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共有50多名成员（党员），邓中夏、李启汉名列其中。他们是同乡，是郎舅，更是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共同用生命和热血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书写了不朽篇章。

早期黨员

　　邓中夏，1894年出生于湖南宜章太平里乡邓家湾村一个清末举人家庭。他从小勤奋好学，1915年考入长沙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科，1917年考进北京大学文科学习国文。李大钊应聘来北大担任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后，邓中夏有幸与之结交。在阅读李大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等文章后，他很快觉醒，确信共产主义是中国的一条光明大道。
　　1918年底，按照李大钊“学生走向社会”的教诲，邓中夏邀约几位同学利用寒假到唐山矿区调查，了解工人生产生活状况。翌年3月，邓中夏发起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四五月间，他率平民教育讲演团成员到北京东便门、长辛店等地讲演，唤醒民众特别是工人的觉悟。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邓中夏成为运动骨干。教育部一位次长对游行学生说：“学生就是好好读书，国家大事可以交政府去办。”他上前怒斥：“政府会办什么？政府就会卖国！”并质问：“你身为教育次长，自己不爱国，还不准学生爱国，你还是中国人吗？”为了反抗军阀的镇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邓中夏任该会宣传股主任。
　　5月23日，邓中夏作为北京学联代表前往长沙，发动组织湖南学联，以策应北京的学生运动。在楚怡学校召开的长沙学生大会上，邓中夏结识了岳云中学学生会代表李启汉。
　　李启汉，1898年出生于湖南江华县码市镇李家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在亲戚的资助下，他在江华、衡阳读完小学、初中，之后于1917年考入长沙岳云中学，结识了毛泽东等进步青年，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
　　李启汉与邓中夏一见如故，他们同毛泽东等一道，经过联络、协商，于5月28日在长沙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6月3日，长沙20多所学校的学生举行总罢课。李启汉与同学们走上街头，进行爱国宣传，反对军阀卖国贼，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
　　长沙学生的爱国运动遭到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蛮横压制。李启汉积极参加了毛泽东发起的“驱张运动”。10月，李启汉随毛泽东率领的湖南学生请愿代表团北上赴京请愿。在京期间，李启汉住在邓中夏的宿舍里，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李启汉与毛泽东一同到湖南会馆演讲，一同赴新华门请愿，一同联名通电全国，揭露张敬尧在湖南的累累罪行，得到各界人民的支持，最终迫使张敬尧逃离长沙。
　　驱张运动后，李启汉留在了北京，在邓中夏的帮助下，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了一名旁听生。邓中夏对李启汉后来致力于工人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李大钊的指导下，1920年3月，邓中夏等19人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亢慕义斋”为阵地，学习、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在邓中夏的影响下，李启汉阅读了大量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书刊，思想不断进步。
　　5月，经邓中夏推荐，李启汉到上海华俄通讯社工作，住在渔阳里六号。此时来华指导建党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人也住在这里。李启汉很快与他们结识，并通过他们接触了陈独秀。陈独秀向他深入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当时中国和国际的形势，这使他的思想认识得到升华。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渔阳里二号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社会共产党，接着在渔阳里六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启汉成为最早的团员之一，不久转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
　　陈独秀把上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情况向李大钊作了通报，李大钊立即响应，于1920年10月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共产党小组，邓中夏成为第一批成员。
　　从北大毕业后，邓中夏拒绝了父亲在农商部为他谋到的差事，立下“不当官，要做公仆”的志向。受组织委派，他以长辛店为据点，开始从事工人运动，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1921年1月1日，邓中夏发起成立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他用通俗的语言告诉工人们“大家抱个团，五人团结是只虎，十人团结是条龙，百人团结像泰山，谁也搬不动”，启发工人的政治觉悟。5月1日，成立具有工会性质的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开始了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探索。
　　1921年上半年，邓中夏积极参与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6月初，邓中夏主持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会议，会议决定张国焘、刘仁静出席党的一大。6月下旬，邓中夏与刘仁静集中四天时间精心写作“北京党组织的报告”，后由张国焘在一大上宣读。
　　在一大召开前，邓中夏来到上海，和已到会的一大代表共商建党大业，并参与一大文件的制定。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吸收了邓中夏工人运动的思想。
　　建党初期党的主要工作是开展工人运动。在沪期间，邓中夏见到工人装束的李启汉。得知李启汉已经成为党内同志，邓中夏非常兴奋。他们交流了创办工人学校的情况。邓中夏开办的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如火如荼，被誉为“北方劳动界的红星”，李启汉在上海小沙渡创办的中国第一所工人半日制学校也有声有色，二者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初职工运动的起点”。

工运健将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于8月11日在上海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邓中夏担任北方分部主任，负责领导北方工人运动。李启汉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兼《劳动周刊》编辑，在上海开展工人运动。

　　1921年7月20日，上海英美烟厂工人不堪忍受虐待，8000多工人举行罢工。当时正值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李启汉受上海党组织委派到厂指导，组织罢工领导机构，提出增加工资、撤换虐待工人的监工等八项条件。遭厂方拒绝后，8月5日，李启汉组织工人手执“还我血汗”“增加工资”等旗帜上街游行，迫使厂方接受条件。这是党领导的第一次取得胜利的工人罢工。
　　在李启汉的协调下，8月下旬上海烟草工会成立。当时上海流传这样一句话：“工人不出头，出头便入土。”李启汉到工人中间与他们座谈，写下“工人”二字，然后再叠加组成“天”字，说：“工人两字合起来，是一个天字，所以工人就是天。”这一新的解释，让工人们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成为天下的主人。
　　1922年1月，香港海员举行大罢工，香港海员工会发电报向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求援。李启汉奉命组织“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把募集的现款汇寄香港，并亲到香港、广州等地慰问罢工海员。返沪后，他带人深入工人中做工作，使许多人退出赴港做工的行列，支援了香港海员罢工。
　　3月19日，上海浦东纺织工会召开成立会，李启汉、陈独秀先后在会上发表演说。4月17日，在李启汉的领导下，浦东日华纱厂4000余名工人举行为期九天的罢工，迫使日商接受工人的条件，并承认工会的存在，两三天内有3500多名工人加入工会。
　　4月24日，李启汉等组织中国邮政史上的第一次罢工。上海邮局800多名工人走上街头，要求改善待遇。罢工的第二天，有暗探向上海租界工部局密报：“上海工潮的主要组织者李启汉。待有完整证据发现，他将受到控告。”李启汉不顾个人安危，继续指导罢工，迫使邮局最终让步。
　　罢工胜利后，李启汉、邓中夏分别作为劳动组合书记部、京汉铁路工会的代表，一同乘船从上海出发，到广州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会上，邓中夏提交的《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和李启汉提交的《八小时工作制案》《援助罢工案》在大会上获得一致通过，邓中夏当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
　　7月，邓中夏出席中共二大，被选为中央委员。8月，书记部迁至北京，邓中夏领导书记部利用直奉战争结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宣布“重开国会，制定宪法”的机会，向众议院发出一份《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邓中夏等的请愿书》，并提出了劳动法案大纲19条，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劳动立法运动。
　　唐山、郑州、长沙等地的铁路、煤矿、紗厂工人率先起来响应，组织劳动立法大同盟，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通电北京政府、国会，要求将劳动立法列入宪法之中。由于北京当局根本无意制宪，劳动法案大纲未能列入宪法。但劳动法案大纲19条，成为即将兴起的工运高潮的斗争纲领。
　　在邓中夏领导下，长辛店铁路工人提出增加工资等要求，被铁路局拒绝，8月24日，3000多名工人举行大罢工。根据邓中夏的建议，工人们到火车站阻断南北交通，虽有军队干涉，但工人毫无畏惧，终使路局屈服。长辛店工人罢工胜利的消息，很快传到京汉、京绥、京奉、粤汉、津浦等几条铁路干线，鼓舞了铁路工人的斗志。
　　10月，邓中夏参与领导了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由于罢工进行得不顺利，个别领导人思想动摇，工人士气涣散。邓中夏咬破手指写下血书：“一定要同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到底，争取罢工的胜利！”并派人把血书送到现场，以鼓励罢工工人的勇气和信心。但因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开滦罢工终至失败。
　　1923年初，随着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失败，全国工运转入低潮。书记部又迁至上海，邓中夏也转移到上海。经李大钊推荐，他任上海大学校务长，主持行政工作，聘请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来校任教。他带领学生深入工人群众，恢复和组织工会，培养了一批领导工运的骨干。
　　让邓中夏十分揪心的是，李启汉在上海被捕入狱了。1922年5月，李启汉参加劳动大会返沪后，领导了浦东日华纱厂第二次罢工。6月1日，租界巡捕房以“多次煽动罢工”罪，将他逮捕入狱，后又引渡给上海军阀的官厅，关进龙华监狱。
　　邓中夏想方设法营救李启汉。直到1924年10月13日，李启汉被关押两年零四个月后终于出狱。邓中夏、李立三等一起去迎接，邓中夏动情地说：“你是我党坐牢最早最苦的第一位同志。”还为他赠诗《启汉出狱—喜极而泣，诗以志之》，诗中写道：
　　你出来了，我们的责任更大了！
　　你看——
　　猛虎一样的军阀呀，
　　巨蟒一样的帝国主义呀，
　　蛇蜥一样的资本家呀，
　　他们联合着，而且紧密地联合着，
　　长蛇般地向我们进攻了，
　　铁桶般地向我们包围了，
　　磐石般地向我们压榨了。
　　哦哦，我们的战士，
　　准备着迎战！
　　准备着厮杀！
　　创刊不久的《中国工人》杂志盛赞李启汉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劳动运动的健将”。
　　考虑到李启汉不宜留在上海工作，组织决定派他去湖南水口山、锡矿山开展工人运动。邓中夏说：“你从狱中出来，头发长得像森林一样。工人阶级也要像森林一样茂密扎根，生生不息。我建议你改名李森。”尔后，李启汉即用“李森”的名字。
　　送走李启汉，邓中夏领导了震动全国的上海工人“二月罢工”。1925年2月，邓中夏、李立三到上海内外棉八厂组织工人罢工，提出了不准打人、增加工资等要求。邓中夏在苏州河北岸潭子湾召开罢工工人大会，被大批军警包围，他临危不惧，站在一个坟堆上振臂高呼：“我们被东洋人压迫了，中国人不要压迫中国人！”邓中夏等50余人当场被捕，他鼓励一起被捕的工友：“他们能抓住我们，但他们打不败我们！”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他和李立三等继续领导大罢工，至2月19日，上海22家日商纱厂近四万工人加入罢工行列，迫使日商接受了不虐待工人等四条要求。“二月罢工”的胜利，成为五卅运动的序幕。

罢工领袖

　　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取代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邓中夏、李启汉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他们一同留在广州，邓中夏任全总秘书长和宣传部部长，李启汉任全总组织部部长，共同主持全总日常工作。
　　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为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苏兆征、邓中夏、李启汉等领导了省港大罢工。邓中夏等先来到香港发动罢工，香港当局企图强行阻止，邓中夏冲到斗争最前线，率先发动海员、电车、印务等工会举行罢工。6月19日，省港大罢工在香港拉开序幕。6月21日，在李启汉等的组织下，广州沙面的数千洋务工人也举行罢工。

　　6月23日，香港、沙面工人和广州市民十万余人，为悼念五卅惨案死难者举行游行，途经沙基时，突遭沙面租界英国军警的排枪射击，发生了死伤200余人的“沙基惨案”。省港罢工迅速扩大到近20万人，形成强大的反帝洪流。
　　在分析罢工局势时，邓中夏指出，省港大罢工不是一般的经济斗争，而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求得民族解放的政治斗争，必然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为此，7月3日，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邓中夏任罢委会党团书记，李启汉任副书记。设干事局处理日常事务，李启汉任局长。邓中夏强调，省港罢工委员会不啻一个政府，可以处置一切与罢工相关之事，广东政府不得过问。
　　干事局是处理罢工日常事务的中枢机构，李启汉聘请了一批主持正义、办事公道、精明能干的职员，迅速组成文书、招待、庶务、宣传、交际、交通、游艺等部门开展工作，成为苏兆征、邓中夏的得力助手。
　　当时，常聚集于广州的香港罢工工人达七万多人，安排好他们的食宿问题，是一项艰巨任务。邓中夏花很大精力到各个工人住宿区，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各种问题，还特地委托李启汉专门负责此项工作。李启汉学说广东话，穿上蓝色工装，脚蹬一双旧胶鞋，携带一张草席和一顶破蚊帐，工作到哪里，夜晚就铺开草席睡在哪里。在他的领导下，各住宿区办起了工人食堂、工人游艺室，给缺衣少被的工人发放了4万件棉衣、2万条棉被、1.5万条土布褥子。工人们看病吃药、女工怀孕流产诸事，他均一一妥为安排。工人称干事局是“工人内阁”，李启汉就是“内阁总理”。邓中夏高兴地说，解决了罢工工人回广州后的生活问题，等于打赢了与帝国主义战斗的第一个回合。

　　7月5日，邓中夏牵头组建了工人纠察队。它担负着封锁香港、澳门和沙面的交通，截留粮食，查缉私货，逮捕工贼，维持罢工秩序等任务。邓中夏兼任纠察队训育长，通过党组织从黄埔军校抽调一批优秀军事干部充任教练和骨干，将2000多名队员编为5个大队，配备枪支200多条。这支工人武装力量在邓中夏等的领导下，在东自汕头、西到北海的漫长海岸线上的各港口设卡，扣押英国货物，严禁粮菜外流，香港顿时交通瘫痪、商务停顿、商店关门、食品奇缺，成为“臭港”“死港”。
　　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威胁要以10万大军进攻中国。邓中夏针锋相对地撰写《欢迎英国十万大军进攻中国》一文，发表在中共广东区委机关报《人民周刊》上，尖锐指出“这不过是恫吓中国人民的伎俩”。后来，英国不仅未派兵来华，反而把驻港部分英军调回国内。于是，“邓顾问（罢委会顾问）智屈张伯伦”在罢工工人中传为美谈。
　　封锁香港两个月之后，英国在港利益受到很大打击，但一如邓中夏分析的那样：“这种封锁不只封锁了香港，而且封锁了我们自己。”广州对外贸易、政府财税收入也受到影响。邓中夏、李启汉等开会商定调整斗争策略，制定了“单独对英”“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的政策，美、法、日、德等国对此表示欢迎，其轮船公司纷纷申请与广州通航，原在香港及广州沙面的各国商人也纷纷迁至广州营业。这个政策瓦解了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广州的工商业、航运业等迅速恢复，财政税收也大幅增加。相反，港英当局在经济上每天损失400万元，英国政府不得不将任期未满的香港总督史塔士撤职。
　　为做好省港大罢工的舆论宣传，邓中夏主编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机关报《工人之路》，亲自拟定宣传方针和编辑计划，并审定重要稿件，使报纸成为团结省港罢工工人并肩斗争的旗帜。港英當局派卖国贼陈廉伯用重金收买不肖分子破坏大罢工，李启汉及时在《工人之路》发表《世界革命的潮信到了》《帝国主义者之阴谋》等文，列举世界各地声援省港大罢工的消息，揭露港英政府派人到广州破坏罢工的阴谋活动，大声疾呼工友们“绝不要中敌人的毒计”“不可受人愚弄”“要全体一致对外”，增强了工人的团结，促进罢工斗争持续推进。
　　1926年10月，为了配合北伐战争，省港罢工委员会转变策略，持续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结束。1927年2月，全总北迁武汉。李启汉被留在了广州，接替邓中夏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主持罢工的善后工作。他组织3000名罢工工人参加运输队，运送辎重弹药支援前线;组织随军宣传队，唤起农友的支援;组织卫生队到前线救护了成千伤员，有力地支援了北伐。

郎舅英烈

　　在领导省港大罢工期间，李启汉于1926年初与薛英华结婚，不久，他把在湖南老家的母亲和妹妹李惠馨（原名李英）接到广州一起生活。当时，李启汉一家住在广州贤思街一栋叫作“龚寓”的楼房里。32岁的邓中夏住在楼下，时常到李启汉家蹭饭，他的浆洗衣物诸事也落到李母、李惠馨身上。邓中夏与李惠馨逐渐相熟了。 　　邓中夏在百忙中抽时间教李惠馨读书、识字，给她讲革命道理，建议她走出“龚寓”。在邓中夏、李启汉的影响下，李惠馨投身到省港大罢工的洪流之中，帮邓中夏送文件、送稿子。在李惠馨眼里，邓中夏英姿勃勃，满腹经纶，两颗心逐渐靠近了。李启汉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为他们当了“红娘”。
　　1926年8月，邓中夏与李惠馨喜结连理。他比她大15岁，故对她以“妹妹”相称。结婚那天，刘少奇、何宝珍夫妇作为证婚人来到“龚寓”，却不见新郎新娘。原来，一大早新郎就带着新娘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凭吊。邓中夏意味深长地对她说：“妹妹，要斗争就会有牺牲，不要忘记死去的先烈。”婚后，李惠馨更加积极地投身罢工斗争，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邓中夏、李启汉成为战友加郎舅，亲上加亲。1927年2月，他们于广州依依惜别，没想到这竟是他俩的生死离别。
　　留守广州的李启汉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局势，国民党右派开始压制工人运动。李启汉和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主席刘尔嵩等紧急磋商，3月16日，以中共广东区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等八个团体的名义，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呼吁国民政府“实行民族革命的工农政策，实行进步的农村政策，消弭军事势力腐败的危险”。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启汉连夜召开会议，研究紧急应变计划。但应变计划尚未及实施，广州军阀步蒋后尘，提前举起了屠刀。4月15日凌晨，大批军警搜查和封闭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等处，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工农领袖，李启汉不幸被捕。
　　在被押往拘留所的途中，李启汉昂首阔步，大声斥责反动派卑鄙无耻。4月22日，他又被押往南石头监狱。面对敌人的审讯，他大义凛然地回答：“我是做工人运动的，你说我是共产党，那么所有的工人都是共产党了！”不久，李启汉被秘密杀害，时年29岁。

　　邓中夏、李惠馨继续为革命出生入死，四处奔波。1927年8月，邓中夏参加党的八七会议，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赴莫斯科，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1930年回国后，先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成员兼宣传部部长。接着，他又被任命为中央代表，前往湘鄂西根据地，同贺龙、周逸群一起领导湘鄂西的武装斗争，任湘鄂西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政治委员。
　　1931年春，邓中夏被王明撤掉全部职务，后转移到上海。因几个月没有安排工作，只能靠李惠馨在工厂做工每月七块钱收入艰难度日。直到1932年秋，他担任全国赤色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情况才有好转。
　　1932年11月，担任交通员的李惠馨因叛徒出卖，在送文件途中不幸被捕，囚禁于上海法租界监狱。为了不暴露邓中夏踪迹，她一度拒绝任何探监者。半年后，邓中夏才探明妻子的下落，马上书写一信，仍以“妹妹”相称，落款为“哥哥书”。信中他深情地表示“我是多么挂心啊！”鼓励她“牢狱是极好的研究室呀！每天读书，又可以消却寂寞烦恼！”还托人给她送去书籍和日用品，并设法营救她。
　　可此信发出不久，邓中夏也被捕了。1933年5月15日，邓中夏到上海法租界与互济总会援救部长林素琴商量工作时，一众巡捕突然闯入将他们逮捕。邓中夏一口咬定自己叫“施义”，在湖南当教员，是来上海访友的，并带信给互济总会律师史良，请她出面营救。
　　5月16日、23日，设在法租界的法院两次开庭审讯，上海公安局要求“引渡”施义。史良表示反对，并驳斥了他们的无理要求。法庭作出对施义“不准移提”的裁定，但又裁定将林素琴移交上海公安局。
　　上海公安局立即将林素琴交给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林素琴叛变，供出施义就是邓中夏。国民党花重金买通法租界官员，将邓中夏“引渡”到上海公安局，随后押往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
　　在狱中，邓中夏以坚定的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顶住了反动派的利禄引诱和严刑拷打，他写道：“一个人能为了最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人只有一生一死，要死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在同狱中难友谈心时说：“我邓中夏化成灰还是共產党党员！”在临就义的前两天，他给党写下最后一封信，信中说：“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的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
　　1933年9月21日黎明，邓中夏被押到雨花台刑场。临刑前，宪兵问：“你还有话吗？”邓中夏说：“你们想一想，杀死了为工农兵谋福利的人，对你们自己有什么好处？”监斩官气急败坏，下令开枪。邓中夏血洒雨花台，献出了39岁的宝贵生命。
　　1936年，李惠馨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李夏明，以示继承邓中夏的遗志。此后，她先后在西安、延安、太行山等地工作。1945年3月1日，毛泽东为李夏明题词“继启汉、中夏之遗志”，以资纪念。
　　新中国成立后，李夏明先后在国家劳动部、轻工业部工作。此时她已另组家庭，但仍以邓家媳妇的身份，三次前往祭奠邓中夏。她与邓中夏生养了四个孩子，其中两个孩子不幸夭折，另两个孩子寄养在老乡家里。后来她曾多方寻找，可惜一无所获。1987年，李夏明离世，享年78岁。
　　（责任编辑 张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