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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窑是我国古代北方最为著名的白瓷窑场，晚唐时期已经能够烧造精美的高档白瓷。进入宋代以后，我国陶瓷手工业呈现出百花争艳的繁荣景象，大江南北名窑迭起，汝窑、官窑、定窑、耀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等著名窑场，都是在此时步入成熟阶段。定窑经过晚唐五代和北宋早期的发展，于北宋后期形成了以刻花、印花为特色的艺术风格。
定窑瓷器刻花最突出的特点是线条清晰流畅，刀法极为娴熟，窑工根据构图的需要选择不同的刀法，灵活掌握运刀时的轻重缓急，线条深浅有致，变化极为丰富。印花最突出的特点是图案丰富多彩，构图严谨，层次分明，繁而不乱，宛若优美的织锦图案。在普遍追求釉色、釉质之美，崇尚沉静雅素的宋代，这种以刻花、印花装饰为特色的艺术风格可谓独树一帜，显得格外抢眼夺目。
精美的定窑瓷器深受统治者和上层社会的喜爱，晚唐至五代定窑烧造的“官”“新官”款白瓷，宋代烧造的刻有“尚食局”“尚药局”“五王府”“定州公用”等铭文的白瓷以及刻、印龙纹和风纹的瓷器，显然与宫廷和官府有密切的关系。而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市)出土的大量刻有“奉华”“德寿”“寿成殿”“东宫”“后苑”等铭文的定瓷残片，其字体大多是由宫廷玉工在烧好的定瓷上后刻的，这说明南渡之后定瓷仍然颇受宫廷重视。
定窑先进的刻花、印花工艺和高效多产的“覆烧法”，对当时的制瓷业也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根据文献记载以及窑址的考古发掘资料，河北省磁县、临城、井陉，北京市门头沟、密云、房山，山西省平定、介休、河津、交城、阳城、霍州、长治、孟县、榆次、浑源以及四川彭县，江西景德镇、吉安等地的窑场，都仿烧过定窑刻花、印花白瓷，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定窑系”。
所谓“窑系”，是指不同地域烧造同一风格瓷器的窑场所形成的瓷窑体系。从广义上讲，宋金时期“六大窑系”的出现，实际上就是对当时名窑产品的模仿。但这种对畅销产品的仿制行为，一般是被视作瓷器工艺上的“形式延续”，而非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后朝模仿前朝名窑的仿制品。因此，实际意义上的瓷器仿古似应始于元代。
元、明、清三朝仿定
明曹昭《格古要论》载：“元朝戗金匠彭均宝效古定，制折腰样者，甚整齐，故曰‘彭窑’。土脉细，白者与定相似，皆滑口，欠滋润，极脆，不甚值钱。卖古董者称为新定器……。”山西霍州窑产品在金元之际一直以仿定为主，原则上讲仍应视作瓷器工艺上的“形式延续”。但随着朝代的更替，曹昭在《格古要论》中把元代霍州窑白瓷称之为“效古定”“新定器”，显然已将其视为仿古作品。
元孔奇《至正直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尝议旧定器、官窑等物，皆不足为珍玩，盖予真有所见也。在家时表兄沈子成自余干州归，携至旧御土窑器径尺肉碟二个，云是三十年前所造者，其质与色绝类定器之中等者，博古者往往不能辨……”。文中提到的“御土窑”，在《格古要论》“古饶器”一条中有这样的记载：“御土窑者，体薄而润最好。有素折腰样毛口者，体虽厚，色白且润，尤佳。其价低于定。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者高。新烧者足大，素者欠佳……”。从上述记载不难看出，孔奇文中提到的“绝类定器”的“旧御土窑”白瓷大盘，应当是元代景德镇烧制的仿定产品。
从出土和传世的资料看，元代仿定瓷器除山西霍州窑外，其他窑场的实物极为罕见。至于元代景德镇仿定产品的真实面目，目前也还难以确定。
明代仿定瓷器同样十分少见，但古籍中却有很详细的记载。明谷应泰《博物要览》载：“近如新仿定器，如文王鼎、兽面戟耳炉，不减定人制法，可用乱真。”清蓝浦《景德镇陶录》中说得更加详细：“吴门周丹泉，巧思过人，交于唐太常。每诣江西之景德镇，仿古式制器，以眩耳食者。纹、款、色泽咄咄逼真，非精于鉴别，鲜不为鱼目所混。一日，从金阊买舟往江右，道经毗陵，晋谒太常，请阅古鼎。以手度其分寸，仍将片楮摹鼎纹袖之，遂别之镇半载。而旋谒唐，袖出一鼎云：‘君家白定炉鼎，我又得其一矣。’唐大骇，以所藏古鼎较之，无纤毫疑；又盛以旧炉底盖，宛如辑瑞之合也。询何所自来?周云：‘余畴昔借观，以手度者再，盖审其大小轻重耳。实仿为之，不相欺也。’太常叹服。售四十金，蓄为副本，并藏于家神庙。”以上两条史料说明景德镇明代曾有“可用乱真”的仿定精品。但可惜传世明瓷中无论官窑、民窑，都难觅仿定白瓷的踪迹，使我们无法一睹明代仿定瓷器的真容。
明代除了景德镇之外，河北彭城的磁州窑也生产少量仿定磁器。“从实物看，明代仿定瓷器主要有水丞、板沿盆、碗、盘、孩儿枕。这些器物一般较为粗糙，个别制品则略显精致。仿器物制品如孩儿枕、碗等，与宋代制品大体相近，只是在细部上有一些差异。如孩儿枕因胎体较为粗糙，故形体显得松散，缺少硬挺之感。孩儿的面部表情呆滞，缺乏原器孩儿那种天真烂漫的神气。如碗，一般口沿两侧都出现涩胎痕迹，其区域较宋时窄小，有的器物镶有铜口，有的器物口沿则着釉。此外，明代仿定诸器的釉饰不似宋釉呈乳白色，而是呈黄白色；釉面平滑，不似宋釉有流泪现象。器物上虽见有纹饰，但多为暗花、印花，少见宋时的刻划花。”(引自赵宏《中国古代仿古瓷》)
入清之后，景德镇制瓷业逐渐进入巅峰状态。康、雍、乾三朝，无论官窑还是民窑，在工艺技术、艺术水平以及品种、产量等方面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统治者的好古之风，又进一步推动了景德镇仿古瓷的发展，康熙年间的“郎窑”、雍正年间的“年窑”以及乾隆年间的“唐窑”，都精于仿古。清代仿古的品种也空前丰富，仅《景德镇陶录》卷三“仿古各釉色”条目下记载的仿古釉色，就多达80余种。
清代官窑仿定始于康熙，盛于雍、乾。康熙仿定窑白瓷多为浆胎，“白釉呈米黄色，釉质凸凹不平，有光素与刻花器。康熙时始烧，延续至雍正、乾隆时期，官、民窑都有烧造。凸花器常见的有双鱼盘、洗，其器口特殊，是极细的青灰色砂口，名为‘青砂口’，抚之有感。”(引自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雍正仿定窑白瓷“胎体白中泛黄，质较疏松，似浆胎，印、刻暗花。釉面微显不平的橘皮样，开有小片纹。釉面和工艺虽大致具有定窑风貌，但器型、纹饰多具本时代特点。见有三牺(樽)瓶、莲蓬盒、洗等器型”(引自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传世清代官窑仿定作品以雍正、乾隆两朝为多，一般只仿釉色与刻花、印花工艺，造型和纹饰仍为本朝风貌，器物底部多有本朝年款。可见清代官窑仿定只是仿其古意，追求的是宋代定瓷淡雅别致的韵味，而非百分之百按照原样模仿。
清代前期民窑之中亦有专门仿定的陶户。清代蓝浦《景德镇陶录》记载：“陶户专仿白定者，盏、碗、杯、碟等具外，又多小件玩器，粗精各在造户为之。”《南窑笔记》关于定窑的条目 中，也有景德镇仿定的记载：“今南昌仿者，滑石和泥作骨子，纯用砧子釉，不减古釉，花样精致过之。”通过上述文献记载可以大致看出清代景德镇民窑仿定的一些状况：民间作坊中有专门仿烧定瓷的陶户；仿定作品以小件器皿为主，造型亦应具有本朝风格，为了模仿北方高铝瓷土那种微生烧的质感，特意在瓷土中加入了滑石等原料；花纹装饰过于精细规整。可见，清代民窑仿定作品与官窑一样，主要侧重釉色和韵味的相似，其主体(造型与纹饰)仍采用当时流行的款式，因此作品看上去与宋代定窑相去甚远。在传世民窑白瓷中，有一种胎体细白、釉色偏黄的器物，器身采用印花或浅刻暗花作为装饰，造型多为印盒、水盂等文房用品。这类白瓷似乎就是民窑仿定作品，由于外观上与定窑差异较大，因此人们往往并没有把它们与仿定联系在一起。
乾隆以后，随着清政府的日渐衰落，景德镇制瓷业也从高峰走向下坡，仿古瓷在品质和数量上均大不如前。“降及光绪季年，明清御窑已久废圮，全镇虽有民窑一百一十余只，坯坊红店之工艺皆不惊人，所赖以保全国粹者，仅恃名画工数人”
(引自《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清王朝的衰落以及西方列强的入侵，导致大批文物外流，“洋人出高价收购中国古董，促使以营利为目的的古玩商行迅猛发展。古董商人趋势牟利，大兴作假之风，仿古瓷器大量涌现。民国承袭晚清遗风，古玩商行繁荣不衰，致使瓷器仿古进一步兴盛。从光绪到民国时期，仿古瓷的生产不仅延续时间长，而且品种多，上至六朝青瓷，下至光绪官窑瓷器，几乎都有仿制”(引自故宫博物院编《故宫藏传世瓷器真赝对比、历代古窑址标本图录》)。
清末民国时期景德镇的仿古瓷完全以营利为目的，因此作品力求逼真，一些仿古高手的杰作更是形神兼备，足以乱真。但从传世的仿古瓷作品来看，模仿定窑的仿古瓷数量不多，仿制水平也很有限，远不如模仿永宣青花、嘉万五彩等作品那么精彩。
以上是元、明、清三朝仿定窑白瓷的简要概况。不难看出，乾隆以前的仿古作品无论是仿定、仿汝还是仿龙泉，都是出于崇古、慕古之心，大多只是追仿古瓷之概貌，即便完全按照原样模仿，往往也署上本朝年款。因此，这类瓷器通常被称之为“仿古瓷”。到了清末、民国时期，仿古的目的发生了变化，在利益驱使之下，仿古变成了“作伪”，因此人们将其称之为“赝品”。可见，瓷器辨伪的重点主要是这类企图以假乱真的赝品。
新中国成立以后曲阳仿定
曲阳县对定窑瓷器的仿制大约起始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最早着手研究定瓷仿古工艺的是保定地区工艺美术定瓷厂，于1980年生产出第一批仿古定瓷。此后经过不断的改进和完善，产品日臻完美。1992年，该厂更名为河北曲阳定瓷有限公司，一直保持着仿古定瓷的小批量生产。此外，定窑瓷厂也是曲阳县较早研制仿古定瓷的瓷厂之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国内文物市场的飞速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起，国内仿古瓷的生产呈现出异常红火的局面，曲阳境内也陆续出现了仿制定瓷的个体作坊。这些小作坊完全以盈利为目的，产品大多卖给走乡串户收买文物的商贩，之后流入各地的文物市场。曲阳个体作坊的仿定产品良莠不齐，有的形神兼备，几能乱真；有的粗劣不堪，胎、釉、造型一无是处。现今的文物市场上仍经常能看到曲阳仿定的各类作品。
曲阳现代仿定制品辨识
看胎体。首先，古代定窑所使用的瓷土原料与现代不同。古代定窑使用的是当地出产的瓷土，其中晚唐至五代时期瓷土的质量最好，烧出的瓷器胎体洁白细腻，瓷化程度高。北宋时期仍保持较高的水平，但与早期相比整体质量已有所下降。金代前期仍能维持一定的水平，到了后期，当地蕴藏的优质瓷土已经枯竭，瓷器胎体的质量也随之急剧下降，由于原料中三氧化二铝的含量过高，绝大多数产品处于微生烧状态，胎体的致密度较低，胎色白中泛灰。现代仿定制品所用的原料大多是根据对宋代定窑胎体成分的化学分析数据，采用多种原料混合配制而成。用这种原料烧制的瓷器，胎体色泽、质感与北宋定瓷比较接近，但与晚唐、五代和金代定瓷的胎体差异较大。在仿烧过程中，仿制者往往不太注意定窑胎体时代上的差异，因此无论仿唐、仿宋还是仿金，都使用相同的原料，从而时常会出现胎体特征与时代不符的现象。此外，古代与现代制备坯料的工艺也有很大的不同。古代定窑原料的粉碎、淘洗、陈腐、捏炼等各道工序，都是采用手工加工。现代仿制品的原料大多是用球磨机进行粉碎，原料加工过于精细，因此，尺寸、厚度相同的器物，仿品往往要比真品略重，胎体致密度也较高。
看釉面。古代定窑瓷器的釉面也与胎体一样，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晚唐五代定窑白瓷的釉面光亮莹润，胎釉结合紧密，釉色大多白中微微泛青；北宋早期釉面的光润程度已不如早期，釉色仍以白中泛青为主，但也有色泽洁白或白中微微泛黄者；北宋中、后期以及金代前期，定窑白瓷的釉色相对比较稳定，多呈白中微微泛黄的牙黄色；金代后期，由于胎体质量的下降，釉面多呈白中微微泛灰之色，釉面的光润程度也比以前差了很多。但是，每一时期产品的釉色不可能总是完全一致的，色调、质量总是有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切不可仅凭釉色来判断真伪。仿定作品的釉色大多是模仿北宋后期定窑典型的牙黄色，颜色与真品很接近，但真品釉面那种含蓄自然的光泽仿品很难做到。根据目前看到的仿品，釉面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类火气十足，釉面过于光亮，这类仿品一般没有经过“作旧”处理或作旧不足；一类釉光暗淡，光泽较差，这类仿品大多用化学药水进行过处理，釉面火气虽然消退，但瓷器表面那种自然的光泽感也随之消失，看上去缺乏生气。以上两类属于一般仿品，相对比较容易辨识。但近些年来少数仿制者通过反复试验，发明了通过调整釉料配方来控制釉面颜色和光泽的方法，不但能烧出白中泛黄、白中泛灰等各种色调，还能很好地控制釉面光泽，不少作品已经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水平，给辨别真伪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看造型。曲阳仿古定瓷的造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有根据的仿制，例如曲阳仿制的白釉娃娃枕，就是按照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代定窑娃娃枕仿制的。仿品的尺寸有多种规格，其中大号娃娃枕的造型、尺寸与真品比较接近，细节部位如脸、足、手以及台座的纹饰也很相似，但娃娃的头、脊、腿等部位的曲线转折显得比较生硬，面部表情的刻画也不如真品生动。中、小号仿品工艺相对较粗，造型比例失真，面部轮廓模糊不清，与真品相比相去甚远。再如曲阳仿制的定窑刻花莲瓣纹龙首净瓶，造型模仿定州静志寺塔基出土的白釉净瓶。净瓶的大致轮廓与真品接近，但瓶颈与瓶身的比例失调，转折部位的线条呆板生硬，龙首形流的部位和角度也太低太平。腹部所刻莲瓣线条软弱板滞，完全无法与真品那种挺拔刚健的线条相比。另一类属于无根据的仿制，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凭空捏造，完全凭作者的想象塑造作品。这类仿品造型怪异，不伦不类，没有时代特征，但釉色模仿得较好，加上造型没有可比性，往往会使鉴定者犹豫不决，难辨真伪。一种是张冠李戴，把本应是其他窑场或其他时代的品种稍加改变烧成定瓷，这类仿品相对比较容易鉴别。
看纹饰。定窑的装饰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艺术风格：晚唐五代以光素为主，此外也有少量简单的划花、印花装饰；北宋早、中期流行深刀雕刻的莲瓣纹和大朵缠枝花卉，刀法犀利，棱角分明；北宋后期至金代大量使用刻花、印花装饰，纹饰内容丰富多彩，刻花刀法自如，线条流畅，印花构图严谨，精致秀丽。仿品的装饰大多数能与造型相对应，风格一致，但也有少数在早期的器形上采用了后期流行的刻花技法，从而导致造型与装饰风格不一致。此外，仿品中除了少数精品之外，大多数刻花器的刀法欠佳，线条不够流畅，图案显得呆板，与真品有较大差距。印花器多因刻模技术不过关，画面生硬板滞，很难达到真品那种精致富丽的艺术效果，但近几年也有少数作品仿制得相当精彩，与真品非常接近。此外，仿品有时会将白釉瓷中的装饰技法信手移植到黑釉、酱釉、绿釉瓷上，出现了黑釉刻花、酱釉刻花、绿釉印花以及黄釉、红釉等定窑中从未见过的品种。
以上仅仅是从胎、釉、造型、纹饰四个方面将曲阳现代仿定制品与定窑真品作了一些粗略的对比。在实际鉴定中，首先应当充分掌握定窑各时期的艺术风格和工艺特征，此外要尽可能多地亲手接触可靠的定瓷标本。在此基础之上，综合分析胎、釉、造型、纹饰以及工艺等方面的异同，才能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切不可只凭一两处细部特征就肯定或否定一件作品。
定窑瓷器刻花最突出的特点是线条清晰流畅，刀法极为娴熟，窑工根据构图的需要选择不同的刀法，灵活掌握运刀时的轻重缓急，线条深浅有致，变化极为丰富。印花最突出的特点是图案丰富多彩，构图严谨，层次分明，繁而不乱，宛若优美的织锦图案。在普遍追求釉色、釉质之美，崇尚沉静雅素的宋代，这种以刻花、印花装饰为特色的艺术风格可谓独树一帜，显得格外抢眼夺目。
精美的定窑瓷器深受统治者和上层社会的喜爱，晚唐至五代定窑烧造的“官”“新官”款白瓷，宋代烧造的刻有“尚食局”“尚药局”“五王府”“定州公用”等铭文的白瓷以及刻、印龙纹和风纹的瓷器，显然与宫廷和官府有密切的关系。而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市)出土的大量刻有“奉华”“德寿”“寿成殿”“东宫”“后苑”等铭文的定瓷残片，其字体大多是由宫廷玉工在烧好的定瓷上后刻的，这说明南渡之后定瓷仍然颇受宫廷重视。
定窑先进的刻花、印花工艺和高效多产的“覆烧法”，对当时的制瓷业也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根据文献记载以及窑址的考古发掘资料，河北省磁县、临城、井陉，北京市门头沟、密云、房山，山西省平定、介休、河津、交城、阳城、霍州、长治、孟县、榆次、浑源以及四川彭县，江西景德镇、吉安等地的窑场，都仿烧过定窑刻花、印花白瓷，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定窑系”。
所谓“窑系”，是指不同地域烧造同一风格瓷器的窑场所形成的瓷窑体系。从广义上讲，宋金时期“六大窑系”的出现，实际上就是对当时名窑产品的模仿。但这种对畅销产品的仿制行为，一般是被视作瓷器工艺上的“形式延续”，而非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后朝模仿前朝名窑的仿制品。因此，实际意义上的瓷器仿古似应始于元代。
元、明、清三朝仿定
明曹昭《格古要论》载：“元朝戗金匠彭均宝效古定，制折腰样者，甚整齐，故曰‘彭窑’。土脉细，白者与定相似，皆滑口，欠滋润，极脆，不甚值钱。卖古董者称为新定器……。”山西霍州窑产品在金元之际一直以仿定为主，原则上讲仍应视作瓷器工艺上的“形式延续”。但随着朝代的更替，曹昭在《格古要论》中把元代霍州窑白瓷称之为“效古定”“新定器”，显然已将其视为仿古作品。
元孔奇《至正直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尝议旧定器、官窑等物，皆不足为珍玩，盖予真有所见也。在家时表兄沈子成自余干州归，携至旧御土窑器径尺肉碟二个，云是三十年前所造者，其质与色绝类定器之中等者，博古者往往不能辨……”。文中提到的“御土窑”，在《格古要论》“古饶器”一条中有这样的记载：“御土窑者，体薄而润最好。有素折腰样毛口者，体虽厚，色白且润，尤佳。其价低于定。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者高。新烧者足大，素者欠佳……”。从上述记载不难看出，孔奇文中提到的“绝类定器”的“旧御土窑”白瓷大盘，应当是元代景德镇烧制的仿定产品。
从出土和传世的资料看，元代仿定瓷器除山西霍州窑外，其他窑场的实物极为罕见。至于元代景德镇仿定产品的真实面目，目前也还难以确定。
明代仿定瓷器同样十分少见，但古籍中却有很详细的记载。明谷应泰《博物要览》载：“近如新仿定器，如文王鼎、兽面戟耳炉，不减定人制法，可用乱真。”清蓝浦《景德镇陶录》中说得更加详细：“吴门周丹泉，巧思过人，交于唐太常。每诣江西之景德镇，仿古式制器，以眩耳食者。纹、款、色泽咄咄逼真，非精于鉴别，鲜不为鱼目所混。一日，从金阊买舟往江右，道经毗陵，晋谒太常，请阅古鼎。以手度其分寸，仍将片楮摹鼎纹袖之，遂别之镇半载。而旋谒唐，袖出一鼎云：‘君家白定炉鼎，我又得其一矣。’唐大骇，以所藏古鼎较之，无纤毫疑；又盛以旧炉底盖，宛如辑瑞之合也。询何所自来?周云：‘余畴昔借观，以手度者再，盖审其大小轻重耳。实仿为之，不相欺也。’太常叹服。售四十金，蓄为副本，并藏于家神庙。”以上两条史料说明景德镇明代曾有“可用乱真”的仿定精品。但可惜传世明瓷中无论官窑、民窑，都难觅仿定白瓷的踪迹，使我们无法一睹明代仿定瓷器的真容。
明代除了景德镇之外，河北彭城的磁州窑也生产少量仿定磁器。“从实物看，明代仿定瓷器主要有水丞、板沿盆、碗、盘、孩儿枕。这些器物一般较为粗糙，个别制品则略显精致。仿器物制品如孩儿枕、碗等，与宋代制品大体相近，只是在细部上有一些差异。如孩儿枕因胎体较为粗糙，故形体显得松散，缺少硬挺之感。孩儿的面部表情呆滞，缺乏原器孩儿那种天真烂漫的神气。如碗，一般口沿两侧都出现涩胎痕迹，其区域较宋时窄小，有的器物镶有铜口，有的器物口沿则着釉。此外，明代仿定诸器的釉饰不似宋釉呈乳白色，而是呈黄白色；釉面平滑，不似宋釉有流泪现象。器物上虽见有纹饰，但多为暗花、印花，少见宋时的刻划花。”(引自赵宏《中国古代仿古瓷》)
入清之后，景德镇制瓷业逐渐进入巅峰状态。康、雍、乾三朝，无论官窑还是民窑，在工艺技术、艺术水平以及品种、产量等方面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统治者的好古之风，又进一步推动了景德镇仿古瓷的发展，康熙年间的“郎窑”、雍正年间的“年窑”以及乾隆年间的“唐窑”，都精于仿古。清代仿古的品种也空前丰富，仅《景德镇陶录》卷三“仿古各釉色”条目下记载的仿古釉色，就多达80余种。
清代官窑仿定始于康熙，盛于雍、乾。康熙仿定窑白瓷多为浆胎，“白釉呈米黄色，釉质凸凹不平，有光素与刻花器。康熙时始烧，延续至雍正、乾隆时期，官、民窑都有烧造。凸花器常见的有双鱼盘、洗，其器口特殊，是极细的青灰色砂口，名为‘青砂口’，抚之有感。”(引自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雍正仿定窑白瓷“胎体白中泛黄，质较疏松，似浆胎，印、刻暗花。釉面微显不平的橘皮样，开有小片纹。釉面和工艺虽大致具有定窑风貌，但器型、纹饰多具本时代特点。见有三牺(樽)瓶、莲蓬盒、洗等器型”(引自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传世清代官窑仿定作品以雍正、乾隆两朝为多，一般只仿釉色与刻花、印花工艺，造型和纹饰仍为本朝风貌，器物底部多有本朝年款。可见清代官窑仿定只是仿其古意，追求的是宋代定瓷淡雅别致的韵味，而非百分之百按照原样模仿。
清代前期民窑之中亦有专门仿定的陶户。清代蓝浦《景德镇陶录》记载：“陶户专仿白定者，盏、碗、杯、碟等具外，又多小件玩器，粗精各在造户为之。”《南窑笔记》关于定窑的条目 中，也有景德镇仿定的记载：“今南昌仿者，滑石和泥作骨子，纯用砧子釉，不减古釉，花样精致过之。”通过上述文献记载可以大致看出清代景德镇民窑仿定的一些状况：民间作坊中有专门仿烧定瓷的陶户；仿定作品以小件器皿为主，造型亦应具有本朝风格，为了模仿北方高铝瓷土那种微生烧的质感，特意在瓷土中加入了滑石等原料；花纹装饰过于精细规整。可见，清代民窑仿定作品与官窑一样，主要侧重釉色和韵味的相似，其主体(造型与纹饰)仍采用当时流行的款式，因此作品看上去与宋代定窑相去甚远。在传世民窑白瓷中，有一种胎体细白、釉色偏黄的器物，器身采用印花或浅刻暗花作为装饰，造型多为印盒、水盂等文房用品。这类白瓷似乎就是民窑仿定作品，由于外观上与定窑差异较大，因此人们往往并没有把它们与仿定联系在一起。
乾隆以后，随着清政府的日渐衰落，景德镇制瓷业也从高峰走向下坡，仿古瓷在品质和数量上均大不如前。“降及光绪季年，明清御窑已久废圮，全镇虽有民窑一百一十余只，坯坊红店之工艺皆不惊人，所赖以保全国粹者，仅恃名画工数人”
(引自《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清王朝的衰落以及西方列强的入侵，导致大批文物外流，“洋人出高价收购中国古董，促使以营利为目的的古玩商行迅猛发展。古董商人趋势牟利，大兴作假之风，仿古瓷器大量涌现。民国承袭晚清遗风，古玩商行繁荣不衰，致使瓷器仿古进一步兴盛。从光绪到民国时期，仿古瓷的生产不仅延续时间长，而且品种多，上至六朝青瓷，下至光绪官窑瓷器，几乎都有仿制”(引自故宫博物院编《故宫藏传世瓷器真赝对比、历代古窑址标本图录》)。
清末民国时期景德镇的仿古瓷完全以营利为目的，因此作品力求逼真，一些仿古高手的杰作更是形神兼备，足以乱真。但从传世的仿古瓷作品来看，模仿定窑的仿古瓷数量不多，仿制水平也很有限，远不如模仿永宣青花、嘉万五彩等作品那么精彩。
以上是元、明、清三朝仿定窑白瓷的简要概况。不难看出，乾隆以前的仿古作品无论是仿定、仿汝还是仿龙泉，都是出于崇古、慕古之心，大多只是追仿古瓷之概貌，即便完全按照原样模仿，往往也署上本朝年款。因此，这类瓷器通常被称之为“仿古瓷”。到了清末、民国时期，仿古的目的发生了变化，在利益驱使之下，仿古变成了“作伪”，因此人们将其称之为“赝品”。可见，瓷器辨伪的重点主要是这类企图以假乱真的赝品。
新中国成立以后曲阳仿定
曲阳县对定窑瓷器的仿制大约起始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最早着手研究定瓷仿古工艺的是保定地区工艺美术定瓷厂，于1980年生产出第一批仿古定瓷。此后经过不断的改进和完善，产品日臻完美。1992年，该厂更名为河北曲阳定瓷有限公司，一直保持着仿古定瓷的小批量生产。此外，定窑瓷厂也是曲阳县较早研制仿古定瓷的瓷厂之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国内文物市场的飞速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起，国内仿古瓷的生产呈现出异常红火的局面，曲阳境内也陆续出现了仿制定瓷的个体作坊。这些小作坊完全以盈利为目的，产品大多卖给走乡串户收买文物的商贩，之后流入各地的文物市场。曲阳个体作坊的仿定产品良莠不齐，有的形神兼备，几能乱真；有的粗劣不堪，胎、釉、造型一无是处。现今的文物市场上仍经常能看到曲阳仿定的各类作品。
曲阳现代仿定制品辨识
看胎体。首先，古代定窑所使用的瓷土原料与现代不同。古代定窑使用的是当地出产的瓷土，其中晚唐至五代时期瓷土的质量最好，烧出的瓷器胎体洁白细腻，瓷化程度高。北宋时期仍保持较高的水平，但与早期相比整体质量已有所下降。金代前期仍能维持一定的水平，到了后期，当地蕴藏的优质瓷土已经枯竭，瓷器胎体的质量也随之急剧下降，由于原料中三氧化二铝的含量过高，绝大多数产品处于微生烧状态，胎体的致密度较低，胎色白中泛灰。现代仿定制品所用的原料大多是根据对宋代定窑胎体成分的化学分析数据，采用多种原料混合配制而成。用这种原料烧制的瓷器，胎体色泽、质感与北宋定瓷比较接近，但与晚唐、五代和金代定瓷的胎体差异较大。在仿烧过程中，仿制者往往不太注意定窑胎体时代上的差异，因此无论仿唐、仿宋还是仿金，都使用相同的原料，从而时常会出现胎体特征与时代不符的现象。此外，古代与现代制备坯料的工艺也有很大的不同。古代定窑原料的粉碎、淘洗、陈腐、捏炼等各道工序，都是采用手工加工。现代仿制品的原料大多是用球磨机进行粉碎，原料加工过于精细，因此，尺寸、厚度相同的器物，仿品往往要比真品略重，胎体致密度也较高。
看釉面。古代定窑瓷器的釉面也与胎体一样，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晚唐五代定窑白瓷的釉面光亮莹润，胎釉结合紧密，釉色大多白中微微泛青；北宋早期釉面的光润程度已不如早期，釉色仍以白中泛青为主，但也有色泽洁白或白中微微泛黄者；北宋中、后期以及金代前期，定窑白瓷的釉色相对比较稳定，多呈白中微微泛黄的牙黄色；金代后期，由于胎体质量的下降，釉面多呈白中微微泛灰之色，釉面的光润程度也比以前差了很多。但是，每一时期产品的釉色不可能总是完全一致的，色调、质量总是有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切不可仅凭釉色来判断真伪。仿定作品的釉色大多是模仿北宋后期定窑典型的牙黄色，颜色与真品很接近，但真品釉面那种含蓄自然的光泽仿品很难做到。根据目前看到的仿品，釉面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类火气十足，釉面过于光亮，这类仿品一般没有经过“作旧”处理或作旧不足；一类釉光暗淡，光泽较差，这类仿品大多用化学药水进行过处理，釉面火气虽然消退，但瓷器表面那种自然的光泽感也随之消失，看上去缺乏生气。以上两类属于一般仿品，相对比较容易辨识。但近些年来少数仿制者通过反复试验，发明了通过调整釉料配方来控制釉面颜色和光泽的方法，不但能烧出白中泛黄、白中泛灰等各种色调，还能很好地控制釉面光泽，不少作品已经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水平，给辨别真伪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看造型。曲阳仿古定瓷的造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有根据的仿制，例如曲阳仿制的白釉娃娃枕，就是按照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代定窑娃娃枕仿制的。仿品的尺寸有多种规格，其中大号娃娃枕的造型、尺寸与真品比较接近，细节部位如脸、足、手以及台座的纹饰也很相似，但娃娃的头、脊、腿等部位的曲线转折显得比较生硬，面部表情的刻画也不如真品生动。中、小号仿品工艺相对较粗，造型比例失真，面部轮廓模糊不清，与真品相比相去甚远。再如曲阳仿制的定窑刻花莲瓣纹龙首净瓶，造型模仿定州静志寺塔基出土的白釉净瓶。净瓶的大致轮廓与真品接近，但瓶颈与瓶身的比例失调，转折部位的线条呆板生硬，龙首形流的部位和角度也太低太平。腹部所刻莲瓣线条软弱板滞，完全无法与真品那种挺拔刚健的线条相比。另一类属于无根据的仿制，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凭空捏造，完全凭作者的想象塑造作品。这类仿品造型怪异，不伦不类，没有时代特征，但釉色模仿得较好，加上造型没有可比性，往往会使鉴定者犹豫不决，难辨真伪。一种是张冠李戴，把本应是其他窑场或其他时代的品种稍加改变烧成定瓷，这类仿品相对比较容易鉴别。
看纹饰。定窑的装饰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艺术风格：晚唐五代以光素为主，此外也有少量简单的划花、印花装饰；北宋早、中期流行深刀雕刻的莲瓣纹和大朵缠枝花卉，刀法犀利，棱角分明；北宋后期至金代大量使用刻花、印花装饰，纹饰内容丰富多彩，刻花刀法自如，线条流畅，印花构图严谨，精致秀丽。仿品的装饰大多数能与造型相对应，风格一致，但也有少数在早期的器形上采用了后期流行的刻花技法，从而导致造型与装饰风格不一致。此外，仿品中除了少数精品之外，大多数刻花器的刀法欠佳，线条不够流畅，图案显得呆板，与真品有较大差距。印花器多因刻模技术不过关，画面生硬板滞，很难达到真品那种精致富丽的艺术效果，但近几年也有少数作品仿制得相当精彩，与真品非常接近。此外，仿品有时会将白釉瓷中的装饰技法信手移植到黑釉、酱釉、绿釉瓷上，出现了黑釉刻花、酱釉刻花、绿釉印花以及黄釉、红釉等定窑中从未见过的品种。
以上仅仅是从胎、釉、造型、纹饰四个方面将曲阳现代仿定制品与定窑真品作了一些粗略的对比。在实际鉴定中，首先应当充分掌握定窑各时期的艺术风格和工艺特征，此外要尽可能多地亲手接触可靠的定瓷标本。在此基础之上，综合分析胎、釉、造型、纹饰以及工艺等方面的异同，才能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切不可只凭一两处细部特征就肯定或否定一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