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对于人生价值的评定有三个标准：“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三者为其一，便是不朽。这也是众多的才子名将共同追求的目标。但是，当不朽与做人的基本信念发生冲突时，是活着还是死去这一难住了哈姆雷特的选择题常常就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而这一难题，由于不朽概念的存在，就使得人们无论是选择生还是选择死，都无法用勇敢和懦弱来衡量，人们通常把在危难面前大义凛然英勇就义的人，称为英雄。我们感叹那“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义无反顾；我们感叹那“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情万丈。这些人在我们心中都是英雄，值得尊敬。但是，那些身陷困境仍坚毅不屈的人们却更让人肃然起敬，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人们看到了生的伟大。
　　在这里，我们把司马迁和屈原的生死抉择作个比较：他们同样是遭受挫折，但他们却做出了相反的决定，司马迁选择了生，屈原选择了死，虽然两者选择方式不同。但都在生命的自我选择中实现了生命意义的超越。而司马迁的生命超越则是敢于直面人生的苦难，通过著述摆脱对生命价值的困惑和疑问，在对历史的思考与描述中获得生命的尊严与生存的终极意义。
　　司马迁的“隐忍苟活”，是为了成就人生的大事业，垂名不朽，实现人生价值；屈原的“毅然赴死”是把人格、理想看得比生命更重要，以死来体现生命的尊严。在生与死的抉择上，对生死有这样一种状态，就是人在选择死亡的时候，这种死是必须的，比如对刘胡兰、董存瑞、谭嗣同这些人来说，他们无法选择苟活，他们的死是必须的，他们只有赴死才能体现人生价值。
　　但在人们自身可以选择生死的情况之下，笔者认为活着比死去更具有意义。每个人都有理想，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总会遇到种种困难和挫折，一旦理想得不到实现，就选择以死明志，那么理想永远不会成为现实。也就不会有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越国也永远不会复国，也就是说人只有活着才有希望。
　　就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明自己受辱不死的原因，是为了使“文采表于后”，他“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这种将个人价值置于历史长河之中来衡量的宏阔眼光，终于使他超脱了庸常的“死节”观念的束缚，而选择了一条更为考验人的精神与意志的荆棘之路，从而体现生命的真正价值。
　　生存之道，在于人生价值的实现，在践行理想的过程中，任何选择死的行为都是毫无意义的，比如《渔父·楚辞》中屈原说的“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这正说明了屈原在“美政”的理想无法实现时。就用死来捍卫自己的尊严。有人说这一行为表达了屈原宁死不屈，对自己理想的珍爱、执着，体现了他的价值取向。
　　但笔者认为并非如此，屈原投身汩罗，以此结束了生命，那么，试问一个人都已经失去了生命，那么如何去执着、珍爱自己的理想，人死了，理想便不复存在，那么，又如何体现所谓的价值取向呢?我想屈原的死并不是浑浊的世道所致，而是他自己的性格所决定的，一个绝对的完美主义者，在“美政”的理想破灭之后，除了死，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吧!而这种死毫无意义，在这里，笔者并非批判三阊大夫，只是提出这样的质问罢了。
　　可能正是屈原的死警示了许许多多的后来之人，让他们在挫折中隐忍前行。如果赤壁大火烧尽了曹操的意志，何来三国鼎立；如果流放生活摧残了东坡的意志，何来大江东去；如果长征艰辛击溃了主席的意志，何来中国重生……
　　西楚霸王的鲜血可以染红乌江，却改变不了国破家亡的结局。三闾大夫的躯体可以让汩罗哭泣，却改变不了楚国灭亡的命运。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生存之道在于以生践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生命是可贵的，只要人活着，便会有希望，正如鲁迅先生所言“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不朽，但我们都有追求它的权利，在追求的过程中永不放弃，那么，这便是一种永恒。
　　老子骑牛，归去不知红尘滚滚。只求清静无为；庄生梦蝶，醒来谁见白衣飘飘，但愿逍遥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