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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投资人员不懂金融市场化运作以及金融衍生品业务,对于投资的风险很难把握
一“文”激起千层浪。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李伟11月30日在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发表《中央企业金融衍生产品业务管理问题及风险防范》一文,让处于巨亏漩涡中的央企境外衍生品交易风波再度升级。
李伟在文中透露,“截至2008年10月底,央企从事金融衍生品业务合约市值为1250亿元,形成了114亿元的浮动净亏损(浮盈49.8亿元,浮亏163.8亿元)”。
114亿元的净亏损让外界震惊。此前,有关单个央企屡曝海外投资亏损的消息不断,但还从未出现整体亏损的明确数据。为何央企投资金融衍生产品出现如此损失?原因究竟何在?如何有效防范金融衍生品的投资风险?
国资委宣传局新闻处处长苏桂峰12月14日告诉《财经》记者,李伟此文发表后,多家媒体均希望就此采访他,但目前李伟并不愿就此事接受任何采访。
保值与投机的红线
李伟在文中表示,国有企业做衍生品业务,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规避风险、锁定成本,绝不是为了投机。他同时警示说,做金融衍生品的目的很重要,一定不要越过红线,要严格遵守期货套期保值中“期货盈(亏),现货亏(盈)”的原则,业务量要与企业的需求及规模相适应。
一位曾被某国企派驻国外期货交易所从事期货交易工作的金融业资深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央企投资海外金融衍生品的初衷是为了锁定运营成本、规避运营风险,而并非投机。
“之所以会造成亏损,主要原因是由于央企的一些投资人员不懂得金融市场化运作以及金融衍生品业务,对于投资的风险很难把握,从而造成了投资受损。”他分析说。
李伟文中披露,东航集团、中航集团和中远集团在2008年6月-8月,国际油价达到历史最高点(约140美元/桶)时,与高盛、美林、摩根士丹利等境外投行签订了高额的石油期权合约,在买入看涨期权的同时,卖出看跌期权(即结构性期权),签约后不久,油价快速跌破了约定的行权价,这三家企业不得不双倍赔付交易对手。
截至2008年底,这三家企业共赔付人民币约8.06亿元,赔付后的合约浮亏仍高达161亿元。截至2008年底,合约市值92亿元,浮动净亏199亿元。
在金融界看来,中国几家航空公司采用的套保工具过于激进,以最为常见的zero cost collar为例,一般是套保方买入一个看涨期权,同时卖出等值的看跌期权。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无需付出套保成本,但在油价高企时,一个看涨期权需两个甚至更多看跌期权才能相抵,倘若市场发生戏剧性逆转,套保方的损失便不可限量。
与投行交易的争议
除去央企自身做法的不足外,李伟还提到另外一点,一些国际投行的欺诈行为是造成重大损失的推手。
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具有杠杆效应,保证金越低,杠杆效应越大,风险也越大。李伟认为,中国企业遭遇金融衍生产品投资“滑铁卢”,与国际投行恶意兜售带欺诈性、设计复杂的高杠杆产品有很大关系。
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也认为,由于国内衍生品市场不发达,国企在套期保值时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境外市场,而与外资大行“一对一”的场外交易透明度很低,容易受到对方的恶意欺诈。
对此,高盛一位人士对《财经》记者强调,国资委有关领导发表文章引用的数据截至2008年10月,缺乏时效性。
“近期随着原油期货上涨,国内航空公司在套期保值业务中出现盈余的事实并未在这份报告中体现出来。”这位人士透露,一些央企购买的套期保值产品属于场外交易中缴纳保证金较少的产品,因此,避险功能也相应较小。
根据2009年三季度报告,中国国航(601111.SH)今年三季度实现净利润8.85亿元,因国际油价上升,金融衍生品公允价值净收益20.75 亿元;东方航空(600115.SH)三季度实现净利润2316万元,其燃油套期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约1.54 亿元。
不可或缺的双刃剑
当全球经济慢慢摆脱衰退阴影,原材料价格从低谷回升,还要不要进行金融衍生品交易、如何合理地进行套期保值成了摆在央企面前的棘手难题。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汪昌云对《财经》记者分析称,进行衍生品投资本身并不存在错误。从世界范围来讲,出现衍生品交易问题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违规交易,比如某个交易员和交易经理通过采取非法、欺骗和欺诈的方式隐瞒风险管理委员会进行交易导致亏损;二是风险控制措施没有到位,“有条例,但没有执行”。
他觉得国有企业不适宜做复杂的衍生产品,应当选择简单的衍生品作为避险工具;就监管而言,则要把风险控制机制落到实处,要严格执行风险条例。
李伟也对是否要进行衍生品交易给予了肯定的答案。李伟认为,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出了问题而否定金融衍生产品的功能和积极作用。“如果不能利用金融衍生产品的规避风险和价格发现功能,无论对一个国家经济和一个国际化的企业来说,都是巨大的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前中国证监会主席周道炯12月3日在“中国国际期货大会”上发言指出,要避免国有企业资产和信誉的损失,中国应积极发展国内金融衍生品市场。
此语让在座企业深表认同。一些参会的企业人士向记者透露,越来越多的企业对大宗商品、汇率、利率的套期保值需求旺盛,但由于国内衍生产品市场不发达,一些大型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在套期保值时,迫不得已只能更多地依赖境外金融衍生品市场。
目前,获国家批准同意在境外从事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企业共有31家,其中央企16家。根据李伟文中披露,有26家央企未经批准擅自在境外从事期货、期权等场外(OTC)交易业务。
这些产品不通过交易所正规交易,也不通过清算所进行合约清算,都由投行设计兜售,通过双方私下协定,因而交易行为不透明,难以有效监管。企业一旦“入了套”,签了合同,面临的就是“无底洞”式亏损的万丈深渊。另外,一些企业在从事境外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中违规操作,也预埋下了亏损的“伏笔”。
多位接受《财经》采访的企业界人士都表示,如果国内金融衍生品市场能逐渐完善,企业在选择时,就能多一条更简捷安全的通道。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企业界人士同时建议,有关部门包括企业自身对衍生品交易的实时监控必不可少,只有及时了解企业的相关情况,才能将风险降到最低。
2009年3月,国资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企业金融衍生业务监管的通知》,明确从事金融衍生业务的企业应当于每季度终了十个工作日内向国资委报告业务持仓规模、资金使用、盈亏情况、套值保值效果、风险敞口评价、未来价格趋势、敏感性分析等情况。
随后,于5月举行的一年一度“企业国有产权管理暨产权交易机构工作会议”上,李伟透露,2009年,国资委要对中央企业投资金融领域的总体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地方国资委也要根据本地国有企业投资金融领域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制定相关办法。
从李伟文章中公布的最新数据看,央企在金融衍生品交易中交出的答卷,依然不令人满意。■
一“文”激起千层浪。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李伟11月30日在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发表《中央企业金融衍生产品业务管理问题及风险防范》一文,让处于巨亏漩涡中的央企境外衍生品交易风波再度升级。
李伟在文中透露,“截至2008年10月底,央企从事金融衍生品业务合约市值为1250亿元,形成了114亿元的浮动净亏损(浮盈49.8亿元,浮亏163.8亿元)”。
114亿元的净亏损让外界震惊。此前,有关单个央企屡曝海外投资亏损的消息不断,但还从未出现整体亏损的明确数据。为何央企投资金融衍生产品出现如此损失?原因究竟何在?如何有效防范金融衍生品的投资风险?
国资委宣传局新闻处处长苏桂峰12月14日告诉《财经》记者,李伟此文发表后,多家媒体均希望就此采访他,但目前李伟并不愿就此事接受任何采访。
保值与投机的红线
李伟在文中表示,国有企业做衍生品业务,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规避风险、锁定成本,绝不是为了投机。他同时警示说,做金融衍生品的目的很重要,一定不要越过红线,要严格遵守期货套期保值中“期货盈(亏),现货亏(盈)”的原则,业务量要与企业的需求及规模相适应。
一位曾被某国企派驻国外期货交易所从事期货交易工作的金融业资深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央企投资海外金融衍生品的初衷是为了锁定运营成本、规避运营风险,而并非投机。
“之所以会造成亏损,主要原因是由于央企的一些投资人员不懂得金融市场化运作以及金融衍生品业务,对于投资的风险很难把握,从而造成了投资受损。”他分析说。
李伟文中披露,东航集团、中航集团和中远集团在2008年6月-8月,国际油价达到历史最高点(约140美元/桶)时,与高盛、美林、摩根士丹利等境外投行签订了高额的石油期权合约,在买入看涨期权的同时,卖出看跌期权(即结构性期权),签约后不久,油价快速跌破了约定的行权价,这三家企业不得不双倍赔付交易对手。
截至2008年底,这三家企业共赔付人民币约8.06亿元,赔付后的合约浮亏仍高达161亿元。截至2008年底,合约市值92亿元,浮动净亏199亿元。
在金融界看来,中国几家航空公司采用的套保工具过于激进,以最为常见的zero cost collar为例,一般是套保方买入一个看涨期权,同时卖出等值的看跌期权。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无需付出套保成本,但在油价高企时,一个看涨期权需两个甚至更多看跌期权才能相抵,倘若市场发生戏剧性逆转,套保方的损失便不可限量。
与投行交易的争议
除去央企自身做法的不足外,李伟还提到另外一点,一些国际投行的欺诈行为是造成重大损失的推手。
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具有杠杆效应,保证金越低,杠杆效应越大,风险也越大。李伟认为,中国企业遭遇金融衍生产品投资“滑铁卢”,与国际投行恶意兜售带欺诈性、设计复杂的高杠杆产品有很大关系。
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也认为,由于国内衍生品市场不发达,国企在套期保值时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境外市场,而与外资大行“一对一”的场外交易透明度很低,容易受到对方的恶意欺诈。
对此,高盛一位人士对《财经》记者强调,国资委有关领导发表文章引用的数据截至2008年10月,缺乏时效性。
“近期随着原油期货上涨,国内航空公司在套期保值业务中出现盈余的事实并未在这份报告中体现出来。”这位人士透露,一些央企购买的套期保值产品属于场外交易中缴纳保证金较少的产品,因此,避险功能也相应较小。
根据2009年三季度报告,中国国航(601111.SH)今年三季度实现净利润8.85亿元,因国际油价上升,金融衍生品公允价值净收益20.75 亿元;东方航空(600115.SH)三季度实现净利润2316万元,其燃油套期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约1.54 亿元。
不可或缺的双刃剑
当全球经济慢慢摆脱衰退阴影,原材料价格从低谷回升,还要不要进行金融衍生品交易、如何合理地进行套期保值成了摆在央企面前的棘手难题。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汪昌云对《财经》记者分析称,进行衍生品投资本身并不存在错误。从世界范围来讲,出现衍生品交易问题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违规交易,比如某个交易员和交易经理通过采取非法、欺骗和欺诈的方式隐瞒风险管理委员会进行交易导致亏损;二是风险控制措施没有到位,“有条例,但没有执行”。
他觉得国有企业不适宜做复杂的衍生产品,应当选择简单的衍生品作为避险工具;就监管而言,则要把风险控制机制落到实处,要严格执行风险条例。
李伟也对是否要进行衍生品交易给予了肯定的答案。李伟认为,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出了问题而否定金融衍生产品的功能和积极作用。“如果不能利用金融衍生产品的规避风险和价格发现功能,无论对一个国家经济和一个国际化的企业来说,都是巨大的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前中国证监会主席周道炯12月3日在“中国国际期货大会”上发言指出,要避免国有企业资产和信誉的损失,中国应积极发展国内金融衍生品市场。
此语让在座企业深表认同。一些参会的企业人士向记者透露,越来越多的企业对大宗商品、汇率、利率的套期保值需求旺盛,但由于国内衍生产品市场不发达,一些大型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在套期保值时,迫不得已只能更多地依赖境外金融衍生品市场。
目前,获国家批准同意在境外从事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企业共有31家,其中央企16家。根据李伟文中披露,有26家央企未经批准擅自在境外从事期货、期权等场外(OTC)交易业务。
这些产品不通过交易所正规交易,也不通过清算所进行合约清算,都由投行设计兜售,通过双方私下协定,因而交易行为不透明,难以有效监管。企业一旦“入了套”,签了合同,面临的就是“无底洞”式亏损的万丈深渊。另外,一些企业在从事境外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中违规操作,也预埋下了亏损的“伏笔”。
多位接受《财经》采访的企业界人士都表示,如果国内金融衍生品市场能逐渐完善,企业在选择时,就能多一条更简捷安全的通道。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企业界人士同时建议,有关部门包括企业自身对衍生品交易的实时监控必不可少,只有及时了解企业的相关情况,才能将风险降到最低。
2009年3月,国资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企业金融衍生业务监管的通知》,明确从事金融衍生业务的企业应当于每季度终了十个工作日内向国资委报告业务持仓规模、资金使用、盈亏情况、套值保值效果、风险敞口评价、未来价格趋势、敏感性分析等情况。
随后,于5月举行的一年一度“企业国有产权管理暨产权交易机构工作会议”上,李伟透露,2009年,国资委要对中央企业投资金融领域的总体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地方国资委也要根据本地国有企业投资金融领域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制定相关办法。
从李伟文章中公布的最新数据看,央企在金融衍生品交易中交出的答卷,依然不令人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