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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陕西临潼县西阳村的村民打井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沉睡千年的地下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这些真人大小、形态逼真的兵马俑不但为世人呈现了秦始皇一统天下的雄才伟略，也赋予了史书典籍以鲜活的生命，让秦文化变得立体化、真实化、生活化。
2020年初，山东博物馆联合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等全国24家文博单位，打造“六合同风——秦文化大展”，力图通过宏大的叙事展现秦国和秦朝的历史、大一统的秦王朝对中华民族2000余年经久不衰的影响以及秦国与齐国等诸侯国间文化的互融共荣。
古国文明再发掘
历史上，齐国和秦国分居东方和西方，齐文化对山东影响至今，为了继续深入挖掘山东古国文明，山东博物馆在2016年举办“山东古国系列展之薛国历史文化展”和2018年“山东古国系列展之小邾国历史文化展”之后，再度挖掘齐国文化，并首次尝试与秦文化对比，旨在挖掘两种文化间的共通性，特别是齐文化对秦文化的影响。
《汉书·王吉传》曰：“《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是古人推崇的一种政令统一的大一统状态。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周天子威严尽失，诸侯林立，战争不断，但是“大一统”的追求始终未变。基于此，展览选取“六合同风”作为标题，旨在从文化交流融合的角度讲述秦文化与不断并入秦统一大业的各诸侯国的文化，特别是山东的齐文化，通过一件件承载诸侯国历史的物件，将公众的视线带回两千年前的东周时期。
陕西和山东分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秦、齐两国的主要版图领域，虽然在这500年间两国直接交往不多，但却在历史上颇有渊源。学界主流认为秦人起源于东方，“东来说”认为秦人嬴姓，其远祖作为东夷的一支，曾与殷商王朝关系密切，是由东夷向西迁于今陇山一带。近些年的考古发掘成果更加支持秦人起源于东方说。秦人起源于东夷，迁移到西垂后慢慢发展壮大，最后在东夷完成帝国统一大业，实现“六合同风”。秦、齐文化同源，均有尚武、尚实传统，并且重利、重人才。在“统一”大业中，齐、秦两国的文化如何相互影响，相互融合，进而影响秦朝统一后两千余年的中国历史，这是每个山东籍观众得以寻找到的文化的根和文化的魂，也是国家视角下的山东古国历史的再度挖掘与发扬。
齐秦尚武风尚再呈现
一首《无衣》开启了秦国百姓应秦王征召，相约从军、共同抗敌的豪情壮志。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展览的序厅以诗经中的这首《无衣》点题，似乎在向观者奏响了秦军奋勇杀敌、所向披靡的战斗号角，展现出秦军横扫六国，一统天下的历史画卷。配以序厅的辅助性装饰，一个红色的小篆体“秦”字和兵马俑头像，将展览的气氛烘托到极致。
据史书记载，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戎族入侵，攻进镐京，周王朝土地大片沦陷，秦国靠近王畿，与周王室休戚相关，便奋起反抗。秦人生活在大西北草莽之间，与游牧民族混居。在秦人看来，尚武并为利益而争是天经地义的。秦人尚武与秦国奖励军功的政策也密不可分。商鞅为秦国制定了一套法律，规定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人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爵位一个、田宅一处和仆人数个。斩获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在这种利益驅使下，出现了《无衣》中描述的这些情景：“周王兴师保边疆，修我铠甲与兵器，你我一起去前方。”或许正是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下，好战的秦军干脆脱掉笨重的头盔和重甲，置生死于度外，冲上战场与敌人拼杀，灭六国平天下。
公元前225年，秦国大将王翦带着60万秦军，杀到楚国边境（淮阳），那个时候最大规模的国家级对决拉开了序幕。在这场战争中，两个来自安陆县的小伙子——黑夫和惊，作为秦军的士兵，挥戈执戟。秦军苦战两年，公元前223年大败楚军，占领楚国江南地。两年后，秦将王贲破齐，俘齐王，六国皆亡，天下统一。1975年，考古学家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衷”的墓葬及陪葬品——两封来自其弟“黑夫”和“惊”的家书，这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家信。“惊”写给兄长“衷”的家信除寄托了“惊”对家人的牵挂之外，还嘱托大哥“衷”给他寄钱和衣服。这封家信实物为我们还原了一个两千多年前秦国下层士兵的真实面貌：他们打仗穿的衣服都是自己做的，花的钱也要家里寄，借钱不还会出人命，冒死的动力全在于官府奖励军功的封爵……这些深埋在地下的历史，让今人得以体味鲜活的生命和温暖的人性，让历史变得有质感、有温度，也让秦军善战好战的精神变得可触摸、可感知。
秦军军容的最佳代表作当然是兵马俑，虽然展览无法将兵马俑陪葬坑完全再现，但是兵马俑的代表之作将再现秦军的庞大气势。展览选取的4件兵马俑实物标本，将秦军英姿飒爽、好战善战的精气神展示得一览无余。第一件是彩绘高级铠甲军吏俑（参考品）。高级军吏俑是兵马俑坑出土的级别最高的军吏俑，又被称作将军俑，目前已发现9件。这件将军俑头戴双卷尾鹖冠，身穿双层长襦，脚蹬方口齐头翘尖履，佩长剑，双手做拄剑状重叠放于腹部。这件彩绘高级铠甲军吏俑是文物工作者利用现代技术、使用矿物质颜料对颜色进行了复原的参考品。兵马俑本来是彩色的，陶工先在烧好的陶俑表面涂一层生漆做底，再用平涂的方式给陶俑上色。生漆具有很强的粘合性，可以把颜色粘合在陶俑的表面。兵马俑出土后，由于环境湿度发生了变化，生漆层干燥收缩，会带着彩绘颜色一起脱落，导致我们现在看到绝大多数都是失色的兵马俑。
第二件是中级军吏俑，他的级别稍低于将军俑，头戴长冠，身穿交领右衽长襦，外披铠甲，下穿长裤，脚蹬方口翘尖履。通常情况下，可以根据陶俑身着的服饰来区分高级军吏俑和中级军吏俑。首先，两者的甲衣不同。中级军吏俑的甲衣前摆短，胸和背的上部无纹饰和花结。其次，两者所佩戴的冠不同。高级军吏俑头戴双卷尾鹖冠，而中级军吏俑则头戴长冠。最后，两者的穿着不同。高级军吏俑身穿双层长襦，而中级军吏俑则身穿长裤。
第三件是跪射武士俑，出土于秦兵马俑二号俑坑，是秦俑坑里众多陶俑之中形象最为独特的一种，它呈跪姿，蹲跪着的高度为1.2米左右。他头绾发髻，面朝前方，目光微微向左前方凝神。内穿战袍，外披铠甲。跪射俑的身形手势，表现出持弓弩操练的动作，造型准确而生动。
第四件是铠甲武士俑，出土于秦兵马俑一号俑坑，属于重装步兵，一般手拿矛、戈、戟等长柄兵器，担负着同敌军格斗的任务。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兵马俑的发髻都是向右边倾斜的，这与秦尚右的传统有一定关系。
秦人早期活动遗址再发掘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秦人的起源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起源于东方，一种是起源于西戎。主流观点认为，秦人系东方嬴姓部族的一支，周灭商，周王朝把部分东夷人向西迁于今甘肃东部天水一带，秦人就是西迁夷人的一支。这在《史记· 秦本纪》中也有记载，商末周初，秦人“在西戎，保西垂”。西垂又称西犬丘，位于甘肃东部的礼县，是秦的第一个都城所在地。1994年抢救性发掘的位于礼县县城以东13千米处的大堡子山遗址是秦公及早期秦人贵族的墓地，很可能是秦人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西犬丘”的所在。大堡子山发现了2座秦公大墓，编号分别为M2和M3，两墓分别埋有玉琮一只，展览展出其一。玉琮是中国传统的玉礼器之一，与玉圭、玉璧、玉琥、玉璋、玉璜并称为“六器”，是祭地之器。古有“天圆地方”说，所以祭地的玉琮为四方柱状，中间作圆筒状，外周多有饰纹，是“外方内圆牙外”的方管形器，此类代表天地的礼器是古代诸侯王、国君祭天祭地的重要器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墓的地位，專家推测可能是秦襄公夫妇并穴合葬墓，也是早期秦人存在的重要物证。
早期秦人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的大西北，时常遭受西戎进犯。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秦国国君八次迁都，呈现出向东迁移的趋势，最后定都咸阳。公元前221年，秦灭齐，秦军横扫六合，最终在东方的齐国完成了统一大业。秦人祖先由东方移至西方，又从西方不断东移，并在东方完成统一，这看似是历史的一种巧合，更是一种“落叶归根”的思乡情缘。
考古发现再证齐秦文化大融合
齐国对秦国的影响广泛而深远，胡适曾说：“秦始皇征服了六国，而齐学征服了秦始皇。”齐国的人才培养，为秦国的强大储备了人才资源。战国时期，齐国在都城临淄稷门之下创建稷下学宫，这是国家创办的高等学校，集诸子百家代表人物于一堂，创造了辉煌一时的百家争鸣。稷下学士对秦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以荀子游秦最具代表。荀子是著名的稷下学士，年仅15岁就在稷下学宫游学，深受稷下学宫先生的影响，后来也成为稷下学宫先生。李斯是荀子的学生，其学得之于齐文化而偏于法家，入秦与秦法家结合，特别是受到商鞅影响，对齐、秦文化融合做出一定贡献。从考古发掘品来看，刻有李斯小篆的度量衡器比比皆是。展览选取了一件两诏铜权，这是秦始皇陵园西侧内外城之间的飤官遗址中出土的三件铜权之一，权上刻有秦王政（始皇）二十六年和秦二世元年统一度量衡的两个诏文。始皇昭文大意是说：秦王政二十六年，皇帝削平了诸侯，统一了天下，百姓安宁，确立了“皇帝”的称号。于是下诏丞相，把不一致的度量衡制度明确统一起来。秦二世昭文大意是：二世皇帝元年（公元前209年），下诏左丞相李斯、右丞相冯去疾，统一度量衡是始皇帝所做的举措，都有刻辞在前面了。如今二世沿用皇帝名号，而刻辞如不称始皇帝，天长日久，好像是后代继位的皇帝做的，不能彰显始皇帝的功德。因此刻这个诏书在左边，不致产生疑惑。这件刻有两代皇帝诏书的铜权再度证明了李斯作为秦始皇的左膀右臂，对统一度量衡作出的贡献。
秦人源于东夷，又最终在齐国实现了统一大业，山东大地上孕育出的齐文化也变成滋养秦文化的重要一环，它们共同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基因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历史典籍上记载了丰富的齐文化和秦文化，而考古发现则展现了一个有呼吸、有生命的鲜活的齐文化和秦文化。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带一路’建设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跨文化传播路径研究”（编号为19BXW077），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博物馆讲解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作用机理研究（编号2020-ZXXW-19）”，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考古遗产保护利用的伦理性案例分析与研究”（编号WL201906050）阶段性成果。
（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山东博物馆馆员）
2020年初，山东博物馆联合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等全国24家文博单位，打造“六合同风——秦文化大展”，力图通过宏大的叙事展现秦国和秦朝的历史、大一统的秦王朝对中华民族2000余年经久不衰的影响以及秦国与齐国等诸侯国间文化的互融共荣。
古国文明再发掘
历史上，齐国和秦国分居东方和西方，齐文化对山东影响至今，为了继续深入挖掘山东古国文明，山东博物馆在2016年举办“山东古国系列展之薛国历史文化展”和2018年“山东古国系列展之小邾国历史文化展”之后，再度挖掘齐国文化，并首次尝试与秦文化对比，旨在挖掘两种文化间的共通性，特别是齐文化对秦文化的影响。
《汉书·王吉传》曰：“《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是古人推崇的一种政令统一的大一统状态。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周天子威严尽失，诸侯林立，战争不断，但是“大一统”的追求始终未变。基于此，展览选取“六合同风”作为标题，旨在从文化交流融合的角度讲述秦文化与不断并入秦统一大业的各诸侯国的文化，特别是山东的齐文化，通过一件件承载诸侯国历史的物件，将公众的视线带回两千年前的东周时期。
陕西和山东分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秦、齐两国的主要版图领域，虽然在这500年间两国直接交往不多，但却在历史上颇有渊源。学界主流认为秦人起源于东方，“东来说”认为秦人嬴姓，其远祖作为东夷的一支，曾与殷商王朝关系密切，是由东夷向西迁于今陇山一带。近些年的考古发掘成果更加支持秦人起源于东方说。秦人起源于东夷，迁移到西垂后慢慢发展壮大，最后在东夷完成帝国统一大业，实现“六合同风”。秦、齐文化同源，均有尚武、尚实传统，并且重利、重人才。在“统一”大业中，齐、秦两国的文化如何相互影响，相互融合，进而影响秦朝统一后两千余年的中国历史，这是每个山东籍观众得以寻找到的文化的根和文化的魂，也是国家视角下的山东古国历史的再度挖掘与发扬。
齐秦尚武风尚再呈现
一首《无衣》开启了秦国百姓应秦王征召，相约从军、共同抗敌的豪情壮志。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展览的序厅以诗经中的这首《无衣》点题，似乎在向观者奏响了秦军奋勇杀敌、所向披靡的战斗号角，展现出秦军横扫六国，一统天下的历史画卷。配以序厅的辅助性装饰，一个红色的小篆体“秦”字和兵马俑头像，将展览的气氛烘托到极致。
据史书记载，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戎族入侵，攻进镐京，周王朝土地大片沦陷，秦国靠近王畿，与周王室休戚相关，便奋起反抗。秦人生活在大西北草莽之间，与游牧民族混居。在秦人看来，尚武并为利益而争是天经地义的。秦人尚武与秦国奖励军功的政策也密不可分。商鞅为秦国制定了一套法律，规定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人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爵位一个、田宅一处和仆人数个。斩获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在这种利益驅使下，出现了《无衣》中描述的这些情景：“周王兴师保边疆，修我铠甲与兵器，你我一起去前方。”或许正是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下，好战的秦军干脆脱掉笨重的头盔和重甲，置生死于度外，冲上战场与敌人拼杀，灭六国平天下。
公元前225年，秦国大将王翦带着60万秦军，杀到楚国边境（淮阳），那个时候最大规模的国家级对决拉开了序幕。在这场战争中，两个来自安陆县的小伙子——黑夫和惊，作为秦军的士兵，挥戈执戟。秦军苦战两年，公元前223年大败楚军，占领楚国江南地。两年后，秦将王贲破齐，俘齐王，六国皆亡，天下统一。1975年，考古学家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衷”的墓葬及陪葬品——两封来自其弟“黑夫”和“惊”的家书，这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家信。“惊”写给兄长“衷”的家信除寄托了“惊”对家人的牵挂之外，还嘱托大哥“衷”给他寄钱和衣服。这封家信实物为我们还原了一个两千多年前秦国下层士兵的真实面貌：他们打仗穿的衣服都是自己做的，花的钱也要家里寄，借钱不还会出人命，冒死的动力全在于官府奖励军功的封爵……这些深埋在地下的历史，让今人得以体味鲜活的生命和温暖的人性，让历史变得有质感、有温度，也让秦军善战好战的精神变得可触摸、可感知。
秦军军容的最佳代表作当然是兵马俑，虽然展览无法将兵马俑陪葬坑完全再现，但是兵马俑的代表之作将再现秦军的庞大气势。展览选取的4件兵马俑实物标本，将秦军英姿飒爽、好战善战的精气神展示得一览无余。第一件是彩绘高级铠甲军吏俑（参考品）。高级军吏俑是兵马俑坑出土的级别最高的军吏俑，又被称作将军俑，目前已发现9件。这件将军俑头戴双卷尾鹖冠，身穿双层长襦，脚蹬方口齐头翘尖履，佩长剑，双手做拄剑状重叠放于腹部。这件彩绘高级铠甲军吏俑是文物工作者利用现代技术、使用矿物质颜料对颜色进行了复原的参考品。兵马俑本来是彩色的，陶工先在烧好的陶俑表面涂一层生漆做底，再用平涂的方式给陶俑上色。生漆具有很强的粘合性，可以把颜色粘合在陶俑的表面。兵马俑出土后，由于环境湿度发生了变化，生漆层干燥收缩，会带着彩绘颜色一起脱落，导致我们现在看到绝大多数都是失色的兵马俑。
第二件是中级军吏俑，他的级别稍低于将军俑，头戴长冠，身穿交领右衽长襦，外披铠甲，下穿长裤，脚蹬方口翘尖履。通常情况下，可以根据陶俑身着的服饰来区分高级军吏俑和中级军吏俑。首先，两者的甲衣不同。中级军吏俑的甲衣前摆短，胸和背的上部无纹饰和花结。其次，两者所佩戴的冠不同。高级军吏俑头戴双卷尾鹖冠，而中级军吏俑则头戴长冠。最后，两者的穿着不同。高级军吏俑身穿双层长襦，而中级军吏俑则身穿长裤。
第三件是跪射武士俑，出土于秦兵马俑二号俑坑，是秦俑坑里众多陶俑之中形象最为独特的一种，它呈跪姿，蹲跪着的高度为1.2米左右。他头绾发髻，面朝前方，目光微微向左前方凝神。内穿战袍，外披铠甲。跪射俑的身形手势，表现出持弓弩操练的动作，造型准确而生动。
第四件是铠甲武士俑，出土于秦兵马俑一号俑坑，属于重装步兵，一般手拿矛、戈、戟等长柄兵器，担负着同敌军格斗的任务。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兵马俑的发髻都是向右边倾斜的，这与秦尚右的传统有一定关系。
秦人早期活动遗址再发掘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秦人的起源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起源于东方，一种是起源于西戎。主流观点认为，秦人系东方嬴姓部族的一支，周灭商，周王朝把部分东夷人向西迁于今甘肃东部天水一带，秦人就是西迁夷人的一支。这在《史记· 秦本纪》中也有记载，商末周初，秦人“在西戎，保西垂”。西垂又称西犬丘，位于甘肃东部的礼县，是秦的第一个都城所在地。1994年抢救性发掘的位于礼县县城以东13千米处的大堡子山遗址是秦公及早期秦人贵族的墓地，很可能是秦人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西犬丘”的所在。大堡子山发现了2座秦公大墓，编号分别为M2和M3，两墓分别埋有玉琮一只，展览展出其一。玉琮是中国传统的玉礼器之一，与玉圭、玉璧、玉琥、玉璋、玉璜并称为“六器”，是祭地之器。古有“天圆地方”说，所以祭地的玉琮为四方柱状，中间作圆筒状，外周多有饰纹，是“外方内圆牙外”的方管形器，此类代表天地的礼器是古代诸侯王、国君祭天祭地的重要器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墓的地位，專家推测可能是秦襄公夫妇并穴合葬墓，也是早期秦人存在的重要物证。
早期秦人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的大西北，时常遭受西戎进犯。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秦国国君八次迁都，呈现出向东迁移的趋势，最后定都咸阳。公元前221年，秦灭齐，秦军横扫六合，最终在东方的齐国完成了统一大业。秦人祖先由东方移至西方，又从西方不断东移，并在东方完成统一，这看似是历史的一种巧合，更是一种“落叶归根”的思乡情缘。
考古发现再证齐秦文化大融合
齐国对秦国的影响广泛而深远，胡适曾说：“秦始皇征服了六国，而齐学征服了秦始皇。”齐国的人才培养，为秦国的强大储备了人才资源。战国时期，齐国在都城临淄稷门之下创建稷下学宫，这是国家创办的高等学校，集诸子百家代表人物于一堂，创造了辉煌一时的百家争鸣。稷下学士对秦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以荀子游秦最具代表。荀子是著名的稷下学士，年仅15岁就在稷下学宫游学，深受稷下学宫先生的影响，后来也成为稷下学宫先生。李斯是荀子的学生，其学得之于齐文化而偏于法家，入秦与秦法家结合，特别是受到商鞅影响，对齐、秦文化融合做出一定贡献。从考古发掘品来看，刻有李斯小篆的度量衡器比比皆是。展览选取了一件两诏铜权，这是秦始皇陵园西侧内外城之间的飤官遗址中出土的三件铜权之一，权上刻有秦王政（始皇）二十六年和秦二世元年统一度量衡的两个诏文。始皇昭文大意是说：秦王政二十六年，皇帝削平了诸侯，统一了天下，百姓安宁，确立了“皇帝”的称号。于是下诏丞相，把不一致的度量衡制度明确统一起来。秦二世昭文大意是：二世皇帝元年（公元前209年），下诏左丞相李斯、右丞相冯去疾，统一度量衡是始皇帝所做的举措，都有刻辞在前面了。如今二世沿用皇帝名号，而刻辞如不称始皇帝，天长日久，好像是后代继位的皇帝做的，不能彰显始皇帝的功德。因此刻这个诏书在左边，不致产生疑惑。这件刻有两代皇帝诏书的铜权再度证明了李斯作为秦始皇的左膀右臂，对统一度量衡作出的贡献。
秦人源于东夷，又最终在齐国实现了统一大业，山东大地上孕育出的齐文化也变成滋养秦文化的重要一环，它们共同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基因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历史典籍上记载了丰富的齐文化和秦文化，而考古发现则展现了一个有呼吸、有生命的鲜活的齐文化和秦文化。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带一路’建设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跨文化传播路径研究”（编号为19BXW077），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博物馆讲解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作用机理研究（编号2020-ZXXW-19）”，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考古遗产保护利用的伦理性案例分析与研究”（编号WL201906050）阶段性成果。
（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山东博物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