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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众所周知，在日本的明治时代，幸田露伴、森鸥外、夏目漱石等著名作家都有很深的汉文学素养。但是，随着近代化的推进，在日本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远离汉文学的倾向。提起大正作家和中国的关联时，首先浮现在我们脑海里的作家是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木下 太郎等人，其数目比明治时代已经少了很多。在大正时代，上述作家和中国有着很深的联系。然而，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来，包括很多文学家在内的社会各界都开始追逐欧美，在这种大的社会潮流中，上述的文学家们为什么要对中国产生如此大的兴趣呢？他们的“支那趣味”的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下面就以谷崎润一郎为例，分析一下日本大正作家的中国情结。
关键词：大正作家 中国情结 谷崎润一郎 特征
中图分类号：I131 文献标识码：A
一
众所周知，在日本的明治时代，幸田露伴、森鸥外、夏目漱石等著名作家都有很深的汉文学素养。但是，随着近代化的推进，在日本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远离汉文学的倾向。提起大正作家和中国的关联时，首先浮现在我们脑海里的作家是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木下 太郎等人，其数目比明治时代已经少了很多。在大正时代，上述作家是和中国有着很深的联系的作家。在当时的日本他们被叫做所谓有“支那趣味”的作家。
“支那趣味”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一九二二年即大正十一年一月份的《中央公论》上。在一月的《中央公论》上，有一个“支那趣味的研究”的专栏，这个专栏里有五篇文章。其中有小杉未醒的《唐土杂观》、佐藤功一的《我的支那趣味观》、伊藤忠太的《从住宅来看支那》、后藤朝太郎的《支那文人和文具》，最后是谷崎润一郎的《所谓的支那趣味》。从那开始，“支那趣味”这个词就广为流传了。
上述作家都曾访问过当时的中国，并且把他们自己对中国的印象写到了各自的作品里。芥川龙之介的中国之行受日本每日新闻社的派遣于一九二一年即大正十年的三月下旬开始到七月中旬结束的。他将这次的旅行写成了《支那游记》。《支那游记》由《上海游记》、《江南游记》、《长江游记》、《北京日记抄》、《杂信一束》组成，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此外，芥川还写了许多与中国有关的作品。
然而，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来、包括很多文学家在内的社会各界都开始追逐欧美，在这种大的社会潮流中，上述的文学家们为什么要对中国产生如此大的兴趣呢？他们的“支那趣味”的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下面就以谷崎润一郎为例来分析一下日本大正作家的中国情结。
二
谷崎润一郎在幼年时代就读了很多中国书籍。根据他的年谱，谷崎润一郎从十三岁时开始在秋香塾里学习中文。根据他的后期回忆，他说“上小学时候在私塾里学习汉文，中国的古典名著大都是那个时候读的”。谷崎小学时代的恩师 叶清吉回忆说“他汉文的素养很高，我认为他的水平恐怕比当时的小学老师还要高”。孩提时代的经历对谷崎成为作家以后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成为作家以后的谷崎润一郎在他的作品《关于我的幼年时代》里做了如下描述：
自己作为小说作家能走到今天是受了幼年时代的环境影响。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当然有青年时代以后的学问、经验、同社会的接触、和前辈友人的切磋的影响，但回顾过去，别人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我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大部分是意外的受幼年时代的影响很深（《谷崎润一郎全集》第二十二卷，中央公论社，1983年6月）。
除了从汉学私塾和恩师 叶那里所受的影响之外，谷崎在《所谓的支那趣味》中写道：“孩提时代上汉文私塾，母亲又教了我十八史略。”可见他也从自己母亲那里受到了影响。在这种影响下，青年时代的谷崎写了很多与中国有关的作品。众所周知，谷崎润一郎是1910年即明治四十三年九月参与了第二次《新思潮》的创刊。谷崎润一郎在这次《新思潮》上的投稿得到了永井荷风的赞赏后才开始活跃于文坛的。其实在那时谷崎润一郎已经写了取材于《孔子》和《史记》的《麒麟》。这个作品反映了当时谷崎的中文素养。德田进在《谷崎文学与中国古典的交涉以〈麒麟〉为中心に》的论文中对《麒麟》做了如下评价：
“《麒麟》以《论语》为参照，又加入儒教的著名书籍，在取材、构想、想象及构成方面都没有破绽。谷崎润一郎作为青年知识分子能够消化理解如此之多的材料实属难得。而把谷崎的初期文学世界展现出来也是由于能够表现他从少年时代就培养起来的汉文化素养和对中国的憧憬还有他独特的创造力。”
出于对中文的兴趣和对中国的憧憬，在大正七年十月到十二月期间，谷崎润一郎自费来到中国旅行。他经过朝鲜和满州进入中国内陆，途经的城市有北京、汉口、九江、庐山、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以这次旅行为背景的作品除了大正八年的《美食俱乐部》（《大阪朝日新闻》一月—二月）、《苏州日记》（《中央公论》）、《支那旅行》（《雄弁》）、《秦淮の夜》《中外》）等作品外，还有二月份发表的《青磁色の女》（后改名为《西湖の月》、《改造》），六月发表的《支那剧を观る记》（《中央公论》）、《天鹅绒の梦》（从十一月到十二月在大阪朝日新闻上的连载作品）。另外还有大正九年的《苏东坡》（《改造》八月）、大正十年的《鹤唳》（《中央公论》七月）等作品。对大正七年的中国旅行，谷崎润一郎感到非常满足，他在介绍这次旅行的作品《支那旅行》中说到：“下次等到春天的时候我还想去一次中国。”从中可看出他对中国的眷恋之情。下面就以谷崎润一郎的这次中国旅行为背景来分析一下谷崎的中国情结。
三
大正七年，日本铁道院出了一本名叫《朝鲜满州·支那案内》的旅行宣传词。这本宣传册是在英文版《东亚旅行册》的基础上进行编辑的。它得到了当时驻中国各地帝国领事馆和外务省通商局以及南满铁路、日本邮船、东洋汽船、大阪商船和日清汽船等企业的大力协助，在当时这本宣传册是比较详细和正确的旅行宣传册。所以在一个月内就取得了三版发行的大销量。当时谷崎也是怀揣着这本书来到中国的。
来到中国的谷崎润一郎，比起中国北方似乎更喜欢南方。他在《苏州游记》中描写到：“在河的两岸有灌木林，水就藏在那林子的树叶下。从这里望过去，林子的那一带的清新的美好像是仙境一般。”从这段描写中可以看出谷崎对苏州景色的喜爱。还有，谷崎对西施的故乡也作出了如下描写：“除了传奇故事中出现的西施，我对西施的事情是一无所知。但西施的故乡终于出现在我的眼前的时候，和访问日本的历史古迹不一样，我感觉那种像梦一样遥远的东西突然来到了我的身边……真的是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谷崎在看到眼前的景色的时候恐怕是想起了幼年时代所读过的中文书籍才会有此感慨吧。
其实，让谷崎感到有魅力的并不只是南国的风景，美食和漂亮的中国女性也抓住了他的心。谷崎从孩提时代就非常喜欢中国菜，在他的作品《幼年时代》中屡次提到与他交往颇深的中国料理店店主。在作品《中国料理》里，谷崎描写到：“我从小就喜欢中国菜，和在东京比较有名的中国料理店偕乐园的店主从小就是同学，所以常去他家吃中国菜”。对旅行中的中国菜谷崎的描写也有很多。例如他把旅行的目的之一就定为吃中国菜。在作品《中国料理》里写道：“此间去的中国旅行的目的之一就是去尝一下真正的中国菜……我感觉能吃那样复杂料理的国民也是很伟大的。我认为要想了解中国人，不吃中国菜是不行的。”对中国菜的倾倒是谷崎的中国情结的特征之一。谷崎从中国旅行回来之后就发表了《美食俱乐部》一文。他在《美食俱乐部》的卷头写道：“美食俱乐部的成员们对美食的喜爱毫不逊色于他们对美女的喜爱。”在他的作品《秦淮之夜》中，有一段谷崎和向导在饭店里吃饭时的对话描写。谷崎问：“怎么样，这条河的对岸有很多妓院吧，是不是有很多美女呢？”向导答道：“是啊，也不是没有美人。”两个人从饭店出来后就到了河对岸的妓院。谷崎在回国后把这夜的经历写成了《秦淮之夜》。
大正七年的中国旅行使谷崎对中国的迷恋越来越深。作品《鹤唳》也是以秦淮的经历为背景而创作的。作品中充满了浓厚的中国情。其中叫做“锁澜阁”的庭院简直就是中国桃源乡的翻版。谷崎在比《鹤唳》早半年之前发表的《所谓的中国趣味》中写到：“曾经认为东洋的艺术落后于时代没把它们放在眼里，一心憧憬西欧文化的人们到了一定时期会回到爱好日本文化上来，最后到达爱好中国文化，我认为这个过程是很普通的。特别是那些曾经留过洋的人更是如此。”谷崎不但如此断言中国文化的魅力，他对自己的中国情结是这样形容的：“对于中国，我好像是望着故乡的山河那样让我憧憬。”
但是，谷崎对中国的这种感情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感情上的变化始于大正十五年他的第二次中国旅行。大正一月十三日，谷崎乘长崎号来到上海，他通过内山完造认识了田汉、郭沫若、欧阳予倩、周作人等人。同年二月十四日归国。这次旅行的作品只有《上海见闻录》和《上海交游记》。这和大正七年的中国旅行的收获相差很多。对于这次旅行，谷崎在《上海见闻录》中写道：“中国人的风俗沾染了西洋的恶习，和八年前来的时候大不一样，如若不信可以在上海买处房子试试。这让我很失望。想要知道西洋还得亲自去西洋看看，想要知道中国必须要去北京才行”。看了谷崎对上海的描写，不由得想起了芥川龙之介的《上海游记》中对上海的描写：“真如你所说的，上海就是西洋。不管是好是坏，看西洋总不是一件坏事。但我总觉得不太合适宜。”芥川的主张也是和谷崎一样，“想要知道西洋还得亲自去西洋看看才行。”
其实，尽管谷崎对风景很失望，但大正十五年的中国旅行决不是一次失败的旅行。对于他来说最大的收获是和上海文人的交流。谷崎在《上海见闻录》的开头写到：“这次的上海之行最让人愉快的事情莫过于和当地的年轻艺术家的交流了。”这次交流表现了谷崎中国情结的另一个特征，那就是对现代中国的文学和艺术所表现出来的关心。这是很多对中国感兴趣的日本作家所没有的。在《上海交游记》中对交流的细节也进行了详实的描写，例如：“桌上的会话不久就谈到了中国的文坛……在日本作家中最为文坛所熟知的是武者小路氏和菊池氏。”田汉和郭沫若还去了谷崎当时住宿的酒店，并向他诉说了他们的苦恼。在这次旅行中，谷崎受欧阳予倩的邀请在他家过了旧历年。此后谷崎和中国文人的交流一直持续到晚年。
但是，尽管和中国文人一直保持着联系，谷崎在那以后再也没有到访过中国。可能是对一味追求西洋的中国失望的结果吧。但他对现代中国文坛所给予的关心和理解是不能忽视的。
四
通过以上叙述，我们对谷崎润一郎的中国情结有了一定的了解。在这里还不能说谷崎的中国情结能代表其它对中国感兴趣的作家对中国的态度，但至少通过谷崎我们可以了解大正时期日本文坛中所谓的“支那趣味”的一端。在日本大正时期，有中国爱好的作家之间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他们之间的联系是很紧密的，可以说在当时的日本文坛中形成了一个中国爱好者的圈子。谷崎润一郎在来访中国的时候在奉天的木下 太郎的家里住了十天。其间两人一起吃中国菜、看中国戏。而佐藤春夫和谷崎润一郎及芥川龙之介的交情之深是众所周知的。谷崎向出版社推荐了佐藤的作品《李太白》，芥川龙之介的《南京的基督》是受到谷崎的《秦淮之夜》的刺激才创作出来的。其实，《上海》（一九三二年）的作者横光利一的中国旅行也是受到芥川龙之介的推荐才得以实行的。所以，大正作家的中国爱好虽然都有他们自己的鲜明个性，但也不能说他们完全不存在共同性的。他们的共同性应该归结于回归中国古典这一点上。如果说起各个作家的个性的话，和浪漫派的谷崎相比芥川明显的属于理智派的作家。但二者都厌倦了富国强兵的近代日本而同时对古典中国不能忘怀。
参考文献：
[1] 《支那杂记》，在一九四一（昭和十六）年の十月十八日，由大道书房发行。
[2] 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大正十一）年一月的《中央公论》。《谷崎润一郎全集》，一九八二（昭和五十七）年九月，第二十二卷里的文章。
作者简介：王书玮，女，1973—，北京人，文学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日本近代文学，工作单位：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大正作家 中国情结 谷崎润一郎 特征
中图分类号：I131 文献标识码：A
一
众所周知，在日本的明治时代，幸田露伴、森鸥外、夏目漱石等著名作家都有很深的汉文学素养。但是，随着近代化的推进，在日本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远离汉文学的倾向。提起大正作家和中国的关联时，首先浮现在我们脑海里的作家是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木下 太郎等人，其数目比明治时代已经少了很多。在大正时代，上述作家是和中国有着很深的联系的作家。在当时的日本他们被叫做所谓有“支那趣味”的作家。
“支那趣味”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一九二二年即大正十一年一月份的《中央公论》上。在一月的《中央公论》上，有一个“支那趣味的研究”的专栏，这个专栏里有五篇文章。其中有小杉未醒的《唐土杂观》、佐藤功一的《我的支那趣味观》、伊藤忠太的《从住宅来看支那》、后藤朝太郎的《支那文人和文具》，最后是谷崎润一郎的《所谓的支那趣味》。从那开始，“支那趣味”这个词就广为流传了。
上述作家都曾访问过当时的中国，并且把他们自己对中国的印象写到了各自的作品里。芥川龙之介的中国之行受日本每日新闻社的派遣于一九二一年即大正十年的三月下旬开始到七月中旬结束的。他将这次的旅行写成了《支那游记》。《支那游记》由《上海游记》、《江南游记》、《长江游记》、《北京日记抄》、《杂信一束》组成，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此外，芥川还写了许多与中国有关的作品。
然而，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来、包括很多文学家在内的社会各界都开始追逐欧美，在这种大的社会潮流中，上述的文学家们为什么要对中国产生如此大的兴趣呢？他们的“支那趣味”的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下面就以谷崎润一郎为例来分析一下日本大正作家的中国情结。
二
谷崎润一郎在幼年时代就读了很多中国书籍。根据他的年谱，谷崎润一郎从十三岁时开始在秋香塾里学习中文。根据他的后期回忆，他说“上小学时候在私塾里学习汉文，中国的古典名著大都是那个时候读的”。谷崎小学时代的恩师 叶清吉回忆说“他汉文的素养很高，我认为他的水平恐怕比当时的小学老师还要高”。孩提时代的经历对谷崎成为作家以后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成为作家以后的谷崎润一郎在他的作品《关于我的幼年时代》里做了如下描述：
自己作为小说作家能走到今天是受了幼年时代的环境影响。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当然有青年时代以后的学问、经验、同社会的接触、和前辈友人的切磋的影响，但回顾过去，别人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我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大部分是意外的受幼年时代的影响很深（《谷崎润一郎全集》第二十二卷，中央公论社，1983年6月）。
除了从汉学私塾和恩师 叶那里所受的影响之外，谷崎在《所谓的支那趣味》中写道：“孩提时代上汉文私塾，母亲又教了我十八史略。”可见他也从自己母亲那里受到了影响。在这种影响下，青年时代的谷崎写了很多与中国有关的作品。众所周知，谷崎润一郎是1910年即明治四十三年九月参与了第二次《新思潮》的创刊。谷崎润一郎在这次《新思潮》上的投稿得到了永井荷风的赞赏后才开始活跃于文坛的。其实在那时谷崎润一郎已经写了取材于《孔子》和《史记》的《麒麟》。这个作品反映了当时谷崎的中文素养。德田进在《谷崎文学与中国古典的交涉以〈麒麟〉为中心に》的论文中对《麒麟》做了如下评价：
“《麒麟》以《论语》为参照，又加入儒教的著名书籍，在取材、构想、想象及构成方面都没有破绽。谷崎润一郎作为青年知识分子能够消化理解如此之多的材料实属难得。而把谷崎的初期文学世界展现出来也是由于能够表现他从少年时代就培养起来的汉文化素养和对中国的憧憬还有他独特的创造力。”
出于对中文的兴趣和对中国的憧憬，在大正七年十月到十二月期间，谷崎润一郎自费来到中国旅行。他经过朝鲜和满州进入中国内陆，途经的城市有北京、汉口、九江、庐山、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以这次旅行为背景的作品除了大正八年的《美食俱乐部》（《大阪朝日新闻》一月—二月）、《苏州日记》（《中央公论》）、《支那旅行》（《雄弁》）、《秦淮の夜》《中外》）等作品外，还有二月份发表的《青磁色の女》（后改名为《西湖の月》、《改造》），六月发表的《支那剧を观る记》（《中央公论》）、《天鹅绒の梦》（从十一月到十二月在大阪朝日新闻上的连载作品）。另外还有大正九年的《苏东坡》（《改造》八月）、大正十年的《鹤唳》（《中央公论》七月）等作品。对大正七年的中国旅行，谷崎润一郎感到非常满足，他在介绍这次旅行的作品《支那旅行》中说到：“下次等到春天的时候我还想去一次中国。”从中可看出他对中国的眷恋之情。下面就以谷崎润一郎的这次中国旅行为背景来分析一下谷崎的中国情结。
三
大正七年，日本铁道院出了一本名叫《朝鲜满州·支那案内》的旅行宣传词。这本宣传册是在英文版《东亚旅行册》的基础上进行编辑的。它得到了当时驻中国各地帝国领事馆和外务省通商局以及南满铁路、日本邮船、东洋汽船、大阪商船和日清汽船等企业的大力协助，在当时这本宣传册是比较详细和正确的旅行宣传册。所以在一个月内就取得了三版发行的大销量。当时谷崎也是怀揣着这本书来到中国的。
来到中国的谷崎润一郎，比起中国北方似乎更喜欢南方。他在《苏州游记》中描写到：“在河的两岸有灌木林，水就藏在那林子的树叶下。从这里望过去，林子的那一带的清新的美好像是仙境一般。”从这段描写中可以看出谷崎对苏州景色的喜爱。还有，谷崎对西施的故乡也作出了如下描写：“除了传奇故事中出现的西施，我对西施的事情是一无所知。但西施的故乡终于出现在我的眼前的时候，和访问日本的历史古迹不一样，我感觉那种像梦一样遥远的东西突然来到了我的身边……真的是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谷崎在看到眼前的景色的时候恐怕是想起了幼年时代所读过的中文书籍才会有此感慨吧。
其实，让谷崎感到有魅力的并不只是南国的风景，美食和漂亮的中国女性也抓住了他的心。谷崎从孩提时代就非常喜欢中国菜，在他的作品《幼年时代》中屡次提到与他交往颇深的中国料理店店主。在作品《中国料理》里，谷崎描写到：“我从小就喜欢中国菜，和在东京比较有名的中国料理店偕乐园的店主从小就是同学，所以常去他家吃中国菜”。对旅行中的中国菜谷崎的描写也有很多。例如他把旅行的目的之一就定为吃中国菜。在作品《中国料理》里写道：“此间去的中国旅行的目的之一就是去尝一下真正的中国菜……我感觉能吃那样复杂料理的国民也是很伟大的。我认为要想了解中国人，不吃中国菜是不行的。”对中国菜的倾倒是谷崎的中国情结的特征之一。谷崎从中国旅行回来之后就发表了《美食俱乐部》一文。他在《美食俱乐部》的卷头写道：“美食俱乐部的成员们对美食的喜爱毫不逊色于他们对美女的喜爱。”在他的作品《秦淮之夜》中，有一段谷崎和向导在饭店里吃饭时的对话描写。谷崎问：“怎么样，这条河的对岸有很多妓院吧，是不是有很多美女呢？”向导答道：“是啊，也不是没有美人。”两个人从饭店出来后就到了河对岸的妓院。谷崎在回国后把这夜的经历写成了《秦淮之夜》。
大正七年的中国旅行使谷崎对中国的迷恋越来越深。作品《鹤唳》也是以秦淮的经历为背景而创作的。作品中充满了浓厚的中国情。其中叫做“锁澜阁”的庭院简直就是中国桃源乡的翻版。谷崎在比《鹤唳》早半年之前发表的《所谓的中国趣味》中写到：“曾经认为东洋的艺术落后于时代没把它们放在眼里，一心憧憬西欧文化的人们到了一定时期会回到爱好日本文化上来，最后到达爱好中国文化，我认为这个过程是很普通的。特别是那些曾经留过洋的人更是如此。”谷崎不但如此断言中国文化的魅力，他对自己的中国情结是这样形容的：“对于中国，我好像是望着故乡的山河那样让我憧憬。”
但是，谷崎对中国的这种感情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感情上的变化始于大正十五年他的第二次中国旅行。大正一月十三日，谷崎乘长崎号来到上海，他通过内山完造认识了田汉、郭沫若、欧阳予倩、周作人等人。同年二月十四日归国。这次旅行的作品只有《上海见闻录》和《上海交游记》。这和大正七年的中国旅行的收获相差很多。对于这次旅行，谷崎在《上海见闻录》中写道：“中国人的风俗沾染了西洋的恶习，和八年前来的时候大不一样，如若不信可以在上海买处房子试试。这让我很失望。想要知道西洋还得亲自去西洋看看，想要知道中国必须要去北京才行”。看了谷崎对上海的描写，不由得想起了芥川龙之介的《上海游记》中对上海的描写：“真如你所说的，上海就是西洋。不管是好是坏，看西洋总不是一件坏事。但我总觉得不太合适宜。”芥川的主张也是和谷崎一样，“想要知道西洋还得亲自去西洋看看才行。”
其实，尽管谷崎对风景很失望，但大正十五年的中国旅行决不是一次失败的旅行。对于他来说最大的收获是和上海文人的交流。谷崎在《上海见闻录》的开头写到：“这次的上海之行最让人愉快的事情莫过于和当地的年轻艺术家的交流了。”这次交流表现了谷崎中国情结的另一个特征，那就是对现代中国的文学和艺术所表现出来的关心。这是很多对中国感兴趣的日本作家所没有的。在《上海交游记》中对交流的细节也进行了详实的描写，例如：“桌上的会话不久就谈到了中国的文坛……在日本作家中最为文坛所熟知的是武者小路氏和菊池氏。”田汉和郭沫若还去了谷崎当时住宿的酒店，并向他诉说了他们的苦恼。在这次旅行中，谷崎受欧阳予倩的邀请在他家过了旧历年。此后谷崎和中国文人的交流一直持续到晚年。
但是，尽管和中国文人一直保持着联系，谷崎在那以后再也没有到访过中国。可能是对一味追求西洋的中国失望的结果吧。但他对现代中国文坛所给予的关心和理解是不能忽视的。
四
通过以上叙述，我们对谷崎润一郎的中国情结有了一定的了解。在这里还不能说谷崎的中国情结能代表其它对中国感兴趣的作家对中国的态度，但至少通过谷崎我们可以了解大正时期日本文坛中所谓的“支那趣味”的一端。在日本大正时期，有中国爱好的作家之间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他们之间的联系是很紧密的，可以说在当时的日本文坛中形成了一个中国爱好者的圈子。谷崎润一郎在来访中国的时候在奉天的木下 太郎的家里住了十天。其间两人一起吃中国菜、看中国戏。而佐藤春夫和谷崎润一郎及芥川龙之介的交情之深是众所周知的。谷崎向出版社推荐了佐藤的作品《李太白》，芥川龙之介的《南京的基督》是受到谷崎的《秦淮之夜》的刺激才创作出来的。其实，《上海》（一九三二年）的作者横光利一的中国旅行也是受到芥川龙之介的推荐才得以实行的。所以，大正作家的中国爱好虽然都有他们自己的鲜明个性，但也不能说他们完全不存在共同性的。他们的共同性应该归结于回归中国古典这一点上。如果说起各个作家的个性的话，和浪漫派的谷崎相比芥川明显的属于理智派的作家。但二者都厌倦了富国强兵的近代日本而同时对古典中国不能忘怀。
参考文献：
[1] 《支那杂记》，在一九四一（昭和十六）年の十月十八日，由大道书房发行。
[2] 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大正十一）年一月的《中央公论》。《谷崎润一郎全集》，一九八二（昭和五十七）年九月，第二十二卷里的文章。
作者简介：王书玮，女，1973—，北京人，文学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日本近代文学，工作单位：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