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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罗兰·巴特符号学理论的核心是区分了符号的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由此出发，罗兰·巴特把玩具视为一种符号，从儿童玩具性质的转变、儿童玩具功用的丧失、儿童玩具材料的去生命化三个方面对儿童玩具进行了分析，揭示出直接意指层面的儿童玩具已经消逝这一事实。
[关键词]符号；直接意指；含蓄意指；玩具
如果有人说“儿童玩具消逝了”，想必人们听到后很是惊讶。商场、超市的专柜上不是摆满了形状各异、质料不一、种类繁多的儿童玩具吗?怎么能说儿童玩具消逝了呢?可法国学者罗兰·巴特通过对玩具的符号学分析，真切地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儿童玩具已然消逝了。
一、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
罗兰·巴特是继索绪尔之后法国重要的符号学家，是历史符号学分析的代表人物。在包括他在内的符号学家的眼中，事物虽然先在地具有客观的物理属性，但却不先在地具有客观的意义，意义是人与社会历史地赋予的，它指涉着人对客观事物的理解和解释。符号即是表征意义的实体，有意义的事物即是一种符号。进言之，从根本上来说，人的世界就是一个由符号构成的意义世界，自然事物虽然客观存在，但若离开了符号的表征，就是没有意义的“不存在”。人为事物也同样如此，它只有化为符号，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中被人理解，产生意义，才有存在的价值。作为索绪尔的追随者，罗兰·巴特的重要贡献在于：“他首先创立了意义分析的模式，经由这个模式，意义沟通和互动的观念得以分析”。而就其符号学理论的核心而言，罗兰·巴特在索绪尔区分符号的“能指”(也被译为“符号具”，是符号的形象、记号或声音等，可由感官感知)与“所指”——(也被译为“符号义”，是符号所指涉的心理概念)的基础上，把符号的能指进一步区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为“直接意指”或“明示义”(denotation)，是符号与其所指涉的外在事物之间比较明显的符号意义。以符号“狗”为例，它的直接意指包括如下含义：如“四条腿、喘粗气、有臭味”等；第二层次为“含蓄意指”或“隐含义”(connotation)，是依据第一层的符号具，给予社会价值和意义的指涉。如以“狗”指代“品行卑劣的人”。
一般而言，直接意指被视为事物的原意，含蓄意指被视为事物的特殊意。在人类文化的变迁过程中，符号往往脱离事物的原意，而具有特殊的意义。正如意大利语言学家安伯托·艾可(UmhertoEco)1968年在他的第一本记号学著作《LaStruttura assente》中所指出的：“在历史上许多建筑中同时存在着主要机能(明示义)与深层机能(隐含义)，而这二种机能是相辅相成的。有时反而深层机能取代主要机能。如希腊的神殿，它的主要机能是祭拜神祖，但现在大家只记得它的深层机能，代表完美的黄金比例和建筑史上的典范。又如东京铁塔是为了通讯转播使用而建造，但现在它的深层机能代表着日本先进的象徽，更是观光客必访之景点。因此，物品不单是具有其本身的意义，更带有较深层的意涵，而这也就是当物品符号化时，其多重意义的展现。”
二、从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看儿童玩具的消逝
在粗浅地理解了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的核心概念后，如果把玩具看作是符号，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儿童玩具消逝了”这样的判断。进言之，当我们说儿童玩具消失的时候，并非意指作为一种有形事物的儿童玩具从地球上消失了，而是意指作为一种符号的玩具消失了，即玩具的直接意指或原意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文化背景下的含蓄意指或特殊意义。基于这样的角度，罗兰·巴特在《玩具》一文的开篇写道：“法国成人都把儿童看成是另一个他自己，这方面最好的例证就是法国玩具。通常的玩具基本上都是一种微型成人；它们都是成人物件的缩小的复制品，在公众看来，儿童似乎只是一个更小的成人，一个必须向他提供与其身材相当的物件的小精灵。”这里，罗兰·巴特无非是说，玩具的直接意涵或原意是“供孩子玩耍的器具”，但现在直接意指被遗忘了，人们只记得它的含蓄意指——“成人物件的缩小的复制品”。这和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对儿童消失的分析是一致的：“当我说到童年的消逝时，我指的是一个概念的消逝。”“请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儿童已经基本上从媒体、尤其是电视上消失了。(广播电台或唱片上是绝对没有儿童痕迹的，但儿童在电视上消失更加发人深省。)当然，我并不是说年纪小的人看不见了。我是说当他们出现的时候，都被描绘成十三世纪的绘画作品上那样的微型成人。”可以说，无论是罗兰·巴特还是尼尔·波兹曼，都是从符号的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的区分来看待儿童和玩具的，这不同于我们通常从自然的物理的角度去看待儿童和玩具，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消失”的真正内涵。在他们的眼中，作为符号概念的儿童与玩具的消失是一个过程，都意味着儿童的成人化。
(一)儿童玩具性质的转变：从“儿童”的“玩具”到“成人”的“工具”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儿童”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某一客观自在的种群，它是人类符号世界中的一个概念符号，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谁是或不是儿童，“我们的基因里并不包含明确的指令。人类的生存法则也不要求对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进行区分。”就儿童概念的发生而言，“儿童”大约产生于16世纪，在它之前，并不存在与成人相区分的“儿童”，儿童与成人是同一的。在此之后，儿童才被界说为具有不同于成人本质的独特的群体，受到特别的尊重和爱护。“发现儿童”的自然主义教育的创立者卢梭如是说：“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儿童是有他特有的看法、想法和感情的；如果用我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去代替他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那简直是愚蠢的事情。”
如果我们承认儿童就是儿童，而不是什么“小大人”(little man)，那我们就必须赋予儿童的“玩具”以不同于成人的“工具”的独特性和存在的正当性。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儿童的天性是无利害的自由自足的“玩”，而玩不可能空着手玩，玩总是要“玩什么”，即玩“玩具”。玩的无利害和自由自足赋予了“玩具”以无利害和自由自足的特性，或者玩玩具绝不是出于实现某个已经设定好的“外在目的”，而是自身就值得欲求，它的目的就在玩玩具的过程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玩具是儿童自由的独特的内在生命的表征。这就与成人的充满功利性的“工具”区别开来。工具是成人实现外在目的的手段，失去了外在目的，工具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儿童会把玩具视为另一个自己，视为鲜活的生命，而成人会把工具视为身外之物，一旦达到目的，就弃之一边。
现在的问题是，“玩具”这一符号的直接意指在现代社会被人遗忘了，它不再指涉实现儿童玩耍天性的超功利的上手之物，转而指涉实现成人 社会外在目的的功利性工具。儿童玩具的自足性消失了，“儿童玩具”不再是“儿童”的“玩具”，而是充当了儿童社会化、成人化的“工具”。正是基于对玩具自身意义的消逝这一问题实质的把握，罗兰·巴特说道：“法国玩具总是意味着某种东西(罗兰·巴特用黑体字标示，意在说明作为符号的玩具的“能指”——引者注)，而这种东西又总是完全社会化的，是成人的现代生活的那些神话或技术所构成的：军队、发报机、收音机、医疗器具(小型医务箱、玩具娃娃手术室)、学校、艺术发型(可揉成波纹的头发)、航空(伞兵)、运输(火车、雪铁龙、汽艇、轻骑摩托车、加油站)、科学(火星人玩具)。法国玩具完全地预示着成人功能世界这一点，显然只能训练儿童接受成人的所有功能，甚至在他考虑之前就为他建立起一种本性的借口，该本性一贯地创造着军人、邮递员和vespas。在此，玩具提供了成人所不为之惊讶的一切东西的目录——例如，有一些玩具娃娃还可以撒尿；它们有一种食管，可以插入奶瓶，可以印湿它们的襁褓；毫无疑问，它们腹中的牛奶会很快变成水。人们可以按照家庭主妇的要求打扮小姑娘，使之‘适应于’其未来的母亲角色。”
一旦儿童的玩具总是意味着“成人的现代生活”，作为原意的儿童玩具实际就消失了，现世的玩具只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儿童玩具。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分析对儿童玩具真相的这种揭示提醒着我们，如果社会真想尊重儿童，就必须恢复作为符号的玩具的原意，使儿童在玩玩具的过程中自由地、快乐地实现自我生长。
(二)儿童玩具功用的丧失：从激发儿童的创造力到塑造儿童的适应力
儿童之为儿童，就在于他有着成人所不具备的创造力。被誉为“儿童世纪的代表”的蒙台梭利是这样描述这种创造力的：“在儿童心灵中有着一种深不可测的秘密，随着心灵的发展，它逐渐展现出来。这种隐藏的秘密像生殖细胞在发展中遵循某种模式一样，也只能在发展的过程中才可能被发现。”她把幼儿视为“精神(心理)的胚胎”，认为“一个婴儿有一种创造的本能，一种积极的潜力，能依靠他的环境，构筑起一个精神世界。”这意味着是儿童自己创造了自己，而不是成人创造了儿童。
然而儿童的创造性不可能凭空展现，无中生有，因为人在环境当中而不在环境之外，儿童必须通过与其身处的环境打交道，才能实现自我的创造。玩具作为儿童环境的重要部分，发挥着开发儿童创造力的作用。同时，玩具也因“玩”的创造性而成为“活”的玩具而不是“死”的玩具。
问题是，现代的成人不承认儿童的创造潜能和儿童作为创造者的身份，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儿童的创造者，儿童则成为成人社会的适应者。“成人把儿童看做心灵里什么也没有的某种东西，有待于他们尽力去填塞；把儿童看做孤弱的和无活力的某种东西，为此成人必须为他们做所有的事情；把儿童看做缺乏精神指导的某种东西，需要不断地给予指导。总之，我们可以说，成人把自己看作儿童的创造者”。由此出发，成人为儿童预制了种种毫无个性的模式化的“玩具”，儿童因而不再是玩具的“创造者”，而变成了玩具的“适应者”。玩具也不再是激发儿童创造力的“活”的玩具，而变成了使儿童适应模式化的无创造力的成人生活的“死”的玩具。
面对这样一个成人预制的“玩具”世界，罗兰·巴特说道：“儿童只能是主人和使用者，而从来不是创造者；他不创造世界，而是利用世界。人们为他准备的动作无险情、无惊奇、无乐趣。人们把他变成了一位喜欢待在家里的小主人，他甚至不需要去发明成人才有的因果关系的动力；人们为他提供的都是现成的，他只须去使用，人们从不向他提供需要他东跑西颠的东西。”如此这般，当玩具不再能激发儿童的创造力，而是退化为塑造儿童适应力的工具的时候，作为原意的玩具的本质功能就丧失了，玩具也因此在这个层面上宣告消逝。
(三)玩具材料的去生命化：从自然材料到人造材料
从符号学的角度分析，构成玩具的材料作为一个符号，也有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之分。在罗兰·巴特看来，“一个使人沮丧的符号，那便是木质材料的逐渐消失”和人造化学材料的出现。这显然是就符号的直接意指的消逝而言的，由此可推导出玩具在材料层面的消逝。
儿童通过感觉与世界发生交互作用，从而创造自我和世界。如卢梭所言：“由于所有一切都是通过人的感官而进入人的头脑的，所以人的最初的理解是一种感性的理解，正是有了这种感性的理解做基础，理智的理解才得以形成，所以说，我们最初的哲学老师是我们的脚、我们的手和我们的眼睛。”如果我们理解了感官的感性在儿童认识自己和世界中的重要性，那我们就可以理解大自然所提供的丰富多彩、有声有色的材料对儿童感性发展的重要性，进而理解由自然材料构成的玩具对儿童感觉发展的重要性。这也就是说，构成玩具的自然材料是有生命的、有活力的、亲切的、柔和的，它可以全面地、立体地与儿童的感官发生作用，刺激儿童感官的全面发展。与之相比，人造材料则破坏了自然材料所具有的生命质感和活泼本性，给予感官的只是冰冷、乏味、机械、隔膜，毫无活力可言，是去生命的，儿童的感觉由此不可能得到精心的培育。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罗兰·巴特从符号学的角度对玩具材料所发的如下精妙之论：“通常的玩具都是用不讨人喜欢的材料做成的，它们是一种化学产品，而不是一种自然物质产品。许多玩具现在都是用复杂的胶团模压而成的；塑料材料的外表既是粗劣的又是洁净的，它灭除触觉的快感、柔和感和人情味。一个使人沮丧的符号，那便是木质材料的逐渐消失，木质材料就其硬性和柔性以及其自然的任何形式上减除锋利棱角的伤害和金属的化学凉意；在儿童玩它时、磕碰它时，它不振动，也不吱嘎作响，它出声低沉而干脆；这是一种熟悉的和富有诗意的物质，它使儿童得以继续与树木、桌椅、木板接触。木材不伤人，也不会变坏；它不会变碎，它只在耗损，可以长时间延用，可以与儿童共生存，可以逐渐地改变对象与手的关系；即使它死亡，也是在缩小中死去的，而不像那些在一种破坏性动力的局部突起的作用下消失的玩具那样是在鼓胀过程中死去的。”“今后，玩具从材料到颜色都会是化学的；它的材料本身会导致一种使用的一般肌体的感觉，而不是快感的机体感觉。”因此，“这种玩具死得很快，而且一旦死去，在儿童看来，它们便没有任何身后的价值。”玩具符号的去自然化和去生命化，只能导致人自身感受性的丧失和行动能力的退化。就当下的幼儿教育理论和实践而言，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但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我们有必要开始注意玩具材料的选择了，以使玩具具有生命力。
1900年，瑞典教育家爱伦·凯在《儿童的世纪》中提出了“20世纪是儿童的世纪”的口号。然而，当历史的长河流至21世纪时，细心的人们却发现在尊重儿童的高昂口号和热情行动的背后，是儿童与童年的消逝，本文所言的“儿童玩具的消逝”即是其显明的标志之一。如欲改变这种不见儿童和儿童玩具的现状，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成人必须平衡好自己的“有为”和“无为”，把握好自己与儿童交往的尺度和边界，如此，才能使儿童玩具的直接意指得以彰显，使儿童玩具真正成为儿童的玩具而不是其他。
[关键词]符号；直接意指；含蓄意指；玩具
如果有人说“儿童玩具消逝了”，想必人们听到后很是惊讶。商场、超市的专柜上不是摆满了形状各异、质料不一、种类繁多的儿童玩具吗?怎么能说儿童玩具消逝了呢?可法国学者罗兰·巴特通过对玩具的符号学分析，真切地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儿童玩具已然消逝了。
一、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
罗兰·巴特是继索绪尔之后法国重要的符号学家，是历史符号学分析的代表人物。在包括他在内的符号学家的眼中，事物虽然先在地具有客观的物理属性，但却不先在地具有客观的意义，意义是人与社会历史地赋予的，它指涉着人对客观事物的理解和解释。符号即是表征意义的实体，有意义的事物即是一种符号。进言之，从根本上来说，人的世界就是一个由符号构成的意义世界，自然事物虽然客观存在，但若离开了符号的表征，就是没有意义的“不存在”。人为事物也同样如此，它只有化为符号，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中被人理解，产生意义，才有存在的价值。作为索绪尔的追随者，罗兰·巴特的重要贡献在于：“他首先创立了意义分析的模式，经由这个模式，意义沟通和互动的观念得以分析”。而就其符号学理论的核心而言，罗兰·巴特在索绪尔区分符号的“能指”(也被译为“符号具”，是符号的形象、记号或声音等，可由感官感知)与“所指”——(也被译为“符号义”，是符号所指涉的心理概念)的基础上，把符号的能指进一步区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为“直接意指”或“明示义”(denotation)，是符号与其所指涉的外在事物之间比较明显的符号意义。以符号“狗”为例，它的直接意指包括如下含义：如“四条腿、喘粗气、有臭味”等；第二层次为“含蓄意指”或“隐含义”(connotation)，是依据第一层的符号具，给予社会价值和意义的指涉。如以“狗”指代“品行卑劣的人”。
一般而言，直接意指被视为事物的原意，含蓄意指被视为事物的特殊意。在人类文化的变迁过程中，符号往往脱离事物的原意，而具有特殊的意义。正如意大利语言学家安伯托·艾可(UmhertoEco)1968年在他的第一本记号学著作《LaStruttura assente》中所指出的：“在历史上许多建筑中同时存在着主要机能(明示义)与深层机能(隐含义)，而这二种机能是相辅相成的。有时反而深层机能取代主要机能。如希腊的神殿，它的主要机能是祭拜神祖，但现在大家只记得它的深层机能，代表完美的黄金比例和建筑史上的典范。又如东京铁塔是为了通讯转播使用而建造，但现在它的深层机能代表着日本先进的象徽，更是观光客必访之景点。因此，物品不单是具有其本身的意义，更带有较深层的意涵，而这也就是当物品符号化时，其多重意义的展现。”
二、从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看儿童玩具的消逝
在粗浅地理解了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的核心概念后，如果把玩具看作是符号，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儿童玩具消逝了”这样的判断。进言之，当我们说儿童玩具消失的时候，并非意指作为一种有形事物的儿童玩具从地球上消失了，而是意指作为一种符号的玩具消失了，即玩具的直接意指或原意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文化背景下的含蓄意指或特殊意义。基于这样的角度，罗兰·巴特在《玩具》一文的开篇写道：“法国成人都把儿童看成是另一个他自己，这方面最好的例证就是法国玩具。通常的玩具基本上都是一种微型成人；它们都是成人物件的缩小的复制品，在公众看来，儿童似乎只是一个更小的成人，一个必须向他提供与其身材相当的物件的小精灵。”这里，罗兰·巴特无非是说，玩具的直接意涵或原意是“供孩子玩耍的器具”，但现在直接意指被遗忘了，人们只记得它的含蓄意指——“成人物件的缩小的复制品”。这和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对儿童消失的分析是一致的：“当我说到童年的消逝时，我指的是一个概念的消逝。”“请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儿童已经基本上从媒体、尤其是电视上消失了。(广播电台或唱片上是绝对没有儿童痕迹的，但儿童在电视上消失更加发人深省。)当然，我并不是说年纪小的人看不见了。我是说当他们出现的时候，都被描绘成十三世纪的绘画作品上那样的微型成人。”可以说，无论是罗兰·巴特还是尼尔·波兹曼，都是从符号的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的区分来看待儿童和玩具的，这不同于我们通常从自然的物理的角度去看待儿童和玩具，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消失”的真正内涵。在他们的眼中，作为符号概念的儿童与玩具的消失是一个过程，都意味着儿童的成人化。
(一)儿童玩具性质的转变：从“儿童”的“玩具”到“成人”的“工具”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儿童”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某一客观自在的种群，它是人类符号世界中的一个概念符号，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谁是或不是儿童，“我们的基因里并不包含明确的指令。人类的生存法则也不要求对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进行区分。”就儿童概念的发生而言，“儿童”大约产生于16世纪，在它之前，并不存在与成人相区分的“儿童”，儿童与成人是同一的。在此之后，儿童才被界说为具有不同于成人本质的独特的群体，受到特别的尊重和爱护。“发现儿童”的自然主义教育的创立者卢梭如是说：“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儿童是有他特有的看法、想法和感情的；如果用我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去代替他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那简直是愚蠢的事情。”
如果我们承认儿童就是儿童，而不是什么“小大人”(little man)，那我们就必须赋予儿童的“玩具”以不同于成人的“工具”的独特性和存在的正当性。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儿童的天性是无利害的自由自足的“玩”，而玩不可能空着手玩，玩总是要“玩什么”，即玩“玩具”。玩的无利害和自由自足赋予了“玩具”以无利害和自由自足的特性，或者玩玩具绝不是出于实现某个已经设定好的“外在目的”，而是自身就值得欲求，它的目的就在玩玩具的过程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玩具是儿童自由的独特的内在生命的表征。这就与成人的充满功利性的“工具”区别开来。工具是成人实现外在目的的手段，失去了外在目的，工具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儿童会把玩具视为另一个自己，视为鲜活的生命，而成人会把工具视为身外之物，一旦达到目的，就弃之一边。
现在的问题是，“玩具”这一符号的直接意指在现代社会被人遗忘了，它不再指涉实现儿童玩耍天性的超功利的上手之物，转而指涉实现成人 社会外在目的的功利性工具。儿童玩具的自足性消失了，“儿童玩具”不再是“儿童”的“玩具”，而是充当了儿童社会化、成人化的“工具”。正是基于对玩具自身意义的消逝这一问题实质的把握，罗兰·巴特说道：“法国玩具总是意味着某种东西(罗兰·巴特用黑体字标示，意在说明作为符号的玩具的“能指”——引者注)，而这种东西又总是完全社会化的，是成人的现代生活的那些神话或技术所构成的：军队、发报机、收音机、医疗器具(小型医务箱、玩具娃娃手术室)、学校、艺术发型(可揉成波纹的头发)、航空(伞兵)、运输(火车、雪铁龙、汽艇、轻骑摩托车、加油站)、科学(火星人玩具)。法国玩具完全地预示着成人功能世界这一点，显然只能训练儿童接受成人的所有功能，甚至在他考虑之前就为他建立起一种本性的借口，该本性一贯地创造着军人、邮递员和vespas。在此，玩具提供了成人所不为之惊讶的一切东西的目录——例如，有一些玩具娃娃还可以撒尿；它们有一种食管，可以插入奶瓶，可以印湿它们的襁褓；毫无疑问，它们腹中的牛奶会很快变成水。人们可以按照家庭主妇的要求打扮小姑娘，使之‘适应于’其未来的母亲角色。”
一旦儿童的玩具总是意味着“成人的现代生活”，作为原意的儿童玩具实际就消失了，现世的玩具只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儿童玩具。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分析对儿童玩具真相的这种揭示提醒着我们，如果社会真想尊重儿童，就必须恢复作为符号的玩具的原意，使儿童在玩玩具的过程中自由地、快乐地实现自我生长。
(二)儿童玩具功用的丧失：从激发儿童的创造力到塑造儿童的适应力
儿童之为儿童，就在于他有着成人所不具备的创造力。被誉为“儿童世纪的代表”的蒙台梭利是这样描述这种创造力的：“在儿童心灵中有着一种深不可测的秘密，随着心灵的发展，它逐渐展现出来。这种隐藏的秘密像生殖细胞在发展中遵循某种模式一样，也只能在发展的过程中才可能被发现。”她把幼儿视为“精神(心理)的胚胎”，认为“一个婴儿有一种创造的本能，一种积极的潜力，能依靠他的环境，构筑起一个精神世界。”这意味着是儿童自己创造了自己，而不是成人创造了儿童。
然而儿童的创造性不可能凭空展现，无中生有，因为人在环境当中而不在环境之外，儿童必须通过与其身处的环境打交道，才能实现自我的创造。玩具作为儿童环境的重要部分，发挥着开发儿童创造力的作用。同时，玩具也因“玩”的创造性而成为“活”的玩具而不是“死”的玩具。
问题是，现代的成人不承认儿童的创造潜能和儿童作为创造者的身份，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儿童的创造者，儿童则成为成人社会的适应者。“成人把儿童看做心灵里什么也没有的某种东西，有待于他们尽力去填塞；把儿童看做孤弱的和无活力的某种东西，为此成人必须为他们做所有的事情；把儿童看做缺乏精神指导的某种东西，需要不断地给予指导。总之，我们可以说，成人把自己看作儿童的创造者”。由此出发，成人为儿童预制了种种毫无个性的模式化的“玩具”，儿童因而不再是玩具的“创造者”，而变成了玩具的“适应者”。玩具也不再是激发儿童创造力的“活”的玩具，而变成了使儿童适应模式化的无创造力的成人生活的“死”的玩具。
面对这样一个成人预制的“玩具”世界，罗兰·巴特说道：“儿童只能是主人和使用者，而从来不是创造者；他不创造世界，而是利用世界。人们为他准备的动作无险情、无惊奇、无乐趣。人们把他变成了一位喜欢待在家里的小主人，他甚至不需要去发明成人才有的因果关系的动力；人们为他提供的都是现成的，他只须去使用，人们从不向他提供需要他东跑西颠的东西。”如此这般，当玩具不再能激发儿童的创造力，而是退化为塑造儿童适应力的工具的时候，作为原意的玩具的本质功能就丧失了，玩具也因此在这个层面上宣告消逝。
(三)玩具材料的去生命化：从自然材料到人造材料
从符号学的角度分析，构成玩具的材料作为一个符号，也有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之分。在罗兰·巴特看来，“一个使人沮丧的符号，那便是木质材料的逐渐消失”和人造化学材料的出现。这显然是就符号的直接意指的消逝而言的，由此可推导出玩具在材料层面的消逝。
儿童通过感觉与世界发生交互作用，从而创造自我和世界。如卢梭所言：“由于所有一切都是通过人的感官而进入人的头脑的，所以人的最初的理解是一种感性的理解，正是有了这种感性的理解做基础，理智的理解才得以形成，所以说，我们最初的哲学老师是我们的脚、我们的手和我们的眼睛。”如果我们理解了感官的感性在儿童认识自己和世界中的重要性，那我们就可以理解大自然所提供的丰富多彩、有声有色的材料对儿童感性发展的重要性，进而理解由自然材料构成的玩具对儿童感觉发展的重要性。这也就是说，构成玩具的自然材料是有生命的、有活力的、亲切的、柔和的，它可以全面地、立体地与儿童的感官发生作用，刺激儿童感官的全面发展。与之相比，人造材料则破坏了自然材料所具有的生命质感和活泼本性，给予感官的只是冰冷、乏味、机械、隔膜，毫无活力可言，是去生命的，儿童的感觉由此不可能得到精心的培育。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罗兰·巴特从符号学的角度对玩具材料所发的如下精妙之论：“通常的玩具都是用不讨人喜欢的材料做成的，它们是一种化学产品，而不是一种自然物质产品。许多玩具现在都是用复杂的胶团模压而成的；塑料材料的外表既是粗劣的又是洁净的，它灭除触觉的快感、柔和感和人情味。一个使人沮丧的符号，那便是木质材料的逐渐消失，木质材料就其硬性和柔性以及其自然的任何形式上减除锋利棱角的伤害和金属的化学凉意；在儿童玩它时、磕碰它时，它不振动，也不吱嘎作响，它出声低沉而干脆；这是一种熟悉的和富有诗意的物质，它使儿童得以继续与树木、桌椅、木板接触。木材不伤人，也不会变坏；它不会变碎，它只在耗损，可以长时间延用，可以与儿童共生存，可以逐渐地改变对象与手的关系；即使它死亡，也是在缩小中死去的，而不像那些在一种破坏性动力的局部突起的作用下消失的玩具那样是在鼓胀过程中死去的。”“今后，玩具从材料到颜色都会是化学的；它的材料本身会导致一种使用的一般肌体的感觉，而不是快感的机体感觉。”因此，“这种玩具死得很快，而且一旦死去，在儿童看来，它们便没有任何身后的价值。”玩具符号的去自然化和去生命化，只能导致人自身感受性的丧失和行动能力的退化。就当下的幼儿教育理论和实践而言，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但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我们有必要开始注意玩具材料的选择了，以使玩具具有生命力。
1900年，瑞典教育家爱伦·凯在《儿童的世纪》中提出了“20世纪是儿童的世纪”的口号。然而，当历史的长河流至21世纪时，细心的人们却发现在尊重儿童的高昂口号和热情行动的背后，是儿童与童年的消逝，本文所言的“儿童玩具的消逝”即是其显明的标志之一。如欲改变这种不见儿童和儿童玩具的现状，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成人必须平衡好自己的“有为”和“无为”，把握好自己与儿童交往的尺度和边界，如此，才能使儿童玩具的直接意指得以彰显，使儿童玩具真正成为儿童的玩具而不是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