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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食品安全 风险表征 协同治理 跨境电商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我国跨境电商市场份额持续增长，2020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169万亿元，同比增长31.1%。①跨境电商食品也日益受到消费者青睐，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跨境电商食品规模复合增长率高达17.7%。②然而，跨境电商食品来源覆盖范围广、供应链环节长、经营主体众多，且跨境电商平台网络虚拟性、物流服务跨国性等特点导致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信息不对称加剧、市场准入门槛低、冷链物流技术落后、法规和文化存在差异。可见，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错综复杂，威胁跨境电商食品产业可持续发展及社会稳定。2019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提出实施进口食品“国门守护”行动，严防境外跨境电商输入型食品安全风险。建立科学完善的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体系，是有效保障跨境电商食品优质安全供给，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重要保障之一。鉴于我国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跨区域性、隐匿性和复杂性特征，一方面，可从社会表征理论“主体、客体、渠道和情境”复合视角构建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系统框架，为剖析我国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要素及要素间关联作用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可借鉴“物理—事理—人理”（WSR）系统方法论，全面地描述我国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具体对象、法规制度与人际关系，为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提供决策参考。协同治理是实施食品安全战略、推进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的有效路径。协同治理指由公共管理者和私人利益相关者共同参與，以达到一定程度共识为目标的一种协调性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模式。① 协同治理被广泛用于发展规划、法规政策、公共管理等领域的公共策略制定，实现协调与整合多元主体目标和利益。基于此，必须理顺跨境电商平台及相关企业、政府监管部门、第三方机构和媒体等多方主体角色与职能，激励多方主体各尽其责，协同治理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在我国新零售、新电商迅速发展、食品安全战略持续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本文拟构建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系统结构与指标体系，研究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的协同治理策略。
1.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
社会表征是社会群体基于共有价值观对特定对象的解读，它既为个体提供新事物认知框架，也为群体交流提供概念。② 鲍尔（MartinW.Bauer）和盖斯凯尔（GeorgeGaskell）提出风向玫瑰模型，将社会表征视为不同群体（主体）基于所处社会环境（组间情景）形成对特定事物（客体）表征（玫瑰花瓣），群体因共同意向（投射）通过渠道（媒介）沟通。③ 社会表征理论被应用到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领域，研究社会群体对转基因植物食品和转基因动物食品风险理解等。④ 风险表征是由表征主体、表征客体及社会实际场景相互作用形成的系统。⑤ 基于此，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指消费者基于风险经验及相关群体态度，对产地来源、跨境运输、平台商家资质等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信息进行认知，包括表征主体、客体、渠道及情境。表征主体指政府、海关等监管主体、第三方检测机构等风险管理相关主体;表征客体指风险伤害性、风险危害性及风险归因等具体内容;表征渠道指相关主体进行风险交流的媒介;表征情境指经济文化环境等
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是一个复杂系统，可用WSR系统方法论进行分析。WSR系统方法论主张从物理、事理和人理复合视角研究系统结构，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客体、表征渠道、表征主体和表征情境可从物理、事理和人理系统框架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其中物理指产品质量因素，事理指产品风险渠道产生机制，人理指供需双方和监管部门等主体的相互作用。⑥ 由此，社会表征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与WSR系统方法论相契合，WSR系统方法论从系统整体视角分析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的物理、事理和人理，而社会表征理论从微观视角更进一步探究社会群体对跨境电商食品风险的理解，更聚焦在现实风险表征情境中表征主体如何合理运用表征渠道发现、控制风险表征客体。因此，社会表征理论与WSR系统方法论二者结合，可为构建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系统框架提供扎实的理论依据。
2.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影响因素
供应链内部影响因素。一是跨境电商食品供应链源头分散性、全球性和跨区域性等导致供应主体质量安全标准和控制能力差异。二是跨境电商食品全球采购、跨境运输、海关备案、检验检疫等供应链环节复杂导致食品安全风险传播扩散形成蝴蝶效应。三是跨境电商食品交易的隐匿性导致供应链信息共享程度不足，①社交网络的虚拟性、开放性导致消费者难以甄别跨境食品安全风险网络谣言。② 四是政府监管联动不足，跨境电商平台自律意识缺乏、媒体权威性不高、第三方机构等主体专业性不强、认证标准不一，导致政府对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能力有限、责任界定困难。③
供应链外部影响因素。一是跨境区域的食品产业基础、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和监测技术存在差异导致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程度不一。二是跨境市场准入、④平台商家认证、⑤监测标准体系不完善⑥导致制假售假等弊端，消费者维权成本高。⑦ 三是转基因、动物克隆和电离辐射等新技术，以及检验检疫技术标准各异加剧了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监管难度。⑧ 四是社会文化、民俗风情和饮食习惯各异导致跨境食品安全风险错综复杂。
3.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协同治理
近年来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事件频发，供应溯源难、质量假冒伪劣、售后服务缺失、维权失效以及风险信息沟通不畅等弊端，⑨给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带来严峻挑战。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涉及多元治理主体，必须信息共享、互动合作，实现协同治理目标。瑏瑠协同治理多元主体互补可解决治理资源约束。瑏瑡张宏邦对2007—2016年我国媒体报道的食品安全事件进行量化分析，提出构建全方位协同治理网络。瑏瑢熊先兰和罗广源提出建立跨境电商食品风险信息公开机制，即打破治理各主体间的信息和数据壁垒，实现多元协同治理。瑏瑣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改革的核心是形成以风险管理为基础、科学政策为保障的国际共识，指导各国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开展协同治理。
综上，已有关于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的研究成果主要围绕技术驱动、健全法规和模式比较等方面展开，重点关注风险控制点、风险评估和风险治理策略等内容，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专门研究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研究成果较为匮乏，从多方主体视角探析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研究成果更是少见。由此，本文基于社会表征理论和WSR系统方法论，运用文献计量法和扎根方法构建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系统框架及指标体系，分析我国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主体、客体、渠道和情境，从多方主体视角研究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协同治理对策。
1.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现实背景
2019年我国跨境电商食品贸易额达52.9亿美元，同比增长19.2%。瑏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居家抗疫模式进一步促进了消费者跨境电商食品市场需求增加。但与此同时，智利车厘子、阿根廷冷冻牛肉和南美白虾外包装新冠病毒污染等跨境食品安全事件频发。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贯穿于跨境电商食品供应链全过程，涉及多方主体（见图1）。当前针对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统计数据较为匮乏，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具有跨境食品安全风险普遍特征。基于2016年8月—2020年10月我国通报12553例未准入境问题食品违规通报信息分析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具有较强说服力。我国跨境食品安全风险事件发生频率由大到小依次为：销售/餐饮环节（53.29%）、流通环节（15.55%）、加工环节（14.77%）、难以判断①（14.64%）和生产环节（1.75%）;跨境食品安全风险归因主要为：食品标签不合格（18.99%）、合格证书缺失（18.86%）、超范围使用添加剂（14.97%）、微生物及重金属含量超标（13.76%）、超过保质期（13.20%）;跨境电商食品来源地和消费地分布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日本（12.33%）、美国（7.65%）和韩国（4.78%）为跨境食品安全风险主要来源国，上海（25.92%）、深圳（12.01%）和天津（8.13%）等地区海关为跨境食品安全风险重要监测地。②
2.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关键词
运用文献计量法对中国知网期刊论文进行关键词识别，为凝练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范畴提供客观翔实的数据支撑。2007年我国第一家跨境电商平台“淘宝全球购”上线，因此从2007年1月1日开始的相关文本资料能较全面地反映我国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运用CiteSpace软件，对2007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共495篇有关“跨境电商食品”“跨境电商农产品”等主题的期刊论文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抓取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的文献高频关键词（见表1），该数据样本覆盖范围广，具有较好的说服力。
3.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系统框架
首先，基于社会表征理论，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涵盖表征主体、客体和渠道等系统要素，它们动态交互、协调配适。其次，运用WSR方法论分析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主体、客体、渠道和情境的内涵及其关联。其中，“物理”指事物在实际演化过程中展现的特征及客观规律，对“物”“是什么”进行阐释;“事理”指做事的道理，探讨“如何去做”，关注如何开展配置资源、协调人员及设备等;“人理”指做人的道理，对系统中相关主体职责、职能及相互关系进行多角度透析，回答“最好如何做”的问题。① 由此，基于社会表征理论和WSR系统逻辑的復合视角，构建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系统框架（见图2），研究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客体“是什么”，表征渠道“怎样去做”，表征主体关系“如何协调”，表征情境“有哪些”。具体而言，表征客体指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特征与归因，如产地污染、假冒伪劣、标签不全、检验缺乏等;表征渠道指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在个体和群体间交流的过程，如人际交流、网络谣言和口碑评论等;表征主体指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监管相关主体，如跨境电商平台、跨境食品企业、第三方机构、政府部门、海关总署、科研机构、权威媒体和消费者等;表征情境指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外部环境，如产业经济环境、技术设备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政治法律环境等。
4.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指标体系
采用扎根理论构建跨境电商食品风险表征指标体系，能满足指标体系目的性和完备性要求，系统反映风险表征综合指标，服务风险治理实践。② 扎根理论指从现实资料中抽取并呈现概念或理论的研究过程，基于495篇有关跨境电商食品风险的期刊论文作为扎根理论指标提取源，这些原始资料真实反映现实存在的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运用文献计量法提取原始资料得到跨境电商食品风险表征关键词作为指标，构建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指标体系。围绕“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概念主线，邀请2位食品安全领域的教授及2位食品安全管理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组成研究团队，对上述文献计量法抓取文本资料剔除干扰文本后，遵循持续比较原则不断提炼归纳概念，补充相关材料以修正研究理论。③ 参照相关研究，④留取180篇文献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首先，进行开放编码，整合风险高频词及研究团队讨论意见，凝结初始概念并将其范畴化、概念化，最终提炼出12个概念和42个副范畴;其次，在开放式编码基础上进行主轴编码，根据相关概念与类属关系归纳出主范畴。参考张艳丰等人的研究方法，⑤保留提及频次超过1/3的范畴要素，得到4个主范畴;进行选择编码，归纳和精炼主范畴，选择性编码后确认表征主体、表征客体、表征渠道和表征情境为核心范畴，最终形成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指标体系及条目（见表2）。
基于上述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系统框架与指标体系，立足我国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现状与问题，揭示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关键症结，为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提供决策依据。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跨境电商食品法律制度匹配不高，如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规定白菜等蔬菜农药残留限量指标，而我国此指标范围尚未明确。（2）跨境电商食品标签标准地区差异，如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进口预包装食品应有中文标签”，但因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控制能力参差导致未按要求粘贴中文标签等问题。（3）跨境电商食品致害生物防范有限，我国尚未形成高效的跨境有害生物预警系统，2020年我国进口冷链食品新冠肺炎病毒污染范围从食品包装扩展到集装箱，风险防控难。（4）跨境电商食品产地追溯难，如无印良品进口薯片标签产地为生产公司注册地址而非原產地，被媒体误认为产自日本核污染区。（5）跨境电商食品通关检疫周期长，各地海关食品检测设备和专业人员配备不均衡，导致通关手续受阻，诱发过期质变等食品安全风险。（6）跨境电商食品冷链物流能力不足，冷链港口物流枢纽能力低、时效性差致其易受二次污染，我国冷链流通率低于45%而欧美等发达国家均为95%以上。① （7）跨境电商食品线上线下服务参差，信息虚假、认证虚假、宣传虚假和评论虚假等加剧信息不对称。为此，须从多方主体协同治理视角化解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关键症结。
1.落实主体责任，健全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协同预警机制
创建跨境电商食品安全多主体协同治理平台，借助大数据技术推动多主体参与食品安全协同治理。②一是引导跨境电商相关企业自查自律，设立企业经营荣誉榜和失信榜。二是健全跨境电商食品风险预警机制，推动政企互联互通以收集监督抽检等信息，提升风险识别能力。三是强化微生物危害控制、贮存保管与运输等跨境电商监督审查力度，建设跨国食品经营信用档案。
2.夯实制度基础，完善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协同监管标准
建立完善跨境电商食品安全协同治理制度和公众参与机制。③ 一是公开跨境电商食品标准制定过程并征求专家和公众意见。二是落实基层监管责任，强化跨境电商食品产地来源、标签标识等规范，推进日常检查和专项整治相结合的风险协同治理行动。三是探索跨境电商食品“备案+追责”监管新方式，细化跨境电商食品溯源及召回标准，建设高层次检疫人才队伍，提升检验检疫专业能力。
3.强化谣言治理，构建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信息共享平台
一是提升跨境电商食品网络谣言社会协同治理力度，健全消费者舆论监督和跨境电商食品企业食品安全汇报机制，并依托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行谣言实时抓取、精准打击，完善权威信息发布。④ 二是加大跨境电商食品谣言治理力度，强化跨境电商食品谣言法律规制，严厉对跨境电商食品谣言处罚追责，建立理性的谣言鉴定体系，加强与食品安全专业机构合作，提高辟谣效能。
4.实施智慧监管，优化跨境电商食品安全技术协同支撑环境
充分利用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推进智慧监管平台建设，提高监管科学性。⑤ 一是运用云计算等技术优化跨境电商食品网络零售、冷链物流系统，推广跨境电商食品电子中文标签。二是健全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信息追溯机制，将原料供应、市场销售等环节纳入信息追溯体系，确保跨境电商食品来源可溯、去向可查。三是以智慧监管促进跨境电商食品动态认证，打造跨境电商食品“绿色通道”。
5.开展科普宣传，提升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协同应对能力
通过线上线下等渠道普及食品安全知识，推动跨境电商食品安全知识科普宣传与权威媒体等主体跨界融合，定期召开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信息交流会，创新食品安全知识竞赛等科普方式，普及跨境冷链食品消毒等注意事项。此外，运用区块链等技术实施跨境电商食品风险信息精准推送，鼓励监管部门、跨境电商平台定期向消费者分发跨境电商食品安全宣传手册。
一、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我国跨境电商市场份额持续增长，2020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169万亿元，同比增长31.1%。①跨境电商食品也日益受到消费者青睐，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跨境电商食品规模复合增长率高达17.7%。②然而，跨境电商食品来源覆盖范围广、供应链环节长、经营主体众多，且跨境电商平台网络虚拟性、物流服务跨国性等特点导致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信息不对称加剧、市场准入门槛低、冷链物流技术落后、法规和文化存在差异。可见，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错综复杂，威胁跨境电商食品产业可持续发展及社会稳定。2019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提出实施进口食品“国门守护”行动，严防境外跨境电商输入型食品安全风险。建立科学完善的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体系，是有效保障跨境电商食品优质安全供给，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重要保障之一。鉴于我国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跨区域性、隐匿性和复杂性特征，一方面，可从社会表征理论“主体、客体、渠道和情境”复合视角构建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系统框架，为剖析我国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要素及要素间关联作用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可借鉴“物理—事理—人理”（WSR）系统方法论，全面地描述我国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具体对象、法规制度与人际关系，为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提供决策参考。协同治理是实施食品安全战略、推进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的有效路径。协同治理指由公共管理者和私人利益相关者共同参與，以达到一定程度共识为目标的一种协调性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模式。① 协同治理被广泛用于发展规划、法规政策、公共管理等领域的公共策略制定，实现协调与整合多元主体目标和利益。基于此，必须理顺跨境电商平台及相关企业、政府监管部门、第三方机构和媒体等多方主体角色与职能，激励多方主体各尽其责，协同治理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在我国新零售、新电商迅速发展、食品安全战略持续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本文拟构建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系统结构与指标体系，研究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的协同治理策略。
二、文献述评
1.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
社会表征是社会群体基于共有价值观对特定对象的解读，它既为个体提供新事物认知框架，也为群体交流提供概念。② 鲍尔（MartinW.Bauer）和盖斯凯尔（GeorgeGaskell）提出风向玫瑰模型，将社会表征视为不同群体（主体）基于所处社会环境（组间情景）形成对特定事物（客体）表征（玫瑰花瓣），群体因共同意向（投射）通过渠道（媒介）沟通。③ 社会表征理论被应用到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领域，研究社会群体对转基因植物食品和转基因动物食品风险理解等。④ 风险表征是由表征主体、表征客体及社会实际场景相互作用形成的系统。⑤ 基于此，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指消费者基于风险经验及相关群体态度，对产地来源、跨境运输、平台商家资质等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信息进行认知，包括表征主体、客体、渠道及情境。表征主体指政府、海关等监管主体、第三方检测机构等风险管理相关主体;表征客体指风险伤害性、风险危害性及风险归因等具体内容;表征渠道指相关主体进行风险交流的媒介;表征情境指经济文化环境等
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是一个复杂系统，可用WSR系统方法论进行分析。WSR系统方法论主张从物理、事理和人理复合视角研究系统结构，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客体、表征渠道、表征主体和表征情境可从物理、事理和人理系统框架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其中物理指产品质量因素，事理指产品风险渠道产生机制，人理指供需双方和监管部门等主体的相互作用。⑥ 由此，社会表征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与WSR系统方法论相契合，WSR系统方法论从系统整体视角分析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的物理、事理和人理，而社会表征理论从微观视角更进一步探究社会群体对跨境电商食品风险的理解，更聚焦在现实风险表征情境中表征主体如何合理运用表征渠道发现、控制风险表征客体。因此，社会表征理论与WSR系统方法论二者结合，可为构建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系统框架提供扎实的理论依据。
2.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影响因素
供应链内部影响因素。一是跨境电商食品供应链源头分散性、全球性和跨区域性等导致供应主体质量安全标准和控制能力差异。二是跨境电商食品全球采购、跨境运输、海关备案、检验检疫等供应链环节复杂导致食品安全风险传播扩散形成蝴蝶效应。三是跨境电商食品交易的隐匿性导致供应链信息共享程度不足，①社交网络的虚拟性、开放性导致消费者难以甄别跨境食品安全风险网络谣言。② 四是政府监管联动不足，跨境电商平台自律意识缺乏、媒体权威性不高、第三方机构等主体专业性不强、认证标准不一，导致政府对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能力有限、责任界定困难。③
供应链外部影响因素。一是跨境区域的食品产业基础、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和监测技术存在差异导致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程度不一。二是跨境市场准入、④平台商家认证、⑤监测标准体系不完善⑥导致制假售假等弊端，消费者维权成本高。⑦ 三是转基因、动物克隆和电离辐射等新技术，以及检验检疫技术标准各异加剧了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监管难度。⑧ 四是社会文化、民俗风情和饮食习惯各异导致跨境食品安全风险错综复杂。
3.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协同治理
近年来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事件频发，供应溯源难、质量假冒伪劣、售后服务缺失、维权失效以及风险信息沟通不畅等弊端，⑨给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带来严峻挑战。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涉及多元治理主体，必须信息共享、互动合作，实现协同治理目标。瑏瑠协同治理多元主体互补可解决治理资源约束。瑏瑡张宏邦对2007—2016年我国媒体报道的食品安全事件进行量化分析，提出构建全方位协同治理网络。瑏瑢熊先兰和罗广源提出建立跨境电商食品风险信息公开机制，即打破治理各主体间的信息和数据壁垒，实现多元协同治理。瑏瑣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改革的核心是形成以风险管理为基础、科学政策为保障的国际共识，指导各国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开展协同治理。
综上，已有关于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的研究成果主要围绕技术驱动、健全法规和模式比较等方面展开，重点关注风险控制点、风险评估和风险治理策略等内容，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专门研究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研究成果较为匮乏，从多方主体视角探析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研究成果更是少见。由此，本文基于社会表征理论和WSR系统方法论，运用文献计量法和扎根方法构建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系统框架及指标体系，分析我国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主体、客体、渠道和情境，从多方主体视角研究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协同治理对策。
三、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系统分析
1.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现实背景
2019年我国跨境电商食品贸易额达52.9亿美元，同比增长19.2%。瑏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居家抗疫模式进一步促进了消费者跨境电商食品市场需求增加。但与此同时，智利车厘子、阿根廷冷冻牛肉和南美白虾外包装新冠病毒污染等跨境食品安全事件频发。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贯穿于跨境电商食品供应链全过程，涉及多方主体（见图1）。当前针对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统计数据较为匮乏，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具有跨境食品安全风险普遍特征。基于2016年8月—2020年10月我国通报12553例未准入境问题食品违规通报信息分析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具有较强说服力。我国跨境食品安全风险事件发生频率由大到小依次为：销售/餐饮环节（53.29%）、流通环节（15.55%）、加工环节（14.77%）、难以判断①（14.64%）和生产环节（1.75%）;跨境食品安全风险归因主要为：食品标签不合格（18.99%）、合格证书缺失（18.86%）、超范围使用添加剂（14.97%）、微生物及重金属含量超标（13.76%）、超过保质期（13.20%）;跨境电商食品来源地和消费地分布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日本（12.33%）、美国（7.65%）和韩国（4.78%）为跨境食品安全风险主要来源国，上海（25.92%）、深圳（12.01%）和天津（8.13%）等地区海关为跨境食品安全风险重要监测地。②
2.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关键词
运用文献计量法对中国知网期刊论文进行关键词识别，为凝练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范畴提供客观翔实的数据支撑。2007年我国第一家跨境电商平台“淘宝全球购”上线，因此从2007年1月1日开始的相关文本资料能较全面地反映我国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运用CiteSpace软件，对2007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共495篇有关“跨境电商食品”“跨境电商农产品”等主题的期刊论文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抓取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的文献高频关键词（见表1），该数据样本覆盖范围广，具有较好的说服力。
3.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系统框架
首先，基于社会表征理论，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涵盖表征主体、客体和渠道等系统要素，它们动态交互、协调配适。其次，运用WSR方法论分析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主体、客体、渠道和情境的内涵及其关联。其中，“物理”指事物在实际演化过程中展现的特征及客观规律，对“物”“是什么”进行阐释;“事理”指做事的道理，探讨“如何去做”，关注如何开展配置资源、协调人员及设备等;“人理”指做人的道理，对系统中相关主体职责、职能及相互关系进行多角度透析，回答“最好如何做”的问题。① 由此，基于社会表征理论和WSR系统逻辑的復合视角，构建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系统框架（见图2），研究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客体“是什么”，表征渠道“怎样去做”，表征主体关系“如何协调”，表征情境“有哪些”。具体而言，表征客体指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特征与归因，如产地污染、假冒伪劣、标签不全、检验缺乏等;表征渠道指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在个体和群体间交流的过程，如人际交流、网络谣言和口碑评论等;表征主体指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监管相关主体，如跨境电商平台、跨境食品企业、第三方机构、政府部门、海关总署、科研机构、权威媒体和消费者等;表征情境指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外部环境，如产业经济环境、技术设备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政治法律环境等。
4.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指标体系
采用扎根理论构建跨境电商食品风险表征指标体系，能满足指标体系目的性和完备性要求，系统反映风险表征综合指标，服务风险治理实践。② 扎根理论指从现实资料中抽取并呈现概念或理论的研究过程，基于495篇有关跨境电商食品风险的期刊论文作为扎根理论指标提取源，这些原始资料真实反映现实存在的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运用文献计量法提取原始资料得到跨境电商食品风险表征关键词作为指标，构建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指标体系。围绕“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概念主线，邀请2位食品安全领域的教授及2位食品安全管理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组成研究团队，对上述文献计量法抓取文本资料剔除干扰文本后，遵循持续比较原则不断提炼归纳概念，补充相关材料以修正研究理论。③ 参照相关研究，④留取180篇文献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首先，进行开放编码，整合风险高频词及研究团队讨论意见，凝结初始概念并将其范畴化、概念化，最终提炼出12个概念和42个副范畴;其次，在开放式编码基础上进行主轴编码，根据相关概念与类属关系归纳出主范畴。参考张艳丰等人的研究方法，⑤保留提及频次超过1/3的范畴要素，得到4个主范畴;进行选择编码，归纳和精炼主范畴，选择性编码后确认表征主体、表征客体、表征渠道和表征情境为核心范畴，最终形成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指标体系及条目（见表2）。
四、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协同治理
基于上述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系统框架与指标体系，立足我国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现状与问题，揭示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关键症结，为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提供决策依据。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跨境电商食品法律制度匹配不高，如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规定白菜等蔬菜农药残留限量指标，而我国此指标范围尚未明确。（2）跨境电商食品标签标准地区差异，如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进口预包装食品应有中文标签”，但因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控制能力参差导致未按要求粘贴中文标签等问题。（3）跨境电商食品致害生物防范有限，我国尚未形成高效的跨境有害生物预警系统，2020年我国进口冷链食品新冠肺炎病毒污染范围从食品包装扩展到集装箱，风险防控难。（4）跨境电商食品产地追溯难，如无印良品进口薯片标签产地为生产公司注册地址而非原產地，被媒体误认为产自日本核污染区。（5）跨境电商食品通关检疫周期长，各地海关食品检测设备和专业人员配备不均衡，导致通关手续受阻，诱发过期质变等食品安全风险。（6）跨境电商食品冷链物流能力不足，冷链港口物流枢纽能力低、时效性差致其易受二次污染，我国冷链流通率低于45%而欧美等发达国家均为95%以上。① （7）跨境电商食品线上线下服务参差，信息虚假、认证虚假、宣传虚假和评论虚假等加剧信息不对称。为此，须从多方主体协同治理视角化解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关键症结。
1.落实主体责任，健全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协同预警机制
创建跨境电商食品安全多主体协同治理平台，借助大数据技术推动多主体参与食品安全协同治理。②一是引导跨境电商相关企业自查自律，设立企业经营荣誉榜和失信榜。二是健全跨境电商食品风险预警机制，推动政企互联互通以收集监督抽检等信息，提升风险识别能力。三是强化微生物危害控制、贮存保管与运输等跨境电商监督审查力度，建设跨国食品经营信用档案。
2.夯实制度基础，完善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协同监管标准
建立完善跨境电商食品安全协同治理制度和公众参与机制。③ 一是公开跨境电商食品标准制定过程并征求专家和公众意见。二是落实基层监管责任，强化跨境电商食品产地来源、标签标识等规范，推进日常检查和专项整治相结合的风险协同治理行动。三是探索跨境电商食品“备案+追责”监管新方式，细化跨境电商食品溯源及召回标准，建设高层次检疫人才队伍，提升检验检疫专业能力。
3.强化谣言治理，构建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信息共享平台
一是提升跨境电商食品网络谣言社会协同治理力度，健全消费者舆论监督和跨境电商食品企业食品安全汇报机制，并依托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行谣言实时抓取、精准打击，完善权威信息发布。④ 二是加大跨境电商食品谣言治理力度，强化跨境电商食品谣言法律规制，严厉对跨境电商食品谣言处罚追责，建立理性的谣言鉴定体系，加强与食品安全专业机构合作，提高辟谣效能。
4.实施智慧监管，优化跨境电商食品安全技术协同支撑环境
充分利用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推进智慧监管平台建设，提高监管科学性。⑤ 一是运用云计算等技术优化跨境电商食品网络零售、冷链物流系统，推广跨境电商食品电子中文标签。二是健全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信息追溯机制，将原料供应、市场销售等环节纳入信息追溯体系，确保跨境电商食品来源可溯、去向可查。三是以智慧监管促进跨境电商食品动态认证，打造跨境电商食品“绿色通道”。
5.开展科普宣传，提升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协同应对能力
通过线上线下等渠道普及食品安全知识，推动跨境电商食品安全知识科普宣传与权威媒体等主体跨界融合，定期召开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信息交流会，创新食品安全知识竞赛等科普方式，普及跨境冷链食品消毒等注意事项。此外，运用区块链等技术实施跨境电商食品风险信息精准推送，鼓励监管部门、跨境电商平台定期向消费者分发跨境电商食品安全宣传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