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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维江先生仅以回忆录为史料，试图完成“分析中国共产党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探求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浮沉”这一宏大叙述的研究路径，有勉为其难之虞。他对郭沫若在五十年代的学术成就“不成东西”的评说难以与事实相符，把一直主张“西周奴隶说”的郭沫若，因其所谓的“紧跟毛泽东”，而划到“西周封建说”一营，更留下实在不该有的硬伤。与给予党外学者的理解包容相比，他对郭抹若缺少了些许的“了解之同情”。
关键词：王维江；五十年代；郭沫若；西周封建说；学术与政治；了解之同情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0)01—0103—05
《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第6期刊载有王维江先生的《五十年代历史学家的命运》一文。该文以一批五十年代系列运动亲历者的回忆录为史料，以历史学家为考察对象，“分析中国共产党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探求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浮沉”。…笔者认为，对历史回忆的重视，将其作为珍贵史料，是现代历史研究的应有之义。但是，仍需指出的是，历史回忆毕竟不能等同于历史真实，也不是确凿无疑的史料。历史回忆既然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当事人、见证人、关系人对往事的回顾，其主观色彩必然十分浓厚。其回忆的真实程度不仅与回忆者在当年历史事件中所处的地位、参与的程度、责任的大小、知情的多少以及与历史人物关系的深浅等有着重要关系，而且也与回忆者的思想立场、文化程度、道德品质、感情心态等关系密切。一些回忆者回顾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事实往往时有出入。这些早已经由学人明确指出。口’王维江先生仅仅以一些回忆录为史料，没有与其它史料互相参证，就试图完成“分析中国共产党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探求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浮沉”这一宏大叙述，实在有点勉为其难，自然难以取得令人信服的论述效果。更严重的是，王先生在运用这些史料时也没有保持严肃慎重的态度，对其作必要的鉴别考证，只是简单地根据一两则私人日记和回忆文章便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所得结论不仅往往与事实相去甚远，更使自己的文章留下实在不该有的硬伤。笔者无意对王先生的文章作一全面评判，仅仅以笔者较感兴趣的其第一部分“‘征服者’：党内史家”中对郭沫若的叙述为例，来证明上述判断。
王先生在文中引用了侯外庐在《韧的追求》中的一段话：
“一九四二年，我在与郭沫若辩论屈原思想时，无意间说过一句冒失话，表示要奉陪西周封建论者辩论到底。言语中流露出浮躁情绪，……伯赞是十分坦白的人，他气得简直要跳起来，一度不断地挖苦我。……抗战时期，我们在重庆的一班朋友们就知道毛主席是主张西周封建论的，知道延安理论界、学术界的见解也以西周封建论为主流。”
王先生接着就想当然地说：“文中提到的两个人——郭沫若和翦伯赞(1898—1968年)，都是自二十年代就加入中共的‘革命家和战士’式的学者。他们赞成毛泽东的西周封建说，那是懂政治和讲政治的表现。而不赞成这一说的侯外庐和范文澜(1893—1969年)，则显得太书呆子气，尽管后者的革命资历和理论修养在党内更胜一筹。……”并在注释中进一步流露出对郭沫若的不屑：“郭沫若不用说了，即使是较为单纯的翦伯赞，在三十年代就已放弃了学者的独立思考精神。”文章在另一处将郭沫若与陈伯达附会在一起，也说：“一个学术界的大人物——郭沫若、一个党内的大秀才——陈伯达，同时都是毛泽东‘西周封建论’的坚定赞成者!这更不奇怪，在建国以后，郭沫若会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界的领袖，陈伯达会成为党内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权威。”
读到此处，笔者有如坠云雾之感，郭沫若何时成了“西周封建说”的赞成者了?!而常识告诉我的是，郭沫若认为“西周也是奴隶制”，是“西周奴隶说”的代表人物!看来是王先生仅仅依据侯外庐对郭沫若“表示要奉陪西周封建论者辩论到底”，遂武断地认为郭沫若就是这个“西周封建论者”。这成为王先生的文章中一个大大的，又是实在不该有的硬伤。
事实上是，郭沫若不仅主张“西周奴隶说”，而且一直贯穿于其几十年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始终。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第一次按照马克思的原理，得出结论：“中国的社会在西周的时候，刚好如古代的希腊罗马一样是一个纯粹的奴隶制的国家。”一直到建国后在《奴隶制时代》说：“西周也是奴隶社会，据今天所有的资料看来，我认为是不成问题的。”应该指出，在郭沫若开始学术活动之际，“奴隶社会”这一范畴已经传人中国，但在郭沫若著名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刊行之前，中国人大致上还是从“封建”一词的古典政治含义，即“封诸侯，建藩卫”来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认为自西周开始，中国便进入了封建社会，继起者才是奴隶社会。此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的普遍认知：“无论怎样说法，中国封建制度最完整的时代是周，这是谁也承认的，到了战国，封建制度已从根本上破坏。”在1930年前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绝大多数论战者也均持“西周封建说”。所以，郭沫若提出了在当时无疑具有根本反叛性质的“西周奴隶说”，将其坚持始终并逐渐完善，这恰恰真正体现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原始创新才华和独立思考精神。而在王先生那里，郭沫若突然转而主张“西周封建说”，而且与“三十年代就已放弃了学者的独立思考精神”的“较为单纯的翦伯赞”相比，郭沫若压根就没有什么独立思考精神，根本不值一提，也就“不用说了”。
众所周知，侯外庐也是主张“西周奴隶说”的，论证古史与郭沫若“同属一派”。就在《韧的追求》中，侯外庐已有非常明确的表述：“四十年代，对周秦社会性质的论断，郭老和我大体是一致的”，“当时学术界都公认我是站在他的一边的，是一个派别的。”二人对屈原个人的评价的“分歧的本质在于我们对儒家思想的评价差别很大，”“我与郭老的辩论是学术性辩论，无一人把这个分歧往政治，路线上拉。”王先生前面所引侯外庐的那段话其实是《韧的追求》中“翦伯赞的风格”一节中的部分文字。为了说明问题，笔者也将原文部分摘录如下：
我和伯赞在中国古代史分期、古代生产方式、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等一系列问题上分歧很大，这是众所周知的。在重庆时代，歧见主要集中在古代史分期问题上……抗战年代，我们在重庆的一班朋友们就知道毛主席是主张西周封建论的，知道延安理论界、学术界的见解也以西周封建论为主流。伯赞的纯洁在于，他虽自喜与延安同调，却并不表现有所悖与此。那时候。我们头脑中世故都很少。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心目中革命的当然领袖，但是，无论伯赞或我，都从没有无原则地把政治搅合到学术争执中去，更没有想到过有将政治权威与学术权威划一的必要。所以在研究中，他和我都是毫无杂念，毫无负担的……伯赞和我三十年相交，面对面可以无所不谈，但却再没有提过半句古代社会分期的话题。 我们彼此都珍惜友情，彼此都深察对方的见解基础坚实……
明显可以看出，侯外庐在此段缅怀翦伯赞的文字里，主要在叙述二人虽然在学术研究上有着不同的主张和见解，但是又能相互理解，建立真挚友情的学术与人生的三十年相交，以此来追忆翦伯赞质朴、严谨、坦诚、包容的学人风格。侯外庐在文中提及的“西周封建论者”就是指以翦伯赞为代表的主张“西周封建说”的学者。而王先生却不作如此理解，为了达到自己预设的论说目的，只要看见此处文中出现“郭沫若”、“西周封建论者”、“毛泽东”，便生拉硬扯地将三者搅弄在了一起，称郭沫若赞成毛泽东的西周封建说，是懂政治的表现，云云。必须指出的是，翦伯赞和范文澜确实主张“西周封建说”，(附带说一句：范老是著名的“西周封建说”代表学者，却被王先生误称为与侯外庐一样“不赞成这一说”的代表。王说的轻率和不严谨由此可见一斑。)但他们的观点都是建立在严谨细致的学术研究之上的，绝非王先生简单所称的“是懂政治和讲政治的表现”。甚至“当时和建国后各人的政治地位，明显是由其政治态度和水平所决定的”。又须指出的是，熟悉现代学术史者都知道，文革当中，“西周封建说”已转而沉沦，郭沫若以“西周奴隶制说”为前提的“战国封建说”几乎定为一尊(不知王先生留意到此否)，但坚持“西周封建说”的范文澜却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这些重要细节说明，以简单甚至肤浅的逻辑预设去剪裁极其丰富复杂的历史，难免要出差错。王先生将这几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成就张冠李戴，并将其简单化约为政治表态和行为，这既是对他们在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道路上做出的开创性贡献的漠视和抹杀，也是对前辈学人极不尊重的表现。
十几年前，著名学者田昌五先生就曾说过：“对郭沫若史学体系进行批判和讨论，是完全应该的。但正当的批评是一回事，妄加攻击则是另一回事。譬如说，对郭沫若史学体系打政治闷棍，说他是为了政治需要，甚至是为了迎合某些领导人的意图，用实用主义的方法建立起来的，以此否定郭沫若史学体系的科学性和学术价值，这就不是在进行论战，而是毫无道理的攻击了。”而王先生仅仅通过对一则回忆录的任意肢解和解读，就称郭沫若“赞成毛泽东的西周封建说，那是懂政治和讲政治的表现”，“当时和建国后各人的政治地位，明显是由其政治态度和水平所决定的”……这即使不是乱舞别人早已打过的政治闷棍，至少也算不上“正当的批评”吧?! 通过上述的生拉硬扯，张冠李戴之后，王先生接下来的论说更是语出惊人，而且在他看来倒也顺理成章。他认为，对于郭沫若而言，“学术只是一袭华美的袍，即使上面爬满了虱子，也没人敢指出，只能私下议论。”他列出的“私下议论”只有一例，为时任出版总署编译局第一处处长的宋云彬1950年1月5日的一则日记：
给剑行信。最近《进步青年》刊载他的作品，前日送来稿费六万五千元。信中奖励他一番，谓郭沫若、茅盾都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来。其实亦非过奖。近来茅盾写作每况愈下，几不堪入目。郭亦一味浮滑，不成东西。
宋云彬是一位很有个性的知识分子，所记日记随性而谈，感性色彩浓厚。例如，他在日记中多次称领导的报告“令人作呕”、“殊可厌恶”，说侯外庐的文章“从题目到文章全部不通，真所谓不知所云。然亦浪得大名，俨然学者，真令人气破肚皮矣”等等。如此，在给儿子的鼓励信中，宋云彬称郭沫若茅盾等人写出的文章尚不如二十多岁，以机械为专业的儿子宋剑行，并认为这确非言过其实，“近来茅盾写作每况愈下，几不堪入目。郭亦一味浮滑，不成东西”，就不足为奇了。另外，宋云彬提到的《进步青年》是由民国时期以“替中学生诸君补校课的不足；供给多方的趣味与知识；指导前途；解答疑问”为宗旨的《中学生》改刊而成。对于这样的刊物，说它有多少的学术性，想必是不太现实的。因此，对于宋云彬的这段文字，我们将其友善地视为对儿子的赏识鼓励，体现出的是一个父亲对孩子的殷殷期望之情，是比较明智的选择。然而，王先生却不如此，他不仅将其视为严肃的学术批评，并以此就说明宋云彬和郭沫若在学术上确实存在着截然的对立，然后无限引申开来：“他们为什么对学术的看法如此不同呢?或许原因在于，宋与党失去联系之后，变成真正的民主人士；郭、茅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从来就没跟党见外过。换句话说，郭、茅已是党的学术的化身，而宋只是被统战的对象。”仅仅以这耸动的“不成东西”，王先生很干脆地就彻底宣判了郭沫若学术的死刑，“只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最后再一次上升到政治层面进行一番冷嘲热讽：“作品变得‘不成东西’，并不能证明江郎才尽，反而烘托出作者高人一筹的政治‘才情’。”
既然言及五十年代的历史学家，那么我们就来看看郭沫若在五十年代的历史研究是不是真的“不成东西”、“上面爬满了虱子”。事实上是，建国后的郭沫若在五十年代恰恰取得了相当大的并为学界所公认的史学成就。首先，郭沫若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史学成就无疑是1950至1952年间的《奴隶制时代》。本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中国奴隶制社会的有无和奴隶制社会与封建制社会的分期问题。郭沫若在获知殷墟考古发掘中存在大量殉人时，断定这些毫无人身自由的殉葬者，除少数亲近者外，必然是一大群奴隶，这是殷代奴隶制社会的有力证据。西周也有殉人，西周的庶人与古代希腊斯巴达的“黑劳士”一样，是奴隶。中国奴隶社会的下限应在春秋战国之交，把战国划为封建社会，改变了以秦汉之际为分界的旧说。本书中郭沫若对中国奴隶社会的研究比以前更加深入，论证更为细密，分期更合乎历史实际，他的战国封建论，自成体系，是中国古史分期中影响最深广的一个派别。本书的问世把中国古史的分期问题争论推向一个新阶段，在此之前只有“西周封建说”和“战国封建说”两军对垒，此后则扩大到对春秋、战国以及秦、汉社会性质的探讨，“魏晋封建说”和其他各家竞相崛起。在郭沫若等老一辈史学家的大力提倡和支持鼓励下，各家之说互相争鸣，相互促进，推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的深入开展，进而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这似乎和王先生口中的作为“征服者”的郭沫若形成了鲜明对比。其次，在这一时期，郭沫若在古籍整理和古文字研究上也取得了重大成绩。他亲自参与了《管子》一书的整理工作，在闻一多、许维通纂写的《管子集校》残稿基础上，收集各种版本，纠正谬误，于1955年11月完成了《管子集校》这一鸿篇巨制，成为几十年来学术界公认的最完善的《管子》校释本。郭沫若还参与了《盐铁论读本》、《再生缘》前十七卷的校订和《崖州志》的整理，在古籍整理上做出了巨大贡献。郭沫若利用建国后文物考古的最新发现，先后对《甲骨文字研究》、《金文丛考》、《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石鼓文研究》等早期著作进行了补充、改正，于五十年代出版了金文研究集大成之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此外，郭沫若在这一时期还以大量的材料和有力的论据，撰文批驳了楚辞学研究再次出现的否定屈原其人，否定《离骚》等作品为屈原所作的观点。所以，笔者认为，王先生光凭一则私人日记中“不成东西”四个字，便要轻轻地一笔勾销郭沫若在五十年代的这些史学研究成就，未免显得过于草率，缺乏学术评价应具备的最起码的标准——公正严谨和实事求是!
在笔者看来，王先生对郭沫若的上述评说。其实涉及到的是如何看待亦政亦学的郭沫若建国后在学术和政治两者之间的选择和纠葛。对于这样一个重大且复杂的问题，笔者无意在此做全面的论述，只是就与王先生论说的关涉之处作简单说明。
毋庸讳言，郭沫若的一生都兼具革命家(政治家)和学术家的双重身份，他的学术始终与政治紧紧相关。建国后，郭沫若身居政治高位，与政治权力进一步靠近。在那突出政治的年代，特别是在后来的“文革”中，学术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相当严重，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必然也会受到干扰和冲击。但是，我们并不能就由此认定郭沫若的学术只有政治价值而没有学术价值。特别在文革以前的五十年代，各种政治运动尚没有到无休止的状态，政治高压氛围还没有达到残酷恐怖的地步。此时的郭沫若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如前所述的重大成就，做到了政治和学术的“兼而为之”，而且还让他“能够利用政治身份在一定限度内保证学术研究不受干扰，健康发展”：1956年，毛泽东、陆定一提出“双百”方针后不久，郭沫若出版《百花齐放》诗集，并为《人民中国》杂志撰写《“百家争鸣”万岁》一文，希望“百家争鸣”永远继续下去；中国科学院成立后，郭沫若以院长身份建议设立考古研究所，使我国第一次有了专门从事考古研究的机构，并在反右派斗争中仍然强调坚持古代文物研究的正确方向：“发掘、整理和研究古人给我们遗留下来的丰富的物质文化成品，使之彻底科学化；在讨论“厚今薄古”问题及澄清其给历史研究造成的思想混乱方面，郭沫若在困难的环境中仍作出了自己的努力：1958年6月10日，郭沫若发表了《关于厚今薄古——答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由于肤浅地了解了‘厚今薄古’的含义，有些人发生轻视材料，轻视旧书本的念头……总之，‘厚今薄古’必须同时并提，古今是相对的，厚薄也是相对的”，因此，“‘厚今薄古’也并不是说只要今，不要古，或者是把所有古代的遗产都抛弃，并不是那样”。
在王先生看来，郭沫若的政治才情似乎就是政治小人所惯用的见风使舵，当墙头草而已，没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可言，“郭沫若的政治面貌变得比马列还马列，恐怕并非出于信服和坚持，而是看准风向，定向投报”。那我们就来看看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不是真的就是“看准风向，定向投报”。众所周知，郭沫若在1920年代上半期由一介文人开始关注政治，关注中国社会，接触学习，并进过理性认真的思考后最终选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我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而郭沫若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共产党是处于“非法”的“地下”状态，干革命是要冒坐牢、流亡乃至杀头的风险的。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绝对是一种崇高的理想主义行为，绝对是一种献身共产主义的真诚信仰，绝对有一种“为民请命”、拯救弱势群体的道义担当。此后的郭沫若的人生轨迹也因此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无论是他投笔从戎、参加北伐，还是别妇抛雏，投身抗战；无论是在中国革命的低潮时期用唯物主义“清算过往社会”，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是为新中国的科学文教事业付出大量心血，直到在“科学的春天”的热烈欢呼中辞世，无一不是在对马列主义，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必将取得最终胜利的坚定信仰的巨大精神支持下一步步走过来的。不仅如此，在某种程度上说，郭沫若晚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情结，在“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漩涡中的判断失误和政治“站队”，也与此密切相关。
王先生在对郭沫若进行如此不堪和苛刻的政治评说的同时，他在文章的第二部分里对包括宋云彬在内的作为“统战对象”的“党外史家”的态度显然就要平缓许多。如王先生所言，作为新政协座上宾的柳亚子，既有政权在握的“征服者”的“兴奋”，一旦发现不被当做自家人时，又自然“牢骚满腹”。在受中共之邀，自香港乘船北上，参加新中国的筹建活动的途中，王先生多次提及的宋云彬也欢欣鼓舞：“蒙叟寓言知北游，纵无风雨亦同舟。大军应作渡江计，国是岂容筑室谋。好向人民勤学习，更将真理细追求。此行合有新收获，顽钝如余祗自羞。”为自己最后能否进入新政协一事，宋云彬也忐忑不安：“救国会之名单何以迟至今日尚未提出(新政协筹备会请各党派于本月15日前提出名单)，又何谓非正式名单，令人不解，然亦不便追问也。”王先生说：“此时的党外学者，更像1949年之前热衷进取的政客，这是无可奈何之举，因为谁也不甘遭受冷落，因为建国前他们本来就不是纯学院式的教授。在政权更迭之际，他们不能忘怀自己的‘革命历史’，由此更在乎自己的政治前途，这不是一句文人好面子可以了结。”“只有对新政权的意识形态认可的人，才有可能成为被欣赏的人物，才有可能避免被边缘化。”显然，王先生说那些“党外学者”在建国前“本来就不是纯学院式的教授”，甚至喻称其“像1949年之前热衷进取的政客”，从中，也不难体味出多少有些揶揄冷讪的口气。但总的来说，王先生给予这些党外学者的政治言行仍为包容和理解，相比之下，他对郭沫若的评价就缺少了些许的“了解之同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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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郭沫若我们坚持文物事业的正确方向[N]，人民日报，1957—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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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宋云彬，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
关键词：王维江；五十年代；郭沫若；西周封建说；学术与政治；了解之同情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0)01—0103—05
《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第6期刊载有王维江先生的《五十年代历史学家的命运》一文。该文以一批五十年代系列运动亲历者的回忆录为史料，以历史学家为考察对象，“分析中国共产党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探求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浮沉”。…笔者认为，对历史回忆的重视，将其作为珍贵史料，是现代历史研究的应有之义。但是，仍需指出的是，历史回忆毕竟不能等同于历史真实，也不是确凿无疑的史料。历史回忆既然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当事人、见证人、关系人对往事的回顾，其主观色彩必然十分浓厚。其回忆的真实程度不仅与回忆者在当年历史事件中所处的地位、参与的程度、责任的大小、知情的多少以及与历史人物关系的深浅等有着重要关系，而且也与回忆者的思想立场、文化程度、道德品质、感情心态等关系密切。一些回忆者回顾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事实往往时有出入。这些早已经由学人明确指出。口’王维江先生仅仅以一些回忆录为史料，没有与其它史料互相参证，就试图完成“分析中国共产党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探求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浮沉”这一宏大叙述，实在有点勉为其难，自然难以取得令人信服的论述效果。更严重的是，王先生在运用这些史料时也没有保持严肃慎重的态度，对其作必要的鉴别考证，只是简单地根据一两则私人日记和回忆文章便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所得结论不仅往往与事实相去甚远，更使自己的文章留下实在不该有的硬伤。笔者无意对王先生的文章作一全面评判，仅仅以笔者较感兴趣的其第一部分“‘征服者’：党内史家”中对郭沫若的叙述为例，来证明上述判断。
王先生在文中引用了侯外庐在《韧的追求》中的一段话：
“一九四二年，我在与郭沫若辩论屈原思想时，无意间说过一句冒失话，表示要奉陪西周封建论者辩论到底。言语中流露出浮躁情绪，……伯赞是十分坦白的人，他气得简直要跳起来，一度不断地挖苦我。……抗战时期，我们在重庆的一班朋友们就知道毛主席是主张西周封建论的，知道延安理论界、学术界的见解也以西周封建论为主流。”
王先生接着就想当然地说：“文中提到的两个人——郭沫若和翦伯赞(1898—1968年)，都是自二十年代就加入中共的‘革命家和战士’式的学者。他们赞成毛泽东的西周封建说，那是懂政治和讲政治的表现。而不赞成这一说的侯外庐和范文澜(1893—1969年)，则显得太书呆子气，尽管后者的革命资历和理论修养在党内更胜一筹。……”并在注释中进一步流露出对郭沫若的不屑：“郭沫若不用说了，即使是较为单纯的翦伯赞，在三十年代就已放弃了学者的独立思考精神。”文章在另一处将郭沫若与陈伯达附会在一起，也说：“一个学术界的大人物——郭沫若、一个党内的大秀才——陈伯达，同时都是毛泽东‘西周封建论’的坚定赞成者!这更不奇怪，在建国以后，郭沫若会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界的领袖，陈伯达会成为党内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权威。”
读到此处，笔者有如坠云雾之感，郭沫若何时成了“西周封建说”的赞成者了?!而常识告诉我的是，郭沫若认为“西周也是奴隶制”，是“西周奴隶说”的代表人物!看来是王先生仅仅依据侯外庐对郭沫若“表示要奉陪西周封建论者辩论到底”，遂武断地认为郭沫若就是这个“西周封建论者”。这成为王先生的文章中一个大大的，又是实在不该有的硬伤。
事实上是，郭沫若不仅主张“西周奴隶说”，而且一直贯穿于其几十年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始终。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第一次按照马克思的原理，得出结论：“中国的社会在西周的时候，刚好如古代的希腊罗马一样是一个纯粹的奴隶制的国家。”一直到建国后在《奴隶制时代》说：“西周也是奴隶社会，据今天所有的资料看来，我认为是不成问题的。”应该指出，在郭沫若开始学术活动之际，“奴隶社会”这一范畴已经传人中国，但在郭沫若著名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刊行之前，中国人大致上还是从“封建”一词的古典政治含义，即“封诸侯，建藩卫”来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认为自西周开始，中国便进入了封建社会，继起者才是奴隶社会。此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的普遍认知：“无论怎样说法，中国封建制度最完整的时代是周，这是谁也承认的，到了战国，封建制度已从根本上破坏。”在1930年前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绝大多数论战者也均持“西周封建说”。所以，郭沫若提出了在当时无疑具有根本反叛性质的“西周奴隶说”，将其坚持始终并逐渐完善，这恰恰真正体现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原始创新才华和独立思考精神。而在王先生那里，郭沫若突然转而主张“西周封建说”，而且与“三十年代就已放弃了学者的独立思考精神”的“较为单纯的翦伯赞”相比，郭沫若压根就没有什么独立思考精神，根本不值一提，也就“不用说了”。
众所周知，侯外庐也是主张“西周奴隶说”的，论证古史与郭沫若“同属一派”。就在《韧的追求》中，侯外庐已有非常明确的表述：“四十年代，对周秦社会性质的论断，郭老和我大体是一致的”，“当时学术界都公认我是站在他的一边的，是一个派别的。”二人对屈原个人的评价的“分歧的本质在于我们对儒家思想的评价差别很大，”“我与郭老的辩论是学术性辩论，无一人把这个分歧往政治，路线上拉。”王先生前面所引侯外庐的那段话其实是《韧的追求》中“翦伯赞的风格”一节中的部分文字。为了说明问题，笔者也将原文部分摘录如下：
我和伯赞在中国古代史分期、古代生产方式、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等一系列问题上分歧很大，这是众所周知的。在重庆时代，歧见主要集中在古代史分期问题上……抗战年代，我们在重庆的一班朋友们就知道毛主席是主张西周封建论的，知道延安理论界、学术界的见解也以西周封建论为主流。伯赞的纯洁在于，他虽自喜与延安同调，却并不表现有所悖与此。那时候。我们头脑中世故都很少。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心目中革命的当然领袖，但是，无论伯赞或我，都从没有无原则地把政治搅合到学术争执中去，更没有想到过有将政治权威与学术权威划一的必要。所以在研究中，他和我都是毫无杂念，毫无负担的……伯赞和我三十年相交，面对面可以无所不谈，但却再没有提过半句古代社会分期的话题。 我们彼此都珍惜友情，彼此都深察对方的见解基础坚实……
明显可以看出，侯外庐在此段缅怀翦伯赞的文字里，主要在叙述二人虽然在学术研究上有着不同的主张和见解，但是又能相互理解，建立真挚友情的学术与人生的三十年相交，以此来追忆翦伯赞质朴、严谨、坦诚、包容的学人风格。侯外庐在文中提及的“西周封建论者”就是指以翦伯赞为代表的主张“西周封建说”的学者。而王先生却不作如此理解，为了达到自己预设的论说目的，只要看见此处文中出现“郭沫若”、“西周封建论者”、“毛泽东”，便生拉硬扯地将三者搅弄在了一起，称郭沫若赞成毛泽东的西周封建说，是懂政治的表现，云云。必须指出的是，翦伯赞和范文澜确实主张“西周封建说”，(附带说一句：范老是著名的“西周封建说”代表学者，却被王先生误称为与侯外庐一样“不赞成这一说”的代表。王说的轻率和不严谨由此可见一斑。)但他们的观点都是建立在严谨细致的学术研究之上的，绝非王先生简单所称的“是懂政治和讲政治的表现”。甚至“当时和建国后各人的政治地位，明显是由其政治态度和水平所决定的”。又须指出的是，熟悉现代学术史者都知道，文革当中，“西周封建说”已转而沉沦，郭沫若以“西周奴隶制说”为前提的“战国封建说”几乎定为一尊(不知王先生留意到此否)，但坚持“西周封建说”的范文澜却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这些重要细节说明，以简单甚至肤浅的逻辑预设去剪裁极其丰富复杂的历史，难免要出差错。王先生将这几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成就张冠李戴，并将其简单化约为政治表态和行为，这既是对他们在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道路上做出的开创性贡献的漠视和抹杀，也是对前辈学人极不尊重的表现。
十几年前，著名学者田昌五先生就曾说过：“对郭沫若史学体系进行批判和讨论，是完全应该的。但正当的批评是一回事，妄加攻击则是另一回事。譬如说，对郭沫若史学体系打政治闷棍，说他是为了政治需要，甚至是为了迎合某些领导人的意图，用实用主义的方法建立起来的，以此否定郭沫若史学体系的科学性和学术价值，这就不是在进行论战，而是毫无道理的攻击了。”而王先生仅仅通过对一则回忆录的任意肢解和解读，就称郭沫若“赞成毛泽东的西周封建说，那是懂政治和讲政治的表现”，“当时和建国后各人的政治地位，明显是由其政治态度和水平所决定的”……这即使不是乱舞别人早已打过的政治闷棍，至少也算不上“正当的批评”吧?! 通过上述的生拉硬扯，张冠李戴之后，王先生接下来的论说更是语出惊人，而且在他看来倒也顺理成章。他认为，对于郭沫若而言，“学术只是一袭华美的袍，即使上面爬满了虱子，也没人敢指出，只能私下议论。”他列出的“私下议论”只有一例，为时任出版总署编译局第一处处长的宋云彬1950年1月5日的一则日记：
给剑行信。最近《进步青年》刊载他的作品，前日送来稿费六万五千元。信中奖励他一番，谓郭沫若、茅盾都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来。其实亦非过奖。近来茅盾写作每况愈下，几不堪入目。郭亦一味浮滑，不成东西。
宋云彬是一位很有个性的知识分子，所记日记随性而谈，感性色彩浓厚。例如，他在日记中多次称领导的报告“令人作呕”、“殊可厌恶”，说侯外庐的文章“从题目到文章全部不通，真所谓不知所云。然亦浪得大名，俨然学者，真令人气破肚皮矣”等等。如此，在给儿子的鼓励信中，宋云彬称郭沫若茅盾等人写出的文章尚不如二十多岁，以机械为专业的儿子宋剑行，并认为这确非言过其实，“近来茅盾写作每况愈下，几不堪入目。郭亦一味浮滑，不成东西”，就不足为奇了。另外，宋云彬提到的《进步青年》是由民国时期以“替中学生诸君补校课的不足；供给多方的趣味与知识；指导前途；解答疑问”为宗旨的《中学生》改刊而成。对于这样的刊物，说它有多少的学术性，想必是不太现实的。因此，对于宋云彬的这段文字，我们将其友善地视为对儿子的赏识鼓励，体现出的是一个父亲对孩子的殷殷期望之情，是比较明智的选择。然而，王先生却不如此，他不仅将其视为严肃的学术批评，并以此就说明宋云彬和郭沫若在学术上确实存在着截然的对立，然后无限引申开来：“他们为什么对学术的看法如此不同呢?或许原因在于，宋与党失去联系之后，变成真正的民主人士；郭、茅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从来就没跟党见外过。换句话说，郭、茅已是党的学术的化身，而宋只是被统战的对象。”仅仅以这耸动的“不成东西”，王先生很干脆地就彻底宣判了郭沫若学术的死刑，“只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最后再一次上升到政治层面进行一番冷嘲热讽：“作品变得‘不成东西’，并不能证明江郎才尽，反而烘托出作者高人一筹的政治‘才情’。”
既然言及五十年代的历史学家，那么我们就来看看郭沫若在五十年代的历史研究是不是真的“不成东西”、“上面爬满了虱子”。事实上是，建国后的郭沫若在五十年代恰恰取得了相当大的并为学界所公认的史学成就。首先，郭沫若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史学成就无疑是1950至1952年间的《奴隶制时代》。本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中国奴隶制社会的有无和奴隶制社会与封建制社会的分期问题。郭沫若在获知殷墟考古发掘中存在大量殉人时，断定这些毫无人身自由的殉葬者，除少数亲近者外，必然是一大群奴隶，这是殷代奴隶制社会的有力证据。西周也有殉人，西周的庶人与古代希腊斯巴达的“黑劳士”一样，是奴隶。中国奴隶社会的下限应在春秋战国之交，把战国划为封建社会，改变了以秦汉之际为分界的旧说。本书中郭沫若对中国奴隶社会的研究比以前更加深入，论证更为细密，分期更合乎历史实际，他的战国封建论，自成体系，是中国古史分期中影响最深广的一个派别。本书的问世把中国古史的分期问题争论推向一个新阶段，在此之前只有“西周封建说”和“战国封建说”两军对垒，此后则扩大到对春秋、战国以及秦、汉社会性质的探讨，“魏晋封建说”和其他各家竞相崛起。在郭沫若等老一辈史学家的大力提倡和支持鼓励下，各家之说互相争鸣，相互促进，推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的深入开展，进而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这似乎和王先生口中的作为“征服者”的郭沫若形成了鲜明对比。其次，在这一时期，郭沫若在古籍整理和古文字研究上也取得了重大成绩。他亲自参与了《管子》一书的整理工作，在闻一多、许维通纂写的《管子集校》残稿基础上，收集各种版本，纠正谬误，于1955年11月完成了《管子集校》这一鸿篇巨制，成为几十年来学术界公认的最完善的《管子》校释本。郭沫若还参与了《盐铁论读本》、《再生缘》前十七卷的校订和《崖州志》的整理，在古籍整理上做出了巨大贡献。郭沫若利用建国后文物考古的最新发现，先后对《甲骨文字研究》、《金文丛考》、《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石鼓文研究》等早期著作进行了补充、改正，于五十年代出版了金文研究集大成之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此外，郭沫若在这一时期还以大量的材料和有力的论据，撰文批驳了楚辞学研究再次出现的否定屈原其人，否定《离骚》等作品为屈原所作的观点。所以，笔者认为，王先生光凭一则私人日记中“不成东西”四个字，便要轻轻地一笔勾销郭沫若在五十年代的这些史学研究成就，未免显得过于草率，缺乏学术评价应具备的最起码的标准——公正严谨和实事求是!
在笔者看来，王先生对郭沫若的上述评说。其实涉及到的是如何看待亦政亦学的郭沫若建国后在学术和政治两者之间的选择和纠葛。对于这样一个重大且复杂的问题，笔者无意在此做全面的论述，只是就与王先生论说的关涉之处作简单说明。
毋庸讳言，郭沫若的一生都兼具革命家(政治家)和学术家的双重身份，他的学术始终与政治紧紧相关。建国后，郭沫若身居政治高位，与政治权力进一步靠近。在那突出政治的年代，特别是在后来的“文革”中，学术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相当严重，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必然也会受到干扰和冲击。但是，我们并不能就由此认定郭沫若的学术只有政治价值而没有学术价值。特别在文革以前的五十年代，各种政治运动尚没有到无休止的状态，政治高压氛围还没有达到残酷恐怖的地步。此时的郭沫若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如前所述的重大成就，做到了政治和学术的“兼而为之”，而且还让他“能够利用政治身份在一定限度内保证学术研究不受干扰，健康发展”：1956年，毛泽东、陆定一提出“双百”方针后不久，郭沫若出版《百花齐放》诗集，并为《人民中国》杂志撰写《“百家争鸣”万岁》一文，希望“百家争鸣”永远继续下去；中国科学院成立后，郭沫若以院长身份建议设立考古研究所，使我国第一次有了专门从事考古研究的机构，并在反右派斗争中仍然强调坚持古代文物研究的正确方向：“发掘、整理和研究古人给我们遗留下来的丰富的物质文化成品，使之彻底科学化；在讨论“厚今薄古”问题及澄清其给历史研究造成的思想混乱方面，郭沫若在困难的环境中仍作出了自己的努力：1958年6月10日，郭沫若发表了《关于厚今薄古——答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由于肤浅地了解了‘厚今薄古’的含义，有些人发生轻视材料，轻视旧书本的念头……总之，‘厚今薄古’必须同时并提，古今是相对的，厚薄也是相对的”，因此，“‘厚今薄古’也并不是说只要今，不要古，或者是把所有古代的遗产都抛弃，并不是那样”。
在王先生看来，郭沫若的政治才情似乎就是政治小人所惯用的见风使舵，当墙头草而已，没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可言，“郭沫若的政治面貌变得比马列还马列，恐怕并非出于信服和坚持，而是看准风向，定向投报”。那我们就来看看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不是真的就是“看准风向，定向投报”。众所周知，郭沫若在1920年代上半期由一介文人开始关注政治，关注中国社会，接触学习，并进过理性认真的思考后最终选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我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而郭沫若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共产党是处于“非法”的“地下”状态，干革命是要冒坐牢、流亡乃至杀头的风险的。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绝对是一种崇高的理想主义行为，绝对是一种献身共产主义的真诚信仰，绝对有一种“为民请命”、拯救弱势群体的道义担当。此后的郭沫若的人生轨迹也因此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无论是他投笔从戎、参加北伐，还是别妇抛雏，投身抗战；无论是在中国革命的低潮时期用唯物主义“清算过往社会”，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是为新中国的科学文教事业付出大量心血，直到在“科学的春天”的热烈欢呼中辞世，无一不是在对马列主义，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必将取得最终胜利的坚定信仰的巨大精神支持下一步步走过来的。不仅如此，在某种程度上说，郭沫若晚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情结，在“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漩涡中的判断失误和政治“站队”，也与此密切相关。
王先生在对郭沫若进行如此不堪和苛刻的政治评说的同时，他在文章的第二部分里对包括宋云彬在内的作为“统战对象”的“党外史家”的态度显然就要平缓许多。如王先生所言，作为新政协座上宾的柳亚子，既有政权在握的“征服者”的“兴奋”，一旦发现不被当做自家人时，又自然“牢骚满腹”。在受中共之邀，自香港乘船北上，参加新中国的筹建活动的途中，王先生多次提及的宋云彬也欢欣鼓舞：“蒙叟寓言知北游，纵无风雨亦同舟。大军应作渡江计，国是岂容筑室谋。好向人民勤学习，更将真理细追求。此行合有新收获，顽钝如余祗自羞。”为自己最后能否进入新政协一事，宋云彬也忐忑不安：“救国会之名单何以迟至今日尚未提出(新政协筹备会请各党派于本月15日前提出名单)，又何谓非正式名单，令人不解，然亦不便追问也。”王先生说：“此时的党外学者，更像1949年之前热衷进取的政客，这是无可奈何之举，因为谁也不甘遭受冷落，因为建国前他们本来就不是纯学院式的教授。在政权更迭之际，他们不能忘怀自己的‘革命历史’，由此更在乎自己的政治前途，这不是一句文人好面子可以了结。”“只有对新政权的意识形态认可的人，才有可能成为被欣赏的人物，才有可能避免被边缘化。”显然，王先生说那些“党外学者”在建国前“本来就不是纯学院式的教授”，甚至喻称其“像1949年之前热衷进取的政客”，从中，也不难体味出多少有些揶揄冷讪的口气。但总的来说，王先生给予这些党外学者的政治言行仍为包容和理解，相比之下，他对郭沫若的评价就缺少了些许的“了解之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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