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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传教士在传播基督福音的同时，还带来了包括医学在内的一些西方科学技术与知识。中国医学开始了其早期的现代化进程。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传教士们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促进了中国医学的早期现代化。进入20世纪后，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就传教士个人职能而言，其更多履行的是传播福音的功能。学成归来的中国医学留学生和本地培养的西医师开始更多地承担起本国救死扶伤的责任。中国医学的现代化开始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关键词：西方传教士;中国医学;早期;现代化
十六世纪八十年代，意大利籍的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揭开了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活动的序幕。自此以后，大批的西方传教士抱着“使中国皈依基督教”的目标。［1］(p599)开展了一场持续时间久远的传教活动。这些西方传教士在传播基督福音的同时，还带来了包括医学在内的一些西方科学技术与知识。这种有别于传统中医的西方医学，开始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传播和发展，并逐渐以大潮奔涌之势冲击与撼动了中国的传统医学。［2］中国医学开始了其早期的现代化进程。
一、西方传教士与西医的传入
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传教士们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这倒不是他们有意要把传教与医学联系起来。事实上，西医的传入很大程度上是西方传教士为传教需要而产生的副产品。由于中国采取禁教政策以及当时中国人对基督教的不理解，为了减少传教阻力，博取华人的好感和信任，他们开始通过医事活动间接传播福音。而这也符合耶稣爱人如己、济世救人的精神。随着开放口岸的增多，到中国内地游历与传教的传教士也日渐增多，他们目睹了许多地方环境恶劣、卫生条件差、霍乱、伤寒、天花、肺病、鼠疫等经常流行却缺医少药的现实。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的公共卫生意识和生活习惯，他们对西医的宣传和实践就变成了不自觉的自觉行为了。大致来说，西方传教士把西医传入中国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从利玛窦开启来华传教的新时代，到十八世纪末，这是中国医学早期现代化的早期准备阶段。其特点是傳教士们把西医当成一类科学知识加以介绍，并没有系统的把当时西方先进医学理念带入中国。这与他们没有医学背景有关，因为他们本身很多人对医学也是一知半解。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著作有利玛窦的《西国记法》，这是一本介绍神经学的著作;邓玉函、龙华民、罗雅各等耶稣会传教士翻译了《人身图说》，综合介绍了人体解剖知识。值得一提的是，1693年，传教士洪若翰、刘应敬献金鸡纳，治愈了康熙的疟疾，西医的神奇遂为皇家重视。［3］(p267)但是，由于清政府的禁教政策，西医对地方民众影响不大，传播范围也局限在北京或广州等开放口岸。
2、19世纪至20世纪的百年，是中国医学早期现代化的发展阶段。早在十九世纪初，基督教差会就确认要把医疗事业“作为福音的婢女”，［4］(p275)作为向中国传教的重要辅助。西医及专门的医学传教士开始更多的进入中国。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放大量的通商口岸、并允许自由传教和在开放口岸开设医院后，西医传入中国的速度大大加快了。这种状况是以1834年伯驾来中国行医传教为起始点。嘉约翰、洛克哈特、德贞、马根济等医学传教士相继来到中国，一边行医，一边传教。他们在通商口岸设立了许多医院或诊疗所，接收各种病人，取得较好的成果。随着传教士可以进入内地传教政策的开禁，传教士在中国内地也建了很多的医院和诊疗所。他们把西方医院的制度整体移植到中国，并开始培养中国的第一批现代医生和现代护理人员。这些早期的中国医学学生主要是在这些医院做医学助手，也有很多学生进入教会开办的医学院专门学习西方医学，甚至有些学生还获得去国外留学的机会。医学传教士也注重利用书籍和报刊杂志来宣传西方医学知识，像英国人合信、德贞，美国人嘉约翰等人翻译了大量西方的最新医学著作，很多著作成了当时中国医学的教材。他们还利用报刊杂志、街头发送传单等方式，提高中国人的公共卫生意识，对改变中国的卫生习惯，防止传染病的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医学传教士的努力得到了当时部分中国人的认可，中国人开始改变对传教士的态度，也开始改变对西方科学技术、对西方医学的态度，很多青年开始学习西医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医学的现代化进入重要的发展阶段。
3、20世纪后至民国建立，这是中国医学早期现代化的转型阶段。这一时期，教会对中国医疗事业的发展依然起着重要作用，但医学传教事业的专业化程度大大提高了。完全合格的传教士医生从1874年的十人增到1905年的三百人左右。也就是说，传教士医生这时候更多代表的是医生的角色，而非传教士的角色。就如保罗科恩所说：“开创阶段结束了，从此以后，传教士就只当传教士了”。［1］(p634,606)而中国本土的现代医生也开始成长起来，中国医学的现代化开始进入新的
时期。
二、西方传教士促进了中国医学的早期现代化
（一）传教士的医学实践，为中国医学的现代化做了群众和心理准备。中国人对西医的观念和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并尝试接受西医。由于观念和风俗的不同，早期传教士在应用现代医术时，往往会引起当时中国民众的误解。例如有些民众认为教士借施医残害怀孕妇女来炼丹，挖小孩子的心眼以制药。［5］(p190)但众多治愈病人的案例说服了一些民众，他们开始相信西医，也不再把传教士当成洪水猛兽。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在广州开设医局，由于医术精湛，博得了当地百姓的信任。当他为一名65岁的老妇做白内障手术时，她居然答道：“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它们双双取出，再装进去。”［3］(p270)伯驾还运用西方刚发明的麻醉法为病人做肿瘤摘除术，当他为一名叫杨施的女孩摘除了下巴和喉部的一个大肿瘤后，杨施的祖父写了一封感谢信：秋菊初绽馥郁，谨以数语感念先生之大德与高技，令鄙孙子女得以康复，愿先生之名留传千年子孙，愿先生之功德万年遗福。［6］据统计，接受伯驾西医治疗的民众达53000多人次。以致当伯驾再次来广州施医，曾经租房给他的业主何华都不愿意收他的租金，好让自己也觉得在参与慈善事业。［6］(p92,93)接替伯驾工作的另一名传教士医生嘉约翰。作为广州博济医院的创始人之一，经他之手接受治疗的病人有75万人次，住院病人4万人次，为4万多人动过手术。［3］(p282)到20世纪初，第年至少有二百万病人接受教会医院和诊疗所的治疗。［1］ (p634)此外，还有像英国传教医生洛克哈特、德贞等都医治了很多的病人，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称赞。
在政府层面，清政府和官员对西医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抗拒——接受”的过程。1850年福州官方要求居民“不准赴神光寺听经就医”。但1860年后，传教士与官方关系开始密切。闽督部院曾捐助五百元给在福州设医院的传教士。［7］1880年伦敦会的马根济在天津建了一家大医院，李鸿章的夫人给这家医院捐了款，因为马根济救过她的命。光绪30年，清政府还赏给英国传教士医生科龄所建的医学堂一万两。以奖励其贡献。［8］
西医为中国民众渐渐接受，人们对西医的观念和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跟着传教医生学习西医抑或出国学习西医的留学生也多了起来。这在下文还有具体论述。这些改变，与医学传教士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二）传教士注重对中国第一批现代医生的培养，为中国医学的现代化做了很好的人才准备。早在1836年伯驾在广州行医时，就招收了关韬等3名中国学生做助手。伯驾回国后，医局便由关韬主持。他后来去军中服务，关韬也就成为中国第一个西医军医。伯驾回国期间，也在美国呼吁让中国学生来留学学医，并募集相关基金。
传教士对中国现代医学人才培养主要是通过教会医院和设立医科学校进行的。在华主要教会大学都先后设置了医学院，多数教会医院还设置了护士学校，培训专门护理人员。1839年，马礼逊学校在澳门开学，容闳、黄宽均是该校的学生。黄宽后来还去了西方留学，学成后回国行医。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有更多的青年在附属教会的医院或医科学校得到培训和学习的机会。到1897年止的数据显示,有“约三百人从这样的一些学校毕业”。［1］(p635)由这些学校培养的部分著名中国西医师有：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颜福庆，是上海医学院的创始人；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校的林巧稚，是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此外还有黄家驷、吴绍青、马文昭等人，都是在教会办的医学院学习，并在自己的医疗岗位取得很大成就的代表。还有更多在教会医院作助手的中国的医务人员，也在为中国医学的现代化贡献着自己的热情。
（三）传教士在中国建立大批医院和诊疗所，并把西方的医院制度移植进中国，为中国医学的现代化打下了“物质”基础。广州的博济医院、惠爱医局，上海的仁济医院、同仁医院，南京的鼓楼医院等，都是开办较为成功的教会医院。从1840年至1900年，传教士在中国共建立医院或诊疗所达122所。［3］(284-290)虽然其中很多医院和诊疗所因为战乱或者传教士本人的关系，时开时闭，且流动性大，但在为民众治病、传播西医知识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传教士也把西方的现代医院制度移植进中国。西方现代医院以“托管”的理念取得了革命性的突破。［9］(p415)这是中国传统医疗制度所没有的。在中国，把病人托给陌生人加以照顾是不可想象的。［10］新型医患关系的建立，对病人的人道关怀精神，这些对传统医院制度来说都是一种革新。医学传教士开设医院，设立病床，收治传染病人和精神病人，很好的把西方现代医院制度移植到中国，为中国传统医院制度变革奠定了基础。
（四）传教士在提升中国人现代医学知识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努力，为中国医学早期现代化做了宣传的准备。西方传教士通过翻译西方医学著作、创办医学杂志等方式，使很多中国人对现代医学知识有了深入的认识。英国人合信翻译的《全体新论》“获得了罕见的声誉”。［1］(p635)嘉约翰、德贞、傅兰雅等也在这方面做出了贡献。这些著作对中国读者的影响往往是传教士不能直接起到的。随着许多医学团体的建立，专门的医学期刊杂志也纷纷创刊。嘉约翰创办的《西医新报》是我国最早的西医期刊。1888年中华博医会出版《博医会报》于上海，这是专门介绍西医西药的汉文期刊。到1949年，中国共有西医药期刊200余种。
[4］(p280)［这些媒介成为茉莉广泛传播的有国工具。
针对近代中国城乡公共卫生比较恶劣的情况，传教士医生把提高公众的公共卫生意识也当成传教医疗事业的内容之一。他们将目光投向整个国家的医疗和公共卫生事业，呼吁中国改善卫生环境，并积极投身其中。在他们看来，宣传和组织卫生公益活动是社会移风易俗，改变落后的公共卫生意识和生活习惯最直接有效的手段。1912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曾请了一位传教医生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他在一些城市里举办了几次卫生演讲。1915年，中华基督教博医会在上海、长沙、南京、北京等城市举办卫生讲座和健康展览，制作幻灯片，在日历上印制预防结核病的知识，在报纸上介绍疾病预防知识。1916年卫生教育协进会成立，该会提供的宣传材料有书籍、会刊、传单，图画、幻灯片和电影模型,内容包括婴儿福利、结核病、性病、眼病、霍乱预防、苍蝇、蚊子、老鼠、民族健康、人口等。［11］这些活动对提高民众公共卫生意识有很大的助益。甚至于中国官员们也越来越多的向医学传教士们征求公共卫生、卫生措施、供水等方面的意见。
三、结语
应该看到，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医学传教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要实现中国医学的现代化。但客观上却产生了意外的效果，即为广泛地改变中国的生活开辟了道路。［1］(p615)西医开始在中国大地迅速发展。医生传教士对中国医学的早期现代化，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功绩很大，不可否认。值得回味的是，进入20世纪后，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医学水平专门化的提高，以及大量中国本土西医师的成长、成熟，虽然教会医院对中国医疗事业一如既往地支持，但就传教士个人职能而言，其更多履行的只是传播福音的功能。学成归来的中國医学留学生和本地培养的西医师开始更多地承担起本国救死扶伤的责任。中国医学的现代化开始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参考文献:［1］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2］ 郝光中：《西医东渐与中国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肇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1月
［3］ 李经纬：《中外医学交流史》［M］．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4］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5］ 陈邦贤：《中国医学史》［M］．商务印书馆．1937
［6］ 参见(美)Lee,D.S.：《晚清华洋录：美国传教士、满大人和李家的故事》［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7］ 李传斌：《基督教在华早期医疗事业略论》［J］．晋阳学报．2000年第1期
［8］ 朱祖延、郭康松：《清实录类篡．科学技术卷》［A］．武汉出版社．2005
［9］ 杨念群：《杨念群自选集》［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0］ 何小莲：《西医东传——晚清医疗制度变革的人文意义》［J］．史林．2002年第4期［11］ 陈建民：《近代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J］．宗教学研究．2000年第2期
关键词：西方传教士;中国医学;早期;现代化
十六世纪八十年代，意大利籍的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揭开了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活动的序幕。自此以后，大批的西方传教士抱着“使中国皈依基督教”的目标。［1］(p599)开展了一场持续时间久远的传教活动。这些西方传教士在传播基督福音的同时，还带来了包括医学在内的一些西方科学技术与知识。这种有别于传统中医的西方医学，开始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传播和发展，并逐渐以大潮奔涌之势冲击与撼动了中国的传统医学。［2］中国医学开始了其早期的现代化进程。
一、西方传教士与西医的传入
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传教士们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这倒不是他们有意要把传教与医学联系起来。事实上，西医的传入很大程度上是西方传教士为传教需要而产生的副产品。由于中国采取禁教政策以及当时中国人对基督教的不理解，为了减少传教阻力，博取华人的好感和信任，他们开始通过医事活动间接传播福音。而这也符合耶稣爱人如己、济世救人的精神。随着开放口岸的增多，到中国内地游历与传教的传教士也日渐增多，他们目睹了许多地方环境恶劣、卫生条件差、霍乱、伤寒、天花、肺病、鼠疫等经常流行却缺医少药的现实。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的公共卫生意识和生活习惯，他们对西医的宣传和实践就变成了不自觉的自觉行为了。大致来说，西方传教士把西医传入中国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从利玛窦开启来华传教的新时代，到十八世纪末，这是中国医学早期现代化的早期准备阶段。其特点是傳教士们把西医当成一类科学知识加以介绍，并没有系统的把当时西方先进医学理念带入中国。这与他们没有医学背景有关，因为他们本身很多人对医学也是一知半解。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著作有利玛窦的《西国记法》，这是一本介绍神经学的著作;邓玉函、龙华民、罗雅各等耶稣会传教士翻译了《人身图说》，综合介绍了人体解剖知识。值得一提的是，1693年，传教士洪若翰、刘应敬献金鸡纳，治愈了康熙的疟疾，西医的神奇遂为皇家重视。［3］(p267)但是，由于清政府的禁教政策，西医对地方民众影响不大，传播范围也局限在北京或广州等开放口岸。
2、19世纪至20世纪的百年，是中国医学早期现代化的发展阶段。早在十九世纪初，基督教差会就确认要把医疗事业“作为福音的婢女”，［4］(p275)作为向中国传教的重要辅助。西医及专门的医学传教士开始更多的进入中国。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放大量的通商口岸、并允许自由传教和在开放口岸开设医院后，西医传入中国的速度大大加快了。这种状况是以1834年伯驾来中国行医传教为起始点。嘉约翰、洛克哈特、德贞、马根济等医学传教士相继来到中国，一边行医，一边传教。他们在通商口岸设立了许多医院或诊疗所，接收各种病人，取得较好的成果。随着传教士可以进入内地传教政策的开禁，传教士在中国内地也建了很多的医院和诊疗所。他们把西方医院的制度整体移植到中国，并开始培养中国的第一批现代医生和现代护理人员。这些早期的中国医学学生主要是在这些医院做医学助手，也有很多学生进入教会开办的医学院专门学习西方医学，甚至有些学生还获得去国外留学的机会。医学传教士也注重利用书籍和报刊杂志来宣传西方医学知识，像英国人合信、德贞，美国人嘉约翰等人翻译了大量西方的最新医学著作，很多著作成了当时中国医学的教材。他们还利用报刊杂志、街头发送传单等方式，提高中国人的公共卫生意识，对改变中国的卫生习惯，防止传染病的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医学传教士的努力得到了当时部分中国人的认可，中国人开始改变对传教士的态度，也开始改变对西方科学技术、对西方医学的态度，很多青年开始学习西医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医学的现代化进入重要的发展阶段。
3、20世纪后至民国建立，这是中国医学早期现代化的转型阶段。这一时期，教会对中国医疗事业的发展依然起着重要作用，但医学传教事业的专业化程度大大提高了。完全合格的传教士医生从1874年的十人增到1905年的三百人左右。也就是说，传教士医生这时候更多代表的是医生的角色，而非传教士的角色。就如保罗科恩所说：“开创阶段结束了，从此以后，传教士就只当传教士了”。［1］(p634,606)而中国本土的现代医生也开始成长起来，中国医学的现代化开始进入新的
时期。
二、西方传教士促进了中国医学的早期现代化
（一）传教士的医学实践，为中国医学的现代化做了群众和心理准备。中国人对西医的观念和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并尝试接受西医。由于观念和风俗的不同，早期传教士在应用现代医术时，往往会引起当时中国民众的误解。例如有些民众认为教士借施医残害怀孕妇女来炼丹，挖小孩子的心眼以制药。［5］(p190)但众多治愈病人的案例说服了一些民众，他们开始相信西医，也不再把传教士当成洪水猛兽。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在广州开设医局，由于医术精湛，博得了当地百姓的信任。当他为一名65岁的老妇做白内障手术时，她居然答道：“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它们双双取出，再装进去。”［3］(p270)伯驾还运用西方刚发明的麻醉法为病人做肿瘤摘除术，当他为一名叫杨施的女孩摘除了下巴和喉部的一个大肿瘤后，杨施的祖父写了一封感谢信：秋菊初绽馥郁，谨以数语感念先生之大德与高技，令鄙孙子女得以康复，愿先生之名留传千年子孙，愿先生之功德万年遗福。［6］据统计，接受伯驾西医治疗的民众达53000多人次。以致当伯驾再次来广州施医，曾经租房给他的业主何华都不愿意收他的租金，好让自己也觉得在参与慈善事业。［6］(p92,93)接替伯驾工作的另一名传教士医生嘉约翰。作为广州博济医院的创始人之一，经他之手接受治疗的病人有75万人次，住院病人4万人次，为4万多人动过手术。［3］(p282)到20世纪初，第年至少有二百万病人接受教会医院和诊疗所的治疗。［1］ (p634)此外，还有像英国传教医生洛克哈特、德贞等都医治了很多的病人，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称赞。
在政府层面，清政府和官员对西医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抗拒——接受”的过程。1850年福州官方要求居民“不准赴神光寺听经就医”。但1860年后，传教士与官方关系开始密切。闽督部院曾捐助五百元给在福州设医院的传教士。［7］1880年伦敦会的马根济在天津建了一家大医院，李鸿章的夫人给这家医院捐了款，因为马根济救过她的命。光绪30年，清政府还赏给英国传教士医生科龄所建的医学堂一万两。以奖励其贡献。［8］
西医为中国民众渐渐接受，人们对西医的观念和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跟着传教医生学习西医抑或出国学习西医的留学生也多了起来。这在下文还有具体论述。这些改变，与医学传教士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二）传教士注重对中国第一批现代医生的培养，为中国医学的现代化做了很好的人才准备。早在1836年伯驾在广州行医时，就招收了关韬等3名中国学生做助手。伯驾回国后，医局便由关韬主持。他后来去军中服务，关韬也就成为中国第一个西医军医。伯驾回国期间，也在美国呼吁让中国学生来留学学医，并募集相关基金。
传教士对中国现代医学人才培养主要是通过教会医院和设立医科学校进行的。在华主要教会大学都先后设置了医学院，多数教会医院还设置了护士学校，培训专门护理人员。1839年，马礼逊学校在澳门开学，容闳、黄宽均是该校的学生。黄宽后来还去了西方留学，学成后回国行医。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有更多的青年在附属教会的医院或医科学校得到培训和学习的机会。到1897年止的数据显示,有“约三百人从这样的一些学校毕业”。［1］(p635)由这些学校培养的部分著名中国西医师有：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颜福庆，是上海医学院的创始人；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校的林巧稚，是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此外还有黄家驷、吴绍青、马文昭等人，都是在教会办的医学院学习，并在自己的医疗岗位取得很大成就的代表。还有更多在教会医院作助手的中国的医务人员，也在为中国医学的现代化贡献着自己的热情。
（三）传教士在中国建立大批医院和诊疗所，并把西方的医院制度移植进中国，为中国医学的现代化打下了“物质”基础。广州的博济医院、惠爱医局，上海的仁济医院、同仁医院，南京的鼓楼医院等，都是开办较为成功的教会医院。从1840年至1900年，传教士在中国共建立医院或诊疗所达122所。［3］(284-290)虽然其中很多医院和诊疗所因为战乱或者传教士本人的关系，时开时闭，且流动性大，但在为民众治病、传播西医知识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传教士也把西方的现代医院制度移植进中国。西方现代医院以“托管”的理念取得了革命性的突破。［9］(p415)这是中国传统医疗制度所没有的。在中国，把病人托给陌生人加以照顾是不可想象的。［10］新型医患关系的建立，对病人的人道关怀精神，这些对传统医院制度来说都是一种革新。医学传教士开设医院，设立病床，收治传染病人和精神病人，很好的把西方现代医院制度移植到中国，为中国传统医院制度变革奠定了基础。
（四）传教士在提升中国人现代医学知识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努力，为中国医学早期现代化做了宣传的准备。西方传教士通过翻译西方医学著作、创办医学杂志等方式，使很多中国人对现代医学知识有了深入的认识。英国人合信翻译的《全体新论》“获得了罕见的声誉”。［1］(p635)嘉约翰、德贞、傅兰雅等也在这方面做出了贡献。这些著作对中国读者的影响往往是传教士不能直接起到的。随着许多医学团体的建立，专门的医学期刊杂志也纷纷创刊。嘉约翰创办的《西医新报》是我国最早的西医期刊。1888年中华博医会出版《博医会报》于上海，这是专门介绍西医西药的汉文期刊。到1949年，中国共有西医药期刊200余种。
[4］(p280)［这些媒介成为茉莉广泛传播的有国工具。
针对近代中国城乡公共卫生比较恶劣的情况，传教士医生把提高公众的公共卫生意识也当成传教医疗事业的内容之一。他们将目光投向整个国家的医疗和公共卫生事业，呼吁中国改善卫生环境，并积极投身其中。在他们看来，宣传和组织卫生公益活动是社会移风易俗，改变落后的公共卫生意识和生活习惯最直接有效的手段。1912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曾请了一位传教医生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他在一些城市里举办了几次卫生演讲。1915年，中华基督教博医会在上海、长沙、南京、北京等城市举办卫生讲座和健康展览，制作幻灯片，在日历上印制预防结核病的知识，在报纸上介绍疾病预防知识。1916年卫生教育协进会成立，该会提供的宣传材料有书籍、会刊、传单，图画、幻灯片和电影模型,内容包括婴儿福利、结核病、性病、眼病、霍乱预防、苍蝇、蚊子、老鼠、民族健康、人口等。［11］这些活动对提高民众公共卫生意识有很大的助益。甚至于中国官员们也越来越多的向医学传教士们征求公共卫生、卫生措施、供水等方面的意见。
三、结语
应该看到，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医学传教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要实现中国医学的现代化。但客观上却产生了意外的效果，即为广泛地改变中国的生活开辟了道路。［1］(p615)西医开始在中国大地迅速发展。医生传教士对中国医学的早期现代化，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功绩很大，不可否认。值得回味的是，进入20世纪后，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医学水平专门化的提高，以及大量中国本土西医师的成长、成熟，虽然教会医院对中国医疗事业一如既往地支持，但就传教士个人职能而言，其更多履行的只是传播福音的功能。学成归来的中國医学留学生和本地培养的西医师开始更多地承担起本国救死扶伤的责任。中国医学的现代化开始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参考文献:［1］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2］ 郝光中：《西医东渐与中国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肇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1月
［3］ 李经纬：《中外医学交流史》［M］．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4］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5］ 陈邦贤：《中国医学史》［M］．商务印书馆．1937
［6］ 参见(美)Lee,D.S.：《晚清华洋录：美国传教士、满大人和李家的故事》［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7］ 李传斌：《基督教在华早期医疗事业略论》［J］．晋阳学报．2000年第1期
［8］ 朱祖延、郭康松：《清实录类篡．科学技术卷》［A］．武汉出版社．2005
［9］ 杨念群：《杨念群自选集》［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0］ 何小莲：《西医东传——晚清医疗制度变革的人文意义》［J］．史林．2002年第4期［11］ 陈建民：《近代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J］．宗教学研究．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