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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对外报道研究无论在数量、内容、方法等方面都呈现了阶段性特征。本文从对外报道研究的文本内容出发，以研究者关注的视角切入，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探讨这个时期中国对外报道研究的变革与特征。
观念转变
对外宣传、对外传播、对外报道等这些同义词在不同时期的应用与流传，体现了中国在对外新闻传播工作方面观念的变化。这种用词的沿革，既是使用者观念变化的写照，也是不同时期传媒界观念演变的反映。
随着传播观念的转变，以及学界与业界的内外交流，“对外传播”、“对外报道”等用词频率不断增多，但经常与“对外宣传”并用或混用，而“国际传播”、“全球传播”等作为同义词的出现，既体现了传媒界与国际接轨的现状，也体现了新闻院校教学思想与科研成果表述追求国际化的特征。
从“外宣观念”、“对外传播观念”到“全球传播观念”，对外报道研究主体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观念的变化与对外报道行为本身观念的变化密切相关，见证了中国对外报道以及对外新闻传播工作的历史变迁。
内容深入
对外报道研究内容的变化体现在对外报道研究者不仅关注传统媒体，更关注新媒体，以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相互作用等，这成为此时期对外报道研究的一个特点，但由于新媒体出现的时间短、研究视角和方法不尽相同等因素，对新媒体在对外报道方面作用与影响等研究不足。这一时期研究内容的变化还表现在对重大新闻事件的关注上，将对微观技巧的研究与宏观策略性研究相结合，而且对地方媒体对外报道研究增多，这与地方政府和地方媒体在对外报道方面能力与力度的增强有关。
1.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
目前，中国的对外新闻报道基本上形成了以中央媒体为主体，地方自办外宣媒体以及地方媒体与海外华文媒体协作为补充的全方位报道体系，包括通讯社、广电媒体、印刷媒体、网络媒体在内的全方位、立体化的格局。
对通讯社对外报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华社和中新社。无论从历史还是目前的发展看，以新华社作为对外报道研究对象的文献无论数量上，还是研究的角度和涉及的广度上都比较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涉及以新华社对外报道为整体研究内容、以新华社某个历史时期或重大新闻事件为切入点的阶段性和事件性的研究等。但是，以中新社对外报道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在数量上就少多了。
在广电媒体方面，承担对外报道任务的广电媒体主要是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央视国际频道以其自身的视觉优势在对外报道上更加直观，对其作为对外报道研究对象的内容不仅涉及其对外传播策略，更包括其在重大新闻事件中的表现，例如地震、海啸、奥运会、世博会等。对国际台的研究多是以其在重大事件中的报道为对象，例如其在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中的报道，而在其他方面对国际台对外报道研究的文献鲜见。对其他广电媒体对外报道的研究也不多见。
就印刷媒体而言，这个时期对外报道研究主要集中在包括《中国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今日中国》等几个有影响力的媒体上，且文献的数量也比较多，而对其他媒体则鲜有研究。在众多研究中，不乏有对中国英文报纸的总体性研究，如《论作为我国国际传播媒介之一的英文报》①等。中国唯一的全国性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成为境外媒体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对该报的研究包括对其稿件被境外媒体转载情况的探讨，更多的是以对某个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为例，将其与《纽约时报》等其他纸媒做比较研究，也有的研究是从语言、语法、语境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切入的，更有关于单一类型的新闻报道、新闻选择等方面的研究。此外，还有针对中国英文媒体在对外报道中涉及到的有关翻译、词汇的使用、编译的原则等方面的研究等。关于《人民日报海外版》对外报道研究的文献多是从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实际切入进行研究或分析的。以杂志为重要对象的对外报道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今日中国》这个国内惟一的多文种综合性对外报道月刊。
以新媒体对外报道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主要关注对象是网络媒体，包括中英文网站，特别是新闻类网站、英文网站的现状、发展、应对策略等。但对新媒体其他方面的研究，例如商业性网站、社交网络、手机等在对外报道中的作用、影响等方面的研究目前尚不多见。此外，以网络为载体的对外文化传播和政治传播也是研究者关注的对象，其中包括对重大事件的时政报道，以及面对英文的西方文化信息在网上的强势地位，对怎样加强中国文化的中文信息网络化建设等的研究。
2. 重大新闻事件研究与策略研究
对外报道研究非常关注发生在中国境内的社会重大新闻事件。研究往往以灾难性事件、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事件等重要的社会事件切入，包括中国入世、奥运会、世博会、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等。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包括对某类问题的总体性研究，也有针对某个媒体就某个事件的个案研究。
其中，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报道是当前中国新闻对外报道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因为其不仅涉及多方利害关系，且具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甚至可能直接影响国家和政府的形象。而且，这类事件新闻性强，媒体和受众关注度高，影响往往比较大，特别是通过网络传播的对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社会性群体事件，往往是境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
除了以重大新闻事件为切入点的研究，常态的对外报道研究涉及对外报道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如何做好对外报道的技巧分析，以及从宏观角度作出的战略性分析等。无论是侧重问题研究、侧重技巧研究，还是侧重策略研究的文献，研究者都不只是孤立地谈论其中某一个方面的内容，而是在谈及这些问题后作出与技巧、策略等相关的综合性阐述。
3. 综述性研究与专题性研究
从对外报道研究文献的内容看，有的是综述性研究，有的是专题性个案研究。综述性文献大多是以某个时间段为研究对象，做综合性的全面分析，例如《中国媒体对外报道研究》 ②等。随着地方对外报道能力与力度的增强，以及地方媒体国际性合作的增多，对外报道研究对象的地方性和区域性凸显。
“新华社中国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抽样调查显示，今年上半年路透、美联、法新三大外通社采用的新华社稿件中，地方新闻占比接近80%。”③可见，国内主流媒体的信息仍然是海外媒体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除了对中央媒体对外报道的研究，对地方媒体对外报道研究的数量也不断增多，专题性研究呈现多样化的特点，这也是该时期对外报道研究的重要方向。
此外，这一时期的对外报道研究，还有以历史人物或某一报刊为对象，研究其对外报道思想在对外报道中的影响等，甚至有的研究涉及华侨群体，或者涉及宗教、军事等问题。
主体多元
从检索到的文献看，中国对外报道研究主体大多是学界和业界的研究人员，其中新闻院（系）校的师生所占比例较大，其他还包括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业界人士、相关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关注这方面研究的爱好者等。从研究者的学科背景看，有新闻传播专业的，也有语言类专业的，这两方面占主流。其他也有国际关系、经济、管理或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
新世纪以来，对外报道研究者主体在身份与数量上的变化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第一，新闻院（系）校仍然是对外报道研究的主力，高校中设有新闻传播等相关专业的院校数量增多，设立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点达到800多个，分布于全国300多家高校中。
第二，新闻业界从业者成为对外报道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群体，特别是其所属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其中包括中国媒介调查机构的数据收集及调查性研究等。
第三，政府与相关机构的新闻官员，包括新闻发言人等，随着其身分的转变，如进入新闻院校或研究机构等，也成为研究队伍的成员。聘用和邀请政府官员担当其某个专业领域或院系的顾问或名誉主席等职务的现象在高校中也比较普遍。
数量增大
进入新世纪以来，对外报道研究在数量上的变化不仅体现了不同时期社会发展与研究者研究视阈的沿革，也体现了这一时期国家对外政策、社会发展、传媒变革等方面的特征。
搜索中国知网跨库检索文献，以“对外报道”题名为关键词，搜索2000年至2012年期间的文献，精确检索结果显示为204条。如果把搜索时间界定在1979年至2012年，检索结果为258条记录。④不难看出，关于“对外报道”研究的文献，在2000年以后的数量比例占改革开放以来对外报道研究文献数量的79.1%。
以同样的方法，搜索2000年至2012年区间的以“对外宣传”为题名关键词的精确检索结果为570条，而锁定1979年至2012年区间的检索结果为864条记录。再用同样的方法搜索2000年至2012年间以“对外传播”为题名关键词的文献，其精确检索结果为570条，而把搜索时间界定在1979年至2012年，检索结果为608条记录。后两个搜索结果表明，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对外报道研究文献的数量占其1979年以来文献数量的比例分别为约66%和94%。
以上数字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对外报道研究主体在数量上的增长，反映在研究成果数量上的变化。当然，这个变化背后有很多因素，但可以肯定的是，对外报道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方法扩展
从对以上检索所得文献的研读分析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对外报道研究的文献都是采用质化的研究方法，其中用得比较多的是比较性研究，其他研究方法还包括访谈、内容分析、文本分析等。
而采用量化的方法进行对外报道研究的文献不多见，《从微观层面看目前中国政府对外传播的不足——〈中国日报〉对外报道阶段性抽样》⑤是其中一篇。文章“通过对《中国日报》对外报道内容进行的抽样性调查，试图从微观层面上观察中国对外传播的不足之处。”文章的结构包括研究问题、研究结果分析、研究结论、对策建议四个部分。作者认为，“当前我国政府的对外传播‘软力量’不足，已经严重制约了国家形象的建构。”并在分析这一现象原因基础上，提出了理念、内容、技巧等三个层面上的解决办法。
虽然，这种使用量化的方法作对外报道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见，但在其他关于新闻传播方面的文献中却有不少例子。无论是质化的研究方法，还是量化的研究方法，重要的是能够把研究的问题说清楚，对后来的研究有借鉴意义。
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在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大背景下，中国媒体的国际性互动增多，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不断加强，媒体对外报道观念的转变以及对外报道工作等直接关系到对外报道研究的方方面面，必须注意的是，国际传播的现实语境是对外报道研究项下的必然，更重要的是以独特的新闻价值标准，探索新闻传播规律、考量对外报道中的媒介行为与运作方式等。
综观2000年以来对外报道研究文献，真正有质量的文献比起数量来说，还不多。随着对外报道观念的变化、研究者队伍的发展与成熟、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对外报道研究不仅面临着挑战，更面临很多机遇，应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第一，对外报道研究离不开国际传播的语境，研究者必须开拓视野，了解国外的研究状况，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国内研究的空间。第二，拓展研究范畴是提高研究质量的路径，不仅研究传统媒体，更要关注新媒体的发展。第三，开展多方合作，促进学界和业界的交流互动，提升研究的质性，与说教性的语言相比，生动的案例更具说服力。第四、充分利用现有的媒体平台，研究对外新闻传播工作，追踪对外传播案例，深入关注新时期传播研究和实践领域的发展趋势，研究全球化时代媒体的传播规律，追踪传播手段和传播方式的最新变化，介绍传播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成果与经验等。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战略研究”（批准号09&ZD012）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鲍欣：《论作为我国国际传播媒介之一的英文报》，广西大学，2003年学位论文。
②姆文当卡：《中国媒体对外报道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
③顾钱江：《重新定义地方新闻对外报道》，《对外传播》，2011年第1期。
④这里文献检索的结果为截至2012年2月8日中国知网的文献。
⑤段鹏、周畅：《从微观层面看目前中国政府对外传播的不足——〈中国日报〉对外报道阶段性抽样》，《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观念转变
对外宣传、对外传播、对外报道等这些同义词在不同时期的应用与流传，体现了中国在对外新闻传播工作方面观念的变化。这种用词的沿革，既是使用者观念变化的写照，也是不同时期传媒界观念演变的反映。
随着传播观念的转变，以及学界与业界的内外交流，“对外传播”、“对外报道”等用词频率不断增多，但经常与“对外宣传”并用或混用，而“国际传播”、“全球传播”等作为同义词的出现，既体现了传媒界与国际接轨的现状，也体现了新闻院校教学思想与科研成果表述追求国际化的特征。
从“外宣观念”、“对外传播观念”到“全球传播观念”，对外报道研究主体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观念的变化与对外报道行为本身观念的变化密切相关，见证了中国对外报道以及对外新闻传播工作的历史变迁。
内容深入
对外报道研究内容的变化体现在对外报道研究者不仅关注传统媒体，更关注新媒体，以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相互作用等，这成为此时期对外报道研究的一个特点，但由于新媒体出现的时间短、研究视角和方法不尽相同等因素，对新媒体在对外报道方面作用与影响等研究不足。这一时期研究内容的变化还表现在对重大新闻事件的关注上，将对微观技巧的研究与宏观策略性研究相结合，而且对地方媒体对外报道研究增多，这与地方政府和地方媒体在对外报道方面能力与力度的增强有关。
1.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
目前，中国的对外新闻报道基本上形成了以中央媒体为主体，地方自办外宣媒体以及地方媒体与海外华文媒体协作为补充的全方位报道体系，包括通讯社、广电媒体、印刷媒体、网络媒体在内的全方位、立体化的格局。
对通讯社对外报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华社和中新社。无论从历史还是目前的发展看，以新华社作为对外报道研究对象的文献无论数量上，还是研究的角度和涉及的广度上都比较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涉及以新华社对外报道为整体研究内容、以新华社某个历史时期或重大新闻事件为切入点的阶段性和事件性的研究等。但是，以中新社对外报道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在数量上就少多了。
在广电媒体方面，承担对外报道任务的广电媒体主要是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央视国际频道以其自身的视觉优势在对外报道上更加直观，对其作为对外报道研究对象的内容不仅涉及其对外传播策略，更包括其在重大新闻事件中的表现，例如地震、海啸、奥运会、世博会等。对国际台的研究多是以其在重大事件中的报道为对象，例如其在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中的报道，而在其他方面对国际台对外报道研究的文献鲜见。对其他广电媒体对外报道的研究也不多见。
就印刷媒体而言，这个时期对外报道研究主要集中在包括《中国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今日中国》等几个有影响力的媒体上，且文献的数量也比较多，而对其他媒体则鲜有研究。在众多研究中，不乏有对中国英文报纸的总体性研究，如《论作为我国国际传播媒介之一的英文报》①等。中国唯一的全国性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成为境外媒体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对该报的研究包括对其稿件被境外媒体转载情况的探讨，更多的是以对某个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为例，将其与《纽约时报》等其他纸媒做比较研究，也有的研究是从语言、语法、语境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切入的，更有关于单一类型的新闻报道、新闻选择等方面的研究。此外，还有针对中国英文媒体在对外报道中涉及到的有关翻译、词汇的使用、编译的原则等方面的研究等。关于《人民日报海外版》对外报道研究的文献多是从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实际切入进行研究或分析的。以杂志为重要对象的对外报道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今日中国》这个国内惟一的多文种综合性对外报道月刊。
以新媒体对外报道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主要关注对象是网络媒体，包括中英文网站，特别是新闻类网站、英文网站的现状、发展、应对策略等。但对新媒体其他方面的研究，例如商业性网站、社交网络、手机等在对外报道中的作用、影响等方面的研究目前尚不多见。此外，以网络为载体的对外文化传播和政治传播也是研究者关注的对象，其中包括对重大事件的时政报道，以及面对英文的西方文化信息在网上的强势地位，对怎样加强中国文化的中文信息网络化建设等的研究。
2. 重大新闻事件研究与策略研究
对外报道研究非常关注发生在中国境内的社会重大新闻事件。研究往往以灾难性事件、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事件等重要的社会事件切入，包括中国入世、奥运会、世博会、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等。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包括对某类问题的总体性研究，也有针对某个媒体就某个事件的个案研究。
其中，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报道是当前中国新闻对外报道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因为其不仅涉及多方利害关系，且具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甚至可能直接影响国家和政府的形象。而且，这类事件新闻性强，媒体和受众关注度高，影响往往比较大，特别是通过网络传播的对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社会性群体事件，往往是境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
除了以重大新闻事件为切入点的研究，常态的对外报道研究涉及对外报道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如何做好对外报道的技巧分析，以及从宏观角度作出的战略性分析等。无论是侧重问题研究、侧重技巧研究，还是侧重策略研究的文献，研究者都不只是孤立地谈论其中某一个方面的内容，而是在谈及这些问题后作出与技巧、策略等相关的综合性阐述。
3. 综述性研究与专题性研究
从对外报道研究文献的内容看，有的是综述性研究，有的是专题性个案研究。综述性文献大多是以某个时间段为研究对象，做综合性的全面分析，例如《中国媒体对外报道研究》 ②等。随着地方对外报道能力与力度的增强，以及地方媒体国际性合作的增多，对外报道研究对象的地方性和区域性凸显。
“新华社中国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抽样调查显示，今年上半年路透、美联、法新三大外通社采用的新华社稿件中，地方新闻占比接近80%。”③可见，国内主流媒体的信息仍然是海外媒体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除了对中央媒体对外报道的研究，对地方媒体对外报道研究的数量也不断增多，专题性研究呈现多样化的特点，这也是该时期对外报道研究的重要方向。
此外，这一时期的对外报道研究，还有以历史人物或某一报刊为对象，研究其对外报道思想在对外报道中的影响等，甚至有的研究涉及华侨群体，或者涉及宗教、军事等问题。
主体多元
从检索到的文献看，中国对外报道研究主体大多是学界和业界的研究人员，其中新闻院（系）校的师生所占比例较大，其他还包括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业界人士、相关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关注这方面研究的爱好者等。从研究者的学科背景看，有新闻传播专业的，也有语言类专业的，这两方面占主流。其他也有国际关系、经济、管理或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
新世纪以来，对外报道研究者主体在身份与数量上的变化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第一，新闻院（系）校仍然是对外报道研究的主力，高校中设有新闻传播等相关专业的院校数量增多，设立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点达到800多个，分布于全国300多家高校中。
第二，新闻业界从业者成为对外报道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群体，特别是其所属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其中包括中国媒介调查机构的数据收集及调查性研究等。
第三，政府与相关机构的新闻官员，包括新闻发言人等，随着其身分的转变，如进入新闻院校或研究机构等，也成为研究队伍的成员。聘用和邀请政府官员担当其某个专业领域或院系的顾问或名誉主席等职务的现象在高校中也比较普遍。
数量增大
进入新世纪以来，对外报道研究在数量上的变化不仅体现了不同时期社会发展与研究者研究视阈的沿革，也体现了这一时期国家对外政策、社会发展、传媒变革等方面的特征。
搜索中国知网跨库检索文献，以“对外报道”题名为关键词，搜索2000年至2012年期间的文献，精确检索结果显示为204条。如果把搜索时间界定在1979年至2012年，检索结果为258条记录。④不难看出，关于“对外报道”研究的文献，在2000年以后的数量比例占改革开放以来对外报道研究文献数量的79.1%。
以同样的方法，搜索2000年至2012年区间的以“对外宣传”为题名关键词的精确检索结果为570条，而锁定1979年至2012年区间的检索结果为864条记录。再用同样的方法搜索2000年至2012年间以“对外传播”为题名关键词的文献，其精确检索结果为570条，而把搜索时间界定在1979年至2012年，检索结果为608条记录。后两个搜索结果表明，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对外报道研究文献的数量占其1979年以来文献数量的比例分别为约66%和94%。
以上数字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对外报道研究主体在数量上的增长，反映在研究成果数量上的变化。当然，这个变化背后有很多因素，但可以肯定的是，对外报道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方法扩展
从对以上检索所得文献的研读分析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对外报道研究的文献都是采用质化的研究方法，其中用得比较多的是比较性研究，其他研究方法还包括访谈、内容分析、文本分析等。
而采用量化的方法进行对外报道研究的文献不多见，《从微观层面看目前中国政府对外传播的不足——〈中国日报〉对外报道阶段性抽样》⑤是其中一篇。文章“通过对《中国日报》对外报道内容进行的抽样性调查，试图从微观层面上观察中国对外传播的不足之处。”文章的结构包括研究问题、研究结果分析、研究结论、对策建议四个部分。作者认为，“当前我国政府的对外传播‘软力量’不足，已经严重制约了国家形象的建构。”并在分析这一现象原因基础上，提出了理念、内容、技巧等三个层面上的解决办法。
虽然，这种使用量化的方法作对外报道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见，但在其他关于新闻传播方面的文献中却有不少例子。无论是质化的研究方法，还是量化的研究方法，重要的是能够把研究的问题说清楚，对后来的研究有借鉴意义。
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在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大背景下，中国媒体的国际性互动增多，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不断加强，媒体对外报道观念的转变以及对外报道工作等直接关系到对外报道研究的方方面面，必须注意的是，国际传播的现实语境是对外报道研究项下的必然，更重要的是以独特的新闻价值标准，探索新闻传播规律、考量对外报道中的媒介行为与运作方式等。
综观2000年以来对外报道研究文献，真正有质量的文献比起数量来说，还不多。随着对外报道观念的变化、研究者队伍的发展与成熟、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对外报道研究不仅面临着挑战，更面临很多机遇，应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第一，对外报道研究离不开国际传播的语境，研究者必须开拓视野，了解国外的研究状况，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国内研究的空间。第二，拓展研究范畴是提高研究质量的路径，不仅研究传统媒体，更要关注新媒体的发展。第三，开展多方合作，促进学界和业界的交流互动，提升研究的质性，与说教性的语言相比，生动的案例更具说服力。第四、充分利用现有的媒体平台，研究对外新闻传播工作，追踪对外传播案例，深入关注新时期传播研究和实践领域的发展趋势，研究全球化时代媒体的传播规律，追踪传播手段和传播方式的最新变化，介绍传播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成果与经验等。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战略研究”（批准号09&ZD012）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鲍欣：《论作为我国国际传播媒介之一的英文报》，广西大学，2003年学位论文。
②姆文当卡：《中国媒体对外报道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
③顾钱江：《重新定义地方新闻对外报道》，《对外传播》，2011年第1期。
④这里文献检索的结果为截至2012年2月8日中国知网的文献。
⑤段鹏、周畅：《从微观层面看目前中国政府对外传播的不足——〈中国日报〉对外报道阶段性抽样》，《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