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农业税时代和“新农村建设”为主旨的大量财政资源投入两个周期后，在新一届政府的施政纲要“四化同步”中，“新型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成为新时期的中国农村政策重点。其实质是，在“城乡统筹”的话语下，让更多半工半农的农民完全脱离农村“市民化”，同时将空出来的土地集中，进行更具规模化的“现代化”经营。
　　在中央政府稳增长、扩大内需、扩大名义城市化率和对粮食自供率的担忧，以及地方政府GDP竞争、土地财政和急切改变地方面貌的动力下，这种“城市化”、“现代化”想象及其具体执行将对中国农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农村发展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径，合理的未来中国农村应该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是当前各界争议颇大，而讨论并不充分的重大问题。

分化的村庄

　　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地域宽广，各地农村情况千差万别，而且，由于中国近30年的工业化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使得与工业紧密相关的农村，依照与工业社会的不同关系，呈现出了明显的多样性特征。
　　它们主要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约占5%到10%的与城市和工业社会关系最为紧密的沿海和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这里的农民已经基本上成为工业社会的一部分，绝大部分也以地租或产业集群的方式分享了工业社会的收益；二是中西部和华北等人多地少的传统农业重地，主要劳动力在外务工，老人、孩子在家进行传统农业种植的半工半农村庄；三是像东北等少数地多人少，适合大规模机械生产的农村；四是一些交通不便、生产生活条件较为恶劣的农村，尤其是山区村庄，大批农民移居，已呈现空心村迹象的村庄。
　　对以上几种村庄进行区分，在此基础上做出不同政策安排，是合理的农村政策的起点。比如，对第一种村庄所属的村民进行城乡一体化的统筹，使之成为完全城市化的一部分，剥离“农村”的讨论语境；第二种村庄则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农村政策最重要的落点，在一部分能够完全融入城市生活的村民退出之后，这些村庄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将存在大量的农业人口，农民的就业生活问题与农业的发展问题相比，对当地具有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位置，在这些地区盲目搞“农业现代化”，可能给当地农民带来巨大隐患；三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重点区域；四是可以考虑淡化公共设施建设，退耕还林等，以村民个体为主要政策落点，比如对其转入其他条件较好村庄或进入城镇生活进行补贴。
　　遗憾的是，目前中国无论学界、媒体圈还是政界，谈起农村，多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在制定农业农村政策时，也仍然主要以笼而统之的农村概念作为基础，使得中国目前的农业农村政策缺乏较强的针对性。
　　最显著的是，在仍有2.1亿农户的情况下，除少数中西部补偿较低地区外，通常盼望征地、但为获更高额赔偿而抗争的少部分城郊农民时常成为被剥夺农民的代表；而谈到农业现代化之时，具有大规模生产基础的东北和农业人口退出充分的郊区家庭农场等“并非主流农业社区的地方”成为讨论主角。

以不典型地区的经验来讨论普遍话题，一个结果可能是，地方政府在利益驱动下，在目前尚不适合大规模推广规模化经营的主流农村地区推行“农业现代化”。

　　在前一种情况下，有巨大土地收益可能的郊区农民与一般要靠农地种植谋生的农民已是两个阶层；在后一情况下，以不典型地区的经验来讨论普遍话题，一个结果可能是，地方政府在利益驱动下，在目前尚不适合大规模推广规模化经营的主流农村地区推行“农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焦虑

　　对“现代化”的想象和追求，是中共几代领导人一直以来的最大施政目标，现在的“新四化”构想，直接上承上世纪60年代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和目标。
　　在这种“现代化”体系中，仅仅是“农业现代化”落后于工业化这一事实，就会成为一个焦虑主题。于是，通过提高规模化组织化、加大资金和技术投入，提高农业效率，使得“四化同步”，变成迫切的需要，再加上保障粮食安全和增加农民收入等理论上的好处，推进农业现代化似乎成为理所当然的政策选择。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建设现代农业的新要求，明确指出，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事实上，过去几年，随着进城农民急剧增多、农业劳动力退出加大，民间自发的种植规模扩大和政府以资金和政策推进的更大规模流转，都在各地普遍存在。
　　规模化经营无疑是未来农业的方向。问题只在于，政府的力量一旦介入，打破民间正常的自发过程，具有形象工程爱好，越大越好、越快越好的农业规模化可能形成一种运动，使得更多仍需要通过土地生产维持基本生活水准的农户失去农业生产机会。而在农业这一特殊的产业中，很多时候，规模化流水线的生产模式，并没有精细劳作的家庭式模式效率高。
　　2014年1月4日，在“清华‘三农’论坛”开幕式上，“三农”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曾表示：“中国推进农业现代化，采取什么样的经营方式、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是现阶段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必须要回答和解决的最根本问题，对这些根本性的问题，理论界和决策部门目前认识并不一致，有着很大分歧。”
　　“最根本”一词，形象反映了“农业现代化”在本届政府农村政策中的重要位置，以及接下来几年政府可能对农村施加的重大影响和方式。
　　中央农村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最近的频频发言中，亦表达出对农业现代化的极大热情，他的主要构想是，在支持普通农户提高生产集约化程度、形成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农场的同时，构建一个为之服务的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这种家庭农场的基本特征是，100亩左右的适度规模，从业家庭基本能达到与城市收入相近的收入，同时兼顾社会公平和农业效率。 　　可以看出，与流行舆论中“资本下乡、大干快上”的方式不同，他努力将未来中国农村现代化的主要图景框在“家庭农户”这一主体上。
　　过去几年，对“资本下乡”可能造成对弱势农民挤压的讨论已经较为充分。在这种情景下，政策部门如今似乎更愿意推动这种“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家庭农场模式。

正视现实主流农村

　　在取消农业税后的近10年时间，中央实行大规模资金直接投入农村的直补式“新农村建设”政策。包括韩俊等在内的许多“三农”学者称之为“中国农村的黄金10年”，但在不少人眼里，这种政策由于延续了城乡分立的结构，既不利于加大农民工消费的“城市现代化”，又不利于规模经营的“农村现代化”，被认为并不成功。
　　从调查中看到，当前主流粮食产区的农民在财政大量补贴的情况下，虽然生活总体安稳，但小农户种粮收入不高，确有自发规模化经营和增加收入的热情。
　　然而，必须明白的一个前提是，在工业化社会中，与工业相比，农业天然是一个弱势产业。在已经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中，通常都会对农业进行大规模补贴，使得从事农业生产者的生活达到与城市人口相近甚至更高的水准。
　　而中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爬坡阶段，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开动马力，让农业达到与工业一样的“发达”程度，只可能出现一批受政府扶持的“样板农业现代化”，对最广大的农村和农民并不会有大帮助。反而可能因为制造样板的需要，抽夺本应属于他们的土地和资金等资源。
　　比如，有人经常引用为家庭农场良好典范的例子，一个是黑龙江省30多户拥有的1万多亩的大水稻田，一个是中国最发达区域上海市郊区的户均百亩的家庭农场。这些地区显然都不是当前“三农”问题的主要场所，从中得出的经验，也无法推广至人地关系紧张的华北、中原和中部地区“三农”问题主要区域。

　　所以，在目前这种“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政策热情之中，重要的是，必须正视中国的农村现实。据农业部统计，目前中国3亿亩流转土地中，真正转到集体经营、合作经营和企业经营等其他主体去的，大约只有1亿亩。中国仍有2.1亿户小农，农村90%以上的土地仍然是以小农户为主的家庭在经营。虽然粮食进口逐年增加，但中国粮食生产连续10年增长，口粮自供率并无问题，其他农产品同样供应充足且价格合理，事实上并没有出现需要通过规模化提高生产效率来满足供应不足的迫切性。
　　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中国工业化逐步推进中，中国农村居住人口会从目前的7亿多逐步减少，但仍将是大量人口居住劳作的小农社会。即使在城市化达到峰值之后，根据不同学者的测算，中国的农村人口也将保留在3亿到4亿左右。看清这个缓慢的过程和也许并不怎么“现代化”的终点，政府在制定政策之时，才可能去除一夜之间将中国农村改造成大规模生产的想象。
　　这种也许需要几代人反复才能完成的“农业现代化”过程，需要有历史的耐心。但对于一个需要政绩的地方官员而言，他的任期显然只有几年，完成一个“规模化经营”项目，当然最好是只争朝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