是个体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党员的幸福感普遍高于非党员，男性党员幸福感显著较高；信仰对幸福感的影响为正，拥有信仰对男性人群幸福感的提高更为显著；受教育程度和月工资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统计关系均并不显著，说明幸福感与个体的教育和收入可能并无直接联系。从外部环境因素来看，工作满意度、生活公平度和社会信任度分别都对受访者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劳动力的工作状况、生活是否公平、社会成员信任度，都是个体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对外部环境的感知方面，男性和女性人群略有差异，其中，社会信任程度对男性幸福感影响更大、而对女性则不敏感。另外，社会保障对劳动力的主观幸福感也有影响，拥有五险一金对劳动者生活有一定帮助，其中失业保险更受到劳动者的关注，女性对养老保险也较为依赖。 不难看出，对于劳动者而言，收入改善并不完全意味着幸福感的提高，相比经济因素的影响，从工作方面的考量会更加重要。考虑到外部环境对个体生活幸福的影响，社会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可能有效的措施包括：打破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缩小居民生活质量的户籍差异；关爱中老年人生活，特别是提高老年女性生活質量；完善婚姻法，关注已婚妇女幸福度；注重年经党员的培养，保证党员先进性；保障公民信仰自由，传递社会正能量；重视劳动者权益，注重提高劳动保障及福利水平；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凝聚正气倡导公平、树立诚信之风；改进社会保障体系，加大五险一金普及覆盖，等等。除此以外，要想提升我国劳动力整体幸福感，各企事业单位更需要增加劳动者在工作中表达意见的机会、给予劳动者工作足够的尊重、调节工作内容并增加工作趣味性、提供更为舒适的工作环境等。对于大部分劳动者而言，工作的意义主要在于谋生，因此，改善劳动者工作状况、提高劳动者工作满意度，都是提高其生活质量并提升主观幸福感的有效途径。
本研究探讨了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揭示了工作状况对劳动力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并核算了性别差异在机制中的作用程度，为幸福感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更多数据支持。虽然本文对劳动力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描述和实证分析，但受限于截面数据的特点，研究并没有对特定个体主观幸福感的时间变化进行追踪，若能采用较为完整的面板数据进行追踪研究，那么更多潜在的影响因素将被充分考察。此外，主观幸福感的回归模型中尚欠缺衡量受访者家庭情况的相关变量，这也是后续研究可以改进之处。
注释：
①“幸福悖论”或“幸福-收入之谜”，又称伊斯特林悖论，被认为是幸福经济学的开端，引起了人们对幸福和收入关系的关注，由理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在1974年提出：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
②本文使用数据来自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本文的观点和内容由作者自负。如需了解有关此数据的更多信息，请登录http：//css.sy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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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曹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