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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27—1937年间上海的失业形势十分严峻，随着政局的动荡，战争的频发，工商业的凋敝，农民的离村及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致使上海劳动人口过剩，市民纷纷失业。本文通过大量史实论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失业群体产生的原因，对于现今社会稳定和经济的繁荣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这一时期上海的失业问题也相当的严峻，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于1928年对10个不同行业劳工的同业公会进行了一项调查，155，069的公会成员中，有10，009人失业①。本文拟根据史料对这一时期失业群体形成的原因作一简略阐述。
一、引发失业的内在因素
20世纪30年代，战争的爆发，民族工业的破产与停业，再加上教育体制存在的一些问题等诸多内在原因，致使上海失业形势十分严峻。
（一）战争与上海失业
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国内军阀之间的派系纷争日益激烈。内战不已，不仅影响产业界的不安，阻碍工业的发展，损伤国家的元气，耗费人民的财产，还使国民经济濒于破产，“以致失业问题便严重而广泛的发生出来”②。而军阀的混战与割据局面，又使交通严重梗塞，阻碍了上海工业品往内地流通，因此，各工厂减少生产，大批裁工。
日本侵略者的入侵同样严重的摧残了上海的经济，使一大批工人丧失了工作。上海本为全国工商业之中心，自“九•一八”事变以后，上海受到影响，经济情形，一落千丈。例如南京路一带商店，竟有半数负债累累，营业惨淡，难以支持，被债权人控告于上海特区地方法院，竟达半数以上③。上海公共租界商业状况如此，华界之商业情形更可想而知。可见，因“九•一八”战争而引起的上海经济的衰败及商业的倒闭，而致使了大量在业人员的失业。并且“九•一八”事变后，整个东北地区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而上海粉厂行销向以东北为中心④，至此上海的粉业营业大受打击，销路不畅，存货山积，引得各场相继停工或减工以节制生产，一大批粉厂纷纷裁工，造成大批粉厂工人失业。
1932年，日本制造了“一•二八”事变，闸北江湾吴淞等市区，均变为战事区域，被肆意轰炸，战区工厂被摧毁殆尽，公共租界法租界南市浦东等处工厂，亦因战事影响，停工殆尽，而闸北华界的商号被毁达4204家，房屋被毁1.97万户，损失惨重⑤。据沪战后上海市区委员接受真如后所做真如各区损失统计表可知，只真如一区“商铺损失210，000元，住户18，000元，农户132，000元，庙宇10，000元，房屋60，000元，道路8，000元，桥梁5，000元，至其他损失，尚不计入”⑥。由此可见，沪战使上海遭受了多么严重的经济损失，工厂的摧毁，使产业工人难免遭受失业的灾难，全市的失业工人骤增，只租界上已有十六万华人失业⑦。由战争而引起的上海经济的衰退，在战后并未得到迅速的恢复，战争的破坏和摧残，使上海停市长达三个月之久⑧，且“上海丝厂自沪战复工者寥寥无几⑨”，这致使大量失业工人仍无机会重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二）上海经济不振与失业
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自产生之日起，就对外国资本主义有很强的依附力，一切工商业多仰赖于外人的唾余为生活⑩，不能独立发展，缺乏内在的发展动力，与西方现代化产业相比，不具丝毫竞争力。而上海为中国第一商埠，如以居民人口论在远东各大城市中亦居
第一(11)，因此，上海便成为世界工业竞争之地。这虽促进了上海二三十年代工业的较快发展，但与外资企业相比，民族工业企业在技术、规模、设备、技术上都远远处于劣势地位，不具较强的竞争力。而在这一时期，作为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部门，工业的增长方式，无疑对就业有巨大的影响，民族工业的衰败，使上海失业问题更加严峻。
自马关条约日本取得在华经营工业权后，同时各帝国主义者，也因最惠款条约的关系，纷至沓来，纷纷在上海设厂。其中，纺织业而言，外国在上海的纺织企业拥有雄厚的资本，精湛的技术和进步的机器，华商各厂在厂数上在锭数上，在出纱数量上，均不能与外商相争(12)。此外，因新式的纺织机所制之货品物美价廉，而使上海固有纺织产业因销路不畅而停歇，“上海市丝厂将近一百家，到1929年停业者已有七八十家”(13)。其中沪之厚生纱厂被日商公大纱厂收买，纬通纱厂，也宣告停业清理，三新纱厂，又已与大来输船公司订立合同，以五百万元之代价出售(14)，此外，因经营困难，拟出售于外商者尚有数家。就连作为民族纺织工业中之巨臂的申新纱厂，也被迫拍卖其第七纱厂的五万六千余纱锭，七千一百余线锭，和二千三百余以此为生的工人(15)。在整个民国时期，纺织业一直是上海最重要的产业，据官方统计，1928年纺织业工人占全市产业工人的76.5%(16)，纺织业的衰败，对上海产业工人来说，这无疑于就是一致命的打击，只纺织界的失业工人就是一只庞大的队伍。由此可见，因民族工业的不振，而给上海的就业所带来的危机是多么的严重。
外国“洋货”的倾销，如陶瓷，糖类，丝绸，海产，均以日磁，日糖，日鱼为主，霸占上海市场(17)，而使国货产品滞销，使得上海各行业均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在这种经济萎缩的状态下商店停业或召盘的，为数甚多，据调查，1934年南京路北四川路福州路石路及南北两市繁盛区域的大小商店，即于秋节后停业的亦有一百数十家之多”(18)，又据时事新报登载，称上海商店倒闭的情形如下：洋布绸缎店五家，生活应用物品八家，衣服店九家，饮食店八家，……以上总计八十余家，其他较小而未被发表者，尚不在少数。而各制造业也纷纷减工和停工，仅1934年，制丝业减80%，珐琅，铁器，玻璃，火柴，热水瓶，牙刷等制造业，均减50%，印刷业，电器业，制药业等均减44%，染色业，罐头业，涂料业等均减40%，制油业减百分之35%，制帽业，洋灰业等均减30%，纺织业，橡皮业减25%，洋伞业，化妆品业减50%，而棉纺业方面，停业者已达11家，丝织业方面，倒闭者计达20余家，橡胶业方面，原有50余厂家，所存者也仅有15家左右了(19)。上海素以轻工业为基础，而如今纺织业，丝业，卷烟业，均呈崩溃状态，丝业几乎完全停顿，纺织业虽然苟延残喘，但成本日增加，负债日大，轻工业上如此凋敝，重工业则更无建树的希望。
上海经济不振，各商行企业只好缩短工作时间，减少出货，或者干脆关门停工，而原有业务的劳动者也必随之而失业。据统计上海工人因受工厂停业影响与因工厂减少生产额（缩小范围）而失业的人数如下：
从上表可知，停工减工使上海失业问题变得更加棘手，令人堪忧。
此外，上海市面萧条，百业凋敞，金融界也大闹其恐慌，各银行钱荘接二连三的清理的清理，倒闭的倒闭，1935年只半年时间沪上银行倒闭或清理的就很多，据统计有：中国兴业银行，俭德银行，永安银公司（复业又停业），通易银行，五华银行，华界银行，华侨信托公司，东方等等(20)。银行的不景气加重了工商业的困难与危机，上海经济的举步维艰，使这一时期上海的失业情况更加严峻。
（三）教育问题与上海失业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大批青年学生也饱受失业之苦。并且随着社会情势变迁，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而日趋严重，到1934年，请求救济青年失业呼声，继长增高。上海市教育局，曾于1934年奉军事委员长南昌行营函托办理大中学生失业登记，仅仅登记的第一日前往办理登记手续者共计120人左右(21)。可见，当时上海大学生失业之普遍性。
我国的近代教育制度存在学科设置比例的严重失调的问题，学校课程尤其是大学，多不注重科学实业教育，和社会不相适应，致使大多数大学生皆读政治法律等文科，而忽视了科学基本知识。据统计，1931～1935年文科学生分别是理工实科的2.7，2.6，2.3，2.5，
1.9倍(22)，而上海的教育也同样存在着这类问题。从上海失业者所习之学科分析可知，文、法、商、教育占86%以上，而理、工、农、医等科，尚不及14%，文法等科人才过剩，理科难有失业人员(23)。由此可知，文法科毕业生失业率最高，工科毕业生失业率最低。这一时期，社会实际需要的是大批的实业性人才，但学科设置的不合理，再加上当时“中国青年只知政治是唯一的出路，做官是人生唯一的光荣”(24)，而导致众多学生选择了不实用的文科，因此，大学生毕业的失业问题凸显出来。文法科学生的过剩，实科学生的缺乏，高等教育发展的这一畸形，为青年毕业生失业的一重要原因。
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的教育事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在众多的学校中，擅自滥设者也不在少数。这些滥设的学校师资力量不够，教学设备不完善，在这类不规范学校毕业的学生就难免于失业之命运。当时，各地私立大学之的设立盛极一时，然而多数则名不符实，办学之人，贪鄙无能，敷衍塞责，“拥戴社会一元老，一名流，或一军权，罗致三五有名教授，为学阀做别动队，或为政客开新地盘，政权学权，混为一体，使学校变成地盘，青年化成猪仔”(25)，对所谓高等专门人才，粗制滥造。还有一些仅挂大学招牌，滥用广告宣传，吸取学费，欺诈取才者。1929年教育部呈准颁布私立学校规程，对于不良之私立学校，严加取缔，仅上海一埠，先后令饬停办者，有群治、东亚、新民等九大学及南洋医学院(26)，可见沪上野鸡大学之多。诸如此类学校的毕业生学识不足，能力不符名义之美，无怪乎“毕业就是失业”(27)。此外，学校为创取收益，而有招收学生太烂之嫌，沪上重要各报载有招生广告之大学，几日以来已不下三十所，且皆为比较有名之校，其他公私不甚知之大学，尚不在内(28)。学生自身水平的低下，亦是他们失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1932年全国各专科以上学校之分布状况可知，当时全国共计有104所专科以上学校，仅上海市就有24所(29)，约占全国总数的24%，可想而知，上海每年需要接受多少的毕业生。而作为中国第一商埠的上海，经济相对发达，工厂林立，使得大学生就业时大都会选择这一地区，以便寻找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样，上海本地学校的毕业生再加上外来寻业者，使上海大学生拥挤不堪，致使上海的青年毕业生失业更为严重。青年学生自身的就业心理偏差，对职业挑拣很是严重，高不成，低不就，小事情又不便做，恐有失身份(30)，这是造成大学生失业的又一原因。总之，教育体制的弊端，野鸡学校的滥设，再加上学生自身因素，这些青年学生及知识分子就难逃失业的厄运了。
二、引发失业的外来因素
人口增多使劳动者的人数增多，从而引起失业者的激增。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量移民输入上海，85%的人口来自中国各个地区，“据1932年底的调查，当时上海市人口为3，249，100余人，而到1934年十一月份则已增加至3，464，528人(31)。外来人口的竞争，使本来已供大于求的本地劳动市场更显得人满为患，这使上海失业问题更加的严重化了。
1927～1937年，农村经济不断崩溃，特别是手工制造品，不堪机制洋货的压迫，逐渐归于破产。譬如从前农村妇女一天能纺4两或8两的棉花，现在只要机器的一次转动，便可得百倍千倍于此的数目(32)。在这种劳动机器的采用下，农村手工业因其落后的技术被逐渐淘汰，其原有的经济制度而趋于分化，脱离了他原有的组合，再加上受外国米麦棉输入的影响，我国农产品价格跌落，所得代价，不足以偿生产费用，农村经济的崩溃则就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农业经济的濒临破产，而使人民相率向大都市及沿海交通较便的区域移
动(33)。苛捐杂税的繁多，更增加了农民的负担，遂使农村日渐衰败。农民靠借债过日，深感债主榨取高利的痛苦。据实业部农业实验所之调查，1933年737个县中，负债之农家，占全农户62%，此62%之农民，无一不受债主之榨取，亦无一不在半饥半饿
之中(34)。于是农民因为生计艰难，便放弃耕作，群趋都市，另谋生路。而农村一遇到水旱自然灾荒时，田地更是一片荒芜，农民流离失所。20世纪30年代，全国各地天灾频仍，“1928年，水旱灾害遍及21个省，灾民7000多万，1929年，西北诸省大旱，川鲁洪水，豫皖旱虫并发，1930年，水、旱、虫、冰雹诸灾肆虐黄、淮、长江流域，灾民一千多万，1931年，长江中下游八省洪灾，三十多万平方公里被淹，灾民超过1亿……”(35)，可见，当时全国每年受灾区域之广，灾民之多。这些灾民为了生计，纷纷离村，据中央农业实验所向各22个省一千多县的调查报告可知离村农民去向之百分率，其中“往城市者占59%，往别村者占32%，其他去处不明，或往他处垦荒者，约占9%”(36)。由上可知，农民离村后，主要流向城市，而“中国向以农业为国，农民约占全国80%”(37)，可想而知，当时由农村流入城市的人数何其之多。而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商埠的上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现代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发展，以及随着的城市发展而来的无数工作机会，和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则使大量离村农民蜂拥而至。1928～1933之间，上海人口增加约36万，而广州、南京各增加23万，北平增加13万，汉口增加12万，青岛则增加6万(38)，这更加证明了来到上海谋求新生活的人数之众。
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之后，由于他们缺乏知识和技术，而很难找到工作， “农村难民怀着能在工厂找到一份工作的希望来到上海，然而他们还没有机会踏进工厂的大门，就被迫加入了庞大的都市失业大军”(39)。此外，还有一些从其他城市和地区来上海谋求新的发展机会的人们，这些来到上海的人大多数都是冲着新的工作机会而来的，“中国人有涌入上海租界的趋势，……他们被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吸引到这里来的”(40)，可见，来上海寻求工作机会者也不在少数。还有一些因羡慕都市生活而来上海的移民，在他们看来，上海简直是一个人间天堂，“愿受一厘而为氓”(41)。人口的激增，使上海又增添了数量众多的求职者，而“都市人口增加之量，超过于中外商店所需要雇佣之量”(42)，因此，他们中大部分无法获得就业机会，加重了原本已非常棘手的上海失业问题。
三、引发失业的国际因素
1929年10月，纽约华尔街股票市场形势急转直下，股价狂跌，人们疯狂抛售股票，股市崩溃，引发了一场经济危机。从那年起，经济恐慌可谓日趋尖锐，很快波及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影响世界各国，演变成一场空前规模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银行纷纷倒闭，工商企业大量破产，生产锐减，市场萧条，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很多人濒于破产，失业人数激增，失业风潮之发展，成为世界最大问题(43)，各国失业的人数是一年增加一年(44)。自1929年冬季始，失业人数，有增无减，前途颇不易乐观，据路透社1931年1月20日日内瓦电，欧洲失业人数为1，100万，较1930年前增多一倍有奇，据国际劳工局估计，世界失业者约及2千万(45)。
由上表知，失业问题困扰着世界各国，并且有更加险恶的趋势。各国为了摆脱经济危机，改善本国经济形势，纷纷加强对经济的干预，“1931年英日相继放弃金本位，1933年美国也放弃金本位，1934年美国厉行白银政策”(46)。在美国实施白银政策之后，海外银价飞涨，一般银行和不肖过人都把银运出海图利，到1934年底，上海市中外银行的库存银，合计不过33，000余万元，而在1935年的时候，“据时事新报记载：仅1935年8个月以来全国白银出超，为117，494，000元，上海一埠竟占80%，计为100，740，000元”(47)，这对于上海金融业的影响甚大。此外，西方国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转嫁经济恐慌，用尽种种方法，在豁免出口税之外，更优给奖励金，帮助货品在中国倾销。“自1929年到1934为止，这六年之中，我们购买洋货的入超，两年前最多，几乎90，000万元，去年最少，亦近50，000万元，平均作60，000万元计算，总共就360，000万元。六年之间，流出的金钱如许”(48)，这使上海的经济更加处于崩溃状态，引起经济大恐慌，工商企业的破产，加剧了上海失业人数的剧增。
此外，劳动者因自身原因而失业的也不在少数。如发生疾病，或者因本身具有不良的习气，以致荒废工作，贻误工作，而早企业主斥退的，如好醉酒赌博和吸食鸦片，或天性懒惰放浪不羁等。
综合而言，20世纪30年代上海因受到多方面的影响，而面临着严峻的失业问题。
注 释:
①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20页。
②黄雪邨：《现代失业问题研究》，《社会杂志》第1卷第1期，1931年，第30页。
③陆东野：《上海市工商业之危机及其救济方案》，《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15期，1935年，第27页。
④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7页。
⑤《市政府积极救济失业工人》，《申报》，1932年3月9日。 55页
⑥梁敬亭：《一月来灾情与匪患》，《时事月报》第7卷第1期，1932年，第17页。
⑦《战事中租界华人失业数》，《申报》，1932年2月10日。 671页
⑧黄汉民，许维雍：《荣家企业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1页。
⑨吴承洛：《救济丝业声遍全国》，《时事月报》第7卷第1期，1932年，第25页。
⑩杨炯幼：《我国之劳动问题与劳工政策》，《学术月刊》第1卷第3期，1931年，第4页。
(11)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国立中央研究院出版1932年版，第1页。
(12)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编：《上海之工业》，中华书局1929版，第12页。
(13)潘公展：《现在上海社会的危机》，《社会月刊》第1卷第9号，1929年，第5页。
(14)鲁荡平：《中国工业之危机》，《社会杂志》第1卷2期，1931年，第10页。
(15)吴醒亚：《上海市面恐慌的前因后果》，《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13期，1935年，第7页。
(16)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21页。
(17)何景元：《一年来的上海社会的轮廓画》，《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8期，1934年，第44页。
(18)何景元：《一年来的上海社会的轮廓画》，《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8期，1934年，第44页。
(19)何景元：《一年来的上海社会的轮廓画》，《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8期，1934年，第44页。
(20)周秉维：《上海金融界的危机及其出路》，《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13期，1935年，第23页。
(21)《举办失业登记》，《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1期，1934年，第95页。
(22)《最近五年全国各高教毕业生之比较》，《教育杂志》第27卷第1号，1937年，第276页。
(23)陆东野：《青年失业问题之研究》，《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14期，1935年，第40页。
(24)汪励吾：《中国青年最近之病态》，人生书局出版社，1930年，第14页。
(25)沈云龙：《论平选辑》，《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五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5年，第69页。
(26)十年来的中国第511页。
(27)陈光虞：《大学生失业问题的检讨》，《民鸣周刊》第1卷第12期，第8页。
(28)沈云龙：《论平选辑》，《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五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5年，第260页。
(29)《第三次申报年鉴》，1935年，S—22页。
(30)陈光虞：《大学生失业问题的检讨》，《民鸣周刊》第1卷第12期，第11页。
(31)何景元：《一年来的上海社会的轮廓画》，《社会半月刊》第1卷8期，1934年，第43页。
(32)黄雪邨：《现在失业问题研究》，《社会杂志》1卷1期，1931年，第3页。
(33)刘卢隐：《社会问题的迫切与我们努力的新方向》，《社会杂志》1卷1期，1931年，第1页。
(34)何景元：《一年来的上海社会的轮廓画》，《社会半月刊》第1卷8期，1934年，第50页
(35)熊月之：《上海通史•民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0页。
(36)《二十二省农民离村统计》，《实业部月刊》第1卷第6期，1936年，第181页。
(37)言心哲：《中国失业问题之研究及其救济方法》，《民鸣》第1卷第6号，1930年，第20页。
(38)谭玉秀：《1927～1937中国城市失业问题研究》，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论文，第36页。
(39)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21页。
(40)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41)何景元：《一年来的上海社会的轮廓画》，《社会半月刊》第1卷8期，1934年，第47页。
(42)鲁荡平：《都市与农村》，《社会杂志》第1卷4期，1931年，第11页。
(43)《现在失业问题研究》，《社会杂志》第1卷第1期，1931年，第37页。
(44)鸿馨：《各国妇女的失业与限制》，《东方杂志》第32卷第17号，1935年，第85页。
(45)《世界失业达两千万》，《申报》，1931年1月24日。
(46)吴醒亚：《上海市面恐慌的前因后果》，《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13期，1935年，第8页。
(47)周秉维：《上海金融界的危机及其出路》，《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13期，1935年，第26页。
(48)吴醒亚：《上海市面恐慌的前因后果》，《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13期，1935年，第9页。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这一时期上海的失业问题也相当的严峻，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于1928年对10个不同行业劳工的同业公会进行了一项调查，155，069的公会成员中，有10，009人失业①。本文拟根据史料对这一时期失业群体形成的原因作一简略阐述。
一、引发失业的内在因素
20世纪30年代，战争的爆发，民族工业的破产与停业，再加上教育体制存在的一些问题等诸多内在原因，致使上海失业形势十分严峻。
（一）战争与上海失业
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国内军阀之间的派系纷争日益激烈。内战不已，不仅影响产业界的不安，阻碍工业的发展，损伤国家的元气，耗费人民的财产，还使国民经济濒于破产，“以致失业问题便严重而广泛的发生出来”②。而军阀的混战与割据局面，又使交通严重梗塞，阻碍了上海工业品往内地流通，因此，各工厂减少生产，大批裁工。
日本侵略者的入侵同样严重的摧残了上海的经济，使一大批工人丧失了工作。上海本为全国工商业之中心，自“九•一八”事变以后，上海受到影响，经济情形，一落千丈。例如南京路一带商店，竟有半数负债累累，营业惨淡，难以支持，被债权人控告于上海特区地方法院，竟达半数以上③。上海公共租界商业状况如此，华界之商业情形更可想而知。可见，因“九•一八”战争而引起的上海经济的衰败及商业的倒闭，而致使了大量在业人员的失业。并且“九•一八”事变后，整个东北地区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而上海粉厂行销向以东北为中心④，至此上海的粉业营业大受打击，销路不畅，存货山积，引得各场相继停工或减工以节制生产，一大批粉厂纷纷裁工，造成大批粉厂工人失业。
1932年，日本制造了“一•二八”事变，闸北江湾吴淞等市区，均变为战事区域，被肆意轰炸，战区工厂被摧毁殆尽，公共租界法租界南市浦东等处工厂，亦因战事影响，停工殆尽，而闸北华界的商号被毁达4204家，房屋被毁1.97万户，损失惨重⑤。据沪战后上海市区委员接受真如后所做真如各区损失统计表可知，只真如一区“商铺损失210，000元，住户18，000元，农户132，000元，庙宇10，000元，房屋60，000元，道路8，000元，桥梁5，000元，至其他损失，尚不计入”⑥。由此可见，沪战使上海遭受了多么严重的经济损失，工厂的摧毁，使产业工人难免遭受失业的灾难，全市的失业工人骤增，只租界上已有十六万华人失业⑦。由战争而引起的上海经济的衰退，在战后并未得到迅速的恢复，战争的破坏和摧残，使上海停市长达三个月之久⑧，且“上海丝厂自沪战复工者寥寥无几⑨”，这致使大量失业工人仍无机会重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二）上海经济不振与失业
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自产生之日起，就对外国资本主义有很强的依附力，一切工商业多仰赖于外人的唾余为生活⑩，不能独立发展，缺乏内在的发展动力，与西方现代化产业相比，不具丝毫竞争力。而上海为中国第一商埠，如以居民人口论在远东各大城市中亦居
第一(11)，因此，上海便成为世界工业竞争之地。这虽促进了上海二三十年代工业的较快发展，但与外资企业相比，民族工业企业在技术、规模、设备、技术上都远远处于劣势地位，不具较强的竞争力。而在这一时期，作为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部门，工业的增长方式，无疑对就业有巨大的影响，民族工业的衰败，使上海失业问题更加严峻。
自马关条约日本取得在华经营工业权后，同时各帝国主义者，也因最惠款条约的关系，纷至沓来，纷纷在上海设厂。其中，纺织业而言，外国在上海的纺织企业拥有雄厚的资本，精湛的技术和进步的机器，华商各厂在厂数上在锭数上，在出纱数量上，均不能与外商相争(12)。此外，因新式的纺织机所制之货品物美价廉，而使上海固有纺织产业因销路不畅而停歇，“上海市丝厂将近一百家，到1929年停业者已有七八十家”(13)。其中沪之厚生纱厂被日商公大纱厂收买，纬通纱厂，也宣告停业清理，三新纱厂，又已与大来输船公司订立合同，以五百万元之代价出售(14)，此外，因经营困难，拟出售于外商者尚有数家。就连作为民族纺织工业中之巨臂的申新纱厂，也被迫拍卖其第七纱厂的五万六千余纱锭，七千一百余线锭，和二千三百余以此为生的工人(15)。在整个民国时期，纺织业一直是上海最重要的产业，据官方统计，1928年纺织业工人占全市产业工人的76.5%(16)，纺织业的衰败，对上海产业工人来说，这无疑于就是一致命的打击，只纺织界的失业工人就是一只庞大的队伍。由此可见，因民族工业的不振，而给上海的就业所带来的危机是多么的严重。
外国“洋货”的倾销，如陶瓷，糖类，丝绸，海产，均以日磁，日糖，日鱼为主，霸占上海市场(17)，而使国货产品滞销，使得上海各行业均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在这种经济萎缩的状态下商店停业或召盘的，为数甚多，据调查，1934年南京路北四川路福州路石路及南北两市繁盛区域的大小商店，即于秋节后停业的亦有一百数十家之多”(18)，又据时事新报登载，称上海商店倒闭的情形如下：洋布绸缎店五家，生活应用物品八家，衣服店九家，饮食店八家，……以上总计八十余家，其他较小而未被发表者，尚不在少数。而各制造业也纷纷减工和停工，仅1934年，制丝业减80%，珐琅，铁器，玻璃，火柴，热水瓶，牙刷等制造业，均减50%，印刷业，电器业，制药业等均减44%，染色业，罐头业，涂料业等均减40%，制油业减百分之35%，制帽业，洋灰业等均减30%，纺织业，橡皮业减25%，洋伞业，化妆品业减50%，而棉纺业方面，停业者已达11家，丝织业方面，倒闭者计达20余家，橡胶业方面，原有50余厂家，所存者也仅有15家左右了(19)。上海素以轻工业为基础，而如今纺织业，丝业，卷烟业，均呈崩溃状态，丝业几乎完全停顿，纺织业虽然苟延残喘，但成本日增加，负债日大，轻工业上如此凋敝，重工业则更无建树的希望。
上海经济不振，各商行企业只好缩短工作时间，减少出货，或者干脆关门停工，而原有业务的劳动者也必随之而失业。据统计上海工人因受工厂停业影响与因工厂减少生产额（缩小范围）而失业的人数如下：
从上表可知，停工减工使上海失业问题变得更加棘手，令人堪忧。
此外，上海市面萧条，百业凋敞，金融界也大闹其恐慌，各银行钱荘接二连三的清理的清理，倒闭的倒闭，1935年只半年时间沪上银行倒闭或清理的就很多，据统计有：中国兴业银行，俭德银行，永安银公司（复业又停业），通易银行，五华银行，华界银行，华侨信托公司，东方等等(20)。银行的不景气加重了工商业的困难与危机，上海经济的举步维艰，使这一时期上海的失业情况更加严峻。
（三）教育问题与上海失业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大批青年学生也饱受失业之苦。并且随着社会情势变迁，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而日趋严重，到1934年，请求救济青年失业呼声，继长增高。上海市教育局，曾于1934年奉军事委员长南昌行营函托办理大中学生失业登记，仅仅登记的第一日前往办理登记手续者共计120人左右(21)。可见，当时上海大学生失业之普遍性。
我国的近代教育制度存在学科设置比例的严重失调的问题，学校课程尤其是大学，多不注重科学实业教育，和社会不相适应，致使大多数大学生皆读政治法律等文科，而忽视了科学基本知识。据统计，1931～1935年文科学生分别是理工实科的2.7，2.6，2.3，2.5，
1.9倍(22)，而上海的教育也同样存在着这类问题。从上海失业者所习之学科分析可知，文、法、商、教育占86%以上，而理、工、农、医等科，尚不及14%，文法等科人才过剩，理科难有失业人员(23)。由此可知，文法科毕业生失业率最高，工科毕业生失业率最低。这一时期，社会实际需要的是大批的实业性人才，但学科设置的不合理，再加上当时“中国青年只知政治是唯一的出路，做官是人生唯一的光荣”(24)，而导致众多学生选择了不实用的文科，因此，大学生毕业的失业问题凸显出来。文法科学生的过剩，实科学生的缺乏，高等教育发展的这一畸形，为青年毕业生失业的一重要原因。
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的教育事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在众多的学校中，擅自滥设者也不在少数。这些滥设的学校师资力量不够，教学设备不完善，在这类不规范学校毕业的学生就难免于失业之命运。当时，各地私立大学之的设立盛极一时，然而多数则名不符实，办学之人，贪鄙无能，敷衍塞责，“拥戴社会一元老，一名流，或一军权，罗致三五有名教授，为学阀做别动队，或为政客开新地盘，政权学权，混为一体，使学校变成地盘，青年化成猪仔”(25)，对所谓高等专门人才，粗制滥造。还有一些仅挂大学招牌，滥用广告宣传，吸取学费，欺诈取才者。1929年教育部呈准颁布私立学校规程，对于不良之私立学校，严加取缔，仅上海一埠，先后令饬停办者，有群治、东亚、新民等九大学及南洋医学院(26)，可见沪上野鸡大学之多。诸如此类学校的毕业生学识不足，能力不符名义之美，无怪乎“毕业就是失业”(27)。此外，学校为创取收益，而有招收学生太烂之嫌，沪上重要各报载有招生广告之大学，几日以来已不下三十所，且皆为比较有名之校，其他公私不甚知之大学，尚不在内(28)。学生自身水平的低下，亦是他们失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1932年全国各专科以上学校之分布状况可知，当时全国共计有104所专科以上学校，仅上海市就有24所(29)，约占全国总数的24%，可想而知，上海每年需要接受多少的毕业生。而作为中国第一商埠的上海，经济相对发达，工厂林立，使得大学生就业时大都会选择这一地区，以便寻找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样，上海本地学校的毕业生再加上外来寻业者，使上海大学生拥挤不堪，致使上海的青年毕业生失业更为严重。青年学生自身的就业心理偏差，对职业挑拣很是严重，高不成，低不就，小事情又不便做，恐有失身份(30)，这是造成大学生失业的又一原因。总之，教育体制的弊端，野鸡学校的滥设，再加上学生自身因素，这些青年学生及知识分子就难逃失业的厄运了。
二、引发失业的外来因素
人口增多使劳动者的人数增多，从而引起失业者的激增。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量移民输入上海，85%的人口来自中国各个地区，“据1932年底的调查，当时上海市人口为3，249，100余人，而到1934年十一月份则已增加至3，464，528人(31)。外来人口的竞争，使本来已供大于求的本地劳动市场更显得人满为患，这使上海失业问题更加的严重化了。
1927～1937年，农村经济不断崩溃，特别是手工制造品，不堪机制洋货的压迫，逐渐归于破产。譬如从前农村妇女一天能纺4两或8两的棉花，现在只要机器的一次转动，便可得百倍千倍于此的数目(32)。在这种劳动机器的采用下，农村手工业因其落后的技术被逐渐淘汰，其原有的经济制度而趋于分化，脱离了他原有的组合，再加上受外国米麦棉输入的影响，我国农产品价格跌落，所得代价，不足以偿生产费用，农村经济的崩溃则就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农业经济的濒临破产，而使人民相率向大都市及沿海交通较便的区域移
动(33)。苛捐杂税的繁多，更增加了农民的负担，遂使农村日渐衰败。农民靠借债过日，深感债主榨取高利的痛苦。据实业部农业实验所之调查，1933年737个县中，负债之农家，占全农户62%，此62%之农民，无一不受债主之榨取，亦无一不在半饥半饿
之中(34)。于是农民因为生计艰难，便放弃耕作，群趋都市，另谋生路。而农村一遇到水旱自然灾荒时，田地更是一片荒芜，农民流离失所。20世纪30年代，全国各地天灾频仍，“1928年，水旱灾害遍及21个省，灾民7000多万，1929年，西北诸省大旱，川鲁洪水，豫皖旱虫并发，1930年，水、旱、虫、冰雹诸灾肆虐黄、淮、长江流域，灾民一千多万，1931年，长江中下游八省洪灾，三十多万平方公里被淹，灾民超过1亿……”(35)，可见，当时全国每年受灾区域之广，灾民之多。这些灾民为了生计，纷纷离村，据中央农业实验所向各22个省一千多县的调查报告可知离村农民去向之百分率，其中“往城市者占59%，往别村者占32%，其他去处不明，或往他处垦荒者，约占9%”(36)。由上可知，农民离村后，主要流向城市，而“中国向以农业为国，农民约占全国80%”(37)，可想而知，当时由农村流入城市的人数何其之多。而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商埠的上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现代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发展，以及随着的城市发展而来的无数工作机会，和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则使大量离村农民蜂拥而至。1928～1933之间，上海人口增加约36万，而广州、南京各增加23万，北平增加13万，汉口增加12万，青岛则增加6万(38)，这更加证明了来到上海谋求新生活的人数之众。
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之后，由于他们缺乏知识和技术，而很难找到工作， “农村难民怀着能在工厂找到一份工作的希望来到上海，然而他们还没有机会踏进工厂的大门，就被迫加入了庞大的都市失业大军”(39)。此外，还有一些从其他城市和地区来上海谋求新的发展机会的人们，这些来到上海的人大多数都是冲着新的工作机会而来的，“中国人有涌入上海租界的趋势，……他们被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吸引到这里来的”(40)，可见，来上海寻求工作机会者也不在少数。还有一些因羡慕都市生活而来上海的移民，在他们看来，上海简直是一个人间天堂，“愿受一厘而为氓”(41)。人口的激增，使上海又增添了数量众多的求职者，而“都市人口增加之量，超过于中外商店所需要雇佣之量”(42)，因此，他们中大部分无法获得就业机会，加重了原本已非常棘手的上海失业问题。
三、引发失业的国际因素
1929年10月，纽约华尔街股票市场形势急转直下，股价狂跌，人们疯狂抛售股票，股市崩溃，引发了一场经济危机。从那年起，经济恐慌可谓日趋尖锐，很快波及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影响世界各国，演变成一场空前规模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银行纷纷倒闭，工商企业大量破产，生产锐减，市场萧条，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很多人濒于破产，失业人数激增，失业风潮之发展，成为世界最大问题(43)，各国失业的人数是一年增加一年(44)。自1929年冬季始，失业人数，有增无减，前途颇不易乐观，据路透社1931年1月20日日内瓦电，欧洲失业人数为1，100万，较1930年前增多一倍有奇，据国际劳工局估计，世界失业者约及2千万(45)。
由上表知，失业问题困扰着世界各国，并且有更加险恶的趋势。各国为了摆脱经济危机，改善本国经济形势，纷纷加强对经济的干预，“1931年英日相继放弃金本位，1933年美国也放弃金本位，1934年美国厉行白银政策”(46)。在美国实施白银政策之后，海外银价飞涨，一般银行和不肖过人都把银运出海图利，到1934年底，上海市中外银行的库存银，合计不过33，000余万元，而在1935年的时候，“据时事新报记载：仅1935年8个月以来全国白银出超，为117，494，000元，上海一埠竟占80%，计为100，740，000元”(47)，这对于上海金融业的影响甚大。此外，西方国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转嫁经济恐慌，用尽种种方法，在豁免出口税之外，更优给奖励金，帮助货品在中国倾销。“自1929年到1934为止，这六年之中，我们购买洋货的入超，两年前最多，几乎90，000万元，去年最少，亦近50，000万元，平均作60，000万元计算，总共就360，000万元。六年之间，流出的金钱如许”(48)，这使上海的经济更加处于崩溃状态，引起经济大恐慌，工商企业的破产，加剧了上海失业人数的剧增。
此外，劳动者因自身原因而失业的也不在少数。如发生疾病，或者因本身具有不良的习气，以致荒废工作，贻误工作，而早企业主斥退的，如好醉酒赌博和吸食鸦片，或天性懒惰放浪不羁等。
综合而言，20世纪30年代上海因受到多方面的影响，而面临着严峻的失业问题。
注 释:
①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20页。
②黄雪邨：《现代失业问题研究》，《社会杂志》第1卷第1期，1931年，第30页。
③陆东野：《上海市工商业之危机及其救济方案》，《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15期，1935年，第27页。
④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7页。
⑤《市政府积极救济失业工人》，《申报》，1932年3月9日。 55页
⑥梁敬亭：《一月来灾情与匪患》，《时事月报》第7卷第1期，1932年，第17页。
⑦《战事中租界华人失业数》，《申报》，1932年2月10日。 671页
⑧黄汉民，许维雍：《荣家企业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1页。
⑨吴承洛：《救济丝业声遍全国》，《时事月报》第7卷第1期，1932年，第25页。
⑩杨炯幼：《我国之劳动问题与劳工政策》，《学术月刊》第1卷第3期，1931年，第4页。
(11)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国立中央研究院出版1932年版，第1页。
(12)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编：《上海之工业》，中华书局1929版，第12页。
(13)潘公展：《现在上海社会的危机》，《社会月刊》第1卷第9号，1929年，第5页。
(14)鲁荡平：《中国工业之危机》，《社会杂志》第1卷2期，1931年，第10页。
(15)吴醒亚：《上海市面恐慌的前因后果》，《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13期，1935年，第7页。
(16)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21页。
(17)何景元：《一年来的上海社会的轮廓画》，《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8期，1934年，第44页。
(18)何景元：《一年来的上海社会的轮廓画》，《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8期，1934年，第44页。
(19)何景元：《一年来的上海社会的轮廓画》，《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8期，1934年，第44页。
(20)周秉维：《上海金融界的危机及其出路》，《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13期，1935年，第23页。
(21)《举办失业登记》，《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1期，1934年，第95页。
(22)《最近五年全国各高教毕业生之比较》，《教育杂志》第27卷第1号，1937年，第276页。
(23)陆东野：《青年失业问题之研究》，《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14期，1935年，第40页。
(24)汪励吾：《中国青年最近之病态》，人生书局出版社，1930年，第14页。
(25)沈云龙：《论平选辑》，《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五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5年，第69页。
(26)十年来的中国第511页。
(27)陈光虞：《大学生失业问题的检讨》，《民鸣周刊》第1卷第12期，第8页。
(28)沈云龙：《论平选辑》，《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五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5年，第260页。
(29)《第三次申报年鉴》，1935年，S—22页。
(30)陈光虞：《大学生失业问题的检讨》，《民鸣周刊》第1卷第12期，第11页。
(31)何景元：《一年来的上海社会的轮廓画》，《社会半月刊》第1卷8期，1934年，第43页。
(32)黄雪邨：《现在失业问题研究》，《社会杂志》1卷1期，1931年，第3页。
(33)刘卢隐：《社会问题的迫切与我们努力的新方向》，《社会杂志》1卷1期，1931年，第1页。
(34)何景元：《一年来的上海社会的轮廓画》，《社会半月刊》第1卷8期，1934年，第50页
(35)熊月之：《上海通史•民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0页。
(36)《二十二省农民离村统计》，《实业部月刊》第1卷第6期，1936年，第181页。
(37)言心哲：《中国失业问题之研究及其救济方法》，《民鸣》第1卷第6号，1930年，第20页。
(38)谭玉秀：《1927～1937中国城市失业问题研究》，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论文，第36页。
(39)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21页。
(40)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41)何景元：《一年来的上海社会的轮廓画》，《社会半月刊》第1卷8期，1934年，第47页。
(42)鲁荡平：《都市与农村》，《社会杂志》第1卷4期，1931年，第11页。
(43)《现在失业问题研究》，《社会杂志》第1卷第1期，1931年，第37页。
(44)鸿馨：《各国妇女的失业与限制》，《东方杂志》第32卷第17号，1935年，第85页。
(45)《世界失业达两千万》，《申报》，1931年1月24日。
(46)吴醒亚：《上海市面恐慌的前因后果》，《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13期，1935年，第8页。
(47)周秉维：《上海金融界的危机及其出路》，《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13期，1935年，第26页。
(48)吴醒亚：《上海市面恐慌的前因后果》，《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13期，1935年，第9页。