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3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雷雨》结束了在上海的4场演出，算是为纪念该剧发表80周年的演出活动画上了休止符。这样一场本意是向经典致敬的活动，却因为一些年轻观众在剧场里发出的爆笑声，而将经典推向了被人拿来重新审视和评价的位置上。
　　80年前，《文学季刊》刊登了23岁年轻人万家宝的剧本《雷雨》，正是这部作品，后来被树立为中国戏剧走向现代和成熟的坐标原点。但是，回望来路，后人是否真的读懂了《雷雨》？曹禺的追随者是在一步步趋近经典，还是在不知不觉间与其背道而驰？幕落之后，讨论继续。
　　经历了3代演员整整60年的诠释，北京人艺把《雷雨》说清楚了吗？北京人艺导演顾威给了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回答：“经典永远不可能说是挖尽了，曹禺自己都说，‘我不敢说我把人说清楚了’，我们也只能是一步一步接近曹禺先生的原意。”
　　评论家解玺璋认为，《雷雨》写的是悲剧，而这部作品80年来的命运本身也是个悲剧，“它自从一生下来就被别人‘绑架’，曹禺就失去了支配它的权力”。他认为，我们今天坚持的传统，可能是对《雷雨》误读的传统，“我们今天已经和曹禺渐行渐远，能不能找到回来的路都是问题。我们需要的创新，其实应该是回归曹禺，真正地去理解他，理解他笔下的人物”。
　　虚拟问答
　　有人说，《雷雨》从诞生之初就安居于庙堂之高。其实不然。这80年来，一直有许多不同的声音，以审慎的态度看待这部作品，不断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今天的我们，无缘和曹禺先生面对面讨论这部作品，那么不妨回到他的文字中，进行一次虚拟的对话。你会发现，今天人们提出的许多问题，其实曹禺早已做出了回答。
　　问：《雷雨》是模仿之作吗？
　　答：我很钦佩，有许多人肯费了时间和精力，使用了说不尽的语言来替我的剧本下注脚。在国内这些次公演之后更时常地有人论断我是易卜生的信徒，或者臆测剧中某些部分是承袭了Euripides的Hippolytus（指古希腊悲剧大师欧里庇得斯的名作《希波吕托斯》）或Racine的Phedre（指法国剧作家拉辛的作品《费德尔》）灵感。认真讲，这多少对我是个惊讶。我是我自己——一个渺小的自己：我不能窥探这些大师们的艰深，犹如黑夜的甲虫想象不来白昼的明朗。在过去的几十年，固然也读过几本戏，演过几次戏，但尽管我用了力量来思索，我追忆不出哪一点是在故意模拟谁。
　　问：《雷雨》的创作初衷是什么？
　　答：累次有人问我《雷雨》是怎样写的，或者《雷雨》是为什么写的这一类问题。老实说，关于第一个，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第二个呢，有些人已经替我下了注释，这些注释有的我可以追认——譬如“暴露大家庭的罪恶”——但是很奇怪，现在回忆起三年前提笔的光景，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我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然而在起首，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象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
　　问：如何看待《雷雨》中的角色？
　　答：在《雷雨》里的八个人物，我最早想出的，并且也较觉真切的是周蘩漪，其次是周冲。其他如四凤，如朴园，如鲁贵都曾在孕育时给我些苦痛与欣慰，但成了形后反不给我多少满意。我欢喜看蘩漪这样的女人……她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她敢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斗。虽然依旧落在火坑里，情热烧疯了她的心，然而不是更值得人的怜悯与尊敬吗？这总比阉鸡似的男子们为着凡庸的生活怯懦地度着一天一天的日子更值得人佩服吧。
　　（所有回答均摘自曹禺《我如何写雷雨》一文，该文于1936年1月发表于天津《大公报·文艺》第80期。）
　　（摘自《北京日报》 本文作者：牛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