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经济学院第一例非典患者已经出院了。由于我和另外两位老师及一位系统管理人员（其中还有一位外籍老师）和她“亲密接触”程度较高，我们都不同程度地被分级别隔离和自律性隔离。至今，这几位同事和学院当初排查认定嫌疑的其余三十几位老师都安然无恙，活跃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非典”恐惧的根源
　　
　　由于有“非典”嫌疑，一段时间以来，被划归“另类”的我反而能相对独立地思考和观察公众对非典的社会心理反应。显然，公众对非典的惶恐有时候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据媒体报道，有位大学生怀疑自己患非典而跳楼自杀。香港也有类似事件。北京开通了3条非典心理咨询热线，心理医生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说，两天共接到了500个电话。打电话的人不是针对非典病情本身的咨询（北京另有20多条热线对病情进行咨询），而是出于一种深深的惶恐，这种惶恐已经严重的干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而无法自拔……
　　冷静下来分析，非典的死亡率不足5％，这不足5％的死亡率中，还包括那些因非典导致其他并发症而死亡的病例。每年因感冒引起的并发症死亡率肯定也不会是小数字，我们的老帅叶剑英便因此而去世。非典似乎并没有人们想象的恐怖，甚至有人说，非典是一个需要两星期恢复的流行性感冒。
　　那么，如何理解公众恐惧的根源？
　　我们现在的恐惧与美国人在1999年对于行星撞地球以及对千年虫问题的恐惧有一定的相似性。1999年，美国一名天文学家用高倍望远镜观察到一颗行星正以极高的速度向地球坠落，后来据他的数学推测，这个行星将会以极高的速度撞击地球，而地点是曼哈顿。一时间这个消息成为美国各大媒体的头版新闻，报纸的长篇累牍甚至使曼哈顿通向其他州的公路发生了严重的堵塞，许多人开着汽车带着金银细软和生活日用品举家逃离。后来，这颗彗星与地球擦肩而过。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千年虫问题，从1999至2000年，千年虫在美国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媒体讨论在我们这个数字化商业时代，千年虫问题到底会引起什么样的灾难。除了甲银行账户的钱会跑到乙的账户外，更有一家媒体指出，由于“落后”的俄国和中国无法解决千年虫问题，他们的导弹会接到错误的指示而对准美国发射，甚至报纸绘制了15枚中国导弹和200多枚俄国导弹落在美国的具体方位。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为解决千年虫问题曾拨款100亿美元。当然，千年虫并没有引起预料中的混乱。
　　非典、行星撞地球以及千年虫固然是风牛马不相及的问题，但它们有两个共同的特征：一是半科学性；第二是受所有人关心。半科学性是指可被所有人观察，而不能被大多数人验证的问题。而这两个特性又恰恰是绝好的新闻眼，构成足以吸引所有人眼球的新闻素材。
　　
　　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不大
　　
　　同样，非典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也没有人们想象的大。
　　如果把宏观经济运行比作一个复合性随机过程的话，非典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将会是一次性的短期冲击。从观察到的事实来看，春节期间非典在泛珠江地区肆虐，到5月上旬，香港和广州等地的疫情基本上得到了控制。3月底4月上旬，非典沿京广线北上，对山西、河北、内蒙古和北京、天津的影响较大。目前这几个地方已经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非典”运动，进行了大面积的消毒，并对民众进行广泛宣传和教育，凡是从外地回来的人，都实行了严格的隔离。这种措施比几个月前广东等地的措施可要严格得多。按常理推测的话，在这些地方控制疫情最多需要花同广东等地同样的时间。也就是说，“非典”很有可能在今年6月中下旬之前基本得到控制，并且可能只影响到珠江三角洲一带和环渤海一带的一个哑铃形状的经济区域带。这样一来，非典只是一种短暂的局部地区的危害。
　　如果接受非典事件是一次性的不期扰动因素，消费者的长期收入预期就不会有多大的变动。目前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消费、投资、进出口”这三驾马车中，前两者的贡献约占98%。消费者长期收入的预期不变，长期消费支出就会维持不变，从而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也会维持稳定。该花的钱还是要花。基于收入的支出函数不变，投资预期也不会改变。投资函数中的变量关系稳定，拉动宏观经济增长的投资力也会持续强劲。从吸引外资方面看，外国对中国的投资短期内会有一些影响，但长期来看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动。
　　收入和投资预期不变，短期性的非典冲击仅会造成行业上的边际调整而不是生产力和购买力的损失。这种调整将主要表现在部门替代和季节性替代上。
　　所谓部门替代就是说，一些部门收入在减少，另外一些部门的收入却增加了。非典事件发生后，原定在疫区举行的会议基本上都取消，其他会议由于交通的原因也大多数延迟，出去吃饭、玩乐的人少了，人们都窝在家里，看电视、上网等等，旅游业、交通、餐饮行业和娱乐经济收入受到了打击。但“非典”促使人们买别的东西却多了。对口罩、中药、消毒水等的需求大大增加，医药医疗器材和化工部门的经济销售增加了许多。亲戚之间互相联系显著增多，电讯部门收入大大增加。为了防治非典，大多数学校停课或改变教学方式，教育业的发展有所停滞，学校的学生不上课，就多了许多时间用来运动，运动器材的销售量上升得很快。许多有钱购买汽车也有需要的中产阶层，平日里忙得没时间，现在也终于抽出空来，汽车工业的收入也有较大的增长。
　　季节性替代的典型是，该在“五一”时候出去旅游花却没有花的钱，可能会在“十一”的时候花出去，旅游、交通、餐饮、娱乐等行业还是能保持一定的收入，只是时间延迟了。非典给会议、教育等部门带来的影响，也会在将来一段时期内得到补偿。
　　综合这两个替代，全年消费总体来看增减幅度就不是很大了。
　　如果非典只是由于病毒传染而不是其他原因引起的话，例如实验室制造和恐怖分子有意袭击引起的话，它应该只在短期内给人们的生活以及宏观经济带来影响，影响面限于经济表层结构中的零售和服务行业，而对一些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深层结构部门，比如重化工制造业、基础设施部门、原材料和能源等部门，不会有太大的诱发性影响。只要理性地对待它，“非典”给宏观经济的损失不会很大。
　　“非典”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恐怖。目前它给经济带来的许多损失是由于人们夸大了“非典”的危害，然后作出种种“非典型性举动”。当然今年早些时候国家的宏观决策对“非典”现象的反应是比较迟钝的，这暴露了我国在疫情的预测，尤其是疫情和宏观经济相互关联方面预测的缺陷。针对这次非典事件的经验和教训，我国宏观决策措施的改进更多的应该是完善疫情防范、监测制度，加大媒体透明度积极配合政府“非典”防治工作，提升公众理性，尽快恢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而不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过度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