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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什么层面上认识当前的问题
经济、社会、教育,这三个因素决定了当前幼儿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形态,这在中国社会政策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第一,在经济层面,不断预警的人口出生率,给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通过提供方便可靠的幼儿教育服务,提高人口生育率水平,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第二,在社会层面,城市化进程的迅速发展,将乡土中国的大家庭养育模式转变为核心家庭抚养方式,代际互助难以维持,社会化家庭支持体系呼之欲出。尽管目前城市大多数家庭的幼儿仍由祖辈代管,但趋势已不可逆转。
第三,在教育层面,在满足基本教育机会之后,相同、封闭的教育体系越来越难以满足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幼儿教育多样化办学体制以及当前的治理混乱难题,呼唤着教育体制的深化改革。
从这个意义上认识当前学前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我们就会理解,任何简单化的、“问题——对策式”的解决方案,只可能缓解暂时的社会压力,却没有理顺事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和空间。
二、幼儿教师专项培养:依据和问题
幼儿教师专项培养计划背后的逻辑清楚明了:合格幼师短缺,影响了幼儿教育质量,于是,要强力增加幼儿教师专业培养规模。但是,这种解决方案太简单,它带来的问题远比要解决的问题多。
1.门槛保证:不能替代服务质量管理
教育服务,是师幼间面对面的交流过程,文凭和资格证书,只是门槛保证。提高幼儿教育服务质量,需要提高幼儿园内部教师工资,完善岗位,进行课程设置和文化建设。尤其是应该努力发现并通过改革,去除导致师幼关系紧张的因素,让教师在轻松的环境下工作。政府强力推进的专项培养计划,如果只解决了门槛问题,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完成政策目标,后续工作还有很多。
2.培养周期:开放比封闭供给更及时
工资制度和内部管理等,需要长期的探索,而现在需要的是马上解决幼师短缺问题,支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实际上,幼师专项培养需要2~3年的时间。最及时的方式应该是增加教师资格证审核弹性,只要拥有大专学历,可以允许其他专业的毕业生在短期培训后直接上岗,并且鼓励和奖励他们在3~5年内拿到教师资格证书,这是许多国家解决教师短缺问题时使用的方法。
3.转嫁压力:一边引入一边流失
在多次“虐童”事件之后,政府迫于社会压力,开始了强化监管,幼儿教师被置于高度监管之下。更有甚者,有的幼儿园安装了160个摄像头,教师甚至不敢靠近幼儿。这种极不友好的工作特征,使许多幼儿教师心生离意。在每次危机后,都是“一人生病,大家吃药”,压力直接转嫁给教师,这种简单化的、急于摆脱责任的做法,不仅不符合法治社会的精神,也不符合“良政”的道德。
4.强增供给:让更多不合格的人进入幼师行业
从2011年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以来,学前教育教师的需求一直非常旺盛。但是,为什么供给始终不足?幼师供给的深层原因没有理清,专项培养计划通过强力增加供给,反而可能会让更多不合格的人进入幼师行业。
三、建议:用技术官僚的精神探索系统改革之路
幼儿教育如此重要,多种办学体制下的监管又如此复杂,因此,任何简单化的解决方案,都可能是一次“扬汤止沸”、拖延治疗时机的行为。复杂的治理问题,呼唤技术官僚用专业精神,到现场、到细节中,发现真正的“病灶”,探索系统化改革之路。
我这里给出一个概念:技术官僚,它是韦伯最早使用的词汇,是一群不断用技术和工具改进工作流程和法律秩序的文官用来解决问题的方法。使用技术一词作为前缀,是用来区分以等级和服从为特征的传统文官。
技术官僚不会被社会舆论捆绑,他们会秉承专业精神,到幼儿园中调查、蹲点,会发现“虐童”背后“一日常规”的教學方式难辞其咎。教师频繁带领幼儿转换教学环节,生怕孩子淘气,延误了教学环节,从而遭到园长处罚。针扎儿童的背后,是教师“拖拽”着几十个孩子,拼命跟上教学环节的“愚笨”解决方法。政策总在外围“打转”,改变不了教学方式对教师的“桎梏”,真实的问题还在这里。
技术官僚会借用思维框架系统思考问题。专业训练会告诉他们,幼儿教师长期短缺,这并没有让幼师的工资上涨,这一定是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的结果。解决教师短缺的方法,应该探查“双重失灵”的原因,而增加专项培养计划,强力增加供给,只能又一次地用行政力量扭曲市场。看上去把民众疾苦放在心上,实际上却在培养短线思维的公共意识。
技术官僚,早在韦伯时代,就被当作现代行政管理的标志,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技术官僚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独特精神和专业价值,中国一些地区和行业官员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出了这种气质。在学前教育行业内,提高幼教薪酬待遇与提升幼师素养这两个问题面前,我们迫切地需要技术官僚的精神和工作方式。
经济、社会、教育,这三个因素决定了当前幼儿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形态,这在中国社会政策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第一,在经济层面,不断预警的人口出生率,给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通过提供方便可靠的幼儿教育服务,提高人口生育率水平,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第二,在社会层面,城市化进程的迅速发展,将乡土中国的大家庭养育模式转变为核心家庭抚养方式,代际互助难以维持,社会化家庭支持体系呼之欲出。尽管目前城市大多数家庭的幼儿仍由祖辈代管,但趋势已不可逆转。
第三,在教育层面,在满足基本教育机会之后,相同、封闭的教育体系越来越难以满足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幼儿教育多样化办学体制以及当前的治理混乱难题,呼唤着教育体制的深化改革。
从这个意义上认识当前学前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我们就会理解,任何简单化的、“问题——对策式”的解决方案,只可能缓解暂时的社会压力,却没有理顺事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和空间。
二、幼儿教师专项培养:依据和问题
幼儿教师专项培养计划背后的逻辑清楚明了:合格幼师短缺,影响了幼儿教育质量,于是,要强力增加幼儿教师专业培养规模。但是,这种解决方案太简单,它带来的问题远比要解决的问题多。
1.门槛保证:不能替代服务质量管理
教育服务,是师幼间面对面的交流过程,文凭和资格证书,只是门槛保证。提高幼儿教育服务质量,需要提高幼儿园内部教师工资,完善岗位,进行课程设置和文化建设。尤其是应该努力发现并通过改革,去除导致师幼关系紧张的因素,让教师在轻松的环境下工作。政府强力推进的专项培养计划,如果只解决了门槛问题,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完成政策目标,后续工作还有很多。
2.培养周期:开放比封闭供给更及时
工资制度和内部管理等,需要长期的探索,而现在需要的是马上解决幼师短缺问题,支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实际上,幼师专项培养需要2~3年的时间。最及时的方式应该是增加教师资格证审核弹性,只要拥有大专学历,可以允许其他专业的毕业生在短期培训后直接上岗,并且鼓励和奖励他们在3~5年内拿到教师资格证书,这是许多国家解决教师短缺问题时使用的方法。
3.转嫁压力:一边引入一边流失
在多次“虐童”事件之后,政府迫于社会压力,开始了强化监管,幼儿教师被置于高度监管之下。更有甚者,有的幼儿园安装了160个摄像头,教师甚至不敢靠近幼儿。这种极不友好的工作特征,使许多幼儿教师心生离意。在每次危机后,都是“一人生病,大家吃药”,压力直接转嫁给教师,这种简单化的、急于摆脱责任的做法,不仅不符合法治社会的精神,也不符合“良政”的道德。
4.强增供给:让更多不合格的人进入幼师行业
从2011年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以来,学前教育教师的需求一直非常旺盛。但是,为什么供给始终不足?幼师供给的深层原因没有理清,专项培养计划通过强力增加供给,反而可能会让更多不合格的人进入幼师行业。
三、建议:用技术官僚的精神探索系统改革之路
幼儿教育如此重要,多种办学体制下的监管又如此复杂,因此,任何简单化的解决方案,都可能是一次“扬汤止沸”、拖延治疗时机的行为。复杂的治理问题,呼唤技术官僚用专业精神,到现场、到细节中,发现真正的“病灶”,探索系统化改革之路。
我这里给出一个概念:技术官僚,它是韦伯最早使用的词汇,是一群不断用技术和工具改进工作流程和法律秩序的文官用来解决问题的方法。使用技术一词作为前缀,是用来区分以等级和服从为特征的传统文官。
技术官僚不会被社会舆论捆绑,他们会秉承专业精神,到幼儿园中调查、蹲点,会发现“虐童”背后“一日常规”的教學方式难辞其咎。教师频繁带领幼儿转换教学环节,生怕孩子淘气,延误了教学环节,从而遭到园长处罚。针扎儿童的背后,是教师“拖拽”着几十个孩子,拼命跟上教学环节的“愚笨”解决方法。政策总在外围“打转”,改变不了教学方式对教师的“桎梏”,真实的问题还在这里。
技术官僚会借用思维框架系统思考问题。专业训练会告诉他们,幼儿教师长期短缺,这并没有让幼师的工资上涨,这一定是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的结果。解决教师短缺的方法,应该探查“双重失灵”的原因,而增加专项培养计划,强力增加供给,只能又一次地用行政力量扭曲市场。看上去把民众疾苦放在心上,实际上却在培养短线思维的公共意识。
技术官僚,早在韦伯时代,就被当作现代行政管理的标志,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技术官僚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独特精神和专业价值,中国一些地区和行业官员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出了这种气质。在学前教育行业内,提高幼教薪酬待遇与提升幼师素养这两个问题面前,我们迫切地需要技术官僚的精神和工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