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权并非国有资产的代言人与职业经理人之间博弈的工具，而应成为联系企业的长期业绩与职业经理人收益的纽带。
　　
　　职业经理人离职是经常发生的事，但华晨的苏强、何涛离职事件却因其复杂的背景引起众人的关注。华晨汽车曾经是中国汽车行业的一面旗帜，其发生的一系列变故，给人们提出了许多问题：混合产权模式如何进一步清晰？政府如何透明处置公众公司的内部事务？等等。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国有企业建立经营者的激励机制，并实现国有资产的代言人与职业经理人的激励相容。
　　华晨职业经理人之变，薪酬激励体系的设计与执行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我们看到，苏强等四人当初选择与政府合作而与仰融划清界限，与政府2002年12月许诺的巨额认购期权有相当的关系，而四人近期又与政府发生矛盾，则是源于对政府违约不履行期权的不满。
　　1999年苏强等四位华晨高管也曾被仰融授予认购期权，与2002年12月辽宁省政府许诺的期权相比，有些不同之处：
　　其一，授予期权的环境。仰融时代的华晨并不存在所有者缺位问题，经营者激励问题也不突出，四大金刚与仰融的利益在发展华晨中国的事业上达到了一致。
　　而华晨中国的产权被确认为国有之后，如何重新认识职业经理人作用的问题、国有资产的代言人与职业经理人的委托代理问题、惯有的薪酬体系与对职业经理人的巨额激励之间的冲突问题就一一凸显出来了。此时，从政府的角度看，华晨正是依靠国有企业的名号获得很多的支持，才得以快速地发展壮大，苏强等职业经理人对于华晨的贡献则要大大地打上折扣。因此，对于苏强等人的作用，辽宁省政府与仰融的看法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别。同时，惯有的国有企业薪酬体系与对苏强等人的期权激励之间的巨大反差，也会造成行权的障碍。
　　其二，授予期权的目的和时机。仰融授予苏强、吴小安等四人认股权的目的，奖励的成分居多，并且仰融选择了在其事业发展即将进入一个新阶段时“赠送”期权，既是对他们过去的肯定，也是对其将来的鼓励。因此，该期权除了时间限制外，似乎没有其他限制。
　　而辽宁省政府所承诺的期权则不同。苏强等4人与华晨在2002年12月签订的协议签在辽宁省政府与仰融的产权斗争之时，他们已成为政府争取苏强等人的重要砝码。管理层的金融知识及汽车行业的经验，使得华晨的新大股东不惜以新的期权作为留人的手段，该期权协议则表明了政府救急的用意。从公开资料来看，该期权的认购与经营业绩、净资产收益率没有挂钩，而且行权的成本固定（每股认购价格为0.95港元），如果该期权顺利兑现，按照华晨中国平均股价，苏强等四人又将每人获得1－2亿多元港币的财富。业内人士认为，此笔期权在华晨动荡交叠之际，对于稳定这四位关键人物的军心的确起了不小的作用。
　　其三，期权协议执行情况。前一份期权在仰融的主持下基本执行完毕，而后一份期权协议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履行。一是由于汽车行业的竞争加剧及周期调整造成的华晨中国的业绩下滑给了大股东借口；二是华晨汽车已经度过了动荡期，与两年前国有资本刚刚从仰融手中接过华晨系不同，华晨系的资产关系、产业结构等都已基本理顺，“四大金刚”已经完成了“过渡期”的使命。去年华晨业绩不佳和之前高管层辞职的威胁，让国有资本下决心要彻底收回控制权。
　　虽然辽宁省政府将华晨纳入麾下,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华晨两次实行认购期权的过程中窥视中国管理层的激励制度。
　　首先，国有体制下的激励制度选择。本来在仰融时代，并不存在产权纠纷，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实现了激励相容。但在政府掌控华晨后，国有产权的代言人与职业经理人的薪酬待遇上的巨大差距，权力分配上的不平衡，以及汽车这一高度竞争行业对于职业经理人的倚重状况,都对激励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苏强等人面临的问题其实是国有企业的薪酬体制与期权激励制度不相容的产物。
　　另外，我们还看到，认股权（期权）在国内仍然是一个新鲜事物。由于《公司法》的诸多限制，国内真正意义上的股票期权很少，大多以虚拟股票期权的面目存在，而华晨中国作为香港、美国两地上市公司，采取的是正式的股票期权形式，难免会与国内的制度存在冲突。
　　其次，激励制度的效果。作为长期激励手段，期权制度着重于将企业的长期业绩与管理层的收益相挂钩，但是股票价格的短期波动与企业经营业绩并不完全一致，于是，期权制度在短期来看激励的效果会受到影响，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与短期经营业绩之间的矛盾也难以调和。华晨的汽车战略着眼于长期布局，而源于汽车产业周期的调整因素使其短期的市场表现不尽如人意。国有企业惯有的业绩考察制度及政府与职业经理人相互信任的缺失，使得双方在企业经营方向上存在分歧，最终只能以职业经理人选择离开为结果。
　　第三，建立期权激励制度的基础。期权激励制度的基础应该是相互信任的机制和文化。薪酬激励制度设计的目标是股东与管理层共赢，而四大金刚与华晨大股东的合作阶段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且因利益而合作的痕迹过于明显，在仰融对于华晨的影响并非短时间能够消除的情况下，双方对于管理层的贡献及作用问题存在分歧是必然的。
　　在华晨经过产权之争后，国有资产的代言人与管理层的权力之争日益激烈，大股东已经不能做到充分授权，相互间信任的基础已经失去。因此，在关于能否行权的争论开始之时，就已经昭示股票期权已经失去激励效果。
　　苏、何的离职事件告说明，中国职业经理人市场建设仍需完善，经济转型时期的企业产权归属、管理层的贡献认定及激励体制安排，在相当时间内会对管理层的稳定产生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