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新诗从诞生至今已是个名副其实的“百岁老人”,曲折的发展历程,使其沧桑而又活力四射。“文随世变”,明朝谢榛在《四溟诗话》中的“发声”依然回响于新的时代。就创作而言,一个时代的精神必有自身的特质,同理,一个时代的诗歌亦有独特的显在。在复杂多变、多元并存的21世纪,泡沫的生成与破灭瞬息万变,但诗意的阳光从未失真。若把当下诗歌置于新时代背景下考量,“人间好诗”的期待便更突显出呼唤的强烈。与谢榛同朝代的茅坤则认为:“文以载道”。他们二人,一个说出了创作规律,一个点明了文艺功能。今天,在文艺为大众服务,中国精神是文艺灵魂的总基调下,跨越百年的汉语新诗如何榫合新时代的精神基点,并在新的环境要求下,探索出一条本质化的艺术之路,实现诗性与现实性的靠近,艺术性与思想性的统一,意义深远,也迫在眉睫。
鲁迅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无疑可以作为众声喧哗的诗坛的一个方向性意见。所以新时代诗歌向何处去?该以什么面目呈现在读者面前?无法回避!
众所周知,当下诗歌的繁荣有着“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表象。新媒体上,诗歌之热闹可谓铺天盖地,而在线下的大地上,各种为诗歌摇旗呐喊的活动此起彼伏,诗歌在生活中的摆摊设点方兴未艾。然而,真正的诗歌活跃度,不是以喧嚣的现场作为核定标准,而是看诗人们有没有在文本里制造远方,有没有给生活以光泽、以火种、以梦想构筑的能力。不过,纵然诗人们的自信高亢,但现实的不堪总是难掩,“影响的焦虑”如块垒沉积在心,挥之不去。在构建民族精神的这一“时代”,决不“单纯地仅仅具有时间段落方面的意义,它的诗歌史和文学史分期的意义,要更加重要,也更具本质”。诗歌载道,必须背离“花拳绣腿”。
观察表明,由于阅读的阻隔和教育的畸变,大众对当代诗歌的认知误区要么停留在五四时期的抒情诗上,要么停留在朦胧诗时期的情绪中,要么停留在对赝品诗歌和口水段子的快感里;大众成见里的诗意要么是背得摇头晃脑的古诗,要么是油纸伞和康桥云彩的幻影,要么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大嗓门和“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的呐喊。或者就是对“汪国真体”“梨花体”“羔羊体”“乌青体”等的争议。他们眼里的诗人呢,不是无理的疯子,就是狭隘的异见分子。
大众认知如此,那校园情形又如何?而事实,不是学生不喜欢新诗,而是他们被“阅读导向”隔在了“门外”,在他们眼里,新诗相比古诗更引人入胜,但缺少引导。说明新诗需要有一个接轨教育的渠道。就连老师也希望突破困境,让新诗滋养学生心灵。“是社会大背景和教育大环境让我们语文老师都成了万恶的诗歌天敌,围着应试转,诗意只能靠边站,不说学生,语文老师也少有阅读新文学作品的习惯!”一个语文名师的这番掏心话让我头皮发凉。因而深入学校给学生讲授当代诗歌,介绍经典诗歌作品与创作活力强劲的诗人,是吁请也是必要!
令人欣喜的是,这种认清诗歌形势的“纠偏”意识已经引起了团体性的重视,比如《星星》诗刊的公益诗歌讲座进校园活动,从2017年开始以“自愿申报,双向选择;全程公益,全免费用”的形式,组织资深编辑、著名诗人、评论家、学者,选择性地走进“校园文学氛围浓厚、有一定诗歌基础”的学校开办讲座,影响广泛。除此之外,已经持续举办了13年的“大学生诗歌夏令营”至今点亮了来自海内外众多著名高校的大(留)学生诗人的梦想。“只要点亮了,就不会熄灭!”这无异于《星星》诗刊的一个有声宣言。
无独有偶,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的《中国诗歌》也从2017年开始,以每年一届的节奏推出“大学生诗歌专号”,开展相关活动,将诗意传递。其他久负盛名的相关活动有如《飞天》的“大学生诗苑”、《人民文学》的“新浪潮”、《诗刊》的“青春诗会”、《诗潮》的“新面孔”等都在不遗余力寻找和发掘有潜力的诗歌新势力,为新时代诗歌注入新鲜血液,想方设法壮大当代诗歌的力量。
在新时代诗歌的进化树上,真正的诗人都无比珍爱生命,热爱生活,有创造性想象气度,对世界有独到的洞见,对现实清醒,对苍生悲悯、敏感、省察,不爱慕虚荣,精神气场足实,勇于背离功利,始终保持着生命与灵魂的真实和勇于屏蔽喧嚣的勇气。他们以诗意的付出,忠贞不渝地给当下生活以星辉般的光泽,默默忍受着现实的短视与偏见。陈仲义认为:“一个清醒的、理智的人,当然是一个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彻底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绘声绘色地反映整个真实,并以此来启发人们的思维和打动人们的心灵。”映照时代脉搏,予人温暖与力量。今天的诗人们知道,新时代诗歌,任重道远。
以21世纪的诗学流变为观照的新时代诗歌,在整体上,越来越呈现出文化意味的普泛化特征。一方面,作为集体推动的诗歌高原的面积在抬升与擴展,公众对新诗的感知“有所加强”,另一方面,以个体才艺为高峰的诗人依然在“等待出场”。这种诗学的当代面貌恰如哲学家尼采所言:“它并非一下子把人吸引住,不做暴烈的醉人的进攻。相反,它是那种渐渐渗透的美,人几乎不知不觉把它带走,一度在梦中与它重逢,可是在它悄悄留在我们心中之后,它就完全占有了我们,使我们的眼睛饱含泪水,使我们的心灵充满憧憬。”此语高度合拍新时代中国诗歌景象,既有低调的赞美,也隐含几分无奈,但不乏欣慰,尽管外部世界繁弦急管,但我们的诗歌依然能够静守一方,诗人们在安宁中继续保持着风清气正的传统,蓬勃生长,多元并进,呈现出审美自由,发展健全的诗歌生态。当下新诗,恰似大解《望星空》的诗句:“苍天啊,那么多灯盏在人间闪烁!”
在新时代的诗歌版图上,已经形成50后与60后扛鼎、70后中坚、80后赶超、90后与00后浪高势大的群貌:景观多样,众星闪耀。持续活跃而在场的诗人大约稳定在三四百人,他们笔有闪电、语藏惊雷,在默然而沉潜的写作之中,不断垦拓着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写而优则诗,有效地“奔跑着”是诗人生命力与身份含金量的重要指标。 星空在上,一种广阔的隐喻始终在建构,在引领和召唤,而作为人间呼应的灯盏,从来就没有停下发光的内需,在续展着新时代的诗真诗美,在默默地对诗歌倾注全部的虔诚。“这世间只有爱/是公平的/你爱什么/这世界就给你什么/你爱多少/这世界就给你多少/甚至更多”。诗人潘洗尘,生活中写诗、编诗,推广新诗,如信徒一般,他的一首《深情可以续命》,既是自我的精神写照,亦道出了人性的共情。
新世纪以来,诗人们经由外部与内在两个纬度的审美砥砺,自觉审视自身的创作,形成了固守“求真务实”传统的现实主义诗风。在书写主流,泛滥无节制的抒情铺张、佶屈聱牙的语言表现和怪力乱神到自己都说不清一二的“来路不明”之作,已经少见。近期,在疫情肆虐和脱贫攻坚两大民生写作向度的推动下,诗人们的诗思更加讲究“落地”与“入尘”。2020年4月4日,湖北诗人哨兵通过微信发给我他的诗作《清明公祭,闻警报志哀兼与残荷论杜甫》,在封城的两个多月里,他和我有过电话交流,我深知他残荷般的内心感受。公祭日的警报声,把他拉回杜甫晚年的悲凉与无奈。诗意充满了人类与自然,诗人与世界,生命与现实,活着与时间的多重隐义,诸多烦难,与难以逃脱的困局意识,直击心扉。关于历史时刻的家国悲情,关于生死的探知,加大了诗的现实回声。他写道:“我越老//山河就越像杜甫,每一爿败叶/都是残骸,每一根枯梗//都是遗骨。而公祭警报/一声紧过一声,一片残荷//坐湖,就是一群杜甫/围着各自的暮年,遥跪//一样的长安乱”。读之,心悚然一紧,以为自己就是残荷坐湖,万千杂绪归为沉寂,在一片精神的天空下,只有思无尽还在救赎肉身裹挟的自我。“诗歌生成源于主体的诗性思维,集潜意识、意念、直觉、感觉、情绪、想象、智性在内的综合,形成一种极为复杂、高级的精神活动。其因奥妙、精微、神秘,且涉及许多非稳定元素,诗歌生成一直被视为变幻莫测的化学反应。”显而易见,哨兵的这首诗,自带“良知和道义”的强力,变得“有用”!
面对天灾人祸,大是大非,中國诗人从来就没有怯场过,从来都是率先“言为心声”。伴随疫情的凶猛,很多诗篇在向人间散发星光般的温情,向人心投放冷峻的省思,就文学对当代生活的表现而言,诗,很“抢眼”。这其中,驰援武汉的医护工作者龙巧玲,以弱水吟的笔名让诗的“有用”更为“走心”,她在诗中表现得十分理智:“我只是在执行岗位职责/做一个医者良心的拯救/常常,不得已赤膊上阵/生和死来不及选择/真的没有什么高大上的想法/请不要给我花环/不要给掌声”。任何音量再大的赞美都不如这本真的“心愿”更具有赞美性,千千万万奋战在抗疫前线的可爱的人,因有这样的“觉悟”而让自己的形象异常高大,让一份职业崇高。这发自肺腑之诗,比任何隔靴搔痒的空洞感慨都来得要真实和接地气。某种意义上,也让新时代诗歌的血液更具活性和先进性!
而在脱贫攻坚的现场,同时活跃着坚毅的诗歌力量,为数不少的诗人深入老少边穷的村寨,一边竭力帮扶村民,一边写着感受深切的诗歌。“独居深山的民族,已经在荒凉中/跋涉到了一个新的芒种时令,我听见/大山脚下,一群站在操场上的孩子/正在大声表达对这片土地的一万种设想”(孙捷《眺望》)。因有双重身份,诗人们在这类主题书写上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观察与思考,呈现独特的诗意感受,他们站在“人”的立场,对深度体验的“新生活”进行了审美建构,对工作触角延伸的人事进行了“下沉式”挖掘。在价值指向上,脱贫攻坚作为国家战略,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亮点”,而贫困村寨作为这一壮举的主战场,彰显了奋斗者的决心与意志,当这种行为转变为时代主题,并成为诗人个体经验中最值得表现的诗意诉求时,素材的丰富与题材的内涵无疑就显得结实与开阔。这是新时代诗歌的当然之道,是灵魂需求的大义。
当下,新诗的美学建构、经典塑造与昂扬意气的树正亟待实践,而“日常性”与“诗性”如何进入向内的坦途,并打开向外的旨意,也有待观察。但无论是“感时”“合事”“求真”“探寻生命的奥秘”等,诗歌都不会脱离人类社会的宏阔语境。新时代诗歌如何更好地面向现实,怎样介入重大事件,传递诗真诗美,都是诗人基本素养之必需,也是“道之为道”赋予诗人的职责和使命所在。诗歌作为文学的尖端,担负着铸造艺术品质的大任。关仁山在《思想性与文学形象》中说道:“作品的思想锋芒与思想深度,取决于超越故事层面人物形象的情感深度。思想性不是神乎其神的东西,是作家对生活的看法。面对纷繁复杂的时代,要赋予作品更丰富的内容,更多的灵性和经验,赋予作品独到深刻的思想。”在怎么写,或写什么两端,新时代诗歌都需要诗人遵循文学规律,攫取事物的奥义,紧随时代发展的步伐,在创造个性化美学表达的同时,不断展现思考的深度与广度,蓄力向着诗歌“高原”上的“高峰”迈进,写出更多“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的“有筋骨、有温度”的无愧于新时代的作品!
“纠偏”与“推新”在进行
鲁迅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无疑可以作为众声喧哗的诗坛的一个方向性意见。所以新时代诗歌向何处去?该以什么面目呈现在读者面前?无法回避!
众所周知,当下诗歌的繁荣有着“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表象。新媒体上,诗歌之热闹可谓铺天盖地,而在线下的大地上,各种为诗歌摇旗呐喊的活动此起彼伏,诗歌在生活中的摆摊设点方兴未艾。然而,真正的诗歌活跃度,不是以喧嚣的现场作为核定标准,而是看诗人们有没有在文本里制造远方,有没有给生活以光泽、以火种、以梦想构筑的能力。不过,纵然诗人们的自信高亢,但现实的不堪总是难掩,“影响的焦虑”如块垒沉积在心,挥之不去。在构建民族精神的这一“时代”,决不“单纯地仅仅具有时间段落方面的意义,它的诗歌史和文学史分期的意义,要更加重要,也更具本质”。诗歌载道,必须背离“花拳绣腿”。
观察表明,由于阅读的阻隔和教育的畸变,大众对当代诗歌的认知误区要么停留在五四时期的抒情诗上,要么停留在朦胧诗时期的情绪中,要么停留在对赝品诗歌和口水段子的快感里;大众成见里的诗意要么是背得摇头晃脑的古诗,要么是油纸伞和康桥云彩的幻影,要么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大嗓门和“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的呐喊。或者就是对“汪国真体”“梨花体”“羔羊体”“乌青体”等的争议。他们眼里的诗人呢,不是无理的疯子,就是狭隘的异见分子。
大众认知如此,那校园情形又如何?而事实,不是学生不喜欢新诗,而是他们被“阅读导向”隔在了“门外”,在他们眼里,新诗相比古诗更引人入胜,但缺少引导。说明新诗需要有一个接轨教育的渠道。就连老师也希望突破困境,让新诗滋养学生心灵。“是社会大背景和教育大环境让我们语文老师都成了万恶的诗歌天敌,围着应试转,诗意只能靠边站,不说学生,语文老师也少有阅读新文学作品的习惯!”一个语文名师的这番掏心话让我头皮发凉。因而深入学校给学生讲授当代诗歌,介绍经典诗歌作品与创作活力强劲的诗人,是吁请也是必要!
令人欣喜的是,这种认清诗歌形势的“纠偏”意识已经引起了团体性的重视,比如《星星》诗刊的公益诗歌讲座进校园活动,从2017年开始以“自愿申报,双向选择;全程公益,全免费用”的形式,组织资深编辑、著名诗人、评论家、学者,选择性地走进“校园文学氛围浓厚、有一定诗歌基础”的学校开办讲座,影响广泛。除此之外,已经持续举办了13年的“大学生诗歌夏令营”至今点亮了来自海内外众多著名高校的大(留)学生诗人的梦想。“只要点亮了,就不会熄灭!”这无异于《星星》诗刊的一个有声宣言。
无独有偶,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的《中国诗歌》也从2017年开始,以每年一届的节奏推出“大学生诗歌专号”,开展相关活动,将诗意传递。其他久负盛名的相关活动有如《飞天》的“大学生诗苑”、《人民文学》的“新浪潮”、《诗刊》的“青春诗会”、《诗潮》的“新面孔”等都在不遗余力寻找和发掘有潜力的诗歌新势力,为新时代诗歌注入新鲜血液,想方设法壮大当代诗歌的力量。
在新时代诗歌的进化树上,真正的诗人都无比珍爱生命,热爱生活,有创造性想象气度,对世界有独到的洞见,对现实清醒,对苍生悲悯、敏感、省察,不爱慕虚荣,精神气场足实,勇于背离功利,始终保持着生命与灵魂的真实和勇于屏蔽喧嚣的勇气。他们以诗意的付出,忠贞不渝地给当下生活以星辉般的光泽,默默忍受着现实的短视与偏见。陈仲义认为:“一个清醒的、理智的人,当然是一个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彻底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绘声绘色地反映整个真实,并以此来启发人们的思维和打动人们的心灵。”映照时代脉搏,予人温暖与力量。今天的诗人们知道,新时代诗歌,任重道远。
“灯盏”共“繁星”在闪烁
以21世纪的诗学流变为观照的新时代诗歌,在整体上,越来越呈现出文化意味的普泛化特征。一方面,作为集体推动的诗歌高原的面积在抬升与擴展,公众对新诗的感知“有所加强”,另一方面,以个体才艺为高峰的诗人依然在“等待出场”。这种诗学的当代面貌恰如哲学家尼采所言:“它并非一下子把人吸引住,不做暴烈的醉人的进攻。相反,它是那种渐渐渗透的美,人几乎不知不觉把它带走,一度在梦中与它重逢,可是在它悄悄留在我们心中之后,它就完全占有了我们,使我们的眼睛饱含泪水,使我们的心灵充满憧憬。”此语高度合拍新时代中国诗歌景象,既有低调的赞美,也隐含几分无奈,但不乏欣慰,尽管外部世界繁弦急管,但我们的诗歌依然能够静守一方,诗人们在安宁中继续保持着风清气正的传统,蓬勃生长,多元并进,呈现出审美自由,发展健全的诗歌生态。当下新诗,恰似大解《望星空》的诗句:“苍天啊,那么多灯盏在人间闪烁!”
在新时代的诗歌版图上,已经形成50后与60后扛鼎、70后中坚、80后赶超、90后与00后浪高势大的群貌:景观多样,众星闪耀。持续活跃而在场的诗人大约稳定在三四百人,他们笔有闪电、语藏惊雷,在默然而沉潜的写作之中,不断垦拓着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写而优则诗,有效地“奔跑着”是诗人生命力与身份含金量的重要指标。 星空在上,一种广阔的隐喻始终在建构,在引领和召唤,而作为人间呼应的灯盏,从来就没有停下发光的内需,在续展着新时代的诗真诗美,在默默地对诗歌倾注全部的虔诚。“这世间只有爱/是公平的/你爱什么/这世界就给你什么/你爱多少/这世界就给你多少/甚至更多”。诗人潘洗尘,生活中写诗、编诗,推广新诗,如信徒一般,他的一首《深情可以续命》,既是自我的精神写照,亦道出了人性的共情。
新世纪以来,诗人们经由外部与内在两个纬度的审美砥砺,自觉审视自身的创作,形成了固守“求真务实”传统的现实主义诗风。在书写主流,泛滥无节制的抒情铺张、佶屈聱牙的语言表现和怪力乱神到自己都说不清一二的“来路不明”之作,已经少见。近期,在疫情肆虐和脱贫攻坚两大民生写作向度的推动下,诗人们的诗思更加讲究“落地”与“入尘”。2020年4月4日,湖北诗人哨兵通过微信发给我他的诗作《清明公祭,闻警报志哀兼与残荷论杜甫》,在封城的两个多月里,他和我有过电话交流,我深知他残荷般的内心感受。公祭日的警报声,把他拉回杜甫晚年的悲凉与无奈。诗意充满了人类与自然,诗人与世界,生命与现实,活着与时间的多重隐义,诸多烦难,与难以逃脱的困局意识,直击心扉。关于历史时刻的家国悲情,关于生死的探知,加大了诗的现实回声。他写道:“我越老//山河就越像杜甫,每一爿败叶/都是残骸,每一根枯梗//都是遗骨。而公祭警报/一声紧过一声,一片残荷//坐湖,就是一群杜甫/围着各自的暮年,遥跪//一样的长安乱”。读之,心悚然一紧,以为自己就是残荷坐湖,万千杂绪归为沉寂,在一片精神的天空下,只有思无尽还在救赎肉身裹挟的自我。“诗歌生成源于主体的诗性思维,集潜意识、意念、直觉、感觉、情绪、想象、智性在内的综合,形成一种极为复杂、高级的精神活动。其因奥妙、精微、神秘,且涉及许多非稳定元素,诗歌生成一直被视为变幻莫测的化学反应。”显而易见,哨兵的这首诗,自带“良知和道义”的强力,变得“有用”!
面对天灾人祸,大是大非,中國诗人从来就没有怯场过,从来都是率先“言为心声”。伴随疫情的凶猛,很多诗篇在向人间散发星光般的温情,向人心投放冷峻的省思,就文学对当代生活的表现而言,诗,很“抢眼”。这其中,驰援武汉的医护工作者龙巧玲,以弱水吟的笔名让诗的“有用”更为“走心”,她在诗中表现得十分理智:“我只是在执行岗位职责/做一个医者良心的拯救/常常,不得已赤膊上阵/生和死来不及选择/真的没有什么高大上的想法/请不要给我花环/不要给掌声”。任何音量再大的赞美都不如这本真的“心愿”更具有赞美性,千千万万奋战在抗疫前线的可爱的人,因有这样的“觉悟”而让自己的形象异常高大,让一份职业崇高。这发自肺腑之诗,比任何隔靴搔痒的空洞感慨都来得要真实和接地气。某种意义上,也让新时代诗歌的血液更具活性和先进性!
而在脱贫攻坚的现场,同时活跃着坚毅的诗歌力量,为数不少的诗人深入老少边穷的村寨,一边竭力帮扶村民,一边写着感受深切的诗歌。“独居深山的民族,已经在荒凉中/跋涉到了一个新的芒种时令,我听见/大山脚下,一群站在操场上的孩子/正在大声表达对这片土地的一万种设想”(孙捷《眺望》)。因有双重身份,诗人们在这类主题书写上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观察与思考,呈现独特的诗意感受,他们站在“人”的立场,对深度体验的“新生活”进行了审美建构,对工作触角延伸的人事进行了“下沉式”挖掘。在价值指向上,脱贫攻坚作为国家战略,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亮点”,而贫困村寨作为这一壮举的主战场,彰显了奋斗者的决心与意志,当这种行为转变为时代主题,并成为诗人个体经验中最值得表现的诗意诉求时,素材的丰富与题材的内涵无疑就显得结实与开阔。这是新时代诗歌的当然之道,是灵魂需求的大义。
当下,新诗的美学建构、经典塑造与昂扬意气的树正亟待实践,而“日常性”与“诗性”如何进入向内的坦途,并打开向外的旨意,也有待观察。但无论是“感时”“合事”“求真”“探寻生命的奥秘”等,诗歌都不会脱离人类社会的宏阔语境。新时代诗歌如何更好地面向现实,怎样介入重大事件,传递诗真诗美,都是诗人基本素养之必需,也是“道之为道”赋予诗人的职责和使命所在。诗歌作为文学的尖端,担负着铸造艺术品质的大任。关仁山在《思想性与文学形象》中说道:“作品的思想锋芒与思想深度,取决于超越故事层面人物形象的情感深度。思想性不是神乎其神的东西,是作家对生活的看法。面对纷繁复杂的时代,要赋予作品更丰富的内容,更多的灵性和经验,赋予作品独到深刻的思想。”在怎么写,或写什么两端,新时代诗歌都需要诗人遵循文学规律,攫取事物的奥义,紧随时代发展的步伐,在创造个性化美学表达的同时,不断展现思考的深度与广度,蓄力向着诗歌“高原”上的“高峰”迈进,写出更多“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的“有筋骨、有温度”的无愧于新时代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