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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贾平凹既与各个时期的文学潮流密切相关，又以其古典文脉呈现出反现代性写作的倾向，为中国当代小说书写留下了特殊的经验。他坚持民族化写作，但在思想深度上距离世界文学经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本文主要对他小说历史化与经典化进行深入的探究。
关键词：贾平凹;历史化;经典化
1 贾平凹与寻根文学之间的张力及文学史的体例问题
1.1 寻根文学的历史误解
当寻根文学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在“文化”特别是“秦汉文化”表现这一点上将之拉入寻根行列的时候，就产生了对贾平凹写作的巨大误解。从贾平凹在80年代的文学探索来看，他有着个人明确的创作理念和情趣追求，那就是在现代意识的烛照下重审民族传统，创作民族本色的文学作品。在这个文学理想的指导下，无论是商州民风民俗的挖掘，秦汉文化的表现，还是美好人情的关注，都是他创作民族文学的手段或结果，绝非简单地追求文化。如他自己所说：“在一部作品里，描绘这一切（即文化），并不是一种装饰，一种人为的附加，一种卖弄，它应是直接表现主题的，是渗透、流动于一切事件、一切人物之中的。”如果没有抓住贾平凹创作的核心理念，而只是在文化的意义上将之划归寻根文学一派，不仅是一种误解，更是对贾平凹创作丰富性的一种简化。以今天的眼光看贾平凹80年代的作品，虽然略显稚嫩浅薄，但很多东西更加清晰。他的作品那时就包蕴了很多信息，有一种大综合意识，至今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就文化来说，他既注重表现商州地区的民俗文化，也从古代哲学、阴阳八卦、玄学禅宗、绘画、戏曲当中汲取创作灵感和素材。就文学艺术来说，他的作品与我国古典美学传统保持着血脉联系，但也有学习西方现代派的痕迹。他关注现实动态，力图把握一个时代，但也不缺乏历史感。他的作品容量是巨大的，岂是“文化寻根”所能涵盖？如果只见文化寻根不见其他，那无疑是遮蔽了贾平凹作品的精华。这样的划分阻碍了读者认知作品的丰富性，也阻碍了多维度认识贾平凹的可能。
1.2 民族文学的共同追求
“寻根”的提出，有着多重复杂的原因，各家的观点不尽相同，作品其实也千差万别，但是这样的提法有一定针对性，即我们民族文学的自立自强。这是当时的作家、批评家共同的期许，也是提倡者的初衷。在这一点上，寻根文学与贾平凹努力的文学方向不谋而合。发展民族文学就不能不立足于我们的传统文化，那么如何以现代意识来重新审视传统中的精华和糟粕，赋予现代的精神就成为关键。賈平凹有意识地进行着这样的工作，于是就有了《商州初录》及其系列作品，却无意间启发了后来的寻根文学。类似的，寻根作家们也都认识到我们的文化与民族性格之间相互渗透与影响的关系，而纷纷在作品中切入民族性格的视角，或像韩少功一样在剖析民族劣根性上挖掘传统民族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或像李杭育挖掘乡土道德之根以重建民族精神，再或像阿城，侧重于重新认识与阐释传统文化。韩少功式的寻根声势最大，但存在着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上的矛盾：一方面提倡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一方面对传统文化认识不够，又拼命学习西方现代派，不能将二者有机地糅合，所以这类文学只持续了几年就难以为继。
2 后现代乡土文学与文学本土性
2.1 期待后现代乡土文学
在围绕《秦腔》的评论文献中，我们可找出一条评论者阐释的路径，那就是将小说放置在我国乡土文学叙事传统中讨论它的叙事探索和突破。在这一点上评论者可谓不吝赞词，即使是作为“先锋批评”代表的陈晓明，也指称《秦腔》对乡土写作成规的瓦解，并相当大胆地提出了“乡土中国叙事的终结”这个观点。乡土文学未来发展如何犹未可知，“终结”论或许过于乐观，但却足以说明《秦腔》作为一种乡土叙事满足了批评界的阅读期待，甚至带来了巨大的惊喜。质言之，他们对这部作品的肯定其实是建立在否定20世纪乡土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并联系着他们对后现代乡土文学的期待。乡土叙事一直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一条主线，在长期流变中形成了稳定的叙事传统。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乡土文学，大体经历了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乡土叙事、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审美乡土叙事、以赵树理为代表的革命乡土叙事、以柳青、周立波为代表的社会政治模态的农村叙事、80年代以后的多元化乡土叙事和底层写作的乡土叙事这个过程，但正如吴义勤所说，乡土叙事传统虽然有很多矛盾对立的模式，但具有内在的同一性，那就是贯穿于“厌乡”和“怀乡”两个模式中的精神指向。
2.4 呼唤文学本土性
将《秦腔》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联系起来，阐述作品的本土性特质是评论界解读《秦腔》的另一条路径。不少研究者对它与我国古典小说《红楼梦》、《金瓶梅》的文脉联系进行阐释，还有论者分析作品的语言、戏曲秦腔的应用和对联的美学意义和作用。面对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时，批评界纷纷表现出对本土文化的皈依，这在文学界也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追求。研究者在“文学本土性”这个意义上高度评价《秦腔》，但显示出他们对“本土性”理解的偏狭，对这部小说的评价也只能说是一种“肯定性”的误解。《秦腔》在这一意义上确证了新世纪文学的“本土性”。从作品的总体呈现来说，它以纯粹性的农村面貌还原了转型期的文化混杂状态。从叙事方式来说，在日常生活流动中写出社会历史的变迁深得“红楼”神韵，但是一部作品完全靠细节连缀推动，而不结构起支撑作用的基本情节，在中外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
3 结束语
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与我们时代的文学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状态。从80年代到新世纪，我们分别在“寻根文学”、“城市文学”、“乡土文学”的视域中讨论他的创作，皆可发现他在各个时期被归类的困难。这也就是说，他的作品与当时的文学思潮、整体趋向具有一定的联系，但又不完全吻合，他能够在兼收并蓄中保持特立独行的文学个性。贾平凹的文学与当代文学潮流密不可分，甚至常常立于潮头。如果我们以十年为一个阶段，以今天的眼光返身观照贾平凹每一个阶段初发表的小说作品，就会发现他每一次都迅速地捕捉了时代的变化，把握了文学发展的趋势。
参考文献：
[1]李宗刚， 余琼. 从边缘走向中心-莫言小说《红高粱》经典化的历史探析[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4（3）：146-155.
[2]王本朝. 历史化与经典化：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问题[J]. 求是学刊， 2017（06）：95-99.
关键词：贾平凹;历史化;经典化
1 贾平凹与寻根文学之间的张力及文学史的体例问题
1.1 寻根文学的历史误解
当寻根文学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在“文化”特别是“秦汉文化”表现这一点上将之拉入寻根行列的时候，就产生了对贾平凹写作的巨大误解。从贾平凹在80年代的文学探索来看，他有着个人明确的创作理念和情趣追求，那就是在现代意识的烛照下重审民族传统，创作民族本色的文学作品。在这个文学理想的指导下，无论是商州民风民俗的挖掘，秦汉文化的表现，还是美好人情的关注，都是他创作民族文学的手段或结果，绝非简单地追求文化。如他自己所说：“在一部作品里，描绘这一切（即文化），并不是一种装饰，一种人为的附加，一种卖弄，它应是直接表现主题的，是渗透、流动于一切事件、一切人物之中的。”如果没有抓住贾平凹创作的核心理念，而只是在文化的意义上将之划归寻根文学一派，不仅是一种误解，更是对贾平凹创作丰富性的一种简化。以今天的眼光看贾平凹80年代的作品，虽然略显稚嫩浅薄，但很多东西更加清晰。他的作品那时就包蕴了很多信息，有一种大综合意识，至今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就文化来说，他既注重表现商州地区的民俗文化，也从古代哲学、阴阳八卦、玄学禅宗、绘画、戏曲当中汲取创作灵感和素材。就文学艺术来说，他的作品与我国古典美学传统保持着血脉联系，但也有学习西方现代派的痕迹。他关注现实动态，力图把握一个时代，但也不缺乏历史感。他的作品容量是巨大的，岂是“文化寻根”所能涵盖？如果只见文化寻根不见其他，那无疑是遮蔽了贾平凹作品的精华。这样的划分阻碍了读者认知作品的丰富性，也阻碍了多维度认识贾平凹的可能。
1.2 民族文学的共同追求
“寻根”的提出，有着多重复杂的原因，各家的观点不尽相同，作品其实也千差万别，但是这样的提法有一定针对性，即我们民族文学的自立自强。这是当时的作家、批评家共同的期许，也是提倡者的初衷。在这一点上，寻根文学与贾平凹努力的文学方向不谋而合。发展民族文学就不能不立足于我们的传统文化，那么如何以现代意识来重新审视传统中的精华和糟粕，赋予现代的精神就成为关键。賈平凹有意识地进行着这样的工作，于是就有了《商州初录》及其系列作品，却无意间启发了后来的寻根文学。类似的，寻根作家们也都认识到我们的文化与民族性格之间相互渗透与影响的关系，而纷纷在作品中切入民族性格的视角，或像韩少功一样在剖析民族劣根性上挖掘传统民族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或像李杭育挖掘乡土道德之根以重建民族精神，再或像阿城，侧重于重新认识与阐释传统文化。韩少功式的寻根声势最大，但存在着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上的矛盾：一方面提倡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一方面对传统文化认识不够，又拼命学习西方现代派，不能将二者有机地糅合，所以这类文学只持续了几年就难以为继。
2 后现代乡土文学与文学本土性
2.1 期待后现代乡土文学
在围绕《秦腔》的评论文献中，我们可找出一条评论者阐释的路径，那就是将小说放置在我国乡土文学叙事传统中讨论它的叙事探索和突破。在这一点上评论者可谓不吝赞词，即使是作为“先锋批评”代表的陈晓明，也指称《秦腔》对乡土写作成规的瓦解，并相当大胆地提出了“乡土中国叙事的终结”这个观点。乡土文学未来发展如何犹未可知，“终结”论或许过于乐观，但却足以说明《秦腔》作为一种乡土叙事满足了批评界的阅读期待，甚至带来了巨大的惊喜。质言之，他们对这部作品的肯定其实是建立在否定20世纪乡土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并联系着他们对后现代乡土文学的期待。乡土叙事一直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一条主线，在长期流变中形成了稳定的叙事传统。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乡土文学，大体经历了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乡土叙事、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审美乡土叙事、以赵树理为代表的革命乡土叙事、以柳青、周立波为代表的社会政治模态的农村叙事、80年代以后的多元化乡土叙事和底层写作的乡土叙事这个过程，但正如吴义勤所说，乡土叙事传统虽然有很多矛盾对立的模式，但具有内在的同一性，那就是贯穿于“厌乡”和“怀乡”两个模式中的精神指向。
2.4 呼唤文学本土性
将《秦腔》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联系起来，阐述作品的本土性特质是评论界解读《秦腔》的另一条路径。不少研究者对它与我国古典小说《红楼梦》、《金瓶梅》的文脉联系进行阐释，还有论者分析作品的语言、戏曲秦腔的应用和对联的美学意义和作用。面对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时，批评界纷纷表现出对本土文化的皈依，这在文学界也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追求。研究者在“文学本土性”这个意义上高度评价《秦腔》，但显示出他们对“本土性”理解的偏狭，对这部小说的评价也只能说是一种“肯定性”的误解。《秦腔》在这一意义上确证了新世纪文学的“本土性”。从作品的总体呈现来说，它以纯粹性的农村面貌还原了转型期的文化混杂状态。从叙事方式来说，在日常生活流动中写出社会历史的变迁深得“红楼”神韵，但是一部作品完全靠细节连缀推动，而不结构起支撑作用的基本情节，在中外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
3 结束语
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与我们时代的文学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状态。从80年代到新世纪，我们分别在“寻根文学”、“城市文学”、“乡土文学”的视域中讨论他的创作，皆可发现他在各个时期被归类的困难。这也就是说，他的作品与当时的文学思潮、整体趋向具有一定的联系，但又不完全吻合，他能够在兼收并蓄中保持特立独行的文学个性。贾平凹的文学与当代文学潮流密不可分，甚至常常立于潮头。如果我们以十年为一个阶段，以今天的眼光返身观照贾平凹每一个阶段初发表的小说作品，就会发现他每一次都迅速地捕捉了时代的变化，把握了文学发展的趋势。
参考文献：
[1]李宗刚， 余琼. 从边缘走向中心-莫言小说《红高粱》经典化的历史探析[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4（3）：146-155.
[2]王本朝. 历史化与经典化：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问题[J]. 求是学刊， 2017（06）：9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