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元代戏剧大师王实甫的《西厢记》为了宣扬“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一主题，运用各种艺术手段，使作品形成了所谓“花间美人”的艺术风格。它那璀灿优美的语言艺术，真可谓“天地妙文”。它代表了中国古代戏曲“文采派”语言艺术的最高成就。
　　关键词：语言艺术 戏曲史
　　《西厢记》是我国文学史和戏曲史上的一部杰作，它诞生于盛产戏曲的元代，这部作品以深刻的反封建礼教的思想性和精湛优美的艺术性赢得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喜爱。作品里描写的崔张爱情故事简直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而作品的艺术风格，尤其是它那璀灿优美的语言艺术，更令历代各阶层人土，包括自视甚高的历代文人墨客都为之扼腕赞叹不已。正是由于这部作品的出现，作者王实甫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这位来自社会平民阶层的人士与当时另一位戏曲大师关汉卿齐名，其作品全面地继承了唐诗宋词精美的语言艺术，又吸收了元代民间生动活泼的口头语言，并将它们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创造了文采璀灿的元曲词汇，成为我国戏曲史上所谓“文采派”的最杰出的代表。明朝初年著名戏曲评论家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称《西厢记》：“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本文拟就《西厢记》里所体现出来的这种语言艺术，试为论述二三，管窥之见，浅陋在所难免。
　　一、《西厢记》语言艺术的丰富性
　　大凡读过《西厢记》的人都觉得这部剧作的语言文字很美，让人有一种感觉，就好像走进一座迷人的语言艺术宝库，觉得异彩纷呈，目不暇给，如珠似玉，叹为观止。这部剧作包涵着多种不同风格的艺术语言，而又不留雕琢痕迹地融合为一体，浑然天成。所以，研究《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我们首先应当注意到它语言艺术的丰富性。《西厢记》在对环境气氛的描写和对人物性格性情的刻划方面则使我们对其语言艺术的丰富性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剧作对环境气氛的描写是为衬托人物活动服务的，剧本为一部崔张爱情诗剧，剧作者描摹环境，突出诗情画意，结合人物活动，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堪称生花妙笔。剧中展开情节冲突的环境为僧舍普救寺，作者用诗一般的语言，将普救寺理想化地写成一个“幽雅清爽”，饶有诗意的胜境，请看：“琉璃殿相近青霄，舍利塔直侵云汉”。“寂寂僧房人不到，满阶苔衬落花红”。在这里，经常佛殿上阴森肃穆的气氛，罗列森严的罗汉菩萨、烧香的婆子俗客，以及念经的和尚，一概略而木写，而只写了相近青霄的琉璃殿、幽静的僧房以及青色的苔、红色的落花，使男女主人公在这样充满诗意的环境中展开一段千古称颂的风流佳话。比如第四本第三折“長亭送别”：“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其语言是借助古典诗词描写离愁别绪的特有表现手法来加以渲染的，是以那种诗意的浅浅哀愁和无奈的色调来表现主人公离别时的悲苦的。
　　在刻划人物性格感情方面，作者善于驾驭语言的天才得到古今读者又一首肯。如果我们仔细读一读剧中有关描写人物的语言，便会感到人物的至情至性（或典型性格）无不一一凸现，令人有其声如其口出以至呼之欲出的感觉。从语言的角度来说，戏剧不同于小说或其他文艺形式，后者常常采用第三人称来叙述故事，但戏剧则必须通过剧中各种人物不同的声口说话，以性格化的语言来刻划人物，《西厢记》在这方面堪称典范。
　　《西厢记》语言的丰富性还表现在作品对民间俗语的吸收运用。当然，这也是为刻划各种人物不同性格服务的。纵观全剧，剧作者对文化修养高的人物如张生、莺莺多用文雅的语言，而对于文化修养较低，性格粗豪或爽朗泼辣的人物，如惠明和尚、红娘则多用口语俗语。
　　二、《西厢记》语言艺术的文采性
　　古典戏曲发展到元代，可以说是迈上了一个高峰，唐诗宋词元曲，世人皆言，说明元曲与唐诗宋词一样，都是代表一个朝代的珍品，这与其语言艺术的成就是分不开的。元杂剧分为本色派、文采派两派。本色派以朴素无华，自然流畅为语言特色；文采派则以词句华丽、文采璀灿为特点，并十分注意修饰词语，有很好的修辞技巧。关汉卿是本色派的语言大师，王实甫则为文采派的杰出代表，其代表作《西厢记》堪称文采派的典范。这部作品在艺术上几乎是完美无缺的，其文辞之华丽、故事之曲折、文笔之细腻、人物之传神均属一流。“文辞华丽”是《西厢记》语言艺术的特色，这种语言特色是形成剧本“花间美人”风格的重[赚煞]饿眼望将穿，馋口涎空咽，空着我透骨髓相思病染，怎当她临去秋波那一转。休道是小生，便是铁石人也意惹人情牵。
　　说到诗与词，若数词句华美、文采璀灿莫过唐诗宋词。《西厢记》剧作者的成功之处是吸收了唐诗宋词的精美语言，使剧作语言更富于文采性。如第一本第一折张生的唱词：“[天下乐]只疑是银河落九天。”便是化用唐诗人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又如第二本第一折营茸的唱词：“[混江龙]……隔花阴人远天涯近。”则是化用宋女词人朱淑真词《生查子》句：“遥想楚云深，人远天涯近。”又如第一本第四折张生唱词：“[鸳鸯煞]有心争似无心好，多情却被无情恼。”这里化用宋苏东坡词《蝶恋花》中句：“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还可以举出更多这样的例子。显然，剧作者对唐诗宋词的喜爱，使他不仅乐于在剧作中采用诗词情景交融的艺术表现手法，而且乐于化用这些诗词当中的经典名句，使之贴合剧中的人物，感情及环境，从而使这部剧作亦增添了五彩缤纷的璀灿文采。
　　还必须指出， 《西厢记》是有着严格韵律限制的戏曲作品，要在一定的规矩内作出切合人物环境戏情又合乎韵律的精美曲辞，绝非易事，比如第一本第三折中张生唱：“[么篇]我忽听、一声、猛惊，元来是扑刺刺宿鸟飞腾，颠巍巍花梢弄影，乱纷纷落红满径。”第二本第四折中莺莺所唱： “……本宫、始终、不同。又不是《清夜闻钟》，又不是《黄鹤醉翁》，又不是《泣麟》、《悲凤》”。六字中三押韵，极不易制作，剧作者填写得既合韵律，又拟声写情，精美绝妙，确非大手笔不可。明朝何良俊所写的《四友斋丛说》认为“王实甫才情富丽，真词之雄”，然哉斯言。
　　《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既丰富多彩，又极有文采风华，两者完美结合，而且通俗、合律、自然流畅，代表了中国古典戏曲“文采派”语言艺术的最高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